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卡森斯和“精神的养子”
战后谷本清神父的首次美国之行中，最有意义的事就是与诺曼的接触会面。《星期六文学评论》的年轻编辑诺曼·卡森斯对原子弹轰炸事件深感困扰，他曾就此事的严重后果发表慷慨激昂的社论，谴责原子弹轰炸事件是美国历史上的“污点”。他哀叹现代社会人们竟然“愿意动用科技和智慧的力量来达到杀戮的目的……却不愿为了民生善用任何这些资源力量”。三年半后，当卡森斯偶尔听说谷本清提议在广岛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独立无派系的“世界和平中心”时，他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寻觅的目标：那就是积极地维护人的生命权和保护生命。此时广岛已经将每年的8月6日定为纪念日，但谷本清却筹划着一个更为大胆的计划。他想在广岛建立一个慈善教育机构，该机构有双重任务：一是从身心上对原子弹遇难者进行布道救助，另一个任务是将广岛这个首遭原子弹轰炸的城市作为先例加以宣传，警示世界如果人们都不为世界和平而努力，这将是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恶兆。
卡森斯在1949年3月5日的《星期六文学评论》上刊登了神父谷本清的提议，并且大力支持这位日本神父的提议，呼吁美国人帮助建立一个“在全世界进行和平教育”的研究、规划和传播机构。谷本清在请求美国时，表现得尖锐直接又不乏技巧，他声称“我们相信这个曾在战争时期将日本作为实验室的世界应该会帮助我们寻找和平的途径”。谷本清将毁灭广岛的罪恶归咎于“世界”，他用这种间接批评的方式让美国人受到良知的谴责，还以此表明甚至那些认为要结束战争必须使用原子弹的人现在也能为和平做些贡献。
1949年8月，在谷本清发表特约社论的五个月后，诺曼·卡森斯带着谷本清写给广岛民政部门领导的介绍信来到了广岛，他来得很及时，正好可以参加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四周年举行的和平纪念公园的奠基仪式。尽管卡森斯是受麦克阿瑟将军的邀请前来日本调查人权状况的——就像之前马克·克拉克将军邀他去德国的目的一样——他却忽略了日本的大部分地区，几乎只写了有关广岛的报道。他在用电报发给纽约的一篇文章中，向《星期六文学评论》的读者描述了他在广岛看到的既令人鼓舞又让人震惊的一切。让他佩服不已的是广岛居民“不是充满怨恨的失败主义者”，他们已经重建了整个城市，但令他震惊的是他们缺少基本的医疗设施。他参观的一家医院的手术室“似乎不比屠宰场好多少”，而且“他在德国或其他地方的（难民营）所看到的情况都不像这里，人的尊严被无视到如此地步”。卡森斯说在他参观这家医院的时候，一位母亲哭泣着跪在他脚边求他救救患肺结核的女儿。卡森斯深为触动，他通过“黑市交易”从东京成功地买到了急需的链霉素。教会世界理事会随后又空运来更多的链霉素作为补充，药物渐渐在女孩身上开始起作用。没人知道这个女孩最终情况如何，但卡森斯相信自己可能救了她一命，他以此为例证向读者们展示美国人无私地帮助他人的力量。
在卡森斯访问期间，他一直都在关注广岛的儿童。在巡访广岛时，他注意到许多小孩“没人管没人问”，于是向浜井信三市长了解他们的情况。市长解释说，许多原子弹爆炸的遗孤缺少应有的照管，是因为所有的孤儿院都已经满员了。随后卡森斯又参观了一个由山下夫妇开办的临时孤儿院，他们一直在照顾那些从街上找回来的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卡森斯承诺一定要报道他们的艰难处境，还要把在日本采编的最长的文章中的一部分用来报道山下夫人，尽管她自己在原子弹爆炸中也受了伤，但她却尽可能多地帮助那些需要照顾的孩子们。但卡森斯对山下先生却只字未提，而实际上如果没有山下先生的经济能力和远见，这个孤儿院是不可能办起来的。一个山下孤儿院的孤儿回忆说，他和其他孩子“是在山下先生温暖的照顾下成长的”，但是这位美国编辑却只关注普遍存在的母爱，在他的描述中，“十来个”小孤儿紧紧依偎着山下夫人，“就像在百货商店中紧紧抓着妈妈的衣襟的美国小孩一样”。卡森斯写道，这个孤儿院的居住条件比广岛其他孤儿院要“好而且明亮”，在这里孩子们有干净的食物、好的教育、足够的游戏空间，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得到充足的关爱。尽管山下夫妇看上去已经做得很好了，卡森斯仍在文章中写道“山下孤儿院尚有一点不足，这样的孤儿院太少，它应该再扩大五倍，如果有外界的善意帮助，山下孤儿院就可以扩建了”。
卡森斯在文中惊叹地表示美国人可以为这些孩子做许多事。他指出美国移民法禁止日本人和朝鲜人移民美国，这样就造成美国人无法正式收养广岛孤儿。之后他又激励读者们加入他称之为“最好的下一步行动”，在“精神上领养”广岛孤儿。山下孤儿院的一个孤儿每月只需2.25美元就足够支付衣食以及教育的开支，和所得相比，这笔支出似乎少得出奇——《星期六文学评论》的读者群一定能响应号召伸出援助之手。卡森斯提议那些“领养”广岛孤儿的美国家庭应当在经济上对孤儿们的成长负责。有朝一日如果国会修改了移民法案，那时孤儿们就可以来美国和收养他们的家庭在一起了。卡森斯为了刺激彼此之间产生真正的家庭联系——也是为了将来能合法收养做准备——甚至建议孤儿们使用收养家庭的姓氏。
卡森斯提出的精神的养子计划迅速收到了令人满意的回应。三个星期内，《星期六文学评论》就刊登了23封读者来信的摘要，并且公布了另外20名响应卡森斯的号召向广岛孤儿捐款的美国人的姓名。来信的读者有一家之主、（来自拉德克利夫的）女大学生、还有称因为是“老处女”所以在美国不能合法收养孩子的单身女性。尽管是以一种非常有限的方式，但这一计划使得许多妇女体验了战后的“婴儿潮”。一位在伊利诺伊州诺斯菲尔德的读者多萝西·M.博因顿在来信中写道：“你们想象不到，如果有一个哪怕是在精神上可以称之为‘我的’孩子，能年复一年地为他提供一个母亲所能给予的一切，我将为此感到幸福而骄傲。”“我也试过在美国领养，但依照法律，单身不允许领养儿童，理由是孩子必须由父母两个人照顾”。尽管有大部分捐助人通过暗示或直接承认即使移民法修改了，他们也不可能实实在在地领养一个小孩，但也有一些承诺愿意收养。一位来自芝加哥名叫R.E.唐宁的读者写道：“我们就相关的义务已认真讨论过，在可能的时候，我们愿意给一个孤儿提供温暖的家和援助，让他多多少少能体会到家庭生活和家庭的关爱。我们经济条件一般，自己已有两个孩子，但是我们觉得可以负担得起每月2.25美元的费用帮助一个孤儿。”另有一些个人来信表明他们无法做出每月捐款的承诺，但却随信寄来了一次性捐款（通常是10美元左右），还有人先暂时寄来一笔捐款，承诺日后若果经济条件允许会继续捐款。
到1949年11月5日——仅仅在卡森斯首次提议后的七个星期——149个个人和家庭就承诺会无限期地捐助孤儿们。“精神上的父母”最终遍布了美国从乡村到城市的各个地区。其中甚至包括康涅狄格州威尔逊的罗杰沃尔科特学校的两个移居国外的四年级学生（一个在关岛，一个在委内瑞拉），后来，还有个名人海伦·凯勒也加入进来。两个日裔美国人（从姓名判断）也成为了精神上的父母：他们是费城的伊迪斯·佐藤和芝加哥的詹姆斯·A.山本。其他的一些捐助者都是盎格鲁或德国的姓氏，这表明他们中的大部分是来自新英格兰和纽约州的当地居民。精神父母大多为女性：名单上至少有62%是单身女性或已婚女性（或寡妇），这些已婚女性虽然使用的是夫姓，但大都没有将自己的丈夫作为共同捐助人。单身男性捐助者的人数占据第二，比例是25%。尽管卡森斯希望领养（精神上到最终法律上）广岛孤儿的是双亲家庭，然而最初的报名单上只有10%的领养人是已婚夫妇。后来的一份新名单上列出了收养父母的职业，这张名单显示出他们大多是白领而非工人阶层，这也反映出了《星期六文学评论》的读者群。(https://www.daowen.com)
有关这些精神收养人的信息很有限，因此无法对他们进行全面分析，但在他们写给《星期六文学评论》的读者来信中，可以看出许多人领养孤儿是出于对原子弹轰炸的负罪感。来自纽约州海狸坝的吉纳维夫·蒂乐·加兰对自己的祖国竟然“不顾良心的谴责，以必要的军事行动为由进行大屠杀”感到气愤，她承诺要收养一个广岛孤儿。她在信中写道“我隐约地希望”捐款给“在那个可怕的日子受到伤害的孩子能让我一直以来的情绪得以平复”。一位曾驾驶B-29空中堡垒轰炸机在日本执行过26次飞行任务的前美国飞行员坦言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他内心一直饱受折磨，因为“他还有其他飞行员曾不加分辨地对贫民区进行狂轰滥炸”，还曾“在没正当理由且毫无必要的情况下使用了”原子弹。对他而言，卡森斯的提议“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安抚内心难以言说的集体罪恶感”。他承认说“这一点钱无法挽回我少年的纯真理想，但时至今日，什么都值得试一下”。
但也有一些读者对卡森斯的提议表示不满。纽约市的贝林达·杰里夫写道：“面对那些善良的人们对广岛孤儿表现出的高尚行为，我觉得自己或许是卑鄙低劣的人，因为在为帮助广岛孤儿四处奔走之前，我想知道那些珍珠港受害者现在怎么样了？哪里能获得有关他们的信息？”另有一位纽约人也质疑道：“难道所有的读者都愿意原谅这些试图靠武力作恶多端的人，原谅他们至少是想在亚洲世界称霸的诡计，这可能么？难道所有的读者都这么快就已经忘记了这些日本的奸诈小人是如何虐待战俘的，这可能么？”
卡森斯的批评者中有一位还是他的私交，他指责卡森斯对日本人变得“心软了”。卡森斯在公开回应朋友以及其他批评者的时候，强调说：“现在美国人要大费周折地帮助这些四年前还严重威胁我们的自由和生命安全的日本人，这看上去的确令人难以接受。”但是，他进而解释说当他把日本人作为个体来看而不是作为敌国的一部分时，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那些认真诚恳的日本人每天都排队等候在他宾馆门外，向他倾诉自己的政治哲学或是请求他帮忙继续完成政治教育，卡森斯被这些人的理想追求所感动。卡森斯反问道：“难道和这些人共处，鼓励他们，推动他们对自由体制的追求就是‘心软’么？”他还间接地指出美国人对这些在首枚原子弹爆炸中失去父母的孤儿负有特殊的义务，并补充说孤儿中最小的是在爆炸发生前几小时刚出生的婴儿。在1949年，要求美国人平等看待日本人有些强人所难；因此美国更多的自由主义者也像卡森斯一样，设想出一种美国公民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那就是鼓励美国人对日本人有一种责任感。
卡森斯当时只在山下孤儿院呼吁以精神的养子的形式收养孤儿们，在他的提议发布后不到一个月，山下孤儿院的孩子就都被收养了。他于是写信给浜井信三市长表示，他希望人们对这项计划的热情能持续增长，这样美国人将可以为“广岛所有的原子弹爆炸遗留下的孤儿，而非仅仅是山下孤儿院的孤儿”提供救助。“精神的养子”计划最终在七所孤儿院实施，在大约近12年的时间里，共计对600多名孤儿提供了7万美元的救助。
美国的“父母”似乎很乐意照顾这些孤儿，有些甚至对此激动万分。一位名叫木原惠子·斯诺迪的“精神养母”写道，“和这个胖嘟嘟的小家伙在一起我们很快乐！”另一位“精神养父”吉川美津子·富森说收养她“带给我们的骄傲和快乐，是我们所能想象到的2.25美元投资能带来的最高、最令人兴奋的回报”。在1950年9月的《星期六文学评论》上刊登的一些精神养子的照片中有一张是满脸笑容的女孩美津子，旁边是她“家人”和狗的照片。精神父母也会收到一些令人鼓舞的通讯报道，偶尔还能收到养子们的来信。一个9岁的孩子写道：“春天就要来了，可我的春天早就来到了，就像在做美梦一样。我要尽力好好学习，做你们的乖女儿。”在计划实施的第一年，精神父母不仅捐钱，还寄来了衣服、玩具、初级英语读物、棒球球棒，甚至还有钢琴。
对这些一无所有的广岛孤儿来说，这些礼物让人不可想象，但捐助人的话语中透露出他们也和前B-29轰炸机飞行员一样，试图在原子弹受害者那里“用钱挽回”他们的清白。在精神父母的话语中表示金钱的词汇数量——利润、分红、投资、乃至税收——多得惊人。而这些“被收养者”似乎就像购买的商品——考虑到只有简单的金钱交换，或许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些美国收养人内心的家长责任感很有限，不仅是因为孩子们远在千里之外，还因为个体的家庭无法承受这种情况下所需的巨大的经济花费。但也有较少一部分美国人采取了比“精神父母”更进一步的行动，成为了25名被称之为“广岛少女”的准养父母。这一计划始于谷本清神父所在教堂对在原子弹爆炸中毁容或受伤的女性进行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