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的叛国审判

1946年11月，威廉·L.布鲁斯和妻子前往洛杉矶市中心的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购物。这位年轻的退伍军人是1942年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之后他熬过了三年的战俘生活，战争的最后一年他在日本本州岛的大江山战俘营做工。现在布鲁斯已经恢复了正常生活，正想在西尔斯·罗巴克买台除草机。他一转身，不小心碰了别人一下，正说着“对不起”，但当他看到眼前的这个人却惊呆了——这是一个面容熟悉的戴眼镜的亚洲男人。这个男人似乎并不认识他，而布鲁斯也是过了好一会才想起这个亚洲男人的名字，后来他曾解释说他之前从未看过这个人“穿便装”的样子。随后布鲁斯认出了这个男人：他叫“川北”，是大江山那个令人憎恶的日本战俘营里的“铁腕暴力”人物之一。这一发现让他愤怒不已。这个日本佬在这里干什么，竟然在美国自在地闲逛？

布鲁斯开始尾随着这个亚洲男人，妻子注意到丈夫突然的变化，跟在他身后关切的问：“天哪，你怎么了？”，他回答道：“我发现了一个坏家伙，我要杀了他，”听到这，妻子着实吓了一跳，大叫道：“你疯了——别冲动！”或许是妻子的话提醒了布鲁斯，他小心翼翼地不被发现，跟着这个男人走出商场来到了一辆浅绿色的福特水星轿车前，记下了车号，随后报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1947年6月5日，事发八个月后，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26岁的日裔美国人川北友弥。洛杉矶的大陪审团指控川北友弥犯有13项叛国罪，每一项都指向一宗虐待战俘的罪名。

川北友弥是二战后因叛国罪受审的两名日裔美国人之一。另一个名为户栗郁子，她的罪名是——现在大部分人认为不公正——在东京电台进行广播宣传。人们都称她为“东京玫瑰”，尽管她在战争期间从未使用过这个名字。她是一个神秘人物，没人确切知道是否确有其人。巧合的是川北友弥和户栗郁子属于同一个日裔美国人的教会加利西哥联合教会，都在教会开办的日语学校学习。在户栗郁子还读小学的时候，全家就迁到了加利福尼亚的其他地方，而川北友弥一直在加利福尼亚的加利西哥长大，并读完了中学。1939年，中学毕业后，川北友弥随父亲前往日本看望祖父。他的父亲是个成功的杂货商和批发商，返回美国时，父亲让18岁的川北友弥留在了日本，先是在为日裔美国人开办的预科学校里学习，然后在1941年3月进入明治大学读书。和户栗郁子不同，川北友弥把名字载入了他家的户籍以确保他享有日本公民的权利及保障日后的就业问题。

1943年8月，川北友弥开始在大江山镍工厂当翻译，这是一个集采矿和金属加工为一体的工厂，靠近日本海，离京都有一百多公里。二战期间，该工厂使用了盟军的战俘作为劳工在浅表矿井中劳动。川北友弥为管理战俘营的日本军队工头和战俘之间担任翻译，这些战俘有英国人、加拿大人、中国人，在1944年后期和1945年初期，大约有400名美国战俘——大部分都是1942年在巴丹被俘的。还有两个日裔美国人在那里做翻译：一个是川北友弥童年时的伙伴藤泽明示，在战俘营做翻译，另一个是井上信行，在工厂的行政管理部门做翻译。

战争结束后，川北友弥在回东京之前曾留在大江山给美国人当翻译。他在12月向美国领事馆申请恢复他的美国护照，当时他对自己的日本公民身份的辩白是1943年他迫于强大的压力才登记户籍。审查官已经反复听过许多急于离开日本这个满是战争疮痍之地的日裔美国人讲同样的故事，所以对他并没有怀疑。当一份第八军最高司令官的检查记录显示他很清白后，领事馆于1946年6月给川北友弥颁发了新的美国护照，8月初，他返回美国。同年11月，当布鲁斯在西尔斯·罗巴克发现他时，他已经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名学生了。(https://www.daowen.com)

接下来1947年对川北友弥的审判必须放在冷战的背景下来讨论。他的审判是和其他二战叛国嫌疑犯共同进行的。大部分嫌疑犯在战争结束后几个月内都接受了调查，但是都被释放或获得了自由。对大部分人的正式起诉是在好多年之后才开始的，那时他们才正式受审并定为叛国罪。在不同的审判中，户栗郁子、约翰·戴维·普罗沃、马丁·詹姆士·蒙蒂、赫伯特·约翰·伯格曼和所谓的“轴心萨利”玛格丽特·伊丽莎白·吉拉都因战争期间曾为敌军作广播宣传而被定罪。和川北友弥一样，他们也都在1945年至1946年被收审调查，之后又被释放，而后在1947到1948年冷战真正开始后，他们被司法部正式起诉。冷战时期对叛国罪的审判以及当时对红色恐怖间谍的审判使得联邦政府能够对不忠叛逆的个人进行惩罚示众。所以，对川北友弥的指控可以被视作是更大范围的冷战遏制策略的一部分。

更具体地说，川北友弥体现了美国人对不忠叛国和鬼鬼祟祟的日本冷战同盟所怀有的忧虑。他代表了那些内心充满怨恨的少数族裔男性，因为主流社会拒不将他们作为成熟的成年人对待。新闻报道、起诉的证词以及法庭对川北友弥的描述是：川北友弥感觉他的男性气质受到了公然的侮辱，于是采取报复行动，但是同时他们也表示川北友弥的确缺少男子气概。在美国大众的认知中，不忠背叛、女性特质或胆小怯懦常被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些犯叛国罪的个人或民族太懦弱或没有能力正面进攻，于是就暗箭伤人。在美国，这种性别化的话语将缺乏男子气的、狡猾的、无理性的懦夫归为一类，而与之相区别的是有男子气概的、正直坦率的、勇敢的美国人。这种过于简化的对立二分法有助于美国人发泄他们对珍珠港事件的愤怒，通过构建这种话语来自我补偿：正义属于美国，我们应当尽一切必要之手段惩罚这些“懦夫”。一些叛徒是没有男子气的懦夫，他们无法坚守战斗，无法坚守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而屈服于敌人的要求。川北友弥代表了“道德力量薄弱”的懦弱个体，只有在美国同胞虚弱无力、没有防备的时候，他才敢壮起胆来，只有在欧美人成为战俘，力量被非常态地削弱时，他才敢大打出手。

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惩治川北友弥以示对其实施拘禁的正义合理性。对他进行指控的目的与此恰恰相反：川北友弥是被作为一个“邪恶的”日裔美国人展示给人们看的——正如东条是个“邪恶的”日本人一样——他是那些占绝大部分的“和善”、忠诚的日裔美国人中的一个例外，通过这样的展示，美国政府和媒体敦促美国人民能和平地接纳日裔美国人，同时仍可表达对川北友弥的民族仇恨，但他们却否认这是种族主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政府指控川北友弥的事件逆转了“日本佬就是日本佬”这一臭名昭著的观点。日裔美国人在战争期间被孤立和迫害，现在他们目睹了美国政府为了惩罚一个日裔美国人，而实际上在宣称“美国佬就是美国佬”。

尝试将日本重塑为战后同盟与努力展现日裔美国人是可敬的美国公民是分不开的。但这些努力是在对日本民族广泛且持续存在的敌意和不信任的情感中进行的，对此种情感也是一种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川北友弥的审判可被视为美国在努力将罪行具体到个体，以驱除过去的敌人。在东京战犯审判过程中，美国人在理清和惩治日本人罪恶的同时也认识到了日本人的优秀之处。同样地，川北友弥选择叛国的行为和大部分日裔美国人，尤其是第442作战部队中的日裔美国士兵所做的精忠报国的正确选择形成了强烈对比。川北友弥的叛国审讯重申了大部分日裔美国人对美国效忠的事实。川北友弥和东条与其他日裔后代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固执己见、刚愎自用以及他们那些宏伟邪恶的妄想。这种“东方人的”变态和奸诈仍旧潜存的事实表明美日之间从表面上看来安全、悬殊的力量对比关系下潜藏着破坏和危险。川北友弥的案例为美国人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来厘清战前就存在的忠诚、爱国、种族歧视及民族仇恨等概念的歧义，以便更有效地投入冷战。案件审理期间，在这个本应是增强双边和谐关系的演出中，美国政府和新闻媒体都试图精心调整那些不和谐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