化解原子弹罪恶

美国在两个日本城市投放原子弹的一年后，一位迁居新泽西肯塔基的神父马文·W.格林无意中看到《纽约客》的一期特刊。该杂志史无前例地用1946年8月31日整版刊登了约翰·赫西采编的有关六位广岛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报道。在翻看赫西的报道时，格林神父很快发现六位幸存者中的一位竟然是他在乔治亚州埃默里大学神学院的同班同学。格林神父得知谷本清神父幸存的消息深感宽慰和高兴，立即给他写了封信。格林还担心占领政府可能会拦截下该信件，但让人惊喜的是他竟然收到了回信并和谷本清开始了通信联系。格林将他重新联系上谷本清的喜讯通知了1939级的其他同学，并向那些没有看到赫西文章的同班同学通报了谷本清幸免于难的好消息。谷本清身处向原子弹遇难者施恩布道的艰难处境，让他的老同学甚为感动，同学们开始汇款汇物帮助他。他们还请求海外卫理公会传教团理事会在占领政府允许日本人出国时，邀请神父谷本清来美国做巡回布道演讲。1948年10月5日，谷本清到达旧金山，开始在全美为期一年半的“福音布道交流活动”，其间他做了472场演讲，听众共计16.026万人。他共募集了1万美元善款——足以重建广岛的教堂。卫理公会的教友们和谷本清的接触联系标志着美国国内人道主义者对原子弹遇难者的早期援助。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从未正式向原子弹遇难者提供任何援助。尽管美国政府建立了原子弹伤亡处理委员会（ABCC）来调查研究原子弹在日本引发的对人体的伤害和辐射，但美国政府却严禁该委员会的医生对实验调查的对象进行医疗救治。美国政府认为给予日本人医疗救助就相当于对投放原子弹的行为表示道歉——这是美国拒不接受的。杜鲁门政府正在计划下一轮威力更大的核弹轰炸，所以担心国内外普遍存在的对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责难声会阻碍美国未来基于核武器的国防政策。美国对原子弹的敏感性意味着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从占领政府那里未能得到任何医疗救助。雪上加霜的是，日本政府此时正被其他更为紧迫的问题所困——1945年8月中旬的日本，不只广岛和长崎，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一片废墟，因此受害者们从日本政府那里也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救助。神父谷本清的首次美国演讲布道之旅标志着在救助原子弹受害者问题上迈出了积极的一步，而此次美国之旅的成功也表明美国人以这种方式——反对官方政策——来减轻他们作为首次使用这种恐怖新武器的民族所怀有的懊悔之情。

在投放核弹轰炸广岛和长崎之后的十年里，美国人一直对核武器持矛盾态度。在有些美国人认为对日本使用“核弹”非常合理的同时，其他美国人仍为此所困扰——无论他们是否相信前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在1947年所作的断言：对日本两个中心城市的快速毁灭确实避免了“百万”美国人的死伤。早在美国政府封杀那些记录核弹爆炸后日本人死亡惨重、生灵涂炭的图片之前，许多美国人已经在逃避面对这些现实了。美国人更愿意“想象着那不可想象的恐怖”场景：有一天美国的城市会遭到原子弹轰炸，而不愿面对广岛和长崎过去和现在所遭受的悲惨现实。如果美国没有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那么只是想象一下这样的灾难场景都觉得不可思议。因此，美国人通过对使用原子弹武器的罪行不置可否的态度间接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尽管一小部分美国人对《基督教世纪》杂志中所谓的《美国原子弹暴行》持有更坦诚的态度，但他们同样对日本人遭受的灾难关注较少，而更关心美国的国际形象或是他们作为基督教信徒的罪恶感。(https://www.daowen.com)

正像两项人道主义计划所例证的那样，重新建立美国人和原子弹遇难者之间的和睦关系，目的在于将美国人对使用原子弹的罪恶感转移到美日之间在情感、道德和政治上的和解。这两项由《星期六文学评论》的编辑诺曼·卡森斯率先发起的人道主义计划预料之中地选择了日本女性和孩童作为项目的援助对象。“广岛少女计划”（1955-1956）为被广岛投放的首枚原子弹“小男孩”毁容的25名日本女性在纽约安排进行了整容手术，“精神的养子”计划（1949年至60年代中期）救助了300名原子弹爆炸的遗孤。尽管“精神的养子”计划开始于“广岛少女计划”之前，且计划实施时间更长，但多年来它却只引起了短暂的关注；相比之下，“广岛少女计划”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专门记录它的著作、文章，甚至还有根据该计划编成的儿童电影。但两项计划都忽视了原子弹爆炸中的成年男性受害者，这也再次证明在战后观念框架中，日本人扮演的是一个需要心胸宽大而明智的美国供养人、监护人及家长的从属者的角色。由于美国政策严禁官方对原子弹遇难者给予救助，于是民间个人的援助对于调和美国人和原子弹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极为必要。这取决于像格林神父和诺曼·卡森斯这样的个人主动通过私人救济行为帮助美国和日本原子弹受害者“和解”。这种个人的救济行为沿用了家庭责任的比喻，美国人好像父亲一样，是受害者们的救星，这种比喻至少可以帮助美国人减轻对广岛人民所遭受的“无法想象的恐怖”的内疚感。“广岛少女”和孤儿分别被比作美国“父母”的“女儿”和“孩子”，这样就顺理成章地将美国人的善行连同权威一并加在了日本人身上。家庭关系的比喻通过强调爱和亲情的纽带帮助美国人掩盖了棘手的社会、政治以及资源的不平等问题。“广岛少女计划”和“精神的养子”计划使得和解成为个人行为，并且使得美国自由主义者们对美日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有了合理的解释。在国家面临的与日本原子弹受害者和解的问题上，两项计划都给予了独特的、从情感出发的解决办法，这有助于美国人以积极的态度疏导他们对原子弹爆炸的罪恶感——具体说就是支持美国核政策的积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