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朝阳复升

1960年《纽约时报》的一篇书评写道：“15年前，许多美国人认为大部分日本人是血腥残暴的野蛮人、狂热盲从的军国主义分子、愚昧无知的天皇崇拜者。而今大部分美国人在想到日本人时似乎都认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令人愉悦的文明中奇趣迷人的一员，这种文明富有比西方文明更稀有更敏锐的直观认识和文化传统。”《重返日本》是伊丽莎白·格雷·瓦伊宁继《为皇太子开启的窗户》之后所写的续集，通过对该书的研究评论可以看出，作者将“美国人的仇恨之心得以快速转化为欣赏之情”的原因部分归功于许许多多在日本愉快生活过的驻日美国人，而另一部分归功于“那些对昔日宿敌改变看法的美国人所写的大量有关日本的著作”。此刻，地缘政治、消费主义和国内忧患相互融汇，这种状况促使美国人接受昔日宿敌作为美国施舍、保护和指引的最佳受惠国。美国媒体和政府中的自由主义者已经成功地调整了有关成熟度和性别的既有的意识形态，以制造出一种新的话语舆论来促进同日本的友好亲善关系。

及至1964年，日本似乎完成了从种族敌人到重要的年轻盟友的转变过程。同年，在美国的极力游说下，日本加入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这一事件象征着麦克阿瑟口中的“12岁男孩”现在在经济上已经足够发达，成为了一个可以加入其他“成熟的”民族国家之中的“成年人”。同样是在1964年，日本成为了亚洲第一个承办奥运会的国家。日本政府斥资28亿（以1964年美元币值计算）新建或翻新了运动设施、补贴新建酒店、更新了东京的交通系统，同时日本商界在日本商品和日本风土上投入重金，以显示日本对于广大国际游客的吸引力。《商业周刊》报道称日本政府希望“这笔投资的即刻首要的回报”是“国际声望”——即日本能够被其他国家当作一个蓬勃发展的现代经济体而认真看待。但是该杂志给日本的这一系列举动套上了熟悉的性别框架：“东京就像一个在物色对象的女士，为了奥运会，手忙脚乱地试图把自己装扮得漂亮可人些。”尽管《商业周刊》发现自己很难抵制这个女性化日本的观念，但它刊登的文章主要还是关注成熟的日本科技消费品产业。该杂志称钟表公司日本精工株式会社将为奥林匹克运动会提供官方计时装置，并且该公司正在“大造声势”要打破钟表业“瑞士垄断”的局面。正如瑞士在较早时期成功地扭转了人们对“瑞士品质”的轻蔑态度，日本人也开始扭转美国人的对日本货的认识，“日本制造”不再是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

这幅艺伎打保龄球的图片是《生活》杂志于1964年9月发行的日本特刊采用的封面。盖蒂图片社。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美国自由主义者自战争结束后回顾诸多变化的契机。诺曼·卡森斯在1964年重访广岛，并给《星期六文学评论》的读者发回报道称“广岛少女”们和“精神的养子”们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他们中的一些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生活》杂志往日本派出了一批职员，驻扎近一年，准备发行一期有关日本的专刊。亨利·卢斯在特刊的社论中反思1945年以来日本的巨大变化时写道：“在所有的历史记录中，很难找到与美日之间短暂而紧张的关系相类似的情况，它们之间充满了极端的赞誉和仇恨、背叛和信任、合作与暴力。”两国关系曾从友好走向战争，之后又回复到亲善友好且互相依靠的关系：“今天的日本和美国被两国间的贸易、国防政策和政治体制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两国甚至在进行一场貌似文化间的浪漫情事。”日本仍旧在继续“美国化”，而在美国，日本人的美学也在影响着新一代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为了集中体现这场“文化情事”，《生活》杂志的封面照片刊登了一个身着传统服装的“艺伎”——象征着日本——正在打保龄球。美国人是现代保龄球的创新者；此项运动在战后的美国非常流行，并迅速风靡全球。日本人很少穿着和服打保龄球，但这样的传统服装对《生活》杂志的编辑很重要，因为它对照了传统的日本的和现代的日本——这一直是摄影师所钟情的对照布局，尤其在日本被占之后更是如此。照片上“艺伎”抛球的瞬间暗示着“日本”在行动，在重振旗鼓。美国人通常采用年轻日本男性的形象代表行动中的日本，但是现在出于编辑销售杂志的愿望以及特刊有关美日之间“文化情事”主题的考虑，需要一名身着和服的女性。

这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照体现了美国是如何继续视日本为异国的、东方的他者的。尽管《生活》杂志的编辑们要求撰稿人和摄影师避免重蹈“人们熟知的旅游观光套路”，编辑们还是在特刊中选用了许多像樱花烂漫的日本这样眼熟的图片。他们甚至没能抵制住诱惑，选取了最惯常使用的日本浴女图（少女在以富士山全貌为背景的舒适温泉中沐浴）。从总体上看，《生活》杂志特刊中选用的图片分为两种，对应美国人对日本的矛盾情绪。一种表现的是静默的僧侣消失在通往森林的甬道上那依稀的背影或是沐浴中的少女，这类图片突出地表现了美国人对日本文化的欣赏之处：日本人的静思冥想、条理有序还有美学上的特征。另一种则反映了美国人对日本人负面的认识：他们缺乏自主性、缺乏理性并且潜藏着敌意。这类图片通常表现的是一群日本人混杂在一起，象征着混乱，引起人们的排斥厌恶或恐惧感——例如一大幅彩照所表现的正在进行不知是何种仪式的一大群裸体男性那挣扎扭动的躯体。大使赖肖尔意识到这种具有双重性的观点，声称日本和美国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会成为“必然的伙伴关系”，而卢斯则断言在这样的关系中，美国人仍对美日之间“现在的友好状态怀有深深的疑虑”。

尽管冷战自由主义者致力于宣传种族宽容，许多美国人仍持有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恐惧感，认为神秘莫测的日本人和其他“东方人”在本质上就和“西方人”不同，所以是不可信任的。因此十年之后，当尼克松政府称日本是导致美国金融灾难的经济敌人时，美国民众立刻就相信了。比起将经济上遇到的困难归咎于美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或是美国在东南亚历时漫长、花费巨大的灾难性战争而言，指责日本人要容易得多。日本人曾向美国发动过一场军事战争；现在，他们似乎正在发动一场经济战争。当“经济泡沫”在20世纪90年代的早期尚未破灭之前，日本似乎一直处于“优势”。据称日本人善用他们仿造的技巧，并且精明能干，在美国的地盘上和美国人奋战，他们将日本制造的车辆和电子产品大量输入美国市场，并且还高调收购美国地产和企业。美国工商管理学的学生们在学习如何同日本人竞争时，仔细研读了大量的资料，例如埃兹拉·沃格尔的《日本第一》（1979）、威廉·大内的《Z理论》（1981），甚至还有前现代的日本武士宫本武藏的名作《五轮书》。尽管德国在同一时期也崛起为经济强国，但它的成功在美国并没有引起同样的关注或担忧。(https://www.daowen.com)

1964年左右，一个全新的、人性化的天皇携妻子和一群普通日本人同坐一艘船前去观察海洋生物。盖蒂图片社。

在大众文化中，像《滚球大战》（1975）和《巴西》（1985）这样的影片刻画了崇尚军国主义的反面角色“武士”恶棍。但是这些恶棍像机器人一样受人操控，这种形象正适合日本作为科技强国的新地位，还会让人回想起法兰克·卡普拉的话：日本士兵是“同一张底片的复制品”。同时，带着照相机的日本游客成为了另一新的固定形象。这一时期拍的照片似乎代表了日本的优势，而美国人对日本人地位上的优势感到不适，这可能是造成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那种可笑刻板形象广泛流行的原因。这种对日本成为经济强国的恐惧——现在日本被认为是雄壮有力、刚愎固执又神秘莫测的——在日本经济衰退前，一直存在于美国大众文化中，这点从当时的畅销书中可见一斑，例如克莱夫·卡斯勒的《龙》（1990）和迈克·克莱顿的《朝阳》（1992）。由于这是一场比喻性的“战争”，不是实际发生的战争，所以这些形象得以同那些樱花烂漫的日本形象共存。例如，整个这一时期，洛杉矶的广告牌上都有身着和服、优雅的日本航空公司的空姐们宣传日本友善、柔和的形象。美国人并没有简单地将艺伎的形象替换成武士形象；他们继续使用这两种比喻形象以表明他们和日本的双边关系。

换言之，美国人仍旧从两方面看待日本：日本引人着迷的同时又令人厌恶排斥，和善的同时又具有威胁性，亲善的同时又不怀好意，是美国年轻的盟友又是狡诈奸猾的敌人。这种赤裸裸的两面性让美国人理解接受了简单易懂的舆论宣传，例如有关“开明”、热爱和平的天皇威慑压制了“封建的”军国主义战争贩子，这种舆论宣传解释了为何战后美国与日本结成了联盟。这种具有两面性的观点一方面使得美国人可以继续对像自负的东条英机或是“变态的”、心怀怨恨的川北友弥那种“邪恶的日本佬”表示种族仇恨，另一方面，让美国人在战后舆论中为“亲善的日本人”留有余地：比如美国化的、心胸宽广的西山、恭敬顺从的“广岛少女”们或是无辜的战争孤儿们。这种对日本人的双重看法在战前就存在，现在美国人仍旧可以信手拈来解释目前的状况。视政治环境而定，这两方面此消彼长，快速轮换——因为它们是同一现象的两个对立面——但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通常对立的两面同时存在。

诚然，舆论为转变日本人形象而作出的努力并没有说服所有的美国人；一些人仍旧认为日本人狡猾可疑。但舆论的努力也对许多美国人产生了作用——产生了些预料之中的混合结果。1995年，在关于使用原子弹的亚洲史研究的辩论中，一个使用原子弹的坚定支持者在给作者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日本人总的来说是一个亲善伟大的民族，我欣赏这样的民族……他们有优雅的女性、可爱的孩子，还有包含有趣的娱乐和运动的令人着迷的文化。”但是，他仍对这样的一个民族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实际上）仍是一个帝制统治的社会，有1亿为生计残酷竞争的人们拥挤在”一片相对贫瘠、地质条件不稳定的岛屿上。他对“日本人那种像旅鼠一样急切地自我结束生命的行为”感到恐惧。他强调说“我实在不希望在日本有人启动‘世界末日装置’，结束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仅仅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或是人类——有不可饶恕的自我羞耻感！”

鲁思·本尼迪克特有关日本人耻感文化的理论已经进入了美国人对日本的主流观念，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跟作者通电子邮件的这个历史爱好者的观点之中，甚至也表现在像伊恩·布鲁玛这样的日本专家的著作中。本尼迪克特认为她的研究将有利于建立“一个差异共存的世界”，但结果却将这些差异实质化、具体化，从而加剧了种族主义。当时，像本尼迪克特这样的战后自由主义者坚信，通过强调文化比生物特征重要以及有色人种也有“发展成熟”为现代社会的潜力，他们在和以往种族主义者的思维方式脱离、决裂。但是，如本书所示，战后自由主义者们尽管是出于好意，结果却在其他领域重新构建了种族主义。他们的作为使得种族主义对许多美国人而言不易辨识，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因为这些代表大多数人意见的自由主义者们非但没有改变，反而加剧了本质差异这一观念，所以他们最终没能改变种族主义者的观念想法。

战争结束60年后，美国人在了解日本时，种族主义以及东方化的“他者”观念仍占重要地位。尽管反种族主义对话和教育都一直在进行，但时至今日，很少有人会采用成熟度这一术语来鼓励美国人“成长起来”，改善他们和美国的少数族裔或是世界上有色人种之间的种族关系。自由主义者的舆论宣传逐渐消亡了，随之而去的还有自由主义者对美国人发展“成熟心智”能力的信心。许多美国人仍旧认为其他民族需要发展成熟；他们甚至嘲笑其他民族幼稚；但现在他们没有将这种话语应用于自身。

在冷战自由主义者的世界观中，成熟度和发展这两个旧有的、具有强大说服力的观念不仅被赋予了性别化色彩，还受到了严格的限定。今天，或许有人会带着怀旧的心理回顾这些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向往他们曾怀着发自内心的冲动和物质承诺要建造的那个美好世界。但是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同时还要记得这些观点又是怎样破坏了他们所宣称的创造一个更平等、更民主的全球化社区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