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差别：成熟与幼稚

由于德国人在文化成就和体格身材上与美国人相当，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口中，德国人是“一个成熟的民族”。相比较而言，日本人矮小的身材以及大部分美国人对日本社会的蔑视不敬加强了美国人眼中日本民族不成熟的印象。尽管战后，美国人也用性别化的语言谈论德国人，也对德国儿童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但他们却很少认为成年的德国人像孩童似的天真幼稚。相反，美国人用德国人的病态来解释德国人为何会“偏离”西方世界共同的文化传统，当美国人在思索揣测德国人是否是“不可救药”地沉迷于军事训练和军国主义时，同样也以此来解释。

美国人将成熟度的隐喻信手拈来，用以分析日本“文明”。这并不是说美国人总是认为德国人是成熟的，也不表明美国人从未质疑过日本人的精神状况。日本的历史远比美国悠久，但美国人仍旧认为日本人是“封建的”、固守历史的民族。美国人认为他们传承的文明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伟大西方文明。大部分美国人认为德国人和他们共享这一文明，因此美国人无法轻易对德国人使用发育是不成熟的、幼稚的或发展是停滞的、封建的这一隐喻。事实也是如此，在被占德国实施“重整计划”的意图就是引入美国的方式方法和文化来影响大批的德国人，而此前德国人“一度确信美国文化是不存在的”。美国人不可能也在德国人面前炫耀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毕竟这个民族孕育了歌德、席勒、贝多芬以及其他一些公认的西方文明世界的“伟人”。

而且，在太平洋战争给西方文明带来外部威胁的同时，用亨利·卢斯的话说，欧洲的战事也暴露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分歧。卢斯指出，纳粹在美国及其他地方都有国际支持者，但是这种“神圣的帝王崇拜”吸引的非日裔西方人，即使有也很少。美国人认为日本人同欧洲祖先的后裔们截然不同，因为日本人接受的不是西方文化和犹太基督教的道德准则。他们认为正是这种差异说明了日本人的背信弃义。美国人并不是无视日本人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暴行，只是日本人对盟军士兵的虐待使他们更为愤怒。尽管巴丹半岛一役和随后的“死亡行军”造成的菲律宾士兵的死亡人数比美国士兵多几千人，但“巴丹”作为一个地名，只会唤起对那些美国士兵们憔悴面容和欧美盟军茫然目光的追思。巴丹战役和珍珠港事件共同表现了日本刚愎自用、丧心病狂的独特表现形式：通过残暴兽行和大屠杀来羞辱西方世界的疯狂想法。但美国人却很难理解德国人的暴行。德国人利用最先进的西方科技，极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屠杀了数百万人，这让许多美国人深感不安，使得他们开始质疑西方基督教社会道德的基本准则。(https://www.daowen.com)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战后在当时最主要的自由主义杂志《生活》和《星期六文学评论》中表现出的对德国人的愤怒要远远超过对日本人的怨恨。在这两本杂志中，德国人的集体罪行和不知悔改这一主题反复地出现——不只在文章中出现，在读者来信中亦是如此。《生活》杂志分别刊登了撤退的德军和日军遣返人员的图片，杂志刊登的日军照片是他们从中国撤退时的惨状，但所选德军的照片却传达了混杂的信息，意指德国人自作自受：“这些人在世界人民面前是如此放纵堕落，当他们咎由自取、遭受惩罚时，都难以得到世人的同情。”《生活》杂志使用“悲剧”而非罪恶一词来描述德国人，这表明了杂志编辑们所怀有的对德国人的亲和关系。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编辑们提醒读者不要感情用事。《生活》杂志刊登的读者来信和杂志表达的情感一致。就这些图片，一位读者毫不客气地表白“我就是幸灾乐祸，希望德国人继续受苦受难，以此洗刷他们对欧洲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相比之下，有关这些文章的读者来信中对日本的暴行没有过激的反应，至少《生活》杂志在其随后的刊物中没有。或许是因为德国人是“在［西方］世界面前自我放纵堕落到如此卑劣的地步”，而日本人却似乎一贯如此。或许是美国人对屠杀白种人的行径更为愤怒。德国人屠杀的是欧洲白人，而日本人屠杀的主要是其他亚洲人。那么，在舆论话语中对日本人的进一步开脱是无目的、无意图的？事实恰恰相反：由于日本人不像德国人，同绝大多数美国人在种族和文化上有姻亲联系，所以日本的民众必须被视作一个幼稚、有依赖性但却友好的民族。

因此，欧美人同德国人较近的姻亲关系使得德国人战时的行径更加不可饶恕。许多美国人认为德国人是“一个成熟的民族”，其行为本应更负责任。麦克阿瑟认为“德国人抛弃现代道德标准、国际准则的所作所为是故意为之，而不是因为缺乏对世界的认识”。在麦克阿瑟将军看来，德国人错误地将武力作为“获取他们渴望的权利和经济霸主地位的捷径”，但是他认为德国应该能轻而易举地“回归正道”。相对德国而言，麦克阿瑟认为日本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错误地陷入”战争。日本人就像孩童一样，他们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所涉足的一切，不像德国人本该很清楚，开始就不该挑起这场战争或进行种族屠杀。这就是为何日本人需要美国人引领他们走上“正道”，指导他们重新来过，如何正确地言行、思考以及处理事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