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贴上的浪漫标签：“封建的”日本文化
麦克阿瑟的言论也为解释战后美国为何常称日本为“封建”社会提供了线索。美国过于频繁地使用“封建”一词，英国记者昂纳·特雷西嘲讽驻日美国人将日本人的一举一动都打上“封建”标签的做法。她记述道：“某种习俗或制度只要被冠以封建之名就会遭到美国人盛怒的全力抵制。”特雷西从一个英国观察者的局外人视角来看，认为美国人对封建一词的读法和使用都略显滑稽，但美国人却一本正经地使用着它。美国人言称日本“封建”，合理地解释了为何美国这样一个年轻的文化能够成为日本文化的导师。再次引用麦克阿瑟的话：尽管日本“是个历时久远的古老国家，却仍处于急需引导教育的状态”。尽管美国建国不久，美国人却坚信他们有着最先进的文化，甚至已经超越了英国。于是美国人坚信日本文化为落后文化，但它选择的是美国曾走过的发展进化道路。这种观点再次肯定了“文化”线性发展前进的信念，表明美国文化是最先进的，证明美国是领导日本的唯一适当的角色。
科学种族主义的一些幸存保留的观点也可解释战后美国为何频繁将日本描述成是“封建”且幼稚的。美国人并非在混用隐喻：因为两种说法都暗示着落后，而且封建主义与幼稚比喻的组合已被这些仍以重演论解释人类历史的老一代美国人接受，似乎没有遭到他们的抵触。几十年前被人质疑的重演论认为，人在发展过程中会重新经历其祖先先前发展的各个阶段，从最开始像子宫孕育阶段的进化期，到像孩童阶段的原始祖先体验期，直至最终到达像他们父辈所处的启智文明期。该理论称，由于有色人种的祖先们没有取得足够的成就和才智传于后世，他们的后代会在成长发展的某一点停滞不前。因此如果幼年期的白种人是“原始野蛮”的黑人的“进化对等体”，成年黄种人的智力水平则只相当于白人儿童。麦克阿瑟接受的是19世纪的教育，他很可能认为日本人确实“像12岁男童”，只是以比喻的形式表达了这种想法。
麦克阿瑟和其他那些认为日本“封建”的美国人很可能是受了弗洛伊德有关心理发展与文明观点的影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著名的日本研究著作《菊与刀》（1946）中使用了弗洛伊德有关精神发展的观点。这本书是她为二战期间美国作战新闻处所作的民族性研究的一部分。本尼迪克特在战前从未进行过日本研究；她不懂日语，也从未去过日本，然而她的研究著作对盟军最高统帅部、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战后美国新一代的日本学学者有着巨大的影响，在日本和美国，人们对该书仍进行着研究争论。本尼迪克特在《种族：科学与政治》（1945）等著作中为反对种族主义进行雄辩的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的科学反种族主义活动和文化范例的说法却使得日本被重新定性为女性化的种族他者”，一位美国研究学者如是说。行为主义就“文化特性”的研究为欧美以及欧洲学者提供了一个比先前使用的“种族特性”更为中性的术语，这一术语无意间强化了性别化的种族观念。本尼迪克特并不接受认为日本人在生物学上是劣等民族的观点，而且试图促进对文化差异的接受包容，但她在著作中却写道，日本文化是有缺陷的，是需要改革方可成熟、雄起的。例如，她认为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中诸如极度“性情多变”等因素导致了日本人无视其在亚洲发动侵略战争的经济和政治原因。这种运用人类发展和文化缺陷的概念解释政治冲突“起因”的做法在之后的数十年仍盛行不衰。
美国学者所做的研究中，认为美日之间相似性胜过差异性的研究占绝对少数而且不为大众接受。海伦·米尔斯的《美国的镜子：日本》（1948）就是一例。如书名所示，米尔斯未将日本东方化；她坚持认为日本不是美国的反面，而实际上是美国的镜子。米尔斯称“日本在其简短的现代发展阶段，从平静的孤立隔绝状态突然崛起进行军事扩张的事实正是西方世界四百年历史发展的缩影”。因此美国人从日本的实例中可以受益良多——尤其是作为军事强国大肆扩张这一点。米尔斯还指出，如果想教导后代认识到“和平有利”这点，那么“持有军事基地和大量武器装备，在国外驻军，在中国（或其他地方）扶植军阀等做法——简言之，仍像老派傲慢的强权政客的做法将于事无补”。在此引用参议员阿瑟·范登堡的话，米尔斯作为美国军事及冷战政策早期批评家，曾预先警告过他们这种会把盟友、敌人和美国人民“吓死”的愚蠢行为。
美国自由主义者通常以肯定的态度看待美国而倾向于将日本东方化。这些人不管自己的日语能力是像本尼迪克特一样全然无知或知之甚少，还是像著名的日本学家埃德温·欧·赖肖尔一样表达流利，都认为美日之间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使得日本人与美国人迥然不同。像米尔斯这种左翼美国人对美国持批判的立场，他们倾向于发现美日在发展动机和发展历史上更多的共同点。本尼迪克特相信美国的民主体制最终是可行的，美国社会是个名副其实的大熔炉。而米尔斯认为美国人能否在国内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都不容乐观，更毋庸说在国外了。
米尔斯还具有洞察日本历史特点的能力。如同其他西方游客一样，米尔斯在战前两次访日旅居期间发现日本既陌生又奇特。1946年她作为统帅部劳动分部的官方顾问委员会成员访日，她深知那次访日之旅的见闻建议较为重要。如果前两次的旅行是无足轻重的“学生兼游客”身份，那么1946年米尔斯的日本之旅则带有关乎百万日本人的重要性。但令她忧心的是委员会其他十位成员虽然对日本以及其战后的状况几乎一无所知，却对此次访日之行毫无担心顾虑。米尔斯认为这些美国人盲目信仰普遍经济原则，并且毫无根据地认为美国人有能力使其他民族接受“美国方式”。据她回忆，一个委员会成员“随身带了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利的著作薄卷，在前往日本的飞机上，他时不时地会看看以熟记书中的原则”。米尔斯不相信西方的原理准则适用于美国或世界现在所面临的难题。她更愿意接受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斯的观点，“一个自认为其发展目标是正确且普遍适用的民族不会意识到其发展受到了自身历史和特征的局限束缚。”正如她书中所述，她开始质疑美国同胞们所实施的占领行动的真实依据。
因此，最高统帅部将本尼迪克特和赖肖尔的著作作为新进人员的推荐读物，而在日本对米尔斯的著作进行审查，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样令人不足为奇的是米尔斯的著作在美国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处在“封杀管制”状态——“米尔斯既不受读者大众欢迎，也没有学术地位可言，极少会被在参考书目或脚注中引用，她几乎完全被抹掉了”。米尔斯的出版商霍顿·米夫林公司最近在2005年又出版了《菊与刀》的六十周年纪念版，而米尔斯的著作却已绝版。
许多研究占领期日本的自由主义者无视日本当时的政治经济因素而趋向将日本的历史归结为其独特文化的产物，常常将日本描绘成柔弱、被动的角色。由于对日本鲜活的历史没有了解，露西·克罗克特曾写道，“直到最近几年，日本鲜有实质性的变化发展来体现时间的流逝。”这一阐释引用率极高，对大部分美国人而言，日本在佩里的大黑船“强行进入她”之前，一直处在无时间标志的连续体内，在此日本就好像是个不情不愿的处女。日本在闭关锁国之前同荷兰、葡萄牙以及其他欧洲国家都曾有过接触，美国人无视这点，认为自己才是日本的第一任追求者。在1946年12月发行的《生活》杂志上，诺埃尔·布希指出，美国“昭然若揭”的使命引领着美国人前往亚洲开启了与日本的接触：
日本人是从亚洲向东迁移，受到太平洋阻隔而形成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陷于历史与地理的孤立隔绝区，以祖先崇拜的方式缅怀自己的历史，他们崇古非今，从中发展出一个脆弱、敏感却又光辉的文明，但该文明的发展被禁锢于19世纪，就像囚于琥珀中的蝴蝶。日本人在自闭、混乱的自我完善道路上倒退时，欧洲世界正在朝着相反方向快速前进。当美国人推进到加利福尼亚海岸时，这意味着两个有着人类发展对立走势的民族仅有一水之遥；考虑到西方的发展趋势，这一阻隔终将被跨越。
布希将日本描述成“囚于琥珀中的蝴蝶”，这种说法影射了蝴蝶夫人的女性气质、被动性、无能为力，只能等待美国军人越过太平洋。日本人是倒退向后看，不像美国人和西方人是前进向前看；日本采取的是“后退”而非前进，“混乱”而非正常的演进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日本不只是消极被动，而且其发展“被禁锢于19世纪”。其他的美国学者也认为日本人“陷于”历史不能自拔，承受着“封建”传统的重压，或“落后无知”的阻碍。这种说法暗指日本虽然是个古老文明，却缺少西方文明的精力和活力，正是西方文明这种积极进取、自信满满的本质特征使得它就发展而言比日本文明先进一百年——或者说至少一百年。
将日本比作“囚于琥珀中的蝴蝶”等待美国援助这一看法企图抹煞近代历史。日本并非如同囚于琥珀中的蝴蝶等待着美国人横渡太平洋；相反，是日本人开着三菱的零式战斗机飞越太平洋，惊醒了睡梦中的美国人，肇始了两国的正式敌对。因此这一隐喻模糊了日本对亚洲和太平洋诸岛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渗透”行为，将美国描绘成日本的追求者或良师益友的做法不仅拟人化日本，而且有助于重写历史，转移人们对脆弱的美国人遭袭时的意外和无助的注意力。此外，蝴蝶的隐喻掩盖了美国的移民法规——直至1952仍对日本人及韩国人有效——欧美人建立这一法规力图阻止亚洲人跨越太平洋在美国及其领土上定居。该隐喻可从多个层面发挥作用，但无一不是为帮助美国确定一个正面、讨喜的自我形象而服务，无一不是为将美国军方的对日占领描绘成命运使然且充满仁爱善意的行为而服务。
布希的《落日》（1948）是他在《生活》上发表的有关日本文章的后续扩展。在该文中，他认为日本人的大部分行为可以通过研究他们童年时期的“条件作用”找到解释。他指出日本人——尽管他们彼此之间举止文明、彬彬有礼——对“成人生活所表现的幼稚态度”却在所有民族和种族中非同一般。弗洛伊德的假设认为人“天生会固守或情绪化地倒退到成长发展中他们感觉最舒适的阶段”，布希从该假设出发，断定日本人表现出的不成熟行为是和他们童年这个可能最幸福的阶段相联系的。因此“仅需对日本人生活的全貌或日本历史粗略一观就可能会毫无意外地发现……他们对那遥远过去的怀念”。布希认为，美国人谨记日本人的“这种强烈的潜意识冲动”将有助于他们理解日本人的一系列看似古怪的行为：他们的孝道、从胎儿期算起的年龄计算法、对富士山的狂热、波动不稳的情绪、灵活敏捷的肢体、“面对权威时的顺从以及没有权威在场时的缺少自制”，还有对现状的平静接受。布希指出，日本人表现出的“灵活、服从、任性以及仍处于儿童期情感状态的成年人所表现出的禁欲、淡泊都令西方人无法想象”。(https://www.daowen.com)
布希明显受到了本尼迪克特和她的同事杰弗里·戈尔的影响，但在美国话语中，他所提出的日本人过于留恋坚守历史的观点甚至比《菊与刀》的出版还要早。1945年9月，《底特律新闻》首刊了一幅漫画，漫画中一个身材矮小的日本男人，身着像和服一样的外衣——一套在美国人看来是女性的衣着装扮——正手持鲜花献给身高近乎自己两倍的美国大兵，而美国大兵正从一本名为《民主生活方式》的书中援引例证，对日本男子进行说教，但是日本男子的头脑似乎完全被历史所笼罩，他身后雾状的烟气中显示的是富士山、镰仓大佛、天皇、鸟居还有其他传统象征。漫画的标题是《任重道远》；实际上大兵不耐烦的姿态和日本男子毫无生气的目光表明，大兵有关民主的说教完全没进入日本男子毫无生气的目光表明，大兵有关民主的说教完全没进入日本男子的大脑。而且日本男子看似献“礼”，做出和平的表示，但他仍带着装在鞘中的剑，仍有背叛变节的倾向。
《任重道远》如漫画所示，在日本被占时期，美国人普遍怀疑日本人是否有能力理解何谓民主。摘自
《底特律新闻》，1945年9月17日刊。
将日本描述成“封建”、“落后”甚至“原始”，暗示着日本人可以做到毫无理性的残忍，因为他们不具有构成先进的西方“特性”的理性教化以及犹太教与基督教的道德标准。按这种观点分析，尽管日本具有现代化的装备，他们的基本特性却与西方人完全不同。露西·克罗克特也曾说，尽管日本“以其飞速成功地采用西方制度和工业化震惊了全世界，但日本民族的思想仍旧是文明薄纱掩盖下的落后思想”。她评论说西方人不应被日本的“现代科技”所蒙蔽，日本人仍具有“石器时代的心理思想状态”。克罗克特记录说，一个“日本通”告诉她：“日本人只知道走极端，缺少中间状态。他们要么是绝对自制，要么完全放任。女性要么是过度有礼，要么就粗鲁无礼。她们要么亲切微笑，要么就尖声喊叫。日本人没有应对机智，没有理解，没有发自内心的同情，有的只是约束思想和行为的条条框框。”一个驻小津基地的占领官员宣称：“日本佬这些异教徒的内心深处满是卑鄙的勾当。他们就像野兽一样。自1900年起，我们就一直在谈论和记录日本美好的事物。我们只看到他们那美丽的景物和纪念品，忽视了他们原始残暴的一面。”漫画中的日本男子或许做的是和平友好的表示，但他也可能随手将花一扔，拔剑刺向美国大兵。日本人大概缺乏做出个人道德判断的能力。在本尼迪克特的影响下，美国人逐渐开始认为，日本社会赖以维系的是群体耻辱感而非个体良知，并以此来解释对日本人“特性”的评价。
这种认为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受“条框”制约的观点使得美国人有时会质疑现在这一代日本人是否能理解何谓民主。因为日本人所接受的社会化和教育使得他们缺乏个体性，所以日本人被认为是个分析能力差，缺少常识的民族。有一个日本占领期的故事——这是有关日本人无能的众多故事中的一个——是有关一个日本“客房服务生”的，他本该在指定时间叫醒客人，但由于考虑过多或是胆小怯懦，到了指定时间也不敢打扰客人。据说，他踮着脚尖进入客人的房间，无声无息地在桌上留了一张写着“先生，８点了，请起床”的字条。这种行为举止怪异的民族能够理解吸收民主生活及思想方式的核心常识么？许多美国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记者弗兰克·凯利和科尼利厄斯·瑞安曾抱怨说，日本人想将民主简化为一些可以遵循的条例法规——他们“近乎可怜地想知道如何变成民主主义者，然后可以继续他们的生活”。这两位记者没有认识到日本人的反应是合情合理的，因为美国军方和个体美国人所传递的有关民主的信息本就混杂不同。美国人本应是秉承民主信念的，然而许多最高统帅部颁布的法令中以及驻日美国人都要求日本人为其提供服务，这显然是不民主的。
美国人也注意到日本人将民主和消费文化混杂在一起。凯利和瑞安指出，刊登在像《生活》这种配图杂志上的广告向日本人展示的“漂亮的汽车、服装、香烟都意味着一件事——民主”。巧合的是克罗克特也注意到：受杂志和好莱坞电影的影响，日本人认为民主就是“令人炫目的西方生活的同义词——锃亮的汽车、酒会娱乐场所、漂亮的女鞋、电动配件还有房顶上的直升机”。克罗克特老调重弹，断言日本人对民主的理解是“狂热地复制许多美国人并不引以为豪的美式生活特征，除此以外，日本人还天真地将自由错误地理解为放纵的个人权利”。一个“无礼的家庭主妇”问克罗克特：“如果民主就是电冰箱，我们什么时候能用上？”克罗克特认为这个小故事很可笑，日本女性太天真了，但她没有意识到这个日本家庭主妇实际上正确地解读了美国人传递的信息。占领期间以及整个冷战期间，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美国都是将民主和富裕的“美国生活方式”一起宣传的。很有可能日本的家庭主妇只是直率地指出了隐藏在美国人想法中的有关民主的联系。但是克罗克特忽视了这一点，因为在已有的意识框架中没有像日本人对美国人或许能有所指教这种观念的位置。
相反，美国国内类似以《教日本人学“民主”》为题的文章很普遍，这种标题对美国人才有意义，因为它们暗示日本人无法自己达到文明教化，需要美国人的帮助和引领指路。美国人尤其在日本孩童身上看到了再生更新的可能，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改革教育体制以改变日本人“封建的”“军国主义”思想。由于美国人不相信种族差异是生物学所决定的、永恒不变的观点，他们认为只要通过正确的引导，日本人可以在一代人或一生的时间内重新改造，而无需花几百年的时间。斯托达德代表团在结束日本教育体制考察之旅时宣布：“我们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像《星期六晚报》的日本专家哈罗德·诺布尔这样的学者也同意这种观点，他对《晚报》读者宣传说：“如果日本有什么是我们共同认为亟需改变的，那就是现在这一代少年应该朝着充满希望的、适宜的方向成长——即他们将和邻国在和平与谅解的环境中共存。”盟军最高统帅部以此为目标，实施了范围广泛、影响深远的教育改革，大部分改革措施是成功的，受到了绝大多数日本人的欢迎。改革使得中学阶段和大学阶段教育对女性和穷苦的农村学生不再遥不可及；为做到受教育机会人人平等，校方也用六年制小学、三年制初中和三年制高中的美式单轨教育体制取代了原有的多轨体制。
戈登·鲍尔斯后来承认，大部分的教育改革实际是日本自由主义教育家和改革派官员首先发起的。鲍尔斯，这位参与教育改革的日本研究专家估计，60%的改革措施是日本人发起的。值得赞扬的是，最高统帅部建立了一个日本教育家委员会，委员们可以以平等的身份与美国教育家进行磋商。正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校长，日本教育委员会的会长南原繁秘密说服乔治·斯托达德建议实施单轨制6-3-3教育体制和九年普及教育——这一建议为保守的首相吉田茂所反对，他认为这会搞垮日本政府。在美国占领者的支持下，像南原繁这样的自由主义教育家最终得以实施他们宣扬了几十年的教育改革。然而日本人的投入似乎基本上没有引起美国新闻媒体的关注，或许是因为这不符合那种迷茫的日本学生需要美国老师正确引导的想法。大部分有关占领区的新闻报道对日本人自主采取主动合理的行动都极少赞扬，它们更喜欢将日本人描述成满怀青春、天真热情、急切渴望学习的学生，却只会模仿和错误理解一些基本的观点。因此美国人——尽管在这点上他们并非特例——是以自己希望的方式看待理解另一个民族的。
将日本人描绘成欠发达、只会模仿的民族，而非先进、有智慧和创新性的民族，使得美国人对自身和美国社会感觉良好。在被占日本发生的这些令人发笑的逸闻故事体现了美国人日复一日所经历的失望和挫败感，通过“表现美国人面对战利品时内心的矛盾心情”，这些逸闻故事有助于冲淡美国征服、占领日本的残酷现实。美国人认为日本人缺乏理解何谓民主的能力，他们对此无休止的抱怨暗示着自己对民主原则是完全了解的。凯利、瑞安和拉塞尔·布赖恩斯甚至以他们所谓的日本人对民主概念有与生俱来的抗拒为由，暗示培训日裔美国人是合理的。这些记者认为，第二代日裔美国人与他们的日本移民祖先仅一代之隔，他们在理解民主原则时应该会碰到困难，因为民主“还没有在他们的内心生根发芽”，但奇怪的是，这些美国记者对美国人剥夺日裔美籍同胞的民主权利却视而不见。
战后美国大众话语有关日本是“封建主义”的观点被利用来合法化美国的对日占领行动，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将日本人描述成像女性和孩童一样地无助、幼稚。在此有关女性特质和成熟度的话语再次重合，但谨记它们又是如何彼此独立的也具有重要意义。美国人援引老套的男性积极主动、女性被动顺从的观念，认为静态是女性特征而动态、前进是男性化特征。于是他们用女性化的措辞——“囚于琥珀中的蝴蝶”——来描述他们所谓的日本人固有的落后或不可思议。当他们谈及日本踏步前进，准备腾飞时，又将日本人比作年轻的男性——“像个12岁的男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