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文明的反思
要解释美国人为何将自己扮演成日本男童的良师，需要分析美国人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关键时刻如何看待自我。一方面，美国人自我塑造的良师形象是先前一直试图“文明教化”有色人种或少数南欧和北欧其他白人观念的延续。较早时期不论是将这种观念通俗地表示为20世纪中期的现代化和进步，还是将其神圣化为美国人“昭然若揭的使命”或“上帝赋予的”职责，这一观念都有助于合法化美国人将自己的价值观、文化和制度强加于其他民族的企图。在进步主义时期，美国人最终成功地完全控制了构成美国的所有殖民地，而后与西班牙的一战将美帝国主义势力扩展到了海外。所有美洲土著、夏威夷土著、菲律宾人、波多黎各和古巴人被诬蔑成不道德的非正义的抢夺领土者，而大多数美国人却被正义化为上天指定的、合适的领土主人。美国人确信自己需要“提升”当地土著，于是虔诚的传教士以及教区的神职人员开始用美国中产阶级文化在印第安纳州白人劳动学校教育扬克顿苏人的孩子、在汉普顿学院改造昔日的黑奴、在赫尔学校教育西西里岛移民、在卡密哈密哈学校教导夏威夷土著、在美式“公立学校”教育菲律宾土著。19世纪的进步主义论者怀着千禧年论信徒的坚定信念相信这是美国的民族使命、美国就是道德典范，以及有关普救说、科学、人类进化完善说等文明教化信条，据此，他们相信自己所有的尝试和努力都是为这些“未开化的野蛮人”的最佳利益考虑。
但是改革期之后，有关种族主义的认识论原理——以及性别主义——从基于基因差异的生物学优劣说转向以心理分析的“文明”观和社会人类学的“文化”观为基础的社会优劣说。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在接触了弗洛伊德、弗朗兹·博厄斯和其他学者的新理论后，开始重新思索社会等级的运行机制。尽管弗洛伊德和博厄斯的研究分属不同的学科知识领域，两人却都支持有关种族的老派观点。弗洛伊德在其著作中，尤其像《图腾与禁忌》（1913）和《文明与缺憾》（1930）这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著作中，继续对文明进行探讨，期间他不仅提出先进文明是和白皮肤相联系的，而且他坚持认为是男性的力量创造了文明。他写道：“文明的创造日渐成为男性的职责，而且比以往都更具有挑战性，鞭策着男性自我心灵升华，以恰当的方式释放本能冲动，而这一点是女性很少能做到的。”女性，就像“原始人”和儿童一样，被认为缺少将原始欲望进行心灵升华的自我节制力。
文化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的学术研究揭穿了科学种族主义的面具，虽然他将人种肤色或面部特征的差别与文化社会差异相分离，进行分别研究，但同样不够彻底，未获得全面的成功。他认为每一个非洲裔后代在能力与智力上和任何一个欧洲人后代都是相同平等的，所以美国黑人也应享有充分的公民权，但同时他又认为非洲人和美国黑人都无法孕育出那种只有在欧洲人和欧美人中才可能有的“具有高智商的天才”。博厄斯在其研究中过分强调文化的作用，他和学生将一个民族的社会传统和社会行为与该民族的政治经济混为一谈。同样，弗洛伊德虽然不是资本主义的热情支持者，但他对共产主义持有更尖锐的批评，认为那是“建立在站不住脚的幻象之上的体系”，在这个幻象中，人与人之间能够维持长久和谐的关系。因此，这种在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分析中淡化忽视政治经济因素或阶级分析的做法，几十年后得到了既得利益阶级和大部分战后自由主义者中隐藏的种族主义者的呼应共鸣。
战后的自由主义者，如同他们19世纪的前辈一样，认为最新的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研究为他们的观点信念提供了佐证。这些自由主义者淡化阶级冲突，坚信自由贸易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并能最终给全世界各民族带来富裕繁荣。就像之前不同时期一样，大部分的自由主义者为改善“其他”民族生活所做的努力，其用意是诚恳的——甚至出于博爱，心怀慈善。在后殖民主义时期，部分美国自由主义者内心真诚地希望有色人种国家，尤其是日本能“成长”，“有了我们的帮助会变得和我们一样”，这点同之前西方殖民者的空头许诺是截然不同的。公平地说，最高统帅部长期的宣传工作在帮助改善日本民众生活方面取得了很大程度的成功。但是战后的政治环境大大转变了美国自由主义者对世界上贫穷、尚未进入工业化国家的态度。首先，他们寻求通过国家权力和财富解决国内外一系列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以往都是试图靠个人力量解决的。其次，苏联作为世界强国的出现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得战后的自由主义者更关注于“同化其他民族”——让“其他”民族欣赏美国民族，接受并拥护自由资本主义和“美国式的生活”。最后，二战后的美国是世界上最有能力规划发展军事及经济的国家，战后自由资本主义者认为美国的时机终于到来了，美国终于可以实现它早在建国时就有的梦想，成为“文明世界”的领航者。遭受战争蹂躏的英国似乎已将推进文明的职责传递给美国，有待美国日后在全世界继往开来地发展传播民主。
然而，在战后这样一个有着超级竞争对手和核力量的美丽新世界里，志在全球的美国自由主义者对自己担起西方文明守卫者的能力尚有担忧。在《生活》杂志的一篇名为《怎样认识“文明”》的社论中，亨利·卢斯指出二战之后，那些“蔓延的集中营，复苏的酷刑，官方实施的种族屠杀，研制的核武器以及类似的倒退和进步现象”表明灾难将至。卢斯强调说至今在“每一次的文明毁灭”中人类都得以幸存，但“我们现在的作为可能就像囚在庙宇中的力士参孙，其毁灭性最终会使所有的生灵与之同归于尽”。该社论继续论述了卢斯在1941年2月的著名演讲《美国的世纪》中的观点：美国人民“作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国家应当全心投入地接受我们的职责和机会，将我们的重要影响力输出到全世界，我们的目的是合理的，手段是适宜的”。冷战初期，卢斯力主美国要担负起与之军事经济实力相称的世界领导者角色——但同时还负有守护西方文明，而不是世界文明的紧迫职责。在卢斯看来，若西方文明毁灭了，世界文明也就毫无价值可言。因此，“美国必须取代英国，自主积极地担负起它已胜任的角色，面对这令人难以接受的现实：自二战初期开始，捍卫残存的西方文明的烈士们就一直在同威胁该文明的敌对力量作斗争。”正如另一位作家所言：美国人“不能再仅仅作为美国公民了，他必须成为世界公民”。
这一新职责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人是否受到了足够的训练可以成为世界领导者呢？1946年的《星期六晚报》做过一个问卷调查“作为一个公民你足够聪明吗？”。从结果来看，答案是否定的，美国人应该开始“好好学习”而且学习“实在的东西”了，因为近期的历史事件使得“人们比以往都更容易变成傻子”。旗下包含《时代》、《生活》、《财富》、系列新闻短片《时间的流逝》的卢斯媒体王国试图让4千万观众了解国际上发生的事件，同时唤起他们的个人责任感去帮助那些生活在苏联统治下或遭受苏联统治威胁的人们。为了鼓励美国人更珍惜自己民族的遗产，《生活》杂志刊登了数量丰富的系列文章叙述西方文明的历史，这一文明最终指向美国作为它历史发展的“继承人和希望所在”。
时代有限公司对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大受欢迎的《历史研究》一书的支持明显隐含了西方文明代表了“人类最伟大的成就”的观点。汤因比的这部多卷本著作于1947年在美国以简写本的形式出版，同时配以大规模的宣传推广和热情洋溢的书评。汤因比声称在他罗列的21个“文明社会”中，不再有所谓的“优等种族”，但他还是将西方人——当然不包括女性——置于至高点。《生活》杂志在介绍该书时，附有一整版大的配图，形象地表现了汤因比的隐喻：在高度不同的山峰间或攀爬或休憩的男性标志着进步程度不同的人类文明。画面中，黑皮肤的民族位于残存的文明的最底层，中等肤色的民族位于半山腰，而西方男性位于山顶。紧临“消亡”文明之上的是由一对黑皮肤男女所代表的“原始社会”——男性坐立，女性半裸侧卧。图中唯一的女性就是这个躺着的“原始人”，而这一卧姿暗示着攀爬和努力“前进”是男性的职责。这个唯一的女性和她身边的男性“原始人”的目光不是朝上或朝前看，而是朝下看着那些“消亡的文明”，回顾着历史。他们是那些“从未接受文明教化”的“原始人”，但“并未消亡，还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图片暗示：只要他们愿意站起来）。
这幅图片当然也获得了汤因比的充分肯定。汤因比的著作为已失去民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种族和男性特质概念重启了学术影响，但同时他对该理论也做了修改，以说明其他民族仍在为争取做“适者”而斗争。有色人种和边缘化白种人未必会永远落后；他们仍在发展，仍在朝峰顶攀爬。汤因比的历史著作非常畅销，截止1956年，美国人购买了7，000部10卷本以及30万册简写本，使得该书入选月畅销书俱乐部。
冷战初期，汤因比的研究为当代国际政治提供了最为适宜的历史时代背景。该书极其畅销的部分原因是它为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寻求指引的美国人提供了有用的帮助。“西方男性”现在位于峰顶，但问题在于：“西方人在休息或倒退之前，还能持续爬多高？”这些疑问表明了焦虑——不只是美国自由主义者，还有保守主义者——对国外混乱的世界和国内难以控制的不安定因素的焦虑。(https://www.daowen.com)
该图片是一位画家为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1948年2月《生活》杂志上发表的人类文明隐喻所做的配图。图片说明如下：“汤因比用一个引人注目的隐喻说明了人类文明的命运……在该隐喻中，这位历史学家认为所有的人类都像在爬山。躺在一层岩台上的人类代表了消亡的文明，他们是从原始人或类人阶段发展而来，攀爬至此。停留在另一岩台上的是原始社会的人们，他们代表从未发展起文明，但并未消亡，还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的人类。困在五座小山峰上的人们无法再向上攀爬，他们代表着五个‘停滞’的文明。其中，爱斯基摩民族、游牧民族和波利尼西亚民族仍旧存在。另有五个文明仍在继续攀爬前进。其中我们的西方文明状态最佳，也是唯一真正在前进的文明”。图片征得查尔斯·马丁公司同意。
有些美国人为国内有太多“妈妈的宝贝”和他们未能成熟的心智而担忧。菲利普·怀利恶名远扬的著作《毒蛇的后代》（1942）在整个５0年代还在持续销售。在该书中，菲利普控诉一代轻浮、狭隘、专制的“妈妈们”将她们的儿子溺爱成了胆小懦弱的男性，这样的男性缺乏管理国家所需的强健体魄和坚毅的心智。怀利称其理论为“母亲崇拜”，他批评维多利亚式的情感过盛的母性及其所代表的观点：母亲作为家庭中的养育者应当受到子女们以及公众不尽的感激。怀利认为这些“妈妈们”完全不具备施加积极的公众影响的能力：“‘妈妈们的’选举权伴随着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时代低潮而来：肮脏的政治斗争、流氓横行、帮派猖狂、劳工斗争、垄断谋杀、道德败坏、公德沦丧、走私猖獗、行贿受贿、盗窃、凶杀、同性恋、嗜酒、金融危机、社会混乱和战争。”
毫无疑问，怀利的言论激怒了许多女性，可能还有些男性。然而精神病学家爱德华·A.斯特雷克认为“母亲崇拜”是合理的，这位美国政府的战时顾问后来成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的主任、美国精神病学会会长、国家心理健康咨询委员会会长。在《母亲的儿子们：一个精神病学家对美国问题的分析》（1946）一书中，爱德华·斯特雷克——和怀利如出一辙——认为“妈妈们”给国家安全带来了大问题，声称太多的母亲都未能养育出可以保卫国家的成熟、可靠、爱国的儿子。战争期间，斯特雷克目睹了许许多多他认为在精神心理上不适合从军服役的男性。他总结认为这些男性，还有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和男同性恋们，都出自这些“妈妈”之手，她们一直让孩子们“在心理羊水中戏水而不是教他们果断大胆地游出情感的子宫”。由于不愿解开“情感的脐带”，不让儿子们成长，于是这些“妈妈”造就了一群懦夫和“性变态者”，他们依赖性强、任性自我、离不开“妈妈”，对长大成人，尽一个男性公民的义务职责，参与社会团体以及生子为父却厌恶反感。正如学者珍妮弗·特里所言，“这种妈妈的儿子，不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会对国家安全带来危害。”
正如怀利的控诉单以及斯特雷克对“母亲崇拜”的拓展所揭示的：在20世纪５0年代，美国人担心的是美国民族原先那直率豪爽、坚定不屈的性格正在消逝，变得柔弱、女子气。有人认为女性在家庭内部及社会上都拥有过多的权利，她们正在削弱男性的力量，给国家安全及民族的健康成长带来危害。同时，也有人认为女性应对“流行扩散的”未成年人犯罪负责，而以往许多美国人错误地认为这是由美国家庭在将其价值观施加于年轻一代时表现的失败或“无能”所造成的。除了这个人们已经意识到的危机之外，迫在眉睫的不仅有全球政治风云的变幻，还有不久的将来，随着“战后婴儿”们——即后来所谓的婴儿潮的一代——逐渐长大成人，这些游手好闲、毫无目标、具有破坏性的年轻人的数量只会有增无减。
自由主义教育家及知识分子们呼吁美国教育应更严格，以确保美国的下一代能够顺利成熟起来，担当维护美国社会领导世界的重任。尽管他们为应当设置或加强何种新课程而争论不休，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认为现行美国教育制度有缺陷。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指责说现代教育“注定会摧毁西方文明”，因为它未能将“西方世界的信仰和人文科学”传承给下一代。李普曼宣称约翰·杜威宣扬的早期教育改革只注重科学和实用主义，忽视了人文科学“道德行为的培养”，可能会使美国人变成对丑恶的犯罪行为缺乏道德是非判断的人，或是变成道德败坏的人去“实施凶杀、抢劫及诈骗失信等令人不齿的行为”。李普曼和一部分学者认为解救现状的办法就是实行以经典著作为坚实基础的“文科教育”，这也是莫蒂默·J.阿德勒最为推崇的著名教学法。20世纪３0年代，阿德勒认识到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学的西方经典的重要性，此后在芝加哥大学创建设置了“经典著作”学习课程。
冷战末期，名著阅读教学法被认为是在宣扬欧洲中心主义及男性至上主义而遭到猛烈抨击，其实该教学法一开始就存在争议，引起了教育家们的热烈讨论。和阿德勒共同教授这门课程的哥伦比亚大学教师马克·范·多琳支持这一正统教学法，称“培养知识分子的方法就是教授学生同样的东西，当然是最好的东西”。采用西方传统教育美国年轻一代，理应培养出德智健全的公民，不论有什么样的个体差异，他们都紧密结合在享有同一个观念理想的群体中。布鲁克林学院的院长哈里·D.吉迪恩斯不同意这一观点，他指出“显然，对经典著作的真实价值的判断，没有什么比一味夸大或理想化它们所具有的确定价值意义更具有破坏颠覆性的了”，他还批评范·多琳在重复“那种美国儿童不会正确地使用自己的母语阅读、写作和说话的悲剧”——在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惋叹之词。
然而，阿德勒从未宣扬西方文明至上主义，而是劝勉美国人培养自己判断思维的方式技巧。后来，他在面对种族主义和男性至上主义的批评时，解释说之所以选择“经典著作”，是因为它们能为我们解决困扰人类的一些“永恒”的难题提供建议帮助。在20世纪中期，对正统教学法的批判通常集中在它的方法论上，而非其有限的教学内容，因此“经典著作”课程被广为接受。为了将这一教学法推广到大学以外的更为广阔的教育场所，阿德勒为英国百科大辞典编订了《西方世界经典著作集》，该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同时还撰写文章，广泛发表在期刊和大众杂志上，其中包括《哈珀斯》、《治家有方》、《星期六评论》甚至《花花公子》。
他还出版了面向大众的图书，例如著名的《如何读书：获取文科教育的艺术》（1940）和《我们的亚里士多德：深入浅出》（1978）。
当美国最终无可争议地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后，他开始注意到广阔、混乱且复杂的外部世界和美国社会内部存在的问题，他想知道美国的国民和年轻一代是否有能力承担起建立世界和平与秩序的严峻挑战。正统教学法的支持者们希望该教法所提供的以西方传统、判断性思维方法和道德引导为基础的教学能指引美国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即西方文明的“精良著作”能够帮助美国人理解并应对这个混乱无序的世界。这一教法一贯秉持的信念是“具有高智商的天才”个体只能是男性白种人，这一信念在该教法的支持者看来无关紧要。这些思想家认为当下紧要的是能令人保持头脑清楚、有理智且坚强的规范原则，和海伦·米尔斯不同，他们相信西方的规范最能起到拨云见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