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皇太子开启的窗户

对日本皇室成员进行人性化形象的重塑也针对皇子明仁进行了形象改造。对皇室来说，值得庆幸的一点是这位皇位继承人年纪尚幼，战争期间未曾担任任何政府职位。他在战败前所受的教育是半军事化的——在这点上，他和其他年纪相仿的日本男孩一样——但是日本和美国的媒体很大程度上都有意对此教育背景视而不见。取而代之，他们突出强调的是皇子可塑的幼年期、天真无邪以及从老师伊丽莎白·格雷·瓦伊宁那里接受的美国式的民主教育。

据瓦伊宁所说，天皇亲自要求为皇子安排一位信奉基督教的英语女老师。据说宫内厅从一批候选人名单中挑选了这位贵格会的教徒瓦伊宁，她是个年轻的寡妇，创作过大量的儿童读物。从1946年到1950年在日本的四年间，她教授所有未婚的皇家子孙英语，也教授明仁在学习院（贵族学校）的同学、皇后以及天皇的弟弟。这一时期所发布的皇子的照片中通常都会表现他和面带微笑慈爱的瓦伊宁在一起的场景。有这位母亲般的教师——尽管皇子的每门科目都由其他老师教授，但瓦伊宁的确被表现成了皇子唯一的老师——明仁在美国人看来似乎是受到了那种正确的影响。《读者文摘》曾不无赞赏地称“裕仁的皇子现在正接受一位美国女士的教育指导”。瓦伊宁和日本皇子的关系让人想起另一位西方女性和皇太子的关系：即19世纪安娜·里诺欧文斯和暹罗王子朱拉隆功，通过玛格丽特·兰登出版的《安娜与暹罗王》（1944），他们之间的故事而广为人知。《纽约时报》称里诺欧文斯在她的皇家学生的思想上成功地打下了“强烈的民主信念和人类尊严”的烙印，这使得他后来解放了奴隶，成为暹罗史上“最开明的君主”之一。同样，《时报》发表社论称：“如果瓦伊宁夫人的谆谆教导能让明仁欣赏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将有利于太平洋地区的和平。”

瓦伊宁在回国后，执笔写下了回忆录《为皇太子开启的窗户》，记录了她给明仁当老师的经历，该书曾获得“值得关注作品奖”。该书也为皇室做了有力而积极的宣传。它不仅在美国成为畅销书，而且给人留下了皇室愿意自我改进的印象。为了做到这一点，瓦伊宁煞费苦心地描述了许多“打破先例”的事情，这些事通常关乎的是皇家礼仪中相对细小的方面和她自己在其间起到的作用。宫内厅无疑也强调这些事件的重要性——考虑到她反复使用“打破先例”这样的措辞——而她又将这些突破性事件的重要性传递给了美国读者。例如，她记述说自己是皇子和他的父母所接受的第一个外国人。就皇子的进步而言，当时皇子造的句子“民主制度是最好的政府组织形式”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当时她要求皇子造句的词是“组织”，而不是“民主制度”，所以她认为这个句子反应了皇子独立思考的发展。不论皇子是否信奉这个句子——哪怕他完全理解句子的意思，但考虑到他仍全身心地维护帝制王朝——他所造的句子只是模仿了当时最高盟军统帅部重复到令人厌倦的一句口号而已。任何一个聪慧的日本儿童都该知道说些什么能取悦老师，尤其是美国老师。

伊丽莎白·瓦伊宁是宫内厅和盟军最高统帅部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宣传员。给皇室配备一名美国老师最初实际上是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想法，而不是天皇的主意，这个看似偶然的想法可能是美国当局事先精心安排的。瓦伊宁强调说选择她是天皇的想法，这样就让人觉得天皇不仅是个亲自关注儿子教育的称职的父亲，还是个开明的父亲，希望某个人——外国女性也可以——为皇子开启新的视野。瓦伊宁发现她的学生是一个性格温和、有独立头脑的孩子，而“世界上最神秘的皇室宫廷”的成员们也都表现得优雅得体、通情达理、亲切和蔼。实际上，在瓦伊宁出发前往日本之前，她对天皇就抱有肯定的看法，她从曾在日本住过的人那里听说“天皇是一个清心寡欲、爱好科学研究的人”。瓦伊宁相信天皇不仅“不同意主战派打着他的旗号肆意妄为”，也曾在许多关键时刻试图“避免战争”。当她最终见到裕仁时，她确信裕仁是个和平的拥护者。她认为裕仁“腼腆、敏感、和善友好”。由于瓦伊宁对裕仁评价颇高，她很轻易地就相信了人们对木户幸一的“普遍看法”：他是天皇最亲近的战时顾问，一个罪行已定的战犯，据说他“隐瞒重要信息不报，欺骗天皇”。很明显，瓦伊宁从未想到木户幸一作为一个忠实的皇家奴仆可能是为了保护天皇而承担责难，而事实正是如此。(https://www.daowen.com)

日本战败后，保护天皇免受指控是他的首要职责。东条英机在战争军事法庭上的证词中声明没有任何一个高级官员敢违背天皇的意志，这之后木户幸一指示东条英机将军收回声明，很快他在有机会的时候便遵命行事了。

然而瓦伊宁没能遵守她临别时对皇子和贵族学生们的教导：“不论是谁说的，都不要轻信你所听到的一切。不要轻信报纸上你所看到的一切，不要不加考虑地相信他人的观点。自己要试着找出真相。”她在书接近尾声的部分承认她所了解到的和欣赏的日本人都是日本的精英阶层。这一点是不为人民拥戴的首相吉田茂给她指出的，但她举出许多她接触过的老师和农妇来试图为自己辩解。然而，瓦伊宁似乎也染上了日本上层阶级对下层人民的不信任，她曾将日本的农民阶级描述成战前和战时“年轻的极端民族主义军官”的来源，以及战后“共产主义的温床”。她忘了提及由于大萧条在日本农村造成的社会动荡给农民带来的贫穷和苦难生活。相反，瓦伊宁秉持着城市日本精英阶层的观点，并且赞美他们——尤其是皇室成员——就好像这些精英对待其他人也像对她一样谦恭有礼、充满爱心。尽管她的观察细致入微，她似乎还是从表面现象来评判他人的。充满热望的询问、无数充满善意的举动、皇室和其他日本人馈赠给她的礼物，无疑都是在努力（或许出自真诚）表现他们最好的一面。而瓦伊宁本身机智谨慎、考虑周全、礼貌恭敬，这也有助于他们顺利地完成自我表现的任务。瓦伊宁的回忆录彻底提升了皇室的形象，如果她被选作皇子的教师真是纯属偶然的话，那她的作为对皇室家族、盟军最高统帅部和美国的政策而言实属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