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波

由于川北友弥和拉文无法扭转被判有罪的事实，于是他们试图减轻对川北友弥的量刑。1953年11月29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将川北友弥的死刑判决减为无期徒刑，不知疲倦的拉文仍继续要求在执行上从宽处理。艾森豪威尔收到许多请愿书——大部分来自日本——在他批准减刑后仍不断收到此类请愿书；请愿的人们要求释放川北友弥并准许他返回日本。川北友弥的姐妹们在一封信中批评说“来自日本的大捆的请愿信”被堆放在罪行赦免科，都没被翻译成英文。川北友弥也有一些身居高位的朋友。川北友弥家所在的三重县县长亲自发电报给艾森豪威尔表达他对总统减免川北友弥死刑的感谢，而且至少还有一名日本政客——一名议会成员——代表川北友弥给艾森豪威尔写信求情。另有一位政要人物三木武夫是川北友弥家族的朋友，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任日本首相。川北友弥家族和三木武夫都来自三重县，川北友弥的父亲是富有的杂货批发商人，在三木武夫留美学习期间，他曾是三木武夫的良师益友。实际上，起初正是三木武夫在大江山镍厂为川北友弥介绍的工作。到川北友弥受审的时候，三木武夫已经是日本众议院议员。就三木武夫对良师之子处境的了解，他必定也会动用自己的影响力向美国政府官员发出请愿。

从20世纪初起，对日裔美国人的种族歧视就是美日两国关系长期存在的痛处，于是日本人不失时机地附和川北友弥姐妹的批评指责之声，批评说川北友弥案件的审理、定罪和判决过程中充满了“不公正与偏见”。考虑到加利福尼亚地区一直以来对日裔美国人的种族仇恨——对日裔美国人遣返疏散和关押拘禁就是不久前令人瞩目的例子，因此日本人对在该地区审理川北友弥案件的公正性表示怀疑。比起日裔美国人在美国的真实生活，日本政府官员通常对日本民族在国外的形象要更为关注，但是得益于川北友弥的人脉关系，对川北友弥个人的关注似乎带动了日本政府官员对日裔美国人群体的关注。这种批评的声音到来的时刻恰值美国政府的敏感期——战后在新的世界秩序下，欧美人的种族主义对潜在的以及当前的有色人种盟国的影响，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变成了更加敏感的问题。的确，持批评态度的人可以争论说正是因为种族主义，川北友弥才比其他判有二战叛国罪的犯人在监狱被关押了更长的时间。例如，德国移民汉斯也因叛国罪被判死刑，罗斯福总统将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但是仅仅五年后，他就以自由身返回了德国。为川北友弥进行的开罪请愿一直持续到肯尼迪政府当政，并且突出强调种族主义的影响。川北友弥就读的母校明治大学的校长代表全体教职工和3.3万名学生向肯尼迪请愿，表示说因为“相当不正常的战后环境”，川北友弥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

起初，肯尼迪政府坚持之前的判决，没有批准川北友弥的假释。1961年，川北友弥姐姐的牧师，光海春神父配合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的日本之旅，发起了为川北友弥减刑的请愿攻势，未能成功。但是，两年后，司法部长改变了意见，批准了减刑，条件是川北友弥要永远离开美国。由司法部长签署后递交给总统的备忘录上记录了参加案件审理的官员对为川北友弥减刑所持的不同意见——马西斯法官仍坚持反对——备忘录也强调了曾作出川北友弥定罪意见的首席公诉人和高等法院法官现在也“毫不犹豫地建议减刑”。前美国政府公诉人詹姆斯·M.卡特现任川北友弥曾受审的南加州地区的法官，他建议只要川北友弥永远不回美国，就可以批准他假释。司法部长向他的哥哥转达了这一建议，尽管川北友弥对美国同胞犯下了残暴的罪行，但他在监狱里已经监禁了“实实在在很长的时间”——16年，而且在入狱期间他是模范犯人，所以如果现在释放他，“也并不失公正”。罗伯特·肯尼迪的执行秘书所写的记录中也提到日方驻国务院的代表也赞同这一决定，因为释放川北友弥“将有助于”美日关系。肯尼迪总统于1963年11月24日批准了对川北友弥的假释。同年的12月中旬，川北友弥已身在东京，之后便一直留在那里直到90年代中期去世。

最终，川北友弥熬过了在美国司法系统经历的噩梦。尽管他可能犯有某种滥用职权罪，但他的行为并非可恨到让战俘们在从大江山战俘营解放后立刻对他进行指控的地步。起诉这位日裔美国人耗费了大笔资金，显然，所谓的罪行本身并不能合理解释此项开销，而是另有原因。所谓的“另有原因”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包括个人目的、对国家发动冷战的坚定性的忧虑以及国内忧患，也有美国的少数族裔所怀有的怨恨和日裔美国人重新融入美国社会的问题。(https://www.daowen.com)

川北友弥的叛国审判揭示了美国人对日本这个新盟友一直怀有小心谨慎的态度。战争期间，美国人就广泛认为不忠奸诈是日本人的特性，而且在战前，他们就常常认为“东方人”总的来说是奸诈狡猾的。日本人矮小的身材让美国人认为他们在体质上不如西方人——因此他们不得不使用些狡猾、恶毒的手段。这样的观念自然就让美国人认为，日本先发制人地偷袭珍珠港是“懦弱胆小”的日本人暗箭伤人的行径。相反，他们把德国入侵波兰视作是一种强大的、最终也无法“满足”的男性力量的蹂躏。美国人极少会把偷袭珍珠港比作对女性身体的侵犯，原因很明显，这样做比是对美国的侮辱；这样的比喻不符合美国人眼中自己国家那种强健有力的大国形象。同样，在许多美国人眼中，川北友弥的案件证明了日裔（美国人）不会以公平、男性的方式与美国人竞争，只敢在美国人已经倒下的时候发起袭击。尽管战后的美国媒体为了营造美日双边的和谐关系，减弱了他们的反日言辞，但许多美国人仍坚持认为日本人是神秘的、潜在的毁灭性因子。

政府官员借此机会谴责川北友弥所代表的少数族裔公民中那些自私自利、缺少爱国心的人。一些少数族裔领导人意识到这种忧虑，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内宣称保证自己民族的国民对美国的忠诚。或许川北友弥是极端化的“不、不小子”的化身——这个称呼是用来描绘有些被拘禁的日裔美国人的，在被调查询问时，他们拒不向美国表示忠诚，也不加入美国军队，因此在战后受到了其他日裔美国人的排斥。这个逃避兵役的川北友弥设法躲过了在日本军队服役，成功地对美日两国都使用了“不、不”伎俩，他没有选择效忠两国中的任何一个，而是选择了自保。川北友弥的例子提醒在美国的少数族裔引以为戒，他们和美国同胞一样，也应该是爱国效忠的美国人。有关主流社会歧视以及不公正对待美国少数族裔的控诉也不能开脱少数族裔中一些人不忠于美国的罪过。《生活》杂志曾用杰基·罗宾逊的例子来抗衡保罗·罗伯逊的共产主义，法官马西斯以同样的方式强调了许多“亲善的”日裔美国人的例子——第442作战部队、第100步兵营，还有像藤泽明示这样的个人。时至今日，很少有人还记得川北友弥。即使在当时，另一个日裔美国人的叛国案件所受到的全国关注也远比川北友弥案件更为广泛。即政府起诉“东京玫瑰”——这个通过电波畅所欲言的妖妇——的案件，人们对此印象深刻。户栗郁子的案件不可挽回地暗示了一个迷惑人的“东方”妖妇的性别化神话，她也因此为莫须有的罪名入狱近十年。川北友弥和户栗郁子代表了文化和种族——“黄祸”——对国家主体的威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二人的审判更增强了战时有关日本人“懦弱”、不忠的观念。从“敌人日本佬”到“日本友人”，从“混迹在我们中的鬼祟狡猾的日本佬”到“我们忠实的日裔公民”这样迅速的转变进行得并不顺利。尽管其间没有重大的挫折，但却充满了不确定性和矛盾性。跟川北友弥一样，以户栗郁子的形体为化身的“东京玫瑰”受到了惩罚，但是户栗郁子得到了官方的平反；她的悲剧为众人所知。而川北友弥则从出生地被驱逐出境，在世人的遗忘中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