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

盟军最高统帅部和它在美国媒体的拥护者们一起制造了天皇和他忠实的高层官员之间存在分歧不和的舆论，这样做的同时他们也把日本民众，甚至日本人同“军国主义分子”区分开来。换句话说，如果承认天皇是“和善的日本人”，那么也就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和善的日本人”。“和善的日本人”这一观念的制造过程是和亲善的天皇这一观念并行的，两者相辅相成。在战后的话语中，日本人民和天皇是被邪恶的军国主义者所蒙蔽欺骗而投入战争——考虑到战争初期日本人民对战争的广泛支持，这一看似有理的观点却也显得漏洞百出。

接近战争结束时，美国媒体在羞辱东条和其他军国主义分子的同时，开始用更同情的笔调表现日本的普通士兵。负面的描写仍会出现，但在表现这些普通士兵时，媒体倾向于强调他们人性的一面。

美国人发现日本士兵似乎想在战争中保住性命，并且得知日本士兵之所以不愿投降并不是出于狂热的效忠，而是因为他们被告知美国人对投降的人格杀勿论。及至1945年7月，甚至有一篇对这个“自杀性军队”表示赞许的文章出现在了美国新闻媒体上。一年前因《广岛》一书受到好评的作家约翰·赫西创作了一篇有关日本空军敢死队神风队飞行员的文章，他笔下的日本飞行员基本上都是疯狂的亡命之徒，但他在文章中也描写了一位较有头脑和判断力的神风队队员。赫西写道：“有不少飞行员表现出的盲目效忠的精神远没我们所想的那么狂热”，他引用了一位被俘的飞行员的叙述：

我来到克拉克基地的几天以前，因为无事可做就去检查检查我驾驶的飞机，却发现一个傻乎乎的技师在我的飞机上绑定了个炸弹。我气坏了，臭骂了他一通。他只是说，“非常抱歉，上面的指示。”他们到底想对我做些什么？于是我来到总部，告诉上级这个混蛋技师的所作所为。总部的人说“噢，现在我们都是这么操作的”，我反驳道：“你们愿意这么做，我可不愿意！我讨厌这种绑定炸弹的做法。”听了这些他们怎么办？他们逮捕了我。整整一晚上，都有人看守监视我……于是早晨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好吧，我愿意为天皇做此次飞行”，然后我就被放了。很快我看机会来了，就把降落伞放在飞机上。随后我们奉命出使任务，但他们让我觉得卑鄙恶心，我怎么办呢？我从飞机上跳伞了。

这段话的翻译是否和这个日本飞行员实际所说的相符尚未可知；但就日本军队中通常严格遵守的级别制度来看，这段描述听上去有点可疑。但是一个日本人——尤其是这么一个前神风队飞行员——在媒体上被表现成为一个有着正常求生欲望的普通人，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这与战时标准的日本人形象大为不同，标志着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这篇文章也说明效忠天皇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强制执行的政党路线而非人们真心实意的信念。以隐晦的方式传达的对所谓“上级”命令的态度，这种方式是美国的普通士兵很容易理解的。战后，许多美国人了解到，尽管神风队飞行员像英勇的美国士兵一样“愿意为国捐躯”，但他们还是更愿意活着。一个日本翻译告诉李：“这些飞行员庆幸他们不用驾驶着飞机撞击你们进攻的舰船。”

仔细观察这些战败的敌军有助于减少对他们苛刻的看法，驻日的美国新闻记者将他们看到的一切报道给了美国国内民众。遣散的日本士兵在火车站等待着——有些已经等了很多天——被遣散运回家乡，一位美国记者看到这些，称他们是“年幼、疲惫、孤独无助且温和无恶意的”。《生活》杂志在1945年圣诞的一期中详细描述了一位遣散的日本兵返回故乡的故事，以此引发人们对战败敌人的同情。文中没有涉及日本人的野蛮和残忍，而是刻画了一个因为战争而背井离乡的普通老兵返回故里重拾旧业的故事，文中写道：他又“默默地回到村庄中他原来住的老地方，和大部分日本百姓居住的一样的地方”。一张整版以富士山为背景的农田的照片表明这是真实的日本：这块土地上孕育着纯朴、“节俭”、“勤劳”的百姓——有“能干又尽职尽责的”市长，也有那些丈夫离家参战后独自耕种田地、养育孩子的农妇。文章想要表明日本士兵就是来自这样的人民和村庄社区，在那里一家人整天就在小而贫瘠的田地里劳作，靠着寡淡无味的食物维生，冬天就围着煤炉挤在一起取暖。文章暗示这个民族需要的是帮助和现代化设施，而不是世界各国的谴责。

解除军事武装的日本急需发展民用工业。驻日美国人向国内民众描述了日本工业由生产军用物资转向民用消费品的过程。1946年，拉瑟尔达曾报道称在大阪的前飞机配件预制工厂正在“用飞机的油箱制造餐盘”。深水炸弹的金属外壳变成了炉子；“除去雷管”的海洋水雷变成了喂猪的食槽；鱼雷发射管变成了下水管道，火箭炮变成了液压泵，登陆舰的船体成了渔船；罗盘变成了化妆盒。但是拉瑟尔达没有说这些产品将销往何处，当时的情况是日本不能做出口交易，而大部分的日本人都在用每1分钱和值钱的物品换食物。但是变炸弹为炉子，还有变罗盘为化妆盒的做法——一个现代版的解甲归田、偃武修文——向美国人展示了日本人引人注目的女性化形象的开始。战后的日本将放弃海外征战这一男性事业，转而专注于国内事务和民用事业。(https://www.daowen.com)

二战期间，日本人曾将美国人描述为阴柔、软弱而堕落的样子。克拉克·李解释说：“日本佬接受的有关美国人的知识让他们认为美国人是不道德的、物质至上的民族，没有勇气、沉迷于酒精、神经过敏且喜欢专注于女性化的活动和慵懒的消遣。”他们将自己刻画成充满男性气概的民族，并且宣称颓废堕落的、娇柔懦弱的美国人不是精干强健、训练有素、朴素节俭、斗志昂扬的日本人的对手。在这种宣传中，日本人的矛头主要是指向美国男性，他们认为美国男性过多地受到了美国女性的压制。在他们眼中，不能管住自己的女人就已经够糟糕了，会受到嘲讽和怜悯，但是如果缺乏男性气概，那就彻底让人鄙视。这一观点使得一些日本人在残忍虐待“女性化的敌人”时表现得理直气壮。

当日本的领导者们最终不可避免地接受失败之后，天皇的命运问题成为了争论的焦点。杜鲁门政府和盟军最高统帅部表明会确保——就麦克阿瑟而言，他会尽最大努力——尊重和保护天皇的统治，因此理顺了与日本上层精英的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二战后美国三番五次地违背它对许多国家许下的支持“民族自决”的承诺，但是对日本这个宿敌却始终信守承诺。正如爱克拉·艾丽叶所指出的：“这有着共同经历的两国政府以及他们的领导曾一度为了相同的目标而合作，还曾依照新颖的办法共同解决全球和国内的问题。”两国都对共产主义怀有深刻的厌恶，日本的领导人很乐意自己的国家在远东地区成为反共产主义的“堡垒”。

战后美日的双边关系很融洽，日本在其中扮演着从属国的角色，在美日两国都接受的世界观里，主导伙伴被视为男性而从属者则被视为女性，由此不难理解麦克阿瑟和裕仁的著名合照为何会被描述成新婚照。1993年，H.D.哈罗图宁安对日本文艺评论家加藤典洋的评论加以阐释，称这张照片为“新婚纪念，见证了美日两国在日本被占初始双方的男女角色关系和新婚夫妇的幸福”。埃德温·欧·赖肖尔也曾将美日关系描述成理想的资产阶级婚姻。如果将这一类比进一步引申，我们可以说天皇和他原来的伴侣东条将军离了婚（据说是满怀遗憾和痛苦地），然后和另一个能提供更好的生活和保护且强壮有力的将军结了婚。然而麦克阿瑟和裕仁的合照当然不像新婚照——两人之间的距离就表明这不是一个幸福的结合——这张照片只有在回顾往事时才能称得上是对“新婚幸福”的记录。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区分性别的框架关系的出现多么合乎常理。很容易理解，这一关系简单明了地概述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复杂关系。

尽管美日之间最终结成了牢固的联盟，但在美国大众话语中，日本人是否值得信赖的问题一直存在；战后对“东方人”神秘莫测的陈旧看法也持续存在。最高盟军统帅部和杜鲁门政府同裕仁的合作并没有要求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他们只是要避免引发公众的愤怒。

出于现实原因的考虑，要让美国民众接受日本作为盟国，和这些现实的原因交织在一起的是美国新闻撰稿人和记者们稍作调整以适应新情况的一些旧的故事和主题。这些记叙文章不论是描写正直诚实的居家男人、穷凶极恶的东方流氓，还是受人操纵的日本玩偶，都是从非常熟悉的老故事中汲取力量。人们对看似熟悉的事物在内心深处会认为是真实正确的——语言学家称，和辩驳推理的文章相比，它们更是如此。信息总是在已有的世界观中可以被最好地理解领会。在美国战后话语中，对天皇的描述使用了多重策略，从对其恭敬有礼——如瓦伊宁的描述，更多的是《生活》杂志的描述——到对他贬斥鄙视的描述，如一些占领期回忆录里所示。尽管这不是大家合作努力的结果，但把天皇重塑为热爱和平的家居男性，以及将东条刻画成自负虚荣，甚至“变态的”东方流氓，都基本上取得了成功：日本人以天皇的名义而战，但是美国人的记忆却认为太平洋战争是东条之战。美国人，甚至历史学家如后来的史蒂芬·安布罗斯，都倾向于将二战描述成“我们击败希特勒和东条”的战争。自1945年，美国人开始认为东条是战争中日本主要的恶人。裕仁不是像希特勒一样的独裁者，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日语中有和“希特勒万岁！”一样的口号——“天皇陛下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