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少女”
在卡森斯着手处理精神的养子计划的相关事项的同时，谷本清神父在继续完成他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中描述的和平机构。他于1950年春回到日本，同年8月，他和广岛教会的要人们一起正式建立了广岛和平中心。为了反映出中心名称由“世界和平中心”改为“广岛和平中心”，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主要活动是以广岛为中心的——这一关注点的改变最终导致了谷本清和卡森斯关系破裂。但是更多的麻烦出现在后来谷本清于1950年秋第二次去美国募集善款的时候。谷本清在这次较为短暂的行程中面对的听众要比他1948-1950年的美国之行少得多，但他通过参与3个电视节目和15个广播节目，可能使更多的美国人认识了他。华盛顿以“著名政治家”的待遇接待了他：国会成员会见了他，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邀他共进午餐，他还在美国议会的上议院做了会场的开场祈祷，还为国务院的“美国之音”做了广播节目。在1951年5月，谷本清——和卡森斯还有马文·格林一起——建立了一个美国组织：广岛和平中心联合会（HPCA），为广岛和平中心的活动提供帮助支持。赛珍珠、约翰·赫西，哈里·爱默生·富司迪博士，纽约里弗赛得教堂荣退牧师格兰特·伊文·霍普金斯博士，《基督教世纪》副主编、坎德勒神学院院长H.B.特林布尔博士、卫理公会主教G.布鲁姆利·安熙龙等都同意在广岛和平中心联合会担任顾问。这个新组织的主席诺曼·卡森斯在他纽约市的办公地点为董事会和行政管理工作提供了办公场所。《星期六文学评论》的办公地点——后来成为格林神父所在教会的办公地点——被用作该组织存放捐赠物的仓库、接受参观采访的场所，并且还是广岛和平中心以及精神领养计划的联络处。
广岛和平中心联合会成立后，谷本清神父满载着募集来的款项返回了日本，开始各种各样的活动。他和HPC的其他负责人一起建立了战争遗孀之家、少年犯之家和原子弹受害失聪者之家；他还开办了像妇女缝纫班这样的教授实用谋生技巧的培训课程；并且对精神的养子计划进行了延伸拓展。谷本清对日本政府无视原子弹受害者的做法非常气愤，于是他又组织建立了原子弹遇难者联合会，该组织发起了一场运动，要求出台国家医疗救治议案。
在谷本清巡访广岛期间，他发现许多年轻少女因为带有大面积疤痕瘤，躲在隐蔽的地方，人们也都故意避开她们。于是他组织了一支援助小组帮助这些少女，让她们能够同人交谈并讨论治疗问题。通过小组成员的宣传，最终有88名女性加入（一些疤痕严重的男性也曾参加过一两次集会，但之后就再没来过）。每个星期一晚上，总有二十多名女性聚集到谷本清神父所在的流川教堂的地下室，谷本清称它为紫苑会。
谷本清在第一次接触广岛市政官员和医疗机构，为“疤痕少女们”争取医疗救治时，他们以种种理由拒绝了他的请求。几个月后，他又向参加在广岛举行的日本国际笔会的真杉静枝发出请求。这位著名的女性小说家兼东京《读卖新闻》专栏作家答应帮助他，并率先在东京大学为这九位紫苑少女得到救助治疗而努力。当这些少女于1952年6月6日抵达东京接受前期检查时，媒体对此广为报道。报纸将焦点放在她们被毁的美貌上，称她们是“原子弹少女”；就因为这些女孩在1945年8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错误的时刻抬脸看了一眼天空，便在脸、脖颈和手上留下了可怕的疤痕，她们也因此失去了婚嫁的机会。真杉静枝组织了一个由富有的太太们资助的HPC东京分部，为这些疤痕少女即将在秋天接受的一系列手术募集资金。在日本的第二大城市大阪，富有的女性们也作出了同样的努力，建立了一个HPC的分部。1952年底，大阪分部为另一批广岛妇女安排在大阪接受手术治疗。令人伤心的是，在日本做的手术都失败了：用手术刀割除的疤痕瘤很快又长了出来。由于当时日本的整形手术技术还很有限，日本的医生也无能为力了。
谷本清神父开始想到可能在美国接受手术是这些女性的唯一希望；但卡森斯表示他对这些“疤痕少女”不感兴趣。卡森斯不愿再背负另一个重大的责任，而且此时他听说谷本清和HPC的其他负责人之间在政治上有内部斗争，他不想被卷进去。于是谷本清只能恳求每一位来访的美国人帮助这些女性。松原美代子是紫苑会的一员，她回忆说谷本清利用一切机会向美国传教团和其他美国人介绍她们这个组织，向他们展示那些疤痕是多么地“可怕”。当埃莉诺·罗斯福在1953年访问日本时，谷本清甚至向她也发出了请求。但这位前第一夫人只表示了同情，却没有参与其中。
同时，真杉静枝给另一位女性小说家赛珍珠写了封信。信中，她强调了“这些原子弹遇难少女们”“坚强”而“热情”的天性，并表明广岛和长崎的一些政界人士正在计划对原子弹伤亡处理委员会（ABCC）拒绝救治原子弹遇难者以及拒绝对日本医疗人员公开调查结果的行为进行抗议。真杉静枝认为美国人把日本原子弹受害者当成“实验动物”做科学研究，这样“只会在美日之间制造敌意，尤其是在日本，此刻日本人民在心理上正处在一个关键结合点”——这或许指的是占领末期和当年年初日本恢复主权的情况。赛珍珠在真杉静枝的呼吁请求下几经努力，想激起卡森斯帮助“疤痕少女们”的兴趣，但却一无所获。
但是，这之后的第二年，卡森斯携妻子参加万隆会议的途中，在广岛稍作停留，谷本清抓住机会让他们接触了一些紫苑少女。在教堂的地下室，卡森斯面对面地亲眼看到了这些女性有的少了一只耳朵，有的脸部凹陷，有的“鼻子挤变形成了两个喷孔”，他再也无法无视这些受害者了。谷本清让好几个人挽起袖子露出了她们的胳膊，卡森斯看到“她们的肘部和手腕……都好像由于猛力撕扯而错了位，然后又被类似软骨的条状疤痕组织固定在那里”。一个妇女伸出双手，“手指弯曲粘连，像扑捉猎物的爪子”。谷本清已经完全引起了卡森斯的注意，于是他有意轻描淡写地说道：“我可以让她们有事可做，也可以帮助她们恢复一些做人的尊严，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医疗救治。”他还一再强调这些女性需要在美国接受治疗。卡森斯还没来得及回答，艾伦·卡森斯便看着他说“这可能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困难”。
然而，还是在将近两年之后，第一批广岛妇女才得以前往美国进行手术治疗。精神的养子计划是相对简单的向国外捐款捐物，而这个不久被称之为“广岛少女”的计划则完全不同，这项计划需要更详细的规划。病人的运送、医生和医院床位的安排，还有食宿问题都需要考虑。当卡森斯得知该计划需要一大笔资金时，他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向各大基金会寻求帮助。但是，所有他求助的基金会都拒绝了他，因为这些基金会认为该计划很可能会带来负面的舆论。卡森斯没有因此退缩，他转换了策略，不再找基金会，而是开始寻求一些相关部门的帮助。他和一些愿意操刀手术的医生签约；在西奈山医院找到了住院床位；还说服纽约区的贵格会教徒为这些女性提供食宿；并且最终通过中间人协调，美国驻日军事人力资源部愿意帮助运送这些受害女性。
最终这项临时计划的细枝末节都一一得到了解决。当卡森斯已经到了广岛，准备护送这些女性前往美国时，该计划的最后一个关键问题解决了：ABCC的一名日裔美国雇员自愿担任该计划的翻译和“联络员”。这位海伦·横山初子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友，二战期间她一直在日本。纯粹是靠运气，她的美国护照获得批准，只要这些妇女准备好，她随时可以出发。这些妇女很快就离不开横山初子了，在计划实施过程中乃至随后的很多年，她一直是她们的知心朋友、顾问和外界联系的中间人。
但是，说服贵格会教徒为妇女们提供食宿的确很不容易。尽管卡森斯认为贵格会持有反战信念，他们应该适合成为战争受害者们的资助人，但当HPCA向他们寻求帮助时，他们并没有欣然接受。贵格会教徒们犹疑不决的原因有很多：他们怎么和这些外国妇女交流？她们会要求特别的日本食物么？这些原子弹受害者需要特殊的照顾么？万一有紧急状况该如何处理？而且，他们还不确定自己是否想为这些昔日敌国的黄种人提供帮助。
罗德尼·巴克9岁的时候，小岛铃江和神边美纱子寄宿在他们家里，但巴克一家开始并不想加入该计划。因为罗德尼的父亲是退役军人，对此颇有质疑。虽然他同意罗德尼的母亲敞开家门欢迎来自“清新空气基金会”夏日计划的贫困青年和学生，但罗德尼的父亲一想到要和日本人住在一起就感到不自在。作为二战结束时美国军官的书记员，罗德尼的父亲为了找出潜在的日本战犯，曾会见过许多从日本战俘营刚被释放的美国战俘。日复一日，他听到的都是日本人那些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这一经历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反日情绪”。战争结束后有近十年的时间，他仍无法释怀。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实践主义者，他决定利用“广岛少女计划”作为“检验自己偏见的机会”。其他许多提供寄宿的贵格会教徒也有对战争的“亲身感触”，那时反日的敌对情绪仍相对较高。给远在世界另一边的陌生儿童提供每月的资助是一回事，而邀请昔日的敌人在家里长时间居住完全是另一回事。
一些贵格会教徒对这项计划的政治目的也存有质疑。他们怀疑这项计划是否只是为了平息“好运龙”渔船的渔夫受辐射事件带来的负面舆论而采取的一个策略。1954年3月，一艘名为好运龙的渔船无意中驶进了美国在马绍尔群岛的原子弹爆炸实验基地，三天内，船员们都表现出了受辐射危害的症状。这一事件在日本引起了恐慌，日本人担心他们一直以来吃的鱼都是受过辐射的，这激起了反美抗议游行，而随后一名船员的死亡使得事态愈演愈烈。尽管“广岛少女”计划的筹备工作早在核辐射事件之前就开始了，但贵格会的教徒们却不了解情况，他们猜测该计划不是一个像卡森斯所说的那么“简单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的人道主义计划，而是隐藏有左倾政治目的。
针对这种担心，纽约贵格会友中心联合会给纽约地区的贵格会教友写了封呼吁书称该计划的“危险”在于日本共产主义者在利用这些脆弱无助的“少女们”——“大部分还是孤儿”——进行“反美政治运动”。他们在信中继续写道：“苏联为许多这样的女孩提供了免费的治疗，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把她们不幸的畸形作为‘帝国主义者原子弹侵略’的恐怖后果向全世界展示。好在谷本清先生通过他的社会公益服务计划让这些少女体会到了真正的友谊和关心，使得她们没有成为共产主义政治阴谋的工具和无辜受害者。”接着他们在信中强调说这些“女孩”绝不是敌人而是战争的无辜受害者，纽约贵格会友中心联合会决定向她们伸出真诚的友谊之手，给予她们父母家人呵护，免受共产主义者的阴谋迫害。信中暗示出贵格会教徒们和共产主义者不同，他们没有任何秘密的动机，只是一心想和昔日的敌人和解并帮助她们。心情放松之后，一些教友最终决定收留这些日本女性；随后又有一些人也加入进来，自愿提供服务。马文·格林回忆说：“人们的热情像野火般蔓延，刚接受了费城分部的援助，蒙特克莱尔分部又来了，一直蔓延到康涅狄格州。突然之间，大家都在闹着‘我们也要帮助一些女孩’。”
和贵格会一样，美国国务院也担心卡森斯可能有隐藏的左倾目的。但是美国中情局对卡森斯和其他HPCA成员的背景调查显示他只和像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和世界联邦主义者协会等中央组织的左派人士有联系，不是政治激进主义分子。只要回顾一下卡森斯的主要工作，就会发现比起《工人日报》，《星期六文学评论》与德威特·华莱士主编的《读者文摘》有更多的共同点。和《读者文摘》一样，《星期六文学评论》也提倡普救说，不认为美国是统世君主。尽管卡森斯没有明确地推举美国作为整个“自由”世界的楷模，但他认为美国人民应该积极参与并接触更广阔的世界，他认定更多的了解意味着更和谐。他还小心地把握“广岛少女”计划的发展方向，不让人产生此计划和共产主义者有染的印象。他谢绝了由“左倾的”日本教师协会制作的纪录片《广岛》在纽约播出的票房收入而来的捐助，转而选择了一档大众电视节目作为该计划的赞助商。“这就是你的生活”是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主要讲述一些美国人成功的故事，这个选择歪打正着，获得了更多的捐助，而且该节目将“广岛少女计划”演绎成了宣扬“美国式”的宽宏仁慈的故事。
在50年代中期，“这就是你的生活”一直排名在十大热门节目内，每周的观众高达近4千万。每周三的晚上，主持人拉尔夫·爱德华兹都会以讲述来宾的人生故事的方式给这些名人嘉宾或其他重要人士一个惊喜，然后辅以邀请嘉宾的家人、朋友和以前的老师或同学出场。就在卡森斯四处宣传时，意外地在机场碰到了爱德华兹，并向他讲述了“广岛少女”和神父谷本清的故事，两人都认为谷本清是爱德华兹节目的理想人选。1955年5月11日，就在谷本清和“广岛少女”们到纽约的几天后，他参加了爱德华兹的节目。爱德华兹给了他一份惊喜，请出了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他本以为她们在日本）还有投放“小男孩”的埃诺拉·盖伊号轰炸机的副驾驶员罗伯特·刘易斯。节目结束时，爱德华兹介绍了现在的情况并为整形手术计划发出了呼吁。他告诉电视观众捐款可汇至“纽约州纽约市（街）第200号邮箱，广岛少女收”。刘易斯作为第一个捐款人捐助了50美元，称捐款是他和机组人员的共同的心意。一些观众来信对埃诺拉·盖伊号轰炸机的副驾在观众面前几乎落泪的可耻表演表示抗议；另有一些观众称日本人在接受美国人的慈善救济之前，对珍珠港事件还有许多罪要赎。但绝大部分来信对该节目都持肯定态度：HPCA收到了2.3万封支持该计划的信件，而批评的信件只有14封。该电视节目共募集了52，422美元，解决了“广岛少女”计划的资金问题。卡森斯后来回忆说“那真是天降甘霖”。
谷本清在电视节目中出现也让那些美国核政策的既得利益者警觉起来。一位ABCC的前负责人向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抱怨说这种“忏悔伤感的”片段可能会被共产主义者利用“以加强左倾主义分子对美国人负罪感的宣传”，并最终“推动反美示威游行”。国务院将这封信转给了卡森斯，他赞同日本共产主义者的确“谴责该计划是美国人负罪感的表现”，或是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对好运龙渔船上日本渔夫受辐射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补偿”形式。他也辩驳说：“但是，各行各业的日本民众对该计划努力所做的一切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这也让共产主义者自惭形秽，无言以对。绝大部分日本人已经真正了解了这一计划——它是一些美国人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代表那些本可能是无助的人寻求他人帮助的真诚的努力。”卡森斯坚定地相信美国人宽厚仁爱的力量。尽管卡森斯对红色恐慌的极端言论和国务院的做法都持批评态度，但他并没有与主导的政治宣传背道而驰，而是在主流的政治宣传下秉持着冷战舆论的左翼观点。
但是，美国国务院对“广岛少女计划”仍很谨慎，因为担心该计划可能会对美国的核政策以及美日安全条约不利。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减少了杜鲁门时期的国防预算，试图通过快速增加原子弹数量这种经济适用的办法确保遏制共产主义的目的。日本人经历过原子弹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因此他们对艾森豪威尔的政策深感不安，而且对于自己在东亚身处两大强国的火线之间的处境也焦虑不已。两年前，许多日本人都强烈反对签署美日安全条约，因为美国向同样危险的苏联发动了冷战，美国的政策实在让人无法预料，他们害怕和美国这种国家有染可能会给日本带来另外一场更为严重的核灾难。美国国务院在意识到日本民众有这样的担心后，推测认为由于“广岛少女”计划关注的是原子弹受害者，它可能会重新唤起海外的反美情绪。国务院同样担心来自国内反对核武器的抗议。“精神的养子”远在日本，与他们不同的是，“广岛少女”身在美国，正如纽约贵格会友中心联合会所担心的，她们更引人注目，有可能被利用，成为展示“核恐怖的展览室”。因此美国国务院通过电报下达命令，禁止这些女性乘坐的飞机飞离日本，试图阻止这一计划的起步。但是为该计划批准了军用飞机的约翰·W.赫尔将军没有听从命令放行了飞机，之后他报告称飞机起飞已不可逆转，如果命令她们中途返航可能会引起国际舆论。此次失败之后，国务院的官员们提高了警惕，成功地阻止了“在美国主要城市的‘广岛少女’计划活动”。
国务院之所以提高了警惕，是因为有传闻说“广岛少女”计划可能也会在旧金山、费城以及其他地方同样实施。但是最具威胁的提议，是要在阿拉巴马州的墨比尔进行另一个“广岛少女计划”，国务院设法将这一计划扼杀在了萌芽状态。A.卡尔·阿德金斯博士是一位卫理公会传教士，也是该计划的发言人，他解释说该提议得到了墨比尔市领导人的“一致支持”，他们部分的想法是想减弱南部种族主义的形象。阿德金斯称“墨比尔位于美国的中心地区，在日本人心中，它无疑就是种族歧视的同义词，让这些受害少女进入该社区美国人家庭将是表达善意的重大之举”。国务院官员似乎对该计划有帮助政府拉拢第三世界国家的潜在可能性并不感兴趣。依照这些官员的看法，仅凭核武器就能“阻止共产主义者的侵略进攻”，从而“捍卫自由世界”。州务部副部长马克斯·毕晓普补充说：“人们越快忘记或至少忽视‘广岛纪念日’，我们就能越早地在美日两国之间建立稳固的友好关系。”尽管卡森斯曾报道说长崎的医疗设施是“勉勉强强”而广岛的情况则“堪称三流”，国务院仍试图说服阿德金斯相信这些原子弹受害者在日本可以接受很好的医疗整形手术。阿德金斯曾和卡森斯交谈过，所以他不相信国务院的说法，但是没有国务院在如签证这种基本条件上给予帮助，他对于实施该计划也无能为力。
卡森斯后来表示他“并没有理会国务院的想法”，但他也从未让这些受害女性在全国巡回宣传以展示原子弹爆炸带来的后果。正式的官方说法是原子弹不仅缩短了战期，挽救了生命，而且它造成的人数伤亡和常规武器带来的伤亡一样。甚至在好运龙事件后，国务院仍坚持这一立场，自然很担心“广岛少女计划”所选的是“外貌严重受损的”女性。而实际上该计划并没有选择那些面容严重受损的女性——例如那位“鼻子被挤变形成两个喷孔”的少女——因为整形医生理智地选择了那些手术成功的可能性较高的女性。卡森斯总是试着照顾这些广岛女性敏感脆弱的心理，他认为“让这些女性到处去游行”，展示她们的伤疤——那些她们努力试图掩饰的伤疤——就好比在“剥削利用”她们。他认为这样的巡回宣传对左右公众舆论是无效的。尽管卡森斯个人认为原子弹应该被列为非法禁用的武器，但他并不想让该计划成为反对使用核武器的幌子。他的首要目的是想帮助这25名被选中的“少女”，这些因为美国不道德地使用原子弹武器的受害者们。他“也想羞辱”那些制定ABCC政策的“混蛋们”；最后，如果该计划能唤起人们关注核武器的恐怖后果，那就更好了。
但是卡森斯对这些女性的关照以及该计划真诚朴素的目的最终是在往国务院的身上贴金。毕竟，这些女性很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受的伤害。正如一位广岛受害女性回忆所说：“面容被毁实在是令人痛苦，同时也让人失去了做任何事的动力。不管人们怎么说，容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后来另有两位女性分别承认她们因为自己的容貌而羞于见人，对她们而言，这比为世界带来和平更重要。这些个人的、女性化的有关美貌和自我价值的态度也对国务院有利。“广岛少女计划”的重点是修复战争的伤痛——关注的是这些女性的未来而不是她们不幸的过去——这和国务院的关注点相一致，同时也符合具有进取性的民族主义精神所倡导的“无所不能主义”。这点也反映在了原子弹受害少女的英语翻译中，在将“原爆少女”翻译为“广岛少女”的过程中，“原子弹”被换成了“广岛”。用广岛指代原子弹爆炸这种换喻的手法不仅抹杀了受害城市长崎，还让英语国家的人们自欺欺人地相信原子弹爆炸只是发生在广岛而将不会发生在其他地方。
如果广岛是原子弹爆炸的代名词，那些请求美国人援助的广岛原子弹受害者就不得不对美国向广岛投放原子弹的理由表示理解接受。谷本清神父在美国巡回演讲的时候强调说日本人并没有对原子弹轰炸怀恨在心。他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演讲时曾对听众们表示，日本人“认为广岛的悲剧是他们为自己的错误所应做出的牺牲。日本人民确信是日本发动了这场战争，所以他们觉得在广岛和长崎发生的一切是他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前往纽约的途中，“广岛少女”们在夏威夷停留，参观了珍珠港，以示她们承认是日本挑起了战争。正像《纽约先驱论坛》报道的一样，一到美国本土，就有几个“广岛少女”在事先安排好的采访中向媒体强调说“她们对自己所受的伤害没有心怀怨恨”。《先驱论坛报》报道称一位名叫佐古美智子的少女在谈到她们参观珍珠港时说“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日本海军首先发起了进攻。我们这些广岛幸存者因此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们本应该心存悔悟而不应心怀仇恨，而且我们开始厌恶一切战争”。佐古美智子对虚拟语气“本应该”的使用使得她的观点同谷本清所说的广岛人民认为原子弹轰炸是对他们自己所犯错误的惩罚稍有不同，但也说明一些日本人已认识到了自己的罪恶并愿意为之赎罪的心理。与此相似，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小岛铃江对一名助理新闻记者说：“当我想到大家都如此亲切时，我庆幸自己从未对原子弹爆炸心怀怨恨。只是希望——不要再有第二个广岛。”
日本人以合理的方式试着唤起美国人的同情以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最初卡森斯就是受到广岛作为和平象征的感召和吸引才加入谷本清的计划。谷本清曾试图促成这些受害女性和前美国总统杜鲁门或是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会面，但都未成功，他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对日本赎罪和美日和解太过认真——也可能是因为这样做会引起更多的舆论关注。但谷本清还是继续向美国听众表达赞扬之情，赞扬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宽容大度以及帮助日本防止“本可能会造成的比战争带来更大伤亡损失的饥荒和磨难”。他向美国人传达了日本人民对此“饱含感激之情”，并“渴望能表达（他们）的谢意”。为了让美国人受到感召而最终解囊相助，谷本清和这些受害女性恰如其分地说了些悦耳的话语。
当然，许多广岛居民因为美国投放原子弹而充满仇恨。新闻记者克拉克·李一厢情愿地给占领期回忆录中描写广岛的一章定名为“广岛不恨美国”，间接地承认了广岛人民是有理由仇恨美国人的。但是战后的文字记录中通常都没有直接明了地指明该理由：那就是美国人对大屠杀负有责任。在公众话语中，更常见的方式是通过推测和设问间接地承认这一点。李若有所思地说：“想象一下在军事法庭上——如果我们输了——作为原子弹的发明者和投放者，美国人会遭遇什么。”(https://www.daowen.com)
HPCA的财政部长马文·格林神父是谷本清的老同学，他并不支持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多年后，他反省说：“我一直觉得全世界人们最痛恨的就是我们（美国人）……我们极少能（从日本人那里）感受到任何的情感和喜爱。”在格林看来，日本人对美国最好的态度是“冷漠”，“那些日本学生对（美国的）基督教徒只有敌意，这都表现在我们听到的一些讨论和讲演中，还有向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中……不会有错。”格林认为谷本清在向美国人表示说广岛人民没有记恨过去，而是想继续他们的生活或是为世界和平献身时，“说的是外交辞令”。格林解释说：“这并不是说（谷本清）不真诚，只是他觉得这是感召美国人的最好方法”。格林自己也曾使用这一方法，在他为谷本清的女儿可可争取奖学金的协调过程中，他谈论的不是广岛人民的怨恨而是存在于美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基督教之博爱。格林神父并不认为广岛人民是在利用美国人的罪恶感或是宽容大度：“我认为这是源自饥荒、磨难和死亡的绝望。这只是对战争恶果表现出的纯粹的恐怖。”
对那些在战争中饱受蹂躏的人们发出的呼声，格林想给予回应。他以及和他一样的人们清楚地知道国内的美国人多么地幸运，由于两个大洋的阻隔，他们远离了战争和痛苦。对于这些美国人而言，广岛和纳粹大屠杀是他们各自理解的战争“表现”中“人对于人的非人道行为”的典型代表，这两种大屠杀行为同样吸引了HPCA中人道主义者的关注。例如，卡森斯在首次前往日本的一年前就曾去过德国，并长书一篇，提名为《为生而疚》，表达了对自己幸福生活的内疚之情。这篇有关难民（后来被称作DPs）的文章集中描写了年幼的纳粹受害者，还刊登了一张大屠杀幸存犹太儿童的照片。约翰·赫西也曾在两部小说中以士兵的角度审视了战争，他不仅创作了《广岛》，还写了一部有关纳粹占领下的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的小说。
尽管《纽约每日新闻》不无讽刺地重复着“一个尖酸刻薄的笑话……‘取得战争胜利的途径就是败给美国’”，平面媒体对“广岛少女计划”的一致好评表明，强调广岛人民心无怨恨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的。大部分发表的评论文章在谈及冷战时都会以“广岛少女计划”为据，向人们展示与苏联敌人相比美国民族善良和正直的品德。《萨凡纳新闻》称该计划的“表现是和美国人最优秀的人道主义传统相一致的”，“这种宽容大度的表现向世界表明美国希望为了促进文明发展致力于和平事业，以对抗敌人们一贯坚持的战争目的。”《代顿新闻》试着消除该计划的政治色彩，明确地反对那种认为美国民族使用原子弹是有罪的、错误的观点，并强调说该计划“不应被理解为美国对投放原子弹以加速血腥战争的结束而做的忏悔之举，也不应被怀疑成是官方政治宣传的伎俩……它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些个人向另一个国家的受害个体们表示：‘我们很抱歉你们成为受害者——我们想帮助你们！’这样就足够了，无需其他表示就足以表现人们在情谊友爱方面所做的最大胆的尝试”。这篇报道尽管听上去有抱歉后悔之意，但它和大部分刊登的舆论宣传一样，并没有做出实际的道歉，还是认同了美国政府对原子弹轰炸所做的解释，并认为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只应通过个人的慈善行为得到帮助。
“广岛少女”们作为另一种种族大屠杀的幸存者，在美国犹太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同情。那些为“广岛少女”出资住院治疗的富有犹太律师也积极地参与犹太慈善事业，努力为经历了战争大屠杀的幸存者们减轻苦难。《堪萨斯都市犹太新闻》对“广岛少女计划”大加褒扬，称它“修复着战争造成的毁坏……一些尚可补救的毁坏”——再一次提醒了读者关注这些大屠杀的受害者。该报还自豪地指出“犹太人的大度和仁爱”使得该计划成为可能。和主流媒体一样，卡森斯低调处理他的犹太民族背景以及犹太慈善机构在“广岛少女计划”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将该计划塑造成“美国人”仁爱善行的表现。但是，《堪萨斯都市犹太新闻》的这篇文章不无骄傲地强调西奈山医院这个“伟大的纽约犹太机构”出资赞助了整形手术，而由犹太人卡森斯为首的“纽约广岛和平会”支付了包括零用钱在内的其他一切花费。“随着纪念西奈山律法启示的五旬节的临近，我们高兴地看到一个以埃及沙漠中的这座圣山为名的犹太医院正在身体力行那些曾在圣山上宣读的律法以及那些犹太教首次奉献于世的公正仁慈的理想。”
该报的这篇文章还称日本曾帮助过犹太难民逃离纳粹的迫害，这一说法部分地说来是真实的。当时在考那斯的立陶宛领事馆领事杉原千亩不顾日本外事部的指令，于1940年给至少1，600名波兰犹太人办理了前往日本的护照——杉原千亩也因此受到日本外事部的处分。该报并不了解这些，它引用了一份纽约犹太人的报纸并且认为“犹太人通过诺曼·卡森斯还有西奈山医院，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日本曾向犹太人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感激”。
和《堪萨斯城犹太新闻》形成对比的是自由主义无派别基督教刊物《基督教世纪》，该杂志刊登了一篇少见的评论，评论对“广岛少女计划”本身未加批评，但对围绕此计划所进行的大肆宣传做出了批评。该杂志勉强承认“每一位参与了这项友谊与仁慈善举的人都有权在内心感到宽慰”，但它仍坚持自己在1945年所持的观点，认为轰炸事件是“美国犯下的原子弹暴行”。十年后，该杂志声明“我们再一次重申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只是这样的事情本不应该发生”。它指出“美国人为结束战争所采取的方式感到内疚”，这种美国式的内疚感促使美国人实施了这项计划，力图将美国侵略留下的“伤疤抹去”。但有迹象表明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有些伤痕是整形手术所无能为力的，广岛原子弹爆炸是深深刻在美国人良知上的一道伤疤”。
在公开发表的评论中，这样直接坦率地承认美国有罪的言论极为少见，但编辑收到的个人信笺或是寄给HPCA的私人邮件倾向于支持《基督教世纪》所持的美国人有罪的观点。尽管私人信笺的笔者们有时会重复媒体所呼吁的努力寻求和平而非世界毁灭的主题，但是在信中他们也常常表达出大部分报纸杂志中所缺失的悔悟和悲痛之情。这些美国人在他们的言论中频繁用到“赎罪”一词。洛伊丝·P.门罗在投稿中写道：“自从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以来，作为一个对此怀有罪恶感的美国人，我很高兴能尽我的微薄之力弥补错误，抹去沾在国家荣誉上的污点。”还有，这些投稿人在提到原子弹爆炸时常常使用间接的方式，用被动语态或是介词短语的形式。但在近三十年后，一位80多岁的老人在为“广岛少女计划”而致信感谢卡森斯时，却很直接地谈及了这一主题。杰西·博彻斯写道：“当我们在广岛投下原子弹时，我说：‘这是我干的——这是我所生活的国家干的’，我的丈夫听到这些很是震惊——但是你给了我天赐的良机，成为此项目的一员，向受害者们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关心”。或许是远离事发地的缘故，使得认罪变得简单多了。然而，所有这些写信的人们都表达了对这样一个帮助“治愈”伤痕的机会的感激之情，尽管它只能通过私人渠道进行。
在尽力帮助“广岛少女”的人中，纽约地区的日裔美国人与其他人的反应有所不同。他们邀请“广岛少女”们外出散步或是来家里享用日本料理。他们中的许多人，跟河内山百合一样曾在二战时被美国拘禁过。战争结束后，她和曾是第442部队退役军人的丈夫比尔在哈莱姆区定居养育家庭。河内山百合在回忆参与此计划时，解释说因为日裔美国人的经济状况不像住在市郊的贵格会寄宿家庭那么好，所以他们并未被鼓励做寄宿父母。拘禁事件后的十年，大部分日裔美国人都经济拮据，支撑着组建不久的家庭——拘禁事件发生时，第二代日裔美国人的中间年龄是19岁——大部分被拘禁的年老些的第一代日裔美国人没能获得补偿。河内山百合的参与体现了她的政治同情心，她坚持认为和其他日裔美国人所作的一切相比，她的参与算不了什么。她后来成为了一名政治和社会活动家，她还是马尔科姆·X的朋友。赤松晴子，一位纽约日裔美国人联合教会神父的遗孀，回忆说自己和丈夫之所以受到鼓舞帮助“广岛少女”，是因为他们也认为投放原子弹是错误的。她记得自己曾参加过1950年在中央公园举行的一次和平集会，她从会上的演讲中得知美国其实不需要使用原子弹，是“苏联威胁论”促使美国将广岛和长崎的民众当成了测试核武器的“试验品”。赤松晴子和她已故的丈夫在广岛都有亲戚，但并不是这层联系促使他们向广岛妇女伸出援助之手的。赤松晴子作为一个不久前才遭受过美国政府不公正对待的日裔美国人——她曾被拘禁在黄玉——认为美国对日本的两座城市进行轰炸也是“不公正的”。
这项计划实施十年后，有些人觉得奇怪为什么该计划只救助广岛妇女，而不救助男性和长崎的妇女，还有为什么美方的联系协调人用陈旧的说法“少女”（maidens）来指称这些女性。事实是美国人继续了一个日本人早就付诸实施的计划。神父谷本清将这些女性召集起来，真杉静枝和日本的贵妇们也开始行动，日本媒体称这些女性为“乙女”（otome），翻译过来也是“少女”的意思。定名为“广岛少女”暗指这些年仅十七八或二十多岁的年轻女性将永远是少女之身——也就是说永远单身——除非她们接受治疗，使得自身成为“像样的”婚配对象。当谷本清第一次尝试引起卡森斯关注此计划时，他就强调了这些女性无法婚配的现状，他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能领会他的意思——这种假设无需证明，因为日本人和美国人有着同样的观念，认为女性要依赖男性。两国文化影响下的许多人认为女性的经济保障来自对男性供养者的依附，因为战后，男性更容易找到好工作，在大部分工作中都能挣更多的钱，而女性的要务则是养育子女。一位满怀同情的同龄人评论说没有治疗救助的话，这些广岛女性“将永远无法实现所有女性渴望的一切：婚姻、家庭、子女、自己生命的尊严”，“随着她们日渐衰老，谁还会再多看这些悲剧女性一眼？”男性则被期许在专业、手艺，或工作中找到“尊严”——在这些角色中，漂亮的容貌通常不是必备条件——因此，人们认为男性原子弹受害者成为男性“悲剧”的危险性相对较小。HPCA记录了广岛女性在美国接受整形治疗后生育子女的情况，似乎这是衡量计划成功与否的标志。有人在1969年罗列了这些女性的年龄、职业、婚姻状况和子女数量的更新信息上用铅笔标出了“19个孩子”这一信息点。
于是，美国人延续了日本人强调的主题，那就是这些年轻的女性受害者是“善良的女孩”，值得人们帮助和善待。这些女性被描写成了快乐的个体，让人觉得她们除了身体上的伤痕，心里并无怨恨。甚至对那些没有机会去美国接受治疗的女性，美国人也自我安慰，认为她们不会气愤或嫉妒——这是一个方便的缓和剂，可以减轻他们只救助一小部分女性所可能产生的任何内疚感。据《安阿伯新闻》报道，这些女性“对选拔表现出异常的无私”，整个选拔过程都保持着“温柔”和“快乐”。媒体没有提及那些不能成行的女性们的失望，尤其是承诺的后续救助之旅也并未实现。相反，美国人大肆渲染这些来自日本的令人同情的年轻女性如何享用大部分在日本见不到的美国消费品：汉堡、吸尘器、电视，还有美国的时尚。据说，这些女性还帮助寄宿家庭做家务，主动帮助照看小孩，甚至还在当地的教堂展示日本的茶道。海伦·横山初子后来回忆说，她曾鼓励这些女性“表现得就像在日本和自己的父母相处一样……饭后帮着收拾餐具；当‘美国父母们’显得疲惫时，给他们按摩；接受帮助时绝不忘记说声‘谢谢’；自己不情愿时就不要一味的说‘好的’”。这25名女性的社会背景和阶级地位都不相同，但是美国人却对此差异视而不见。这些“少女们”作为尽职尽责的女儿，表现极佳，代表了日本文化的精华，她们的表现唤起了美国人根深蒂固的有关父母和女儿之间的相互义务的信念，从而改变了对宿敌的看法。
美联社为该图片做的说明是：“山下元子，这位日本广岛的少女是世界第一枚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她面部的伤疤在做了一系列的整容手术后几乎不留痕迹。这批接受整容手术的女性即将返回日本。1956年7月12日，当美国的女友们在纽约艾德威尔德国际机场为她们送行时，山下元子百感交集，眼中饱含泪水。”美联社/大世界图片提供
这些寄宿在贵格会教徒家庭中的日本女性总是两人一对，以免孤单。而有些寄宿家庭向日本少女敞开大门并非完全出于利他主义，没有个人私念。一个身为作家的寄宿提供人将寄宿的日本女性当成了他准备创作销售的系列文章的人物。另一位女主人显然对太平洋战争期间痛失一位亲人仍怀恨在心，把“广岛少女计划”当成了奴役两名日本宿敌的大好机会。这两名日本女性悄悄地向横山初子反映了她们的处境，横山初子和她们共处了一天，证实了她们所处的困境。于是这两名女性被安排做紧急住院治疗，在不侮辱这位女主人的情况下将她们带离了这家，很快她们被转移安置在了一个较和蔼亲切的寄宿提供人家里。所幸的是，麻木无情的宿主只占少数；大部分家庭都秉持着他们开明宽容的价值观。
当然，贵格会教徒家庭和他们的广岛客人之间不可能复制实际的亲子关系。每一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横山初子在整个计划实施过程中充当着这些少女们的代理父母。当每位少女进入手术室时，不是她们的宿主“父母”而是横山初子握着她们的手，在她们打了麻醉针后，是横山初子大声地帮她们数数。但少女和寄宿家庭父母间温情的通信证明许多少女在计划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仍和寄宿家庭保持联系，有些仍继续称寄宿家庭的父母为“爸爸”和“妈妈”。现在幸存的广岛妇女和寄宿家庭之间仍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这种联系。
可以预知的是，美国人支持对广岛民众发起慈善义举的兴趣逐渐减退。在谷本清看来这是一系列计划的开端，而对卡森斯而言却是他为广岛所做的救助活动的结尾。卡森斯帮助建立的美国组织一直关注战争期间女性遭受暴力的主题，但该组织却将谷本清曾参与募集的款项挪作他用。继“广岛少女计划”之后，在卡森斯的要求下，HPCA资助了一个相似的计划，帮助一些被纳粹生物实验在身心上留下伤疤的波兰妇女。这些女性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年龄从30到60岁不等，她们被称为“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兔子”（“兔子”表明了这些女性身处“实验动物”的地位）。尽管她们都不符合少女的年龄和身份，格林神父却称她们是“波兰少女”，这表达了他不仅在两个群体遭受的暴行，还在她们康复的目标中看到了某种联系。
“少女”计划之后，HPCA试图促成美国和日本医生的合作关系，以治疗日本的原子弹受害者。但是日本的医疗机构认为这项计划暗含着对他们医术的侮辱，很不舒服，拒绝和HPCA有进一步的项目合作。用巴克的话说，美国人已经“久住遭人厌了”。当这项建立合作医疗的提议也被否决后，所有计划就完全陷入了停滞。
HPCA的董事会成员和工作人员也失去了动力。随着时间的流逝，该机构打印的文件中董事会成员名单中的名字越来越少。格林神父回忆说：“美国人想帮助那些孩子、孤儿和女童。对修缮炸毁的楼房、建筑物和机构等不感兴趣。”到1956年7月，“少女”计划实施的中期，早先开始的“精神的养子”计划所获得的积极支持已经减少了一半还不止。格林发表通讯督促这些懈怠了的“父母们”继续他们“伟大的工作”，向基金捐款资助这些孤儿。格林解释说：“就世界友谊以及帮助增进美日两国的谅解与和平而言，这样的经济援助作用很大。”但人们对他的呼吁充耳不闻。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该项计划就完全“停止了”。在日本方面，山下一家很早就被迫放弃继续开办孤儿院，到1954年，他们就已经被受过训练的社工们代替了。
尽管“精神的养子”计划声称其目标是为原子弹轰炸造成的孤儿提供帮助，但它却忽视了长崎的孤儿，只资助了1945年8月6日和随后几天内失去双亲的6，000名广岛孤儿。而且，“精神的养子”计划没有正式规定当孤儿长到一定年龄、需离开孤儿院后的资助事宜。诺曼·卡森斯开始就认为“精神的养子”计划是“负责孤儿的一生”，但事实是，“儿女们”按照日本法律在16岁离开孤儿院后，大部分“父母”就停止了资助。尽管一些“精神的父母”曾表示有兴趣收养，但在该计划实行三年、国会再次批准日本人可以合法移民美国后，似乎正式合法的收养也并没有发生。卡森斯曾极力建议精神的父母们能像他所做的那样，将他们的精神养子接到美国受教育，或是资助他们在日本继续受教育。有些精神的父母可能这样做过，但是没有可查阅到的记录显示这个。这些资料记录倒是表明这些十几岁的孤儿们在被放逐广岛街头后，有些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孤儿们和“精神父母”的联系——一开始就细微脆弱的联系——最终断裂了，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但是，不管方式方法是多么的有限，至少这些捐助人们曾试图为自己的国家给广岛带来的恐怖罪恶做些补偿——只有极少数的美国人有这样的表示。因为这些参与者的努力，该计划为600名儿童和青年带来了切实的利益。大部分孤儿和他们的“精神父母”从未见过面，彼此语言不通，在当时没有国际互联网，甚至国际长途费用高昂的情况下，国际交流非常困难。面临这样的挑战，如果没有后续的组织支持，要维持这样的联系非常困难。相比之下，1949年在大阪“收养了”一名孤儿的美军“猎狼犬”第27步兵团——同年卡森斯开始了“精神的养子”计划——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坚持在每年夏天接两到三名来自神圣之家孤儿院的孤儿前往第27团基地所在地夏威夷的团员的家里。但是不论这些美国士兵的努力多么值得称赞歌颂，总的来说，他们的努力无法和政府对受害者的补偿能力相比——前提是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补偿这些原子弹受害者，事实当然并非如此。
但是，也有一些在“少女”计划过程中结成的亲密关系和友谊一直保持着。接受治疗的女性中一个和卡森斯关系很好的女孩甚至给自己的儿子起名“诺曼·卡森斯”。其他妇女对她们的美国捐助人也一直很忠诚，不论她们对在美国的经历可能有什么样的不满，都默不作声。实际上，参与计划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该计划会成功，之后他们也一直是这么做的。甚至是充满质疑的国务院最后也松了一口气，一位官员报道说：“除却去年春天，伴随‘广岛少女’的到来而引发的不合时宜的宣传，到目前为止，‘广岛少女计划’在日本为美国赢得了相当多的善意好感。”“该计划没有被当成宣传表演加以利用，也没被看作是为战时使用原子弹所做的正式道歉。”国务院可能会将此计划吹捧成美国人的仁慈之举，用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的话说，此举表现了“我们理应为之骄傲的美国人道主义精神”。
就道德和亲子关系的主题而言，两项计划都间接地质疑了投放原子弹的正确性，都指出了美国人对原子弹爆炸中“最无辜的”受害者们所负有的责任。但是，两项计划都没有试图结束或是公开地批评美国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这些计划代表了与昔日仇恨的敌人重归于好，它们以令人容易接受的、帮助孩童和妇女的形式，或是对某些人说，以对投放原子弹而进行赎罪和部分补偿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人帮人”的计划显然是反种族主义的——鼓励开明宽容的、热衷政治的美国人建立一种跨越国界、种族和阶级界限的关系，以了解他们和更为宽广的世界所存在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冷战期间，美国的整体政治目标是清除“滋生共产主义的温床”，而为广岛的妇女和青年提供一个“健康”环境的计划恰好和美国人有关责任、同情和人性等深植于心的观念相吻合。但这些计划同时也联系着战后美国的“世界民族主义”，该主义是两种信念的结合，一是相信“美国人是上帝选民，有注定的使命和命运”，另一个是美国有责任向全世界传播诸如自由、民主、独立等“普世”价值观的信念。使用家庭的比喻既合理化了美国人和昔日宿敌之间的等级关系，又将对广岛民众的照顾责任个体化了。
“精神的养子”计划和“广岛少女计划”更多地起到了象征性作用意义而非其实际作用，这点不论是在当时或是之后对美国人似乎都并不重要。1955年，“少女”计划的开始阶段，《安阿伯新闻》曾热烈拥护称：“这些兴奋的少女正在踏上一条将为她们带来新生的旅途。这一切成为可能都有赖于美国和日本一些富有同情心的人们的不懈努力。尽管这项计划规模并不宏大，但其意义不凡。这绝对是很长时间以来能够引起我们注意的最令人感动、值得的事业之一。”35年后，卡森斯宣称尽管“广岛少女计划”规模不大且缺乏后继影响力，但他对该计划还是很满意。他认为“世界可以通过仅仅一个人一次小小的努力而改善”，他的看法改变了记者想从该计划中挖掘某种宏大意义的企图。这两项计划改善了25名少女的生活，还一度在600名孤儿无人帮助的情况下资助他们并满足了他们的生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