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柔弱的少数族裔男性的报复

审判中，川北友弥申辩自己无罪，其辩护理由是他当时的国籍状况。川北友弥的律师，莫里斯·拉文辩称在川北友弥犯下那些所谓的罪行时，他认为自己仍是日本公民，不存在忠于美国的问题。拉文强调说川北友弥至多算是犯有“一系列的人身侵犯和殴打罪——再没别的罪行”。他继续辩护道：踢犯人的腿或是逼犯人多扛一桶涂料“不可能拔高到人格尊严……叛国罪”。他还指出这些所谓的罪行缺少叛国罪应具备的“秘密和巧妙设计等要件”，因此他强调说美国人民“对此案要谨慎，我们打败了日本，但我们不能以此为理由对被告进行报复。现在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他还说这个案件不应该是“又一次惩罚日本佬的机会”。

当然，政府的观点是与此相反的：川北友弥明知他仍需忠于美国，却有意通过其行为背叛他的出生国。政府的检察官强调说川北友弥之所以被收审并不是因为他的日本血统，而是因为他随意地抛弃像美国这样强大国家的国籍身份，滥用他的美国“国籍”，就像水龙头一样想开就开想关就关。首席公诉人詹姆斯·M.卡特指出川北友弥使得美国领事馆官员相信他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忠于美国，而检察团不同意拉文弱化川北友弥的罪行，反而强调其罪行的严重性。他们称川北友弥通过强迫战俘开采更多的矿石从而让日本人有更多的“工时”去从事战争活动。据指控，川北友弥对美国同胞的折磨骚扰推进了敌人的事业，因此川北友弥犯有叛国罪——该罪名受到许多大江山前战俘的热烈支持。

据一位前战俘沃尔特·塔克说：实际上，在大江山的战俘们都渴望能出庭作证揭发川北友弥，以至于检察团不得不谢绝了至少149名战俘的请求。塔克来自得克萨斯，在巴丹被俘，他在大江山战俘营度过了战争最后的13个月，他本想作证“在获释前不久”川北友弥还殴打过他，但当他自告奋勇出庭时，检察团说他们的证人已经足够多了。卡特宣称在提审川北友弥时，政府计划出示“将近一百名”前战俘的证词。因为二战对日作战胜利也还没过几年，有如此多的退伍军人此时坚持要求出庭作证也不足为奇。在他们看来，一个对他们在战俘营的悲惨生活应负部分责任的“日本佬”竟然没有受到惩罚，更可恨的是，他还能自由自在地呆在美国，这是多么让人愤怒。许多战俘因为在日本战俘—奴役营忍受的骇人听闻的生活条件和残忍暴行，发誓要报复这些折磨他们的日本人。一个检方证人回忆说：他做战俘时就曾诅咒日本卫兵“耶稣在上，你们这些野蛮的异教徒会遭报应的”。因此逮捕川北友弥让许多前战俘感到“很大的满足”，查尔斯·J.库欣深有感触，他曾挨打和受饿，体重由战前的228磅减少到只剩107磅。像库欣这种从太平洋战争中退伍的军人，据他们个人对日本人野蛮残忍的了解，他们相信川北友弥是有罪的。

新闻媒体上带有煽动性的标题预先判决了川北友弥有罪。当他被捕和接受指控时，《洛杉矶时报》夸大了他在大江山的重要性：《洛杉矶的一名日本佬作为恐怖战俘营的头目被捕》，《战俘营的日本老板被起诉》。《旧金山记事》误将他作为“大江山战俘营的工头”，而波特兰的《俄勒冈州人》大肆宣传龅牙、奸诈狡猾的日本佬形象，把川北友弥描述成“日裔美国人的叛徒，在本州战俘营为日本效劳，是个残暴的工头，日本战败后他又对美国展开了笑颜”。甚至《太平洋公民报》，这份日裔美国人主办的报纸也没有澄清一个事实：将近一年前，在他被捕之前他一直是个翻译。作为一名文职翻译，他既不是“战俘营的首领”，也不是“战俘营的老板”。尽管他反复申辩自己是无罪的，但官方媒体在报道审判给他带来的痛苦时却完全没有提及他的抗辩，让人觉得他的案件只是因为国籍问题，而不在乎指控的真实与否。《太平洋公民报》也只是在报道川北友弥在审判结束的当庭申诉时才提到他辩称自己是清白的。事发后《太平洋公民报》从没有报道过川北友弥和他家人的说法。相反，这家日裔媒体因为担心川北友弥的案件可能会有损他们刚有好转的战后形象，于是很快认定川北友弥是有罪的，并试图让其他日裔美国人和他保持距离。尽管公众确信川北友弥有罪，他的律师争辩说战俘们针对川北友弥的证言实际上告错了人。拉文声称许多有关川北友弥的较严重的罪行——例如，拖延对一个脊椎受伤的战俘的医疗救治，殴打一名身患绝症的战俘，对一名偷窃红十字会物资的战俘进行惩罚，多次将其推入化粪池——实际上是在日本战犯审理时战俘们证言中涉及到的其他狱警所为。一位医疗官员的日记中记录了大江山战俘营内违反日内瓦公约的罪行，在这本日记中没有川北友弥的名字，这也证明了他的清白。战后没有战俘对他进行打击报复也很说明问题，而且盟军的官员还挑选他担任了主要的翻译工作。拉文称川北友弥对许多士兵都很友好，在这些被俘士兵重获自由后，他曾是他们到天桥立旅行的导游，还在车站“友好地和他们告别”。战争结束后，他前往美国领事馆或是去第八军以确保自己能返回美国时，都没有人逮捕他。拉文强调说他的当事人在回国后没有隐瞒或是更改自己的姓名；还“去了满是美国大兵的大学读书”——一个担心战俘报复的人是不会这么做的。川北友弥的律师还指出奇怪的是检察团没有传唤任何官员出庭作证——只有士兵，而士兵们对日本人的愤恨是可以理解的。与其他两位在大江山的日裔美国人翻译不同的是，在矿井，川北友弥担任的是军事命令翻译，这就意味着经由他宣传或叫嚣的都是些命令，这些命令都是要从极度疲劳的战俘身上压榨最多的劳动。拉文称战后大江山的前战俘们几乎不会对川北友弥这个曾是可恨的统治者口舌的人有什么好印象，仅仅因为曾做过传令官，他现在竟要受到如此惩罚。

而战俘们坚持说川北友弥在翻译的过程中会有意添加些贬损之词，而且他还利用和日本统治者的关系，占取不当利益，表现跋扈，好像自己是个“大人物”。他们回忆说他就是个心怀怨恨的少数族裔男性，他宣称美国“对（我）不屑一顾，毫不在乎”，他还曾鞭打白人战俘，就因为他有权可以这么做。一位退伍兵说川北友弥“似乎很乐意看到美国人在日本士兵面前人格遭受贬损”。当筋疲力尽的美国战俘没有采够每天要求的矿石量，他不仅毫不同情，还厉声责骂他们。据说他曾对这些憔悴瘦弱的战俘大声叫嚣：“该死，你说这算什么？还不快点干活去！”战俘们还称川北友弥以宣扬美国士兵的“劣等无能”为乐。据说，他曾对战俘的男子气嘲讽说：“我就知道，情况一旦严峻起来，你们美国人就受不了了。”据称他还对投降的战俘冷嘲热讽：“看样子麦克阿瑟抛下你们这群小兵不管了。”一位证人回忆说川北友弥“昂首阔步的样子就像个公鸡”，吹嘘说即使战争要打一百年，日本也会赢，他的这一形象被检察官在总结陈词中反复提及。新闻媒体也对他狂妄自负型的男性气质加以回应，将他描述成“一个虚张声势的虐待狂，挥舞着木刀，谩骂着美国巴丹战役的幸存者”。新闻媒体还报道称在审讯川北友弥期间当他得知自己的主要罪行可能是叛国罪时，他“似乎都要哭出来了”，这说明他并不是真的像在大江山时表现出的那么坚强。不论这些有关川北友弥的描述是否属实，但人们眼中，他那挥舞着男性象征的刀棒、骄傲自满的总体形象表明欧美检察官们、退伍军人和新闻媒体——甚至是日裔美国人的媒体——都认为川北友弥的确是个可耻的少数族裔，他确实会对落难同胞落井下石。尽管检察团、退伍老兵和主流新闻媒体在审判期间融合了性别、种族和叛国等观念，他们并没有像战争期间的通常做法那样将叛国和日本血统习惯性地联系在一起。日裔美籍人藤泽明示和川北友弥同在大江山作翻译，据战俘们回忆，他只认真地做翻译，媒体试图通过对比两人在大江山的所作所为说明些什么。藤泽被描述成“和善的”日裔美国人，战俘们回忆说川北友弥试图削弱他们的意志时，藤泽明示则会友好地拍拍他们，很肯定地告诉他们1945年的夏天“我们就能一起在旧金山吃感恩节大餐了”，以此给他们鼓励和希望。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沃尔特·塔克称川北友弥曾殴打过他，近半个世纪过后，塔克回忆说藤泽明示是个“大好人”，为了防止被会讲英语的日本守卫发现，他曾用西班牙语悄悄告诉战俘们美国在冲绳和硫磺岛打了胜仗的消息。战争结束时，一群战俘交给藤泽明示一份他们主动写的文件以证明他的优秀人格。文件中写道：“尽管他是日本人后裔，有着日本人的血统，但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的表现堪称美德，体现了美国人所具有的协助和公平的观念。他证明了自己是真正的美国人，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不能说是大多数，至少也有许多人都可能会放弃，因此我们认为他在战俘营的表现比让他作为美国士兵奔赴前线更有意义。”换言之，日裔美国人具有表现正常男性气质和忠诚的意志力；因此，种族歧视的说法也就是无的放矢了。

检察团和新闻媒体拒不考虑川北友弥在加利福尼亚成长过程中遭受的种族歧视，认为这与此案无关，并宣称美国人就是美国人。卡特指出川北友弥被判叛国罪“并不是因为他的日本血统，而是因为他和你我一样是美国公民”。但是川北友弥并非和卡特或是陪审团中大多数的欧美人“一样”。他或许在中学时还赢得过足球比赛，获得学校字母徽章，但他是在西海岸的社区长大，在那里日裔美国人在社交上被排斥，在种族上受歧视。他和其他日裔美国人都强烈地意识到大的社会环境从经济上排挤他们，无视他们的才华和教育程度，只要他们在自己的少数族裔社区外找工作，就只有毫无发展前途的低薪工作。与川北友弥同时代的日裔美国人历史学家川井和夫指出“不论我们的资历如何，对我们开放的职位只有那些［白种］美国人不屑于做的——那种要不停地应承‘是，夫人’的仆役的工作，例如家佣、园丁、卖菜小贩”。另有一位日裔美国人是个水果店店员兼作家，在谈到他被压制的职业理想时，不无嘲讽地称自己是“专业的萝卜清洗师”。《太平洋公民报》的专栏作家拉里·田尻曾评论说“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日裔美国人必须有大学文凭才能在美国太平洋沿岸的生产销售市场找到一份职员的工作，这在当时并不只是说说而已的笑话”。这种就业机会的受限是川北友弥的父母最初决定将他留在日本的原因。大部分日裔美国人缺乏足够的日语技能，川北友弥的父母相信如果儿子能流利地说日语，他就可以从事日货进口贸易，这也是战前日裔美国人可以涉足的为数不多的白领工作之一。

许多日裔美国男性意识到这些有限的机会和他们在美国社会中总的待遇——应承“是，夫人”之类的工作——都是对他们男性气质的削弱。他们也很了解美国社会认为亚洲男性柔弱娇气、喜欢虚张声势，或是表现出变态的男性气质。一些日裔美国男性满怀希望，希望将来可以对这种认为他们民族没有男性气质的看法以及他们在战前受到的种族歧视进行报复。日裔美籍女性也对种族歧视和受限的工作机会感到怨恨不满，但和日裔美籍男性不同的是，她们并没将自己的遭遇理解成对她们女性身份的侮辱。男性则不同。宇野·巴蒂·和麿也是一名脱离了美国国籍的日裔后代，据说他也曾骚扰虐待过美国战俘，他就认为种族歧视削弱了自己的男性气质。他说：“他们把我当成黄皮肤的日本佬看，而不是当成一个美国公民……所以我心想，美国见鬼去吧。我要回日本，在那里我对美国的了解会受到重视。”在西方的俚语中“日本佬”的意思是“日本妓女”，因此宇野将自己所受的种族歧视比作“白种人对黄皮肤妓女”的态度。如果有关川北友弥的记述真实地记录了他的态度和言语，那么他似乎也有同感，想要对之前他的男性气质所遭受的侮辱进行“报复”，告诉欧美战俘他们才是柔弱、懦弱的。(https://www.daowen.com)

但是当川北友弥出庭时，他并不像宇野那样友善、合作；他直接否认了曾在大江山做过任何坏事，甚至是言语辱骂也没有过。他宣称前战俘们把他当成了那些曾虐待过他们的日本公职人员和士兵的替罪羊。他称自己从未完全效忠过日本，而且他曾拒绝在日本军队中担任中尉的任命，因为他不想和自己高中时的旧友们在战场上兵戈相见。他说他不愿从事涉及盟军战俘的工作，提出调离的请求也被否决，他因此很痛苦，但迫于上级命令，他又不得不“用严厉的军人语气”向战俘发话，避免和他们有友善关系。他又说他是在严格认真地翻译，甚至软化语气让原本的命令听上去不那么严厉刺耳。他还解释说所谓的“木刀”实际上是便于他在湿滑的泥地上走路用的一根手杖，他从未用它打过战俘。

川北友弥在1948年叛国审判讯问过程中间休息。

《洛杉矶时报》图片。

川北友弥还声称自己也曾帮助过战俘——他曾背着美国战俘去矿山医院就医，还曾好几次护送战俘去看病或看牙医，他看到战俘完不成每日定额时，还向上级要求减少他们的工作量。他承认自己曾打过一个战俘，但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他无意中听到那个战俘用西班牙语骂他是王八蛋。但是在讯问过程中，他又承认自己也曾打过英国和加拿大的战俘，不过他隐晦地指出殴打其他国籍的战俘是完全合法的，因为他现在接受的审判是背叛美国人民——不是二战所有盟国人民。不过他的供述的真实性让人怀疑。或许他也打过中国战俘；审判内容和审判本身完全忽视了中国战俘的遭遇，好像只有白种人受到亚洲人的虐待才值得关注。但是公平来说，作为英日翻译官，川北友弥可能没什么机会接触到中国战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