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美国人的最佳形象
根据西山当时的发言以及日后的回忆录，拉斐特学院学员种族单一的现实对他并没有不利的影响。他称自己在几乎全是白人学生的拉斐特学院受到了关切的，甚至是有些热烈的接待。他在1949年写给《美国杂志》的文章中高度赞扬了他所感受到的美国人民的宽容、直率和善意。他写道，在离开日本时：“我感到孤独，而且十分担心害怕，我担心美国人会如何对我？还会视我为敌么？”因为奖学金捐助人的爱子是被日本人所杀，所以前去拜访他们让西山感到很紧张，但是西山强调说约翰斯通一家人颇费心思地欢迎他的到来并邀请他在开学前先在唐宁镇的家中住一个星期。西山写道“刚来的第一个星期，我非常拘谨，担心可能会给别人带来麻烦，但我的担心总是会被美国人的友好化解”。他发现许多伊斯顿的居民都和约翰斯通一家人一样好客又热情——邀请他到家里共进晚餐、参加晚会或闲谈——他说他也从未在校园里遭受敌视。西山不仅谈到美国人的大度宽容和直率，他还表达了自己很羡慕美国公民能在社区一级参政议政。在文章结尾处，他表明：“我希望将来能当一名历史老师，我愿意为增进美国和我的祖国之间的互相了解尽我的微薄之力。”
拉斐特学院和约翰斯通一家看来是选对了捐助对象。在文章附带的照片上，西山看上去和气又可靠，和战时日本人像近视眼猴子的刻板印象以及战前傅满洲或陈查理的形象完全不同。西山英俊、轮廓鲜明、视力良好、身姿挺拔，看上去就是一个典型的大学男生。照片中，他穿着宽松的裤子和套头衫，书包背在腰间，放松而又自信地走着。照片形象地用这位“接受战败”事实并朝着美国方式迈进的日本青年代表了美国“年轻的盟友”；美国媒体对他的描述反映了美国人的态度由敌视转向欣赏接受。和川北友弥不同，西山似乎是个值得信任、有男子气概、高尚的人，他没有试图逃避为国效力的兵役，并且很快了解接受了美国社会和价值观。
“学院学生的普通一员”：罗伯特·西山和他在拉斐特学院的同学们。照片由唐纳德·赖利拍摄，罗伯特·西山提供。
西山赞同这种对他转变的描述，因为这样的描写也让美国人了解了日本人。几十年后，西山回忆说“我觉得自己不得不尽力证明：作为人，日本人和美国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于是我尽力接触包括校内橄榄球赛在内的（一系列广泛的）活动”。这一目的也说明了他在面对来自媒体采访、教堂和学校演讲和市民团体的种种要求时表现出的耐心。西山走遍了费城、新泽西、纽约，甚至远赴路易斯安那，在各地的学校以及像圣徒、狮子会、基瓦尼俱乐部等市民团体演讲。他一年级时的舍友里维斯·本德回忆说为了满足这些邀请，西山经常不在校。本德说“他要接受没完没了的采访，真希望新闻媒体能放过他，但是当时这的确是引人关注的新闻话题。他经常接到许多电话，其中有些人会出言不逊，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出乱子。我会让他们一边待着去”。而另一方面西山似乎乐意接受这一切，还能化解或压制一些类似敌意的电话等突发事件。西山体现了昔日的日本敌人转而感激美国人，认识到过去同美国为敌是错误的，在西山身上能反映出美国人想要看到的自己最好的一面。川北友弥将他因在出生地加利福尼亚所遭受的种族歧视而产生的怨恨发泄到了二战欧美战俘身上，与他相比之下，西山幸正则是一个对美国人的无私和开明心存感激的学生。
总的来说，西山认为他在拉斐特学院的时光是丰富宝贵的经历，尤其和战时在东京外国语大学接受教育期间相比更是如此。他在东京外国语大学被迫参加军事队列训练，而在拉斐特他则主动参加列队示威游行，抗议橄榄球队员大卫·肖维尔遭受的种族歧视。在拉斐特学院，他不用听爱国演讲也不用参加军事训练，而是聆听或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的讨论，包括有关民主意义的辩论。西山回忆说一些同学对美国持批评态度，指出“最高盟军统帅部的霸权主义和美国少数族裔问题”，而另一些同学则“或多或少地仍旧相信美国体制”。他羡慕这样的交流，并解释说“在日本对此类问题的公开辩论是不允许的，他习惯了像在海军中那样被迫服从上级的命令，（看到）这种公开的辩论……既新奇又令人耳目一新”。西山真诚地相信他感受到的有关美国人的正面积极的信息，但他也充分认识到种族主义仍旧存在，担心欧美人是否会接受他，直到他受到拉斐特社区许多人的欢迎和热情接待，他才放心。
但是战后也有些受奖学金资助的日本学生选择忽视种族主义问题。后藤三矢曾在印第安纳州克劳福德县的瓦伯西学院还有普林斯顿大学就读，他认为日本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态度和行为避免不公正待遇。他后来强调说“我觉得这主要看我是如何对待他人的，尤其是美国人”。后藤采用的是机智老练、吹捧他人、幽默的自嘲策略。后藤在作为瓦伯西学院1955级毕业生代表发言时，强调了美国教育如何开阔了他的视野，他还高度评价瓦伯西学院的历史课是“我所听过的世界历史中第一个持客观看法的。我开始看到日本的缺陷和所犯的错误”。后藤断言称瓦伯西的校园生活轻松推翻了卢迪亚·吉卜林那为人熟知的诗句：“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两者永不交汇”。后藤解释说他在瓦伯西的四年大学生活是：
在努力将自己或许被扭曲的东方思想与美国的思想熔合时，起初，我发现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为了缩小差距，我开始搭建我所谓的“沟通的桥梁”。桥梁仍未完工，但至少已经可以通车了。我希望未来有不断增加的车流量，以双向而非单向的形式在沟通你我思想的桥梁上过往穿梭。
据现有资料分析，后藤比西山更直白，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沟通的桥梁——审视了跨文化交流的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后藤是瓦伯西学院演讲团的一员，此间，他给许多市民组织和听众做过200多场演讲，受众遍布印第安纳州、其他中西部各州，甚至远到佐治亚州。《印第安纳政星报》引用了后藤向美国读者传递的信息：他“确信日本已经发现美国是最可靠的同盟”，他还相信“有了美国持续的经济援助，日本可以和西方盟友一同在远东地区筑起一道抗击共产主义浪潮的壁垒”。在后藤开始他的美国学习生活时，“反共产主义的壁垒”一词已经是个普遍用法了。
后藤和西山都知道该如何取悦美国听众。他们彬彬有礼、诚恳认真、懂得感恩，而且善于辞令。他们提出美国的读者或听众应重新考虑对日本人存在的一些偏见，但言词谦逊谨慎。后藤在毕业典礼的发言中解释说日本人可以接受再教育，以便能更像美国人那样思考问题，但他同时也强调“沟通的桥梁”应当是“双向的”而不仅仅是“单向”。后藤以既不失策略而又谦逊的口吻督促美国人在日本人向他们学习的同时，也该向日本人学习。加速沟通桥梁上的双向流量意味着避免潜在的冲突，对后藤而言，这意味着要无视种族主义的存在。而西山则可能弱化了他所感受到的种族歧视，但并未无视它的存在。不过，他也像后藤一样着重强调了积极的一面。西山在回忆他在拉斐特的日子时说：“让我感触颇深的就是，尽管在美国许多地区种族主义的丑恶表现还很明显，但总是有善良的民众相信对种族主义不可姑息。”(https://www.daowen.com)
后藤和西山从过去到现在都发自内心地感激他们能有留美学习的机会。用日本人所谓的恩而言，战后奖学金资助的学生都觉得对恩人，即美国的捐助人，有良心上的负债感，因此他们认为批评或是针对恩人国家存在的问题是无礼的表现。另一位战后日本学生安积仰也也选择弱化种族主义，尽管他觉得要对50年代早期美国种族关系持肯定态度很困难。安积仰也在加利福尼亚遭遇过公然的敌视后，选择了宾夕法尼亚州的海沃福德学院继续完成学业——远远离开了西海岸以及那里长期存在的歧视亚洲人的情绪。
西山和后藤似乎乐于充当“善意大使”的角色，但一些日本学生却对此有抵触情绪。正如人们所料，许多奖学金受助者优先考虑的是提高自己的学业，而后才是促进美日双边的友好关系。而与此对比之下，奖学金项目的策划者们则是将促进友谊放在第一位，强调“该奖学金计划绝不完全是以教育为目的的”。正如最高盟军统帅部国民信息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所说：“我们希望有尽可能多的日本人与我们共处，不仅是让他们了解我们，也让我们的人民通过他们更了解日本。”因此“占领区治理和救济奖学金”计划为了这个双重目的把日本学生安排到了全美许多不同的院校，一方面让日本人更多地了解美国，另一方面让美国人更多地接触日本人。但这个决定让许多奖学金获得者不满。有太多的受助人表示他们对不能在东海岸的名校学习感到很是失望，因此项目的策划者们觉得必须指明“美国的太平洋沿岸和中西部地区并不是学术荒漠地带”。该奖学金项目还驱逐遣返了一名日本学生，因为他无法“接受项目的约束和宗旨”。这位名叫宫森虎夫的学生在国际生交流介绍过程中认识了一名西班牙女生，两人成了男女朋友，但是他被安排在了爱荷华州，两人分居两地。这让他很难受，于是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他离开了埃文斯学院，来到了女友所在的马萨诸塞州西部。结果，他被逮捕，戴着手铐送进了在埃利斯岛的非法移民拘留所，他在拘留所内写信抗议奖学金项目“强行将他置于狭窄的生活范围”。但在他被遣返回日本后不久，他就表示想再回美国与女友团聚。宫森虎夫并不是想在日本作亲美的政治宣传，他只想逃离这个让他嫌恶的、令人绝望的、贫穷的祖国。
但是，像他这样公开的反抗奖学金计划的行为似乎是个别例外。宫森虎夫忍受煎熬的同时，涉及该奖学金计划的日本人也都感到难堪并为他的行为表示深深的歉意。一位负责协调选拔受助学生的日本官员写道“对那些向我们表达善意的美国人，我们深感抱歉”。一位受奖学金资助、同在爱荷华州学习的日本学生称“我们学院的师生认为他带来的麻烦是他个人性格的问题，并未因此对日本民族产生任何误解，我对此非常感激”。日本学生和日本方面项目管理人对此很敏感，并且此时又需要美国人的恩惠，因此他们想向美国人证明自己值得美国人的慷慨帮助。同时，在建立一个安全、良好的全球秩序的问题上，他们确实和美国人观点一致。美国人的目标并不是简单地被强加在一个不情不愿的民族身上。的确，许多日本人对日本政府深感失望，战争结束时，有更多的日本人真诚地相信美国人知道通往繁荣强盛和幸福生活的道路，这是过去从未有过而在此之后也再没有过的情形。这一信念使得日本人广泛支持冷战自由主义者的目标，尤其是战后的日本学生，他们的事业目标——大部分集中在教育、商业、法律或政府部门——得益于美国的计划。应该指出的是，日本学生只代表了日本社会的极少一部分人——只代表了相对富有的（或曾经富有的）日本人。不论是政府基金还是个人捐助的奖学金项目在选拔过程中都倾向于从有广泛人际关系、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家庭中挑选以男性为主的候选人。例如，西山的父亲是位曾在法国受过培训的建筑师，父母二人都和美国人有交往；后藤的舅舅毕业于巴黎大学神学院，曾任皇子明仁的法语教师；安积仰也的父亲曾是枥木县县长；另一位学生史蒂夫·山本行安是海军上将之子，他的祖父是三菱重工和三菱电机的第一任董事长。而且，这些人中有两人接受了洗礼并有了教名——这在战前极其少见的——而后藤在大学期间开始转而信仰基督教。
女性学生在战后交流生中为数是少之又少；据一位女校友称其比例低到只有男性的1/10。富有的日本家族认为美国学历是一种投资，能帮助他们扩展人际关系并提升家族地位。因此他们将这一昂贵的留美体验留给长男，即长子，或是其他准备接管家族产业的儿子们。相比较而言，这一时期在美国院校就读的日本女学生通常不会得到家族的资助，而只能依靠以考试成绩为依据的奖学金或来自其他渠道的募款。但是，即使是这些女性也是来自社交广泛的上层或中上层阶级的家庭，其中有东条英机将军的小女儿，她在一位美国赞助人的安排下于1959年获得奖学金前往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的研究所学习。因此，筛选机制倾向于选择那些出于阶级利益考虑可能会接受日本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年轻盟友，并成为亚洲首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候选人。
作为战后首位旅美学习的日本学生，西山或许比任何其他日本学生受到了美国媒体更多的关注。他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就来到了美国，还有资助他的不同寻常的捐助人，加之他“前日本空军敢死队飞行员”的身份构成了战争逆转的有趣翻版。有关约翰斯通奖学金的讨论使得美国人就如何看待昔日的日本敌人这一问题有了新的想法。许多欧美人将种族包容视为他们战后教育中必须的一部分，他们相信通过帮助日本学生，美日双方都能从中有所收获。《兰开斯特新时代》的大部分读者或许在读到西山说想如何应用他所受的美国教育时感到备受鼓舞。报纸引用了他的原话：“毕业后，我会回到日本，教导日本儿童民主的真正意义。”一些美国人对西山的宣言可能抱有嘲讽或怀疑的态度，但媒体对此仍主要持肯定态度，因为西山的故事证明尽管美国国内矛盾重重，但美国人还是能够无私善意地帮助其他民族。
毕业后，西山回到了日本，但是他并没有成为一名外交官或是教导学生民主真谛的老师。他用其“微弱之声”，以非言语但却更有意义的方式推动了美日双边关系。他没有做“亲善大使”去游说日本同胞心甘情愿地成为美国领导下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参与者，而是直接参与了美日经济关系。他后来从事的大部分是商业工作；他作为美国公司驻日代表，曾帮助加固了两国资本主义的联系。在1962年到1985年间，西山为一家总部在宾夕法尼亚的电子电器配件制造厂工作。他帮助该厂建立了日本分部，并出任该分部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长达23年。之后他又出任另外一家美国电子公司太平洋地区市场部的副总裁，在1991年退休前，他建立了自己的咨询及电子出口公司，并一直管理经营到他80岁高龄。时至今日，作为拉斐特学院校友，他依旧积极活跃，在东京为拉斐特学院面试将要招收的学生——通常是为移居国外或日本归国者设立的东京国际学校的高校四年级生面试。2002年他还出席了在拉斐特举行的第50届班级聚会。尽管西山既没有做外交官也没有当老师，但他一生的事业都在和美国人合作，也从中得到了经济保障和财富。
尽管为日本学生设立奖学金的目的是在日本传播亲美情绪，但这些学生中有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一些人却没有返回日本，而是在美国开始了他们的事业。其中，安积仰也和史蒂芬·山本成为了教育家，他们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大学分别从事社会学和物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另外两位和安积仰也一同就读海沃福德学院的日本学生的选择亦是如此：入江昭在哈佛教授历史，罗伯特·户贺崎在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生物。入江昭将他毕生辉煌的事业用于观察美日双边关系。他对美国和日本的学术研究都一样精通，但他的大部分学术生涯是和美国同事及学生一起度过的。而后藤三矢的大部分事业是在欧洲和美国代表日本商务利益。在他的事业生涯中，他一直在发表美日关系的演讲，但是他的听众主要是欧美人。在他从瓦伯西学院毕业并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的近五十年时间里，他向日本人宣传美国人的时间投入变得越发少了。
美国的国际援助计划经常无法实现它原定的崇高目标，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美国自我塑造的形象和美国的需求。为日本学生设立的奖学金计划亦是如此。美国在国内矛盾和建立同盟之间寻找到了适当的切入点，而这一举措驱使美国人相信日本人是渴求民主的学生。正如美国人对日本女性曾有的描述一样，他们对旅美学习的日本男性的描述也反映了美国人对成长期、教育、种族、西方文明和美国命运所持的具体态度。尽管这些描述不像战时龅牙“日本佬”那类形象具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但仍旧没有摆脱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观点，即肤色较白皙的人种拥有较成熟的文明。在这样的背景下，想要成功推出重塑后的日本人形象只能是让这一形象和普遍流行的种族观点相呼应而不能相抵触。日本扮演个小学生，而美国充当它的良师益友，这一做法加强了美国人的民族优越感，同时也拟人化地表现了两国地缘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日本人已非昔日敌人，而将成为“明星学生”、国际少数族裔的模范代表——作为其他“成长中”的国家发展自由经济资本主义“范例”的唯一有色人种。
这种优待日本的做法不仅重新恢复了欧美人在战前视日本为亚洲的模范和领导者的观念，而且也让他们有了忽视其他弱势民族的借口——正如几十年前“模范少数族裔”的观念帮助美国人掩盖了他们忽视美国社会中弱势成员的事实。同时，民族成熟度的比喻用法将美国塑造成学生们感激爱戴的、能力出色又合格的老师，这有助于美国人应对国内对青少年犯罪的文化和社会恐慌，并解释了国外其他民族发展异常、偏离轨道的现象。奖学金计划无疑对日本人个体是有利的，但该计划没有实现它在日本推广亲美情绪的既定目标，却有效地让个别热心的日本人帮助日本人民更了解美国。这些学生不是在日本宣扬有关美国的正面信息，而是帮助美国人接纳日本人作为他们在远东的“年轻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