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条和其不正常的男性气质
同时，在这个时期，东条英机将军这样一个人物的存在对战后皇室的对外宣传是幸运而又有利的。战争的大部分时期，东条的角色都是敌人的代言人。直到1944年后期，他一直担任首相，所以在美国新闻界报道的都是东条而非天皇宣布的声明。美国的民众读到和听说的报道都是有关东条批评美国伙同其他列强试图“扼杀”日本；东条美化此次战争；东条号召建立东亚共荣圈；东条力劝日本人民继续战斗。据新闻记者克拉克·李报道，美国人把东条看做“一个邪恶的、可怕的、野蛮的、增添了东方神秘主义危险的希特勒”。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宣称希特勒和东条将“尼禄、卡里古拉和阿提拉的所有非人的凶残和暴虐合而为一”。但是，尽管日本是一个像德国和意大利一样国民自由受限的威权国家，但东条绝不是一个军事独裁者，也从没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些所谓的相应对等人物掌握的权威。即使没有东条，日本的帝制统治、它的侵略扩展政策甚至是那些煽动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极端民族主义青年军官都依然会存在。但是由于东条一直是帝制日本的首要代言人，美国人认为将他作为所有敌意的始作俑者很方便，这样做也有效推进了决策者们试图开脱天皇战争责任的目标。凯利和瑞安解释道，天皇裕仁只是“东条的一个传声筒”。
批评指责东条为战争的主要发动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日本同行的做法为二战轴心国的盛衰故事做了个结构上的阐释。东条的秃头、小胡子、圆眼镜、凶残的表情构成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在许多用单个人物形象代表敌国的政治漫画和宣传报上，东条的形象就代表了日本。珍珠港事件爆发几个星期后，在题为《如何区分日本佬和中国人》的文章中，《生活》杂志使用东条而非天皇的面部来图解说明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面容特征上的差异，同一周，《时报》刊登了该文章的姊妹篇《如何区分朋友与日本佬》。至少有一个政府机构，美国作战新闻处，努力使裕仁置身于宣传之外，而东条则成了很好的替代品。
东条是一个很合适的衬托天皇的角色，因为他恰好吻合这么一个高深莫测的、“东方”罪恶的策划者，现代傅满洲的角色。美国人本可以根据种族划分的标准将东条视为“增添了东方神秘主义危险的希特勒”，但他的面容和行为让美国人想起了典型的、邪恶的亚洲流氓。东条像傅满洲一样，似乎怀有一些宏伟的幻想，企图发泄自己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仇恨，妄图征服全世界。与其他日本战时领导不同，他总是被区别对待。例如《生活》杂志的一篇记叙东京战犯法庭的文章中指出东条在法庭上仍固执地继续穿着军装，而其他也如此穿着的人却未被提及；文章还称东条是最无悔意的；有可笑的小插曲时，别人都是“大笑”，东条却“冷笑”；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木户幸一表现出的是“祈祷者的态度”，而东条则是“高傲轻蔑的态度”。傅满洲的创造者萨克斯·罗默将其描述为“人形化身的黄祸”；在有关战后日本的文章报道中，东条被刻画成了这样一个人形。
罗默的系列畅销小说使得傅满洲成为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美国人家喻户晓的人物。甚至是那些从不读书、听广播新闻、看电影或热衷连环漫画的美国人都知道傅满洲代表了什么。原书所围绕的故事情节是傅满洲教授试图打败西方殖民地的亚洲专家奈兰·史密斯。双方都企图用超群出众的知识和对对方文化的熟练掌握来击败对方。罗默的小说探讨了人类社会上升时期存在的对现代性、种族、国家和男性气质的担忧焦虑，然后他试着通过表现白人的胜利以及白人文明的启智性、优越性和道德正义性来解决这些焦虑。与史密斯不同，傅满洲好色淫荡，企图对白人加以施虐受虐狂式的统治——两性都不放过，因为他是两性畸形的阴阳人。但是傅满洲总是被打败，因为他的盎格鲁—撒克逊对手是一个具有成熟男性气质、杰出的白人代表，他可以控制自己潜在的躁动不安的感官欲望。相比而言，傅满洲是亚洲人，无法压制自己想统治世界的情绪化的歇斯底里的欲望，他男性自控力的缺失导致了他一次次的失败。
美国人把傅满洲视为典型的、穷凶极恶的东方流氓，于是在其他虚构的或真实的亚洲流氓身上，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同样的残暴和企图占有和控制白人男性和女性的性欲/同性恋欲望。这点在战时流行的日本人形象中表现得很明显。尽管在这些代表形象中，日本敌人穿着军装，并没有炫耀长长的指甲或是穿着好莱坞制造的傅满洲或《袁将军的苦茶》（1933）中袁将军这种亚洲流氓穿着的长长的飘拂的绸袍，但他们还是被刻画成了白人男性和女性的威胁。在战时的宣传画中，“军国主义日本佬”被描绘成色迷迷的、淫荡的强奸犯，就像电影《紫心勋章》中那个日本的流氓将军（理查德·卢）对待美国囚徒一样，该片以在第一次空袭日本的杜立特轰炸中被俘的飞行员的故事为蓝本。这些日本人在影片中的形象总是一成不变地留着胡子——“傅满洲”式的铅笔粗细的一小绺胡子——他们的形象是偏离那种直率坦白、正直诚实、高尚荣耀以及坚韧不屈的男性理想形象的。在和对手势均力敌时，他们就表现得奸诈狡猾，背后作祟；当对手处于弱势时，他们就表现得残暴不仁，耀武扬威；而在他们失败的时候，他们就表现得歇斯底里，情绪激动。
维多利亚时期，日本人被视为“纵情欢娱”的民族，生活在幼稚的不变的“仙境”中，这种已有的观念和现在有关种族
化的、偏离的男性气质的观点以及黄祸的看法相互交织贯穿。不像20世纪美国人的看法，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并没有把“行为古怪”、“寻欢作乐”、“娘娘腔”等词汇和同性恋联系在一起，但这一时期的人们的确是将这些说法和“真正”的成熟男性所具有的责任感、“异性恋者”、直率坦诚的反面特质——矫揉做作、装腔作势、毫无顾忌的快乐享受、不成熟、没有责任感——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在美国大众文化中盛行的观念是日本人偏离了男性标准——他们要么是《天皇》中可爱或可笑的样子，要么像以傅满洲博士为代表的亚洲流氓那邪恶的样子。日本人和日本文化那令人着迷的“奇妙之处”和亚洲恶行那邪恶、令人质疑的男性特质似乎是硬币的正反两面。正如凯利和瑞安所言：“我们认识到这些如此具有艺术感的东方人能将品茶和茶花转变成某种神秘的仪式，那么也就能对俘获的美国空军飞行员实施惨无人道的罪行。这些特有教养的日本佬在用竹签子戳盟军战俘的双眼时也技艺不凡。”
这些日本人或许表现得很现代，甚至受了西方的文化同化，但是在许多人眼中，他们就像露西·克罗克特所指出的那样，还是留有“文明掩盖下老旧思想”的野蛮人或虐待狂。威廉·约翰斯通在战争结束时为“太平洋学会”所写的文章指出了同样的主题：“从根本上看，我们以及所有日本企图扩张征服的民族都没能认清在日本鼓吹的现代主义的掩盖下，他们实际上是一个仍在实行专制的、军事化的、封建主义思想和组织结构的国家”。在这些描述中，日本不仅欠发达、守旧，还是独裁专制统治，军国主义的化身。将日本描述为“封建”的做法使得美国人将自己的占领行为视为对宿敌的帮助改善。将日本的军国主义描述为“封建”的做法则合理化地说明了美国同日本社会的不同，也起到了区分美国和帝制日本军事力量差异的作用。
在关于日本领导者进入美国精英学校学习的话语中也存在着“黄祸”的威胁。就像小说中的傅满洲博士一样，日本人似乎在努力寻求西方的知识技术，以期掌握后“师夷长技以制夷”。例如在影片《紫心勋章》中，那个油滑的律师用稍带欧洲腔的英语流利地向美国战俘介绍自己毕业于常青藤联盟的名牌大学。其中一位战俘不为所动，反驳他，并挑衅地宣称他取得的只是州立大学的文凭。在现实生活中，当《纽约时报》提及年轻日本外交官加濑俊一的名牌大学文凭时，它笔下的“哈佛学生”加濑是诡计多端又阴险奸诈的。在此，《时报》表达了哈佛大学是一个提供潜在危害性学习的地方。战后新闻媒体上反复出现日本领导人有常春藤名牌大学学历的报道，对此的另一种看法是：有些新闻记者暗示在西方接受过民主教育的“有理性的”日本人有可能成为美国可靠的伙伴。这主要是美国国务院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态度，其他人仍对此持有怀疑。克拉克·李对美国官员同讲英语的日本精英之间的亲密友好关系持批评态度；他称这将导致国务院长期“对君主统治和保守政权表示支持的倾向”。
新闻媒体强调东条的异常奸诈和残暴特性以及其他“军国主义分子”是“东方”流氓的典型代表的做法，有助于美国撰稿人和形象塑造者将他们和裕仁这个“家居男性”区别开来。尽管东条实际上也是个家居男性——比起天皇，他和自己妻儿的关系更为亲密——但他却在许多方面成为了高傲、固执的战士和爱国主义者的化身，他为所有人唾弃，还被一些美国人讥讽为爱修饰且稍嫌阴柔的前战争罪恶策划者。就像美国内战后，杰斐逊·戴维斯为了躲避胜利的联邦军队而穿着女裙乔装打扮一样，或是像战败的赫尔曼·戈林一样“脸红得像莱茵河畔的少女”，舆论对东条男性特质质疑的说法不胫而走。对此，一个生动有力的例证就是美国新闻舆论对东条自杀未遂的描述。
1945年9月11日，在美国当局前去拘捕东条时，他试图自杀。但他自杀未遂，美国人随后戏称他的自杀为“搞砸了”。新闻记者们的占领期回忆录中通常都会记录这一事件，或许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亲历了这一幕。显然，东条即将被捕的消息走漏了风声，一群记者和摄影师都赶往东条的住所。这位前首相拒绝露面，当外面的记者们听到一声枪响急忙冲进去时，看到的是躺在沙发椅上血流如注的东条。他瞄准的是心脏，但子弹却打穿了他的肺。在这些美国人等待东条咽气的过程中，摄影师们摆弄着他的肢体，就好像他是个人体模型（另一种人偶），为了拍到东条最好的姿势，他们一会交叉其两腿，一会又分开。伴随着闪光灯的连续快速闪烁，摄影师们指引着彼此：
“把东条的头稍往右移点……就这样……很好……请您移开一点好么……我想拍一张东条拿着手枪的样子……能帮忙把枪压紧在他手里么？……这只苍蝇又来了……我一定要拍张这样的（苍蝇趴在东条的前额上）。”
另一边，新闻撰稿人们则试图扑捉到他们认为可能会成为将军最后遗言的只言片语。东条面部痛苦地扭曲着说道：“大东亚战争是合理正义的……我等待着历史的评判。”东条至死不悔的事实将使他在大部分美国人眼中永远声名狼藉。(https://www.daowen.com)
美国人充分利用了将军企图自杀的大场面。一些小的器物被偷偷的塞进口袋当成纪念品：如毛笔、橱柜上的小摆设、自动手枪等等。一些人甚至用手帕在地上沾了些东条的血，更有甚者“从东条浸满鲜血的马裤上整齐地剪下了一角”。克拉克·李回忆说：“我看到从窗外伸进来一只手，沿着窗台摸索到一个皮枪套，然后又拿了一把武士刀。”这个小偷是一名摄影师，他把刀塞进了右腿的裤子里，然后一瘸一拐地朝吉普车走去，但是一个宪兵叫住了他：“走得不错……但是请奉还!”当新闻和摄影记者们采编了报道、拍完了照片、获得了新发现、得到满足之后，每个人都开始等着东条咽气。据他们自己的个别叙述及凯利和瑞安的记述，当时克拉克·李和哈里·布伦迪奇试图加速前首相的死。李在打电话时，有人误报说东条已经死了，于是李让电话那一边的同事“快速发布”该消息。等到李得知东条仍一息尚存
1945年9月11日，前首相东条英机自杀未遂。摆弄他的肢体——据两位美国记者称，是为了加速他的死亡——适得其反，却救了他的命，以待日后的审判和处决。盖蒂图片社。
时，电话旁早就排起了长龙，他已无法更正之前的误报。绝望中，他叫布伦迪奇帮他来回翻动东条的肢体以加速他的死亡。他们以为这样做能使东条失血更快，但事与愿违，他们翻动东条肢体的动作造成的两处大出血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如果他们没有翻动东条的话，他可能已经因为肺部充血而死，但是这两个急着想促其早死的美国人却救了他的命，待日后送上绞刑架。
看到东条没有死，李、布伦迪奇还有其他美国人很是失望，转而开始批评东条是懦夫、胆小鬼。一位记者说“这个黄皮肤的杂种连用刀自杀的胆都没有”。另一位记者坚持说东条将军自杀未遂确定了他之前的怀疑，“证明了东条女人气的一面”。他接着说道：
有谁听说过男人会选择瞄准心脏来自杀的？见鬼，从来没有。他们会拿枪指向嘴巴、耳朵或是太阳穴。相反，史上没有一例女性自杀是瞄准脸部的。她们总是穿戴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用枪射向自己的胸部。她们不想死的时候毁坏自己的面容。东条和她们一样，也不想如此。
东条曾解释说他射击自己的胸部是为了死后人们好确认他的身份，不至于对于他的死心存怀疑——就像德国人怀疑希特勒的死一样——让美国人以怀疑他的死来做文章。但是这位记者没听到这些，或是对此解释不信服。他称“在这些虐待狂身上”存在着“同性恋的倾向”，并争辩说“有数据表明日本的陆海军中同性恋人数的比例远远多于世界上其他的军队”。该记者进一步认为正是因为日本女性“从她们本国男子身上得到的爱少之又少”，所以她们才会爱上宝塚歌剧团里女扮男装的女性演员。于是，在美国人的观念中，日本整个国家都有点变态。因此在美国人眼中，东条偏离男性标准的表现之一就是他的性变态。
在战后阶段，美国人也常常将纳粹归为性变态的行列。一位战后精神分析专家曾把纳粹对犹太人的仇恨比作男同性恋者对女性的仇恨，并观察指出了“纳粹统治上层对同性恋的偏好”。战后，美国人给德国人和日本人打上性变态或女性化的标签，这是美国人同他们的宿敌保持距离，以显示自己优于他们的又一手法。对美国人而言，德国人和日本人都是“阴险”罪恶的化身，是隐蔽的、邪恶的、女性化的威胁的化身，同美国人认可的“正常”美国成年男性健康向上、性取向正常、直率坦诚、沉着冷静、坚毅勇敢、遵纪守法的形象恰恰相反。换言之，敌人的邪恶正是因为他们偏离了标准的成熟男性所应有的特质。
因为美国人用双重解释看待他们同日本的种族、文化、社会和政治差异，大部分美国决策者、批评家和政客们不认同或不承认他们自己的民族也曾使用过类似于日本人的作法。
正如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一次于1943年进行的战后对日政策的评议过程中所言：日本人必须成为“一个安分守己，爱好和平的民族”，对日的这一要求是伴随几个世纪前日本建立的政治经济保障体系的优势应运而生的。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阻止日本发动另一场残忍的侵略战争的总目标是值得称赞的，但美国人在谈到日本时却无根据地判定美国人民一直并且将继续是一个“安分守己、爱好和平的民族”，不像那些“强盗似的军国主义分子”。美国人看得到日本人企图侵占他人领土时的罪恶变态行为，却未能注意到他们自己是如何用同样的方式，背弃约定，强取豪夺他人领土。国际远东军事法庭拒绝在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审视帝国主义的罪恶，以及战争胜利者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这显然使试图惩罚先发制人的偷袭战那令人赞颂的目标减色不少。显然，军事法庭不想揭露帝国主义的非法性，因为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都有过或近期曾经有过殖民地。印度代表拉德哈比诺德·帕尔是法官中唯一一位国际法专家，他据理力争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法律方可有效。
美国的新闻撰稿人和媒体发现日本民众对东条的自杀未遂也持鄙夷蔑视的态度。日本人将其视为失败者或伪君子，他没有身体力行自己在战争期间对日本人民的鼓励：宁死不屈。他们不解的是东条为什么没更早地选择自杀。美国人得知日本人因东条从开始就让整个日本卷入战争而鄙视厌弃他，称其为“那个笨蛋”（“そのばか”）。《新闻周刊》报道称“日本人深受伤害：东条难辞其咎”；《纽约时报》在1945年9月中旬刊登文章“日本人民指责东条的愚蠢错误”。词组“没用的东条”和“巧克力”、“香烟”、“吉普车”一样进入了日本人有限的英语词汇。《生活》杂志报道说东条被他人嫌恶，甚至连在大森监狱服刑的其他日本战时领导都排斥他，拒绝和他一起散步、下围棋、进餐或是和他说话——除了简单的“是”或“不”以外。后来在战犯审理过程中，另一位被告——大川周明，后因精神状况不稳定而被释放——庭审时在东条的秃头上打了一巴掌。所以克罗克特在称东条是“日本国的替罪羊”时，她确有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