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新娘与种族宽容性

虽然面临重重的困难阻碍，还是不断有美国男性同日本女 性结婚，以至于到对日占领末期，美国公众舆论已改弦更张，将 美国军人同黄种人女性的婚姻视为美国人种族宽容性的表现。这 是美国人从战果中学习到的另一点。这一点充分地反映在描绘占 领期日本的好莱坞电影以及像霍布莱特的《东京爱情》（1947） 等小说中。1952年《星期六晚报》上的一篇名为《抱得美人归》 的文章称这些日本新娘下定决心要努力适应，争取在有潜在敌意 的环境中维护她们的婚姻，文章结尾以恳请的语气写道：美国人 “应尽我们的一份努力帮助她们渡过难关”，但同时该文章又将 这些日本新娘描述成天真单纯的“年轻人”，还预言仅有10%的 美日联姻在面临美国生活的种种挑战时能够幸存下来。许多刊出的读者来信无情地对这些美日联姻的明智与否、长久与否深表质疑。但三年后《星期六晚报》上刊登了另一篇有关战争新娘的文 章，名为《美人今何在？》，对美日联姻表达了较多的支持。当 时，麦卡伦—沃尔特法案解除了1924年种族主义者制定的移民限 制条例，美国大兵的美日联姻数目至少激增了3倍。该文章的作 者发现，尽管日本战争新娘面临重重艰辛——甚至悲剧不断—— 她们却已融入了美国社会。凭着坚毅忍耐，她们已经变成了美国 妻子。

一直到1955年，美国大众文化的主流都在歌颂美国大兵的美日联姻，称其为对抗狭隘种族主义的高尚成果。《生活》杂志也 向詹姆斯·米切纳邀约有关战争新娘的稿子，当时这位作家已有 四部关于美国军人和亚太岛民的著作：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南太 平洋的故事》（1948）、《重返伊甸园》（1950）、《孤独里桥 之役》（1953）和《再见》（1954），其中《再见》曾于1953年 末以连载的方式刊登在《麦考尔》杂志上。在小说《再见》中， 米切纳让男主人公海军上校劳埃德·格鲁夫与日本恋人花扇分了 手，在现实中，当驻日军人们向米切纳寻求建议时，他也同样建 议他们放弃通婚的想法。但米切纳在1955年2月给《生活》杂志 的稿件中却描述了幸子和来自伊利诺伊州梅尔罗斯平原的弗兰 克·法伊弗两人成功克服“语言和狭隘种族主义障碍”的爱情故事。米切纳详细描述了两人在日本的恋爱过程、面对弗兰克母亲和种族主义邻居的考验，以及最终成功地在芝加哥郊区享受的舒适生活。法伊弗一家的新邻居——两位曾在日本作战的二战老兵和他们的妻子——立刻接纳了他们，并成为了亲密的朋友。《生 活》杂志后续刊登了七封读者来信——其中只有一篇表达了对 此婚姻的肯定。这位来自新泽西的读者写道“我是一名45岁的男 性，但我可以毫不掩饰地说看了这篇文章我哭了，因为我一直相 信这样的种族通婚是会成功的”。米切纳本人最终也一定是同意 了这种观点，因为《纽约时报》在11月刊登了他结婚的消息，他也娶了位日本新娘玛丽·寒风泽赖子——一位日本后裔。

休·奥赖利也在1955年12月的《美国信使》上发表了名为《东西联姻诚可为》的文章，描述了他同妻子斋藤裕子的婚姻。 尽管《美国信使》的编辑为本文的配图是美国人会看作“艺伎” 的和服女士，奥赖利还是准备要“清除美国人对日本女性的错误 认识”，并且要说明2，000名美国军人迎娶日本恋人的真正原因 不是因为她们是“温顺、驯服的傀儡”，事实上她们也的确不 是。奥赖利称“顺从有礼只是她们的外在，我们迎娶的日本姑娘 和美国姑娘一样是有思想的”。他还告诉《美国信使》的读者： 美国军人的妻子绝大部分是现代城市居民，而就美日联姻这一 点，她们在占领区服务最具有说明性。在解释这类婚姻的延续性 时，他预言说美国大兵与日本新娘的婚姻“比一般婚姻有更大的 成功机率”，因为夫妻双方在结婚时都不会“抱着不切实际的乐观幻想，认为在婚姻道路上不会有任何挫折毁坏自己的幸福”，相反对美国大兵的美日联姻而言，他相信同指挥官无尽的谈话以 及所有的繁文缛节所设置的困难恰恰是很好的婚前考验。令人为 之高兴的是奥赖利的预言是正确的。他与日本妻子一同生活了 五十多年，养育了六个孩子。米切纳同第三个妻子寒风泽的婚姻 也很持久，他们共同生活了３9年，直至1994年，寒风泽去世。

战后十年，来自前敌国的黄皮肤战争新娘成为了当时一位 学者所说的“文化多元及种族融合话语中富有意义的角色”。与日本女性通婚的美国人有1／4是日本后裔或是非洲人后裔，但是这类婚姻关系却极少在美国主流新闻报道中出现。大部分美国人 对种族的理解是二元结构：即白种人和黑种人，或者是白种人和 黄种人，因此美国新闻媒体或许认为有着共同祖先的同族婚姻不 值一提，而对如何评价亚非裔联姻又感到困惑。

欧美男性与日本女性婚姻关系中的种族联姻之所以受到特 别强调，其目的在于：首先，这种关系暗喻了以美国为主导的美 日两国关系。而且该做法使得美国在民权运动早期得以用改进的 方法应对种族主义。对许多美国人而言，与一个肤色适中的“其 他”种族通婚远比与美国黑人结婚引起的社会禁忌要小得多。而 大部分种族通婚发生在遥远的日本，这就意味着大部分的美国人可以避免看到或接触到他们。主流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美日恋情的美好描绘使美国人逐渐接受并以同情的眼光看待日本，宣扬种族包容。(https://www.daowen.com)

露西·克罗克特曾写道“如果没有其他因素能帮助两个陌生的民族建立友谊，那么妇女和儿童应该是我们公认能够担此重 任的因素”，克罗克特所指的是现实中的日本妇女和儿童，在占 领区的美国人似乎真的和她们更亲近。美国人为之吸引的不只是 这些妇女儿童的天真可爱，还有她们所象征的脆弱性、依赖性和 天真无邪，这些特性使得她们容易亲近又具有可塑性。人们对妇 女和儿童的观念看法常常会混为一团，但他们又各具特色。女性代表了美好而无微不至的照顾和迁就，而孩子们代表着未来——日本作为一个充满热情的新生民主主义国家准备接受教育和重新 定位。结合两者考虑，美国人在占领区日本通过和妇女儿童的 接触，使得他们在一场恶战后，转变了原来认为日本民族劣等的 看法，由敌视态度转为对日本的同情和责任感。重新以宽容温情 的方式看待美日关系有助于美国将昔日蔑视的敌人视为重要的盟 友。当然，对日本的孩童化及女性化理解早在19世纪欧美人与日 本人接触时就已产生了。尽管在20世纪中期，美国迫于地缘政治 的考虑必须试着接受对日本的潜力作进一步认识，但19世纪原有 的概念在建立新的认识时仍具有强大的活力。

1955年《美国杂志》上刊登了米里亚姆·特鲁普题为《我 患了日本热》的文章。文章讲述了作者一时冲动的日本之旅，除了充分的认同和热情，文中对日本景观和购物乐趣的描写与战前游记大同小异。特鲁普写道，东京的街道“闪耀着无数的灯笼，那种我们用来装点游园晚会的灯笼，在这儿它们被涂成了鲜黄色 和红色，配着黑色的条纹，形成了一个万花筒……映衬着快步疾 走着的身穿和服，人偶般的男男女女”。日本所具有的一切再一 次成为西方游客眼中的迷人景象。若不是文中提到有三位美国大 兵获准外出陪同作者进行一天观光游览，人们可能都要忘记在这 里曾发生过战争和驻军占领。体现日本特色的消费品再次热销， 而日本也再次成为美国人旅游观光的理想去处。因为日本被占领，日本的酒店客房都做了更新整修，配备了西方的便利设施和服务，例如接受过美式训练的主厨、增设了更多的高尔夫球场和 更多会讲英语的服务人员及导购。归国的军人和占领区工作人员 们所拍的照片和讲述的有关日本的故事在国内免费为日本的旅游 业作了广告。战前前往日本的游客数量在1936年达到了顶点，有4.2万名游客（其中仅有1万名是美国人），而仅在占领日本的两 年间，就大约有50万美国人来日旅游。

战后十年，美国主要的出版社都不再出版像蔡兹的《不锈 钢和服》这类种族主义者的作品。同样，十年后露西·克罗克 特为了出版她的回忆录也不得不措辞低调，使用“日本人”而非 “黄种人”或“日本佬”。但是，精读克罗克特，甚至蔡兹的文章，都会发现两人并非对日本抱着全盘否定的看法。蔡兹自诩见多识广，他那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决定了他描写日本的方式和内容。或许是担心有人批判她对日态度柔和“软弱”，克罗克特似乎一直试图对被占领的日本进行清醒中立的描述。然而她讲述的许多故事都显露出对日本人的同情，故事中的占领者却常常被描 绘成铁石心肠的俗人。她名为《银座的爆米花》的书中描述的就 是这类“傲慢专横”的美国女人，她们和美国大兵们从银座美国 陆军合作社走出来，吃着新鲜出炉的爆米花或甜甜圈，对饥肠辘 辘的日本人饥渴的目光显得“异常冷漠”。与其他回忆录作者不 同，克罗克特在书中记述了日本人对她直言不讳的评价——一个日本男性尖锐地批评她给京都知识女性所做的演讲枯燥乏味。其他作家，例如马杰里·布朗和昂纳·特雷西，在书中都做了些自 省，但只有克罗克特大胆地让“其他人种”批评她本人。

重建日本形象的背后没有设计安排。记者和回忆录作者没 有就如何描绘日本征询建议；他们凭着对日本“特征”的半清 醒的认识来揭示日本人的想法，实际这种认识更多地揭示了美国 人的想法和世界观。奥赖利不是一开始就是孤儿院的捐助者， 也不是一开始就爱上了日本女性。但是历史条件和对日本先前就 有的观念造就了他的行为，虽然他的转变不可预知，但至少不 会让人大吃一惊。战后经历这种转变的美国人很多，奥赖利是其 中之一——只是他的故事被做了很好的宣传。前翻译官员赫伯 特·帕辛回忆说一位海军中校也像奥赖利一样“做了1８0度的大转变”。占领初期，这位军官拒绝使用日裔美国人监管语言交流工作，因为他“不相信日本人”，但他最后却和一个日本人结了婚并且在复员后定居日本。真实的个人故事和公众媒体谱写的故 事彼此吻合，它们共同造就了对昔日敌国认识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