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影片中的日本
1957年12月5日，华纳兄弟公司在摄影中心举办了一场奢华壮观的首映礼，所为影片是公司竭力推举的由马龙·白兰度和高美以子出演的“年度最受期待的影片之一”：《再见》。当应邀嘉宾和国际媒体从华纳兄弟公司的北门纷纷入场时，扑面而来的是一个“庞大的布景”，其中有“热带植物、织锦挂毯、东方书画和其他展现日本文化的物品……大量五颜六色的灯笼被当作聚光灯”点缀在北门两边213英尺高的墙上。入场后，迎候大家都是穿着“日本传统服装”的“16名有着日本血统的最美丽的加州南部少女”，其中包括1957至1958年度日裔美国小姐宫美津。这些身着和服的日裔美国少女引领嘉宾分别就坐于举办此次盛会的十个摄影棚，此次盛会由杰克·林克莱特连同安迪·格里菲斯和埃德·温共同主持。为了让“影迷观众能一览无遗这个星光闪耀的盛会”，华纳兄弟公司在摄影棚停车场搭建了16个露天看台区，并用1万个100瓦的灯泡将这个星期四的夜空照耀得灯光灿烂。
尽管影片《再见》的首映礼光鲜亮丽、浮华铺张，同时还期许着影片能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但是影片的制作团队也怀着促进美日两国友谊这一更为崇高的目标。《再见》的导演乔舒亚·洛根在介绍影片的深层目的时说：“我们想让人们充分关注美国大兵和日本女性之间的跨国婚姻的问题——以说明现代的交流手段已经永远地摒弃了老旧的观念：‘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两者永不交汇’。”影片《再见》改编自詹姆斯·A.米切纳的同名畅销书，讲述了美空军少校劳埃德·格鲁夫（白兰度饰）在和日本首席舞女阿侬（hanaOgi）相爱的过程中如何逐渐克服对日本人的种族歧视。华纳兄弟投拍的这部电影为公司盈利1，000.50万美元，成为当年票房收入排行第三的影片。该片还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等在内的十项奥斯卡提名，并最终赢得其中四项，尽管这四项不是主要奖项。
《再见》一片凭借其高成本制作、多项奥斯卡提名和一流的演员阵容，或许时至今日仍是同类题材影片中最令人难忘的影片。它的确称得上是一类题材。从1949年到1967年，好莱坞制作了十几部以日本为背景的电影——其中一些是给人印象不深、容易遗忘的二流影片，如《夜幕下的东京》（1959）和《啼笑姻缘路》（1961）。但也不乏一些由一流知名演员出演的影片，如约翰·韦恩出演的《蛮夷与艺伎》（1958），当然还有另外一部由马龙·白兰度成功出演的影片《秋月茶室》（1956）。在美国剧院上映的还有十几部和亚洲相关的、以冷战东方主义为背景的电影——如表现日裔美国人的影片《全力以赴》（1951）和《黑岩喋血记》（1955）；将东西方爱情故事搬上荧幕的《爱情多么美好》（1955）和《苏丝黄的世界》（1960）；还有包括《桂河大桥》在内的近二十几部以亚洲为背景的影片。
这类题材的出现存在着多种因素。美国在亚洲战场的经历让美国的制片人和观众更加关注亚洲、亚洲人，甚至亚裔美国人。从1931年至1980年，《纽约时报书评》和《出版者周刊》上刊登的一周畅销书榜表明以发生在中国、日本、韩国、缅甸、太平洋和东南亚的战争为背景的小说和纪实文学一直是有关亚洲的畅销书。对美国作家而言，在创作有关驻日美国人的故事时，很自然地就会延续他们所熟悉且也为大众接受的美国英雄主义的情节主线。同时，好莱坞电影公司开始打破了电影不能涉及种族歧视的禁忌。二战前，电影公司——基本上由对社会歧视深有体会的犹太人掌控——顾虑到大多数的观众对支持少数种族和少数族裔权益的电影可能会反应冷淡。但战后，电影公司改弦更张，调整了对种族的看法——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种族主义缺少科学依据，并且他们认为这种“幼稚的”想法和行为妨碍了美国政府为国内所有公民提供平等权利的能力以及在冷战期间与有色人种国家维持同盟关系的能力。因此，和二战前电影中跨国婚姻的悲剧结局不同，在战后影片中，跨国相爱的恋人们——如果是亚洲女性和白人男性的话——就能有一个幸福圆满的结局。电影审查委员会最初认为米切纳于1953年创作的小说《再见》是“对不正当两性关系的令人无法接受的描写”，建议对剧本进行调整，表明这对恋人想结婚。电影审查委员会的约瑟夫·I.布林这位罗马天主教徒担心的是通奸而不是种族通婚。对米切纳小说的结尾部分进行修改，让男女主角结婚生子的结局，既满足了电影审查部门，又可以让华纳兄弟公司的宣传机器声称：“自‘蝴蝶夫人’以来，种族间的爱情和通婚可谓历经曲折。”
米切纳的小说立刻被战后急于弥补观看电影人数下滑的电影业看中，认为该小说具有改编成热门影片的潜力。1954年甚至该书尚未出版前，就有个体影视制作人和电影公司向米切纳出价购买《再见》一书的影视版权。当时，电影制作人乔舒亚·洛根在资金和艺术技巧上都具有投拍与日本相关影片的优势。洛根胸怀大志，想把日本的剧场艺术展示给广大的美国观众，通过《再见》一片突出歌舞伎和木偶戏。他运用新的科技手段在彩色印片上展现了日本园艺、风景、建筑和服饰的华丽景象——这点和当时好莱坞所有有关日本的影片如出一辙。
这些战后影片显示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转变的程度。像《紫心勋章》（1944）这样的战时影片突出表现的是日本人的邪恶；而现在好莱坞影片宣传的是和善温柔的日本人形象。甚至有关太平洋战争的战后影片本身也常常流露出将日本敌人人性化的讯息。例如《桂河大桥》一片——《再见》上映那年的票房冠军——它的故事主线表现的就是盟军战俘内部的矛盾；而与日本人的斗争则是次要的。影片表达了对日本士兵的理解同情：他们似乎惧怕代表了“军国主义日本”的傲慢专横的长官斋藤上校（早川雪州饰）。该片反映了战后美国媒体和回忆录中对“普通”日本民众和像东条那种邪恶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做出的区分。(https://www.daowen.com)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早期，这些以日本为背景的电影代表了战后将昔日宿敌塑造成同盟国这一过程的顶点。当然，美国人绝不会完全忘记日本人曾是战时的敌人，曾犯下过穷凶极恶的暴行。但是，战后好莱坞影片中一幕幕表现樱花烂漫的日本、和善的日本妇女和讨人喜欢的、笑脸盈盈的日本儿童的景象都让美国人逐渐适应了更宽容地看待日本人。尽管美国观众对这些表现日本的温和场景并不陌生，但战后这类形象的广为传播和影片中比喻手法的反复使用，有助于在美国大众文化中塑造一个不同于战前的转型形象。
战争期间，二战美国作战新闻处招募了一些电影公司来动员民众支持战争，但是1945年后作战新闻处被撤销了。战后，尽管没有来自华盛顿的指令或是电影公司内部之间的有意合作，好莱坞仍继续出品一些反映美国民众态度以及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电影。以日本为背景制作电影的制片人试图在刻画一个亲善、人性化的日本人形象的同时能大赚一笔。因此在好莱坞制片人的手下，所有试图将日本人描绘成美国朋友的努力都彻底地商业化了——当然，这也完全符合决策者们支持日本成为远东地区对抗共产主义的民主“堡垒”的目标。凭借其受过教育、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公司资本的基础设施和中央集权的政府，日本不仅有现成的工业基地，还处于东北亚的有利位置——靠近中国和苏联——这些使得日本在美国冷战地理战略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艾森豪威尔政府在继续杜鲁门政府加强日本这个亚洲“工场”，使其“继续站在自己一边”的政策同时，推动国内及国际向日本商品开放市场。
好莱坞出品的任何主题的大制作影片都会让观众眼花缭乱、头晕目眩，导致观众忘记了现实，并且会刹那间产生时空错乱感。以日本为主题的好莱坞电影就在鼓励观众遗忘或是对残存的敌意置之不理，引导他们相信眼前荧幕上日本的异域美景和结局幸福的浪漫爱情故事。电影公司配合影片宣传做的“商业广告”鼓励观众购买日货及去日本旅游。这样，好莱坞就把将二战美国宿敌重塑成战后同盟所作的努力以影片的方式进行包装推向了市场。但是，这些制片人也没能摆脱他们自认为在挑战反对的东方主义观念。正如华纳兄弟公司为《再见》举办的首映礼所表明的那样，好莱坞推动种族宽容的做法是将日本作为一个被西方观众欣赏的异国美景兜售，并给日本赋予了一个想象的、神秘的、女性化的“东方”形象。因此，日本人——甚至是在《再见》首映礼上，美国出生的日裔女主持——在好莱坞的观念中，仍是文化上疏远陌生的角色。
好莱坞拍摄的以日本为背景涉及种族通婚的影片都是浪漫的爱情故事，旨在传递令人鼓舞的讯息：爱可以克服看似不可逾越的阻碍，弥合美日两国之间的种族分歧和敌意。各种慈善活动和美国资助计划改善了“广岛少女”、广岛孤儿以及像罗伯特·西山幸正一样在战后受到资助的日本学生的生活，和这些活动计划的作用一样，战后影片中这些浪漫的爱情故事将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弱化成为个体个人层面上的关系，这样既简化了美国实施的当代亚洲政策，又可以自我吹捧该政策明智而又充满人道。这些影片掩饰了两国之间社会和经济的不确定性这些更广层面上的矛盾关系，并把“爱”的结合描绘成是组建国际种族“大家庭”的纽带。战后表现日本的影片不仅表明了美国要复兴日本，将其纳入自由资本主义框架的政策，还表达了美国人有资格有能力领导日本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