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的心智和种族包容性
如同二战后的自由主义者一样，阿德勒、范·多琳和其他人也都抵制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而且他们还有着不变的信念，那就是通过善意的、理智的人们所做的努力，种族主义会从美国社会中消失。对自由主义者而言，种族主义和种族狭隘主义是因为陈旧的错误观念和不成熟造成的。最能代表这种观点的人或许是布鲁克林学院的哲学教授哈里·艾伦·奥弗斯特里特。像阿德勒一样，他也致力于成人教育，宣扬他所谓的“成熟度的观念”能给美国人在战后世界指引方向。他在《成熟的心智》（1949）一书中详述了他的观点，该书在三年内售出５0万册，蝉联畅销书排行榜长达一年半，其间包括九个月的全国非小说类读物销售冠军，不俗的表现使得该书也成为月畅销书俱乐部入选图书。奥弗斯特里特运用新弗洛伊德学说的方法分析他认为的美国人的不成熟性，指出由于一般美国人在14岁离开学校——一个尚且年少，不足以理解学习重要性的年龄——所以大部分美国人“除了极少的例外，就是一群偏激、不成熟、做事仓促草率、偏听偏信、不负责任的‘传谣信谣’者”。太多这种“面孔成熟而心理幼稚”的个体最终造成了美国现代社会的悲哀：不论是劳工纠纷、宗教狭隘主义、民族沙文主义还是“白人至上主义”等难题都是如此。奥弗斯特里特建议说，所有这些难题都可以从这些心智幼稚的成年人那些自我中心、自私自利、无礼，有时甚至残暴的行为举止中找到答案。他认为心智成熟是一个需不断获取的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终极状态，因此他认为“顺利成熟中的”成年人应该思想开明、没有偏见，能够理解体会他人感受，耐心、坚定、心胸宽广、富于创造性而非毁灭性，最为重要的是能意识到自己行为带来的影响和后果。奥弗斯特里特怀着启智教化对理性和完美主义的信仰，主张成熟的个体能够，或者至少应该差不多解决利益和“忍耐、勇气、坚毅”之间的矛盾。
奥弗斯特里特和其他战后自由主义者对美国持续存在的种族歧视尤为不满，称此种种族主义是欧美人不成熟的表现。1945年，他热心支持由作家巴克林·穆恩编订出版的文集，并为之题写了具有挑衅性的书名：《白种人初级读本》。该文集坦率直白地告诉欧美白种人，在处理种族关系上，不是“黑人”，而是“白人”像幼儿一样无知，这种说法扭转了欧美人以往幼儿化非洲裔美国人的家长式话语。奥弗斯特里特在对该书的书评中写道：“《白种人初级读本》指导我们如何拼写，那些认为自己早就会识文断字的白人不会喜欢这本书，可能也不会屈尊俯就去阅读它，因为该书对他们的社会及政治理解能力提出了质疑。”对奥弗斯特里特而言，身为一个成年人意味着对非洲裔美国人的过去和现在保持敏感性，更重要的是，意识到自己抱有的种族主义。正如他书评的标题所示，这样的历史和自知之明是“成年人需要了解的事情”，这一认识也得到了他人的认同。显然约翰·冈瑟认为美国南方白种人不具有这样的自知之明，他将其畅销书《深入美国》（1951）的一章题名为“南部：美国的问题儿童”，并将书中有关南部黑种人的章节直接命名为“南方黑鬼”。
在呼应以美国人的不成熟性解释种族主义的主题时，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尤金·罗斯托谴责将11万多日裔美国人疏散拘禁是放任种族主义者和幼稚愚蠢的“群体狂躁”的恶果，是美国政府不负责任的行为。罗斯托在1945年9月刊的《哈珀斯》发表了一篇文章，谴责这种拘禁行为“令人难以置信”。他唾弃这一行为，宣称“十万多人被关进集中营，对他们实施拘禁的罪名借口甚至不足以给偷狗的小贼定罪”。这完全是基于非理性的“种族偏见”和荒谬的观念——即要判定一个人的“忠诚”，更多地取决于他的“人种”或生物特性而不是“文化”。罗斯托在《耶鲁法律评论》上发表的早期有关同一主题的文章中就已有较全面的论述，他认为“生物科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系统的社会研究分支学科所提供的科学证据可以轻而易举地驳倒这种观点”。虽然罗斯托指出带有种族歧视的9066号总统令和这个平常较负责任的美国政府行为前后极其不符，但与此同时他忽视了在更大的格局下美国政府所支持的对日裔美国人的种族歧视，例如《小泽诉美国政府案》（1922）就重申了对日本移民获取美国国籍权利的否决，在1924年颁布的移民法案中也有排日条款。在这80 样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美国政府的拘禁行为，虽然不公正也没有正当的理由，但从美国立法传统而言，可谓是理性且前后一致的决定——而不是一时的幼稚狂躁所犯下的失误。
在此指出这一点并不是批评罗斯托。他是一位较早对拘禁行为进行谴责的重要的评论家。他在《耶鲁法律评论》上的文章影响了美国议会，1948年议会决定给日裔美国人少量的补偿，也为40年之后成功地要求更大数量的补偿奠定了基础。但是罗斯托在号召美国同胞们改正这个严重的、不负责任的、缺乏远见的错误时，其言辞说法和奥弗斯特里特所呼吁的种族宽容有异曲同工之处。对那些试图用恐吓来阻止被拘禁的日裔美国人返回美国西岸的人，罗斯托以及其他日裔美国人的支持者们称他们为幼稚的“无赖阿飞”。那些支持日裔美国人的人们在反对无赖一样或心胸狭窄的种族主义者的同时，支持日裔美国人第442作战部队进行着英勇高尚的斗争。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为美国民众——大部分的美国民众可能会对日裔美国人的遭遇抱着麻木不仁的态度——提供了一种选择，那就是表现成熟，做些体面合宜的事，还是做些像少年犯一样的行为或表现出毫无教养的态度。
这种反种族主义的话语指出，不能将日本国民等同于日本政府，这点有助于重新塑造日本人形象。罗斯托断定对日裔美国人实施的拘禁可归咎于“一种怪异的观念，即所有的日本人后裔都是敌人，战争不是针对日本国而是日本这个‘民族’”。正如约翰·道尔精确指出的，美国人和日本人的确曾致力于一场他们所谓的种族战争。罗斯托认为在这场战争的末期，成熟而有责任感的民族认识到这种观念是可笑愚蠢的。罗斯托很清楚，许多美国人都认为自己同日本“民族”交战过，因此他试图说服美国人对不同民族要抱有更公正、更开明的观念，这样才能真正符合平等这一美国的最高理想。
罗斯托、奥弗斯特里特以及其他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反种族主义思想与更广泛的世界观相契合，这一世界观支持维系着“自由”、民主社会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罗斯托后来著有《自由计划书：美国资本主义的公法》（1959），他的弟弟，W.W.罗斯托随后出版的《经济增长的进程：一个非共产主义者的宣言》（1960）是一本阐述现代化理论的经典著作，该书预见了自由资本主义可培养一个由富足的消费群体构成的中产阶级。奥弗斯特里特也笃守自由主义信念，相信资本主义最终会创造出一个中产阶级亦或是一个具有牢固坚实、富有活力的民主政治体系的无阶级社会。对肆意发展的资本主义将利润率置于劳工福利之上的做法，奥弗斯特里特持批判态度，他主张更人性化、更坚定的改革，让其他人，例如被剥夺公民权的黑人能在这个社会中享有更多的利益。对奥弗斯特里特和其他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者而言，反对共产主义和反对种族主义对于民主社会和世界的健康发展是同等重要的。
他曾在《成熟的心智》一书的结尾写道：“我认识到生活中的罪恶并非源于我们心底的邪恶，而是我们对生活的不成熟的反应处理。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变成熟。这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这是必将最终拯救我们的灵药。”
奥弗斯特里特的理论在20世纪中期引起了反向的共鸣，因为这一理论不仅鼓励美国人放眼世界，担当重任，而且鼓励他们着眼国内，正视美国社会。如同汤因比和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奥弗斯特里特也认为一个民族具有变“成熟”和良好发展的潜力，而无需进行激烈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因此，不只是反种族主义者的论战有助于重塑日本敌人的形象，在成熟度这一观念框架内，反种族主义与支持资本主义的力量的结合也对此有所助力。美国的决策者们期望着，日本如果能顺利地“成长”为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将有助于粉碎马克思主义者对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在决策者的眼中，日本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日本已有的工业基础和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大大增加了成功的机率。(https://www.daowen.com)
决策者们视冷战为实验基地。在《外交》中列出的遏制政策首次与美国大众见面，乔治·凯南强调美国必须“在全世界各民族人民心中普遍塑造一个美国形象，即美国这个国家，有明确的目标，能成功解决国内问题，同时又能承担世界大国职责，具有立于时代的意识形态湍流之中而能独善其身的精神活力”。因此这场较量“实质上是对美国在众多国家中的全面价值的考验”——对美国担当世界领导者的成熟性和能力的检验也是对美国传统的“精神”健康的衡量。现在还没到美国放弃世界先进文明之首的头衔，让贤于苏联或其他国家的时候。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1950年在《生活》杂志刊登文章呼应凯南，文中写道：“一个民族的发展或许有智穷才尽之时，但我们尚未遭遇这一时刻。”他继续写道：
我们依然举足轻重，仍能努力奋进。我们的青年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既不软弱也不怯懦。我们的宗教传统和民族传统为人民所铭记。若我们的努力尝试仍有欠缺，那是因为我们尚未清楚地认识面临的挑战和实质。随着一切变得更清晰明朗，我们定会积极应对。正义的信念指引着我们的行动，这一信念将成长壮大，直至有一天引领我们同全世界致力于建立和平、人类自由公正世界的志同道合者会师。
这位未来的国务卿的话意味着美国在这场适者生存的竞争中会战胜苏联。因为美国的全体人民为“正义的信念”——宗教或非宗教的——所护佑，且怀有最真挚的善意，力图将全世界建成一个全人类“和谐友爱”，共享“人类自由公正”的美好世界。如同所有的信仰所声明的一样，杜勒斯意在用他的话语说服民众相信他眼中的事实真相。他称：正确的道路一定会“更清楚地显现出来”，美国人民对此“定会有所回应”。杜勒斯援引男性力量、魄力、勇气等长久以来固有的观念，将这场较量视作一场考验，一个决断的时刻——一个证明自我的时刻。至少从工业革命起，男性气质的验证已存在于整个西方世界的想象中，而在美国社会生活中这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美国男孩在彼此的眼中成为成年“男人”，是通过在一系列不断的考验中展示自己的技能和本领，评估彼此的价值而实现的。正如杜勒斯所言，甚至精英政客们也笃守这一世界观：男人要证明自己值得赏识和应该得到权力。
因此，冷战自由主义者认为日本的复兴和美国对日外交政策的胜利验证了美国民族的果敢、智慧和信念。在自由主义者的天主教杂志《大众福利》中，高级外交官威廉·富兰克林·桑兹称：“政策的正确制定源于巧妙表达的成熟信念，源于以丰厚史实为基础的成熟信念，源于兼顾各方利益的成熟信念。”事关重大，我们负载的不只是“日本民族的命运……还有人类文明的演化进步”。亦或如新闻记者约翰·拉瑟尔达所说：日本对“盎格鲁—撒克逊民主”最终是采用还是摒弃将表明“欧洲文明的演进方向和活力”。
日本的特殊重要性在于其在二战期间挑战过西方文明的最高权威性，正如菲律宾元首卡洛斯·罗姆罗提醒美国人，日本人此举几乎成功，罗姆罗对一位美国新闻记者说：直到战争爆发前，西欧和美国的“白种人”“一直被东方人视为高高在上的神明，但通常是不公且令人望而生畏的神明形象。日本破除了这一盲目崇拜，揭示了白种人也是能被羞辱击败的凡人。这是亚洲人的胜利，那些痛恨帝国主义、遭受其压迫的民族会永远铭记”。罗姆罗对日本人并无好感，但对日本人在对抗西方甚至美帝国主义时为亚洲人所做出的“果敢”表率，使得他和其他亚洲人尽管不甚情愿，但还是对日本心怀敬佩。因此，即便日本人对“盎格鲁—撒克逊民主”的接纳不会将美国人重新提升到“东方神明”的地位，至少可以确定美国的正义性。日本在重新确立西方文明准则的普遍性及其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合理性上发挥了很大的潜力，为美国提供了再生的可能性。因此在扮演被占日本的良师益友的过程中，美国人再次确信本民族的正义性和日后的职责——他们可以自视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而非明日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