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的裕仁皇宫

天皇裕仁在宣布日本投降的六周后，前往将军府与道格拉斯·A.麦克阿瑟将军会面。麦克阿瑟在来之前就对日方清楚地表明他不会去拜见任何人，就是日本的天皇也必须对日本新的统治者表示敬意。这位盟军最高统帅非常在意象征性的姿态，无论事情大小都是如此。当他大获全胜返回菲律宾时，他先让随行的摄影师上岸待命，然后又让军舰驶离海岸，这样安排布景是为了摄影师能拍摄到他大步踏浪上岸时的正面像。当他登陆日本时，他的座驾是名为巴丹的一架未配备武装的飞机。而在密苏里号美军军舰上，日本正式投降时，他又上演了顶峰之作——投降书刚签署完，一支由三架B-29轰炸机组成的机群便排列整齐地“隆隆驶过上空”，飞向珍珠港。同样，此次裕仁经过数天的犹豫，最终摘帽晋见麦克阿瑟，又一次成全了麦克阿瑟巧意安排的作品。一位美国记者注意到了此次会面意义重大，是“天子……和给天子发号施令者的会面”。或者像《生活》杂志的讽刺性评论所说：裕仁此次在一个“身材高大、不拘礼节的美国士兵”面前屈尊俯就，“很有失日本神道的神圣性。”

在麦克阿瑟将军和天皇准备进入私下会谈前，将军准许摄影师记录下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很快，一张照片就成为记录这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会晤的标志性图片。麦克阿瑟身着日常的卡其布军装，领口敞着，他旁边站着的裕仁却穿着正式的晨礼服，站在宽敞的门口前。将军的双手叉在腰后部，双腿微分站立，显得很随意，而实际上他的站姿使得他的上身显得宽阔高大。相比之下，身材较矮小的天皇则双手僵直地垂在两边，下巴微抬，无意间显得他的肩膀比实际上要更窄小浑圆。刊登这幅照片的《生活》杂志的编辑们一致认为麦克阿瑟“甚至懒得为这次会晤打上领带”。日本的宫内厅试图在日本封禁该照片，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天皇的不敬，但是盟军最高统帅部坚持要大量发行该照片，目的是让日本人清楚认识到谁将是新的领导者。麦克阿瑟将军的随意穿着传达了一种自信、美国“能干”的态度，而天皇的正装——条纹裤、圆角下摆的西装和大礼帽——表明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他需要为自己和日本民族讨好美国人。照片还凸显了麦克阿瑟高大的身材——５英尺11英寸相比于裕仁５英尺３英寸的高度——高度的悬殊似乎象征了美国的强大凌驾于日本的弱小。因此，该照片简洁明了地总结了新的美日关系：一个强大、有力的美国将要帮助一个僵化、古板的日本来改变这个被征服的民族。

这张麦克阿瑟和裕仁的照片同战时美国人所熟悉的天皇照片相去甚远。在早期的照片中，意气风发的裕仁身着军装，手持利剑，骑着白马检阅着部队。这张照片招致海军上将威廉·F.哈尔西在战争即将结束时的新闻发布会上炫耀说，他期待着跨上这匹天皇的坐骑——“白雪”。美国的目的就是要将裕仁从高高在上的神位降格，像字面意义一样“把皇帝拉下马”。尽管战后哈尔西并未在天皇的坐骑上拍照，他的军中同仁威廉·C.蔡斯少将却有幸骑着前首相东条英机的“白马”拍照留念。东条英机的坐骑是一个适时的替代品，因为美国人逐渐将对日战争的胜利解读成对军国主义者的胜利而非对天皇的胜利。

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内外的人士就在激烈争论盟军胜利后该如何处置天皇。最终，杜鲁门政府和国务院的决策者们决定保留天皇，他们认为这样的决策有利于控制日本人，也有助于避免长期驻日给美国纳税人带来的沉重负担。但另一方面，杜鲁门和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仍在为正式批准这项决议而犹豫不决，他们担心公众的反应——这不无理由。1943年，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就因在芝加哥发表的演讲中主张战后保留天皇而遭到媒体的猛烈抨击。著名的广播主持人沃尔特·温切尔认为美国政府同天皇合作简直不可思议，他向数百万的听众宣称美国不摧毁日本皇宫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公然“对我们那些被砍头牺牲的杜立特轰炸队飞行员的残暴侮辱”。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同裕仁天皇首次会面时拍摄的标志性照片。盖蒂图片社。(https://www.daowen.com)

民众的这些反应与1943年到1945年所作的多项调查结果一致，调查结果一致表明有1／３的美国民众支持处决裕仁。尽管美国作战新闻处早在1942年11月就有所注意，避免在其宣传中用天皇来象征敌国日本，一项于1945年5月29日所作的民意调查却显示有７0％的美国人认为天皇应当被处以死刑、监禁、流放或接受审判。仅有３％的美国人认同杜鲁门政府的最终决定：保留天皇“作为统治日本的傀儡”。一些非官方的日本研究“专家”同意利用裕仁天皇帮助统治战败的日本，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与那些宣扬立即处决天皇的美国人一样坚持认为，裕仁应对这场战争负责，引咎下台。美国议会也这么认为。在参议员理查德·B.拉瑟尔（佐治亚州的民主党人）的率先提议下，国会于1945年9月28日通过了一项两院共同决议，要求裕仁作为战犯接受审判。除极个别外，绝大多数人反对天皇，这一压倒性的舆论情感解释了杜鲁门在1945年9月6日签发的“对日战败后草拟政策”中，也表示了有可能将裕仁作为战犯审判。这是一个妥协的缓兵之计，目的在于在实施其政策时能尽可能减少阻力。

对广大美国人民要求废除天皇的公众情感起到缓和作用的，是美国的新闻记者和作家们的话语，他们开始为天皇重建一个美国重要盟友的形象。逐渐，这些有关“新”裕仁的描述在美国的公众话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大众舆论的转变绝非一日之功，而是历经了对日占领初期的几年蹒跚发展而来。主流新闻媒体的记者们和居住在被占日本的作家们都自觉主动地致力于重塑日本天皇形象。他们之所以比普通的美国民众自觉自愿，是因为他们有优势，通过新闻发布会和与决策者或军事领导的私下会面，他们可以接近决策者或是盟军最高统帅，更了解政策制定的原因根据。然而新的话语的形成并非来自撰稿人和决策者们的简单合作。与这些决策者和军事领导人一样，新闻记者及作家们持有同样的种族、性别、成熟度等文化观念；内心都同样坚信美国强盛伟大；都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理念充满信心。这种共性意味着这些新闻记者和作家们很容易认同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这并不是说这些撰稿人总是对政府亦步亦趋，实际上美国主流作家们所写的有关天皇的文字是基于个人信念、独特的认识论、官方的暗示和个人对时事的见解的综合。

美国的新闻记者和作家们重新赋予了天皇裕仁一个“亲善的日本人”形象，他是在“军国主义者”这种“邪恶的日本人”的逼迫下卷入战争的。于是一位谨慎、神明似的天皇化身为一个戴着圆眼镜的古板、心不在焉的教授。在美国人眼中，天皇不再是身着缀满勋章绶带的军装，骑着白马高高在上的样子，而是身着朴素的便服，头戴呢帽，与人民打成一片的形象。美国人在战后被告知这位天皇性情温和，爱好研究海洋生物学，他是被“军国主义分子”，特别是东条英机将军所迫才对美开战。这些军国主义者才应受到谴责，是他们导致日本陷入了灾难性的残酷战争，他们才是应当遭受惩罚的罪魁祸首，以此让日本民族谨记“侵略没有好下场”的教训。于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负载了日本国民的“罪行”，之后在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到了审讯、宣判和惩处。

但是，“军国主义分子”的称谓过分强调了日本文职帝国主义者和军人帝国主义者的差异，与其说是澄清了事实还不如说是混淆了视听。例如那些被称为“反军国主义者”的日本领导人，如战后首相吉田茂，他们与制造“事变”借以侵占中国东北的青年军官们相比，在建立日本帝国的目标上并无不同，只是在如何将中国东北纳于日本统治之下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况且，在死亡、破坏和饥饿向日本本岛袭来之前，日本民众对太平洋战争非常支持。大部分日本人认同的一个基本常识就是像他们这样先进的国家需要——也确实值得——拥有更多的领土发展自己的文化，开发那些未被落后民族物尽其用的资源。用以指称日本人的“军国主义分子”这个称谓也是个有争议的东方主义者术语——它掩盖了美国军国主义或黩武主义。然而，日本的军国主义和美国的黩武主义有着共同的目标，即确保本国安全、保障对国外资源和市场的控制。在日本被迫放弃通过控制中国以达到自给自足的美梦，以及美日政府解决了天皇去留的问题之后，两国的目标变得相当一致：在东亚保持并扩展自由资本主义。

区分“亲善的”天皇和“邪恶的”军国主义分子的话语以性别和成熟度等观念为基础，后者是同战争行为和战争责任相联系的。同情天皇的美国人试图通过将天皇描述为有原则的军国主义反对者同时也是正直诚实的居家男性来洗刷他的罪名。而另一方面，那些对天皇没有好感的美国评论家则将他描述成了一个受人操纵的傀儡，缺乏男性的自我定位和自控能力，但对美国控制被占日本来说仍不失为一个好帮手。但对东条英机，美国人利用那些充满种族歧视的、变异了的男性特征观念来继续将他定罪为“东方的”罪人。对美国人来说，东条和裕仁是他们最为熟悉的两个日本人形象；一个被定罪为战犯并遭到惩处，而另一个的形象则被加以改观，成为美国有用且可靠的盟友，值得美国人伸手援助。美国人采取了既有的性别和成熟度等观念来解释日本的战争行为和责任，这些既有的观念使得“皇帝的新装”变得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