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性的教训”：评价体系的微妙变化

宝贝桑除了为美国士兵娱乐解闷，也为他们提供了同美国 女性进行比对的重要参照物。像小说中的鲍勃一样，许多驻日 的美国士兵相信典型的日本女性就像休姆和安纳里诺描写的一样“有一个比美国姐妹们宽容得多的心胸，你的每一个愿望她都奉若使命”。《星条旗》杂志对士兵做的调查证实了这种看法并且 “赞扬了日本女性善良的品质、温顺的性格以及服侍照顾男性的 热诚”。一个士兵甚至宣称“在这方面，美国女性应该向这里的 女性好好学习”。

由于美国女性的角色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的改变，日本女 性被推举出来作为女性温柔的典范。随着雇主们解雇或是怂恿美国女性辞掉在工业和军工产业中收入较高的工作，为归国的美国士兵让位，美国女性发现她们战时曾有的收益缩减了。美国女 性同时还发现她们的社会角色不仅受到男性的威胁，还受到了其 他女性的威胁。一位女作家在热门月刊《美国信使》上称“女人 不适于参政”，精神病学家马里尼尔·法纳姆和费迪南德·伦德 伯格在权威著作《现代女性：迷失的性别》（1947）中试图说服 女性做家庭妇女有利于她们的精神健康。虽然包括多数有色人种 女性在内的数以万计的美国女性无可选择地仍需在外做工补贴家 用，战后许多年却一直盛行推崇妇女照顾家庭生活，家庭事务 至上主义，女性在外工作的职业发展机会也大大缩减。随之而 来的有美国公众话语中增强的厌女主义，还有认为女性有潜在心 理危机的观点，这些在菲利普·怀利的《毒蛇的后代》（1942，1955）、爱德华·斯特雷克的《母亲的儿子们：一个精神病学家对美国问题的分析》（1946），以及一部根据好莱坞热门音乐剧改编的派拉蒙电影《黑暗中的女士》中都有体现。

在被占日本流传的故事中，美国妇女常常被描绘成挑剔、难以相处甚至令人压抑的样子——与迷人可爱的宝贝桑刚好相 反。据美联社记者欧内斯特·霍布莱特报道，一位在占领区任职 的上将饶有兴趣地给同僚讲有一次妻子问他是否“认为男人更喜 欢女人顺从，没有自己的想法，不言不语，而不喜欢她们坚持婚 姻中男女平等，坚持交谈中自己的话语权”，当他确定说男人更喜欢前者，他妻子气呼呼地摔门而去，听了这个故事，在场的男士都开怀大笑。他们“赞同任何一个诚实的男人都会承认更喜欢 随心所欲，有人服侍，喜欢关心照顾他并满足他的任何要求的女 性”。卡尔·迈登斯发表在《占领军》上的文章《白种人的负 担》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故事中的“负担”竟然指的是一位得克 萨斯上校那聒噪、令人讨厌的妻子！这个美国女人在由一位双语 日本导游带队的旅行中，喋喋不休地抱怨日本的一切，使得在场 的人都很尴尬。回国后，她叫嚷“终于有……像样的食物了，再 不用天天都是鱼、鱼、鱼。可以用真正的银餐具进餐了，再也不 用坐在地板上吃饭了”。当导游走近时，她还在不停地抱怨，迈 登斯同情地注意到她丈夫尴尬得抬不起头。

甚至是露西·克罗克特，还有一位住在京都的上校妻子马杰里·布朗都同意这种针对美国女性的厌女主义。布朗在说明日本男性为何厌恶美国女性时写道：“在我们身上很少有日本女性的克制、优雅、温顺或是可爱迷人的魅力。我们总是说个不停， 高高耸立在日本男性面前，凌驾其上，高傲地抬着头。”

克罗克特对这一“裁决”表示同意，认为尽管宝贝桑和她 谦卑的姐妹们有“体格缺点”，地位卑微，“却为人喜爱称颂， 认为她们具有美国女性应好好学习的品质——这些品质使得那些 骄傲的美国丽人相比之下显得苛刻、任性易怒、话多好动、娇惯 又傲慢。”克罗克特做了举例说明：一个中尉的妻子让日本女仆形影不离地跟在身后，就为替她拿烟、端烟灰缸；一位公共卫生署官员的妻子抱怨日本的滑动拉门折断了她的指甲。许多未婚美 国女性来日本寻找浪漫的爱情，结果却发现这里的单身美国男性 不是年纪太轻就是已经有了“在当地新交的蝴蝶夫人”。一个娇 小迷人的日本女侍者告诉克罗克特，“美国男人非常喜欢日本姑 娘，说我们不会喋喋不休地唠叨！”(https://www.daowen.com)

美国人可能喜欢日本女性的沉默安静和对男性的顺从，视 其为理想的品质，但同时他们又批判那个培养了日本女性“惟 命是从”的社会制度。凯利和瑞安表示“再没有比身为一个日 本女人更悲惨的了”，重复着“日本式真理”，“遭受着老式 的男尊女卑封建制度的束缚”。直至不久前，日本女性仍仅仅被看作是日本帝国的“生育机器”。新闻记者约翰·拉瑟尔达对日本男女薪酬的差异感到惊奇，日本男性的平均收入是女性的2到５倍。露西·克罗克特通过与日本男性和女性深入交谈，详尽调查了女性在日本的社会地位，她发现日本女性渴望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而男性则表示出困惑、恐惧，甚至强烈地反 对和指责。一个日本男性在家中一边同露西高谈阔论日本女性 应有的平等权利，一边却把女仆的背当作扶手靠着。另外一位 日本男性在听完克罗克特就妇女解放的演讲后对她说：“我同 意你所说的一切……但我还是想让我妻子拿包！”露西问一群 正在谈论《飘》的京都商人，如果日本女性都像郝思佳，他们觉得如何，露西注意到“男性们明显表现出对这一想法的惊骇及厌恶”，其中一个男士通过翻译告诉露西：“我们已经接受 了原子弹爆炸和战败，但你的假设比两者都更可怕，是不可容 忍的。”

美国人以通俗的情节或幽默的方式，用形形色色的故事讲 述了日本女性令人同情的社会状况，而将对日占领描绘成日本女 性迫切需要的并且给她们带来有益影响的行为。许多回忆录中记 载着直到1946年日本女性才获得选举权——却没提到美国女性也 不过是26年前仅凭国会投票时1票的优势才获得选举权。美国人 对自己国内男女不平等的状况视而不见，却将他们对日本女性彬 彬有礼的绅士风度解释为帮助日本妇女解放。凯利和瑞安的书中 写道：在乡村城镇，美国大兵“无意”中帮助妇女打破了“禁锢日本女性长达几百年之久的封建束缚”。拉瑟尔达较客观地评价美国大兵提高了日本女性享有的文明标准，称她们很快倾心于美国男性的魅力，而拉瑟尔达忽视了日本女性以美国男性为伴的强 大的经济物质原因。美国男性试图将他们同日本女性的关系进行 合理化解释，称对日本女性而言，他们比日本男性更合适。

另一方面，通过批判女性在日本卑微的社会地位，使得 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女性对战后美国两性的社会关系更自信乐 观，并且认为她们在占领区起到了帮助日本妇女提高社会地位 的作用。但是在日本红十字会举行的一次妇女问题论坛上，大阪妇女代表们向美国妇女请教该如何争取两性平等时，美国女性强调了女性“在家庭中充当积极力量的责任”。克罗克特在 京都同志社大学就美国女性特征所作的演讲中，同样宣扬了女 性应做好家庭妇女的角色，让丈夫们当家做主，以及其他类似 的她所谓“朴素的真理”，她的言论令在场的几百名知识女性 深感失望。对她们来说，这些观点毫无新意，自从19世纪８0年 代起，“封建”日本政府就一直通过鼓吹“贤妻良母”的口号 来强调女性在家庭中的“积极力量”。

克罗克特知道观众对演讲内容很失望，但美国红十字会却 坚持宣扬美国中产阶级持有的这种性别角色划分。红十字会在 培训日本新娘适应美国生活的项目中，并没教她们如何参与当地社区及政治事务，或是如何积极参与美国的共享民主制。相反，美国妇女教会了她们收拾床铺、使用吸尘器、烘焙蛋糕、给婴儿洗澡，以及如何为晚会准备食物。日本妇女只是“升格”做美式家务——“现代化的电器设施”使得美式家务相对容易，但由于不像在日本有女仆或亲戚家人的帮助，家务却变得更辛苦了。一 位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带着美国社会的优越感对一圈日本受训新娘 说：“我想你们会像我一样乐于享受丈夫挣钱供养的生活。”当 然家庭主妇可以自己做主，自由安排时间，但称此为自立有些言 过其实。作为对国内社会状况的反应及回应，美国女性所给的建 议及经验强调的也是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