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玩偶”和维多利亚时期的“日本热”
露西·克罗克特和其他战后驻日的美国人都惊奇地发现日 本是如此地“熟悉”，而他们又如此之快地开始将占领期日本 当作异国情调的旅游场所和纪念品购物天堂。在征服敌人后， 对战败国的妇女儿童表示出友好的情感是不足为奇的，但是美 国在日本投下了两枚原子弹，仅仅几个星期之后，美国人就已开始将这个国家和民族看作令人愉悦的景观了。早在19世纪，西方文献中就强调了日本是一个开满樱花的国度，这为美国人将战后日本看作“一个满脸伤痕但容貌依旧清秀的女性”埋下了伏笔。无论在游记、传教士的记录还是在富有的欧美游客的 讲述中，日本都被描述成了小巧、幼稚、有着女性温柔的雅致 迷人的地方，那里有长着红润脸颊的儿童、坐在黄包车里穿和 服的妇女，还有戴着草帽在稻田里耕作的农夫。19世纪末20世 纪初，日本的形象更加强了这种看法，当时日本的形象是在国 内生产些价值不大的小摆设和其他消费品。大部分驻日的美国人情不自禁——甚至是力求——以19世纪欧美游客描述的样子想象日本：一个观光游玩的好去处，一个艺术品和古玩的购物 天堂。
二战期间，美国人对“奸诈危险的敌人发动了一场冷酷 无情的战争”，但他们对日本人的态度还未完全恶化到种族灭 绝或目空一切的程度。受到法国“日本主义”的触动，美国人 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注意到了日本的艺术文化，他们在 发现日本社会“奇特古怪”和落后的同时，也钦慕日本人的美 学和艺术。在1876年的费城百年世博会、1893年的芝加哥世 博会，还有1904年的圣路易世博会上，日本的展台都广受欢 迎，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参观，这点燃了“日本热”的火 种，熊熊烈火一直燃烧到20世纪头十年。这种狂热是以东方主义视角为基础的，在这一视角下，西方工业社会已病入膏肓，到处是浓烟滚滚的工厂、大量生产的商品、腐败的政治、劳资纠纷和傲慢的“新女性”，而日本则是它的一剂良药。在这些 感情丰富的维多利亚式东方主义者的眼中，日本是一片和谐迷 人之地，在那里稻田翠绿、参天古木中林立着宝塔、小型家庭 作坊中灵巧的工匠做着手工艺品、可爱的“小不点”在蹒跚学 步，“明眸朱唇的少女”细心周到地端茶送水，轻言细语，令 人心情放松。这别具一格的“东方伊甸园”形象在欧美一系列 的文学戏剧作品中反复描绘、一再加强，这类作品数目之大、种类之广，都令人惊奇，包括旅游指南、游记、传教士的书面报告、杂志文章、小说、短篇故事、诗歌、歌曲、无声电影， 还有像吉尔伯特和萨利文的舞台剧《日本天皇》，当然还有普 契尼的《蝴蝶夫人》。大部分的西方人——除加州那些仍敌视 日本人为“黄祸”的美国人外——喜欢以一种浪漫化的方式看 待日本，而且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尽管后来有关现代化进程中 的日本，有许多更真实准确的信息广为流传，但他们常常固执 地拒绝改变原来的看法。
在东方主义的视角下，日本被女性化，处理成“一片纸扇 和花的海洋”，“一个现实中的仙境”，这帮助在西方工业化国 家开辟了一个逐渐成长的国际化女性消费市场。美国上流社会及中产阶级对日本产生新的知性及文化兴趣的同时，几乎全美国各阶层的人都开始购买日本制造的消费品或是其他地方制造的和日本有关的产品。在欧洲和美国，日本产品以及与日本相关的产品风靡一时，19世纪的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评论说，这里的风景人物都让我想起“盘子、扇子和茶具上的图画”，1945年来日的 露西·克罗克特也有同感。美国的进口业和其他商业都将女性化 日本这一观念作为营销手段大力开发——不仅用来销售家居摆设 类日本商品，还用来向家庭主妇宣传推销家用产品。美国的消费 市场大量进口日货，将国内市场同日本紧密结合，甚至连佩尔肥 皂、比塞尔地毯吸尘器、桂格麦片这些和日本进口无关的厂家也使用日本女性的形象进行销售。
手工制作的日本人偶可算是欧美人最常与日本人相联系 的产品。这些可能是专为女孩制造的玩偶常常被买来或赠送用 做闺房的玩物摆设。美国人带着恩宠的口吻称它们为“日本玩 偶”或“日本娃娃”。在广告、杂志图片、乐谱、明信片以及 儿童读物上，人偶的形象随处可见。无处不在的“日本玩偶” 使得美国人将真实的日本人也物化成了“玩偶”。例如，《蝴 蝶夫人》的创作蓝本的作者皮尔斯·洛蒂，在他的半自传体小 说中常将日本新娘描写成“玩偶”，“时下货架上的陶瓷丝绸 玩偶”的真人版。在这部著名的小说中，西方旅居者花钱买了 他喜爱的日本新娘，后来不再喜欢了就抛弃了她。因此将日本 女性称作“玩偶”，不仅把她们客体化为临时玩玩且容易操纵 的玩物，也暗示着她们是天真幼稚的。
这种印象被泛化到整个日本民族，他们相对矮小的身材 也使得西方人贬低小看他们的成就与能力。亨利·亚当斯将日 本描述成一个“玩具世界”，人们住的玩偶房子是“用纸糊的 窗户和席子铺的地板”。亚当斯对日本的“玩具”寺庙很是失 望，写信给朋友说“我仍想在这个国家寻找宏伟庄严的东西， 但希望不大”。拉迪亚德·吉卜林说每每看到日本哨兵穿着不 合体的西式制服，背着相对他们的体型来说超大的武器，就觉 得滑稽，忍俊不禁。他强调说，“日本人做得出笔挺的蓝色小军装，但他们理解不了军人的职责”，“精美的扇子和茶具与人们对军营的印象是格格不入的”，吉卜林和亚当斯都将日本 人比作在西方销售的日本产品，坚持认为日本人能力所及的事 物是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正如1945年9月的《新闻周刊》报道 的一样，许多战后驻日的美国人刚到时都有同感，他们惊奇于 日本的一切，包括“城市和工厂的断壁残垣”，都给人一种像 迷你世界里“玩具的印象”。看着惨败的日本，许多美国人不 禁要问“这样的民族竟然敢壮起胆来轰炸珍珠港”，他们是怎 么办到的？这样的日本士兵是如何横扫东亚的？英国记者昂 纳·特雷西感叹说，“他们体型太小了，真让人惊异于他们的 胆大妄为。”
20世纪的西方人同样秉持着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的看法，用性别和成熟度这两个相互套叠的概念框架为参照来解释日本人的民族性。在这些概念框架下，这些西方人自以为是地判定着日本人所具有的能力、可得到的豁免以及美日之间的关系。同过去样，美国人情不自禁地会将面积狭小的日本和它身材矮小的国民 同能力和权利这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考虑。在他们看来，日本人 妄图建立亚太帝国的做法——就好像小孩拿着玩具枪参战打仗一 样——简直就是目空一切，自信过头。(https://www.daowen.com)
战前，西方人认为日本人的幼稚会是种持久的状态，会永 远住在“玩具王国”，但经过这场血腥野蛮、危害巨大的战争后，美国人不会再对日本人的纤弱小巧有浪漫的美化了。战后评论家说日本凭借着其崛起的军事力量和工业力量，发动了这 场骇人听闻的恶战，以前那个尚未现代化的质朴的日本已荡然 无存了。为弱化这一想法，美国决策者们借用先前有关日本的 成熟度这一概念框架来重新描绘日本，将其描述为一个需要政 治教育的国家，而美国则是这个日本小学生的民主之师。1945 年9月中旬，《高级学术》刊文向美国高中生解释说，战士山 姆大叔现在是“山姆校长”了，担负着重任，要对“7，300 万难以驾驭的学生——即整个日本民族进行再教育”。或者像《美国先声论坛》的弗兰克·凯利和《时代》杂志的科尼利厄 斯·瑞恩所说：“日本人要从头学起，从蹒跚学步、牙牙学语 到学着思考做事。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教导他们是联合国的职责。他们可能成为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也可能成为新一轮可怕的核战争的温床。”
借助这些通俗易懂的比喻和关联，记者和其他舆论导向 帮助美国民众解读了最高盟军统帅部关于将日本重新纳入以 美国为首的民主资本主义势力范围的决策。美国设定其占领 日本的目标是教育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少年管教所”的问题 学生，这样就使得美国的行为显得顺理成章了，即对日本这 个学生应该严格耐心地教导，而不能一味惩罚报复。同时， 重新将日本人视为优秀的仆人而非残暴的敌人，这一视角的转换也有助于美国人善待日本人。《时代》、《生活》杂志 的记者诺埃勒·布克解释说，美国人在战后能如此快地与仇 敌融洽相处，得益于日常接触中美日之间的“主仆关系”。 一位上尉的夫人曾发誓说决不允许“日本妞”碰她的孩子， 后来却发现在日本的生活就像“度假”，住着宽敞，配备齐 全的房子，有四个温顺的仆人服侍，还有许多消遣娱乐活 动。败者为寇，虽然战败使得日本人处于卑微的奴仆地位， 但在和美国人接触中，他们仍表现得诚恳、热情，这一事实 也在美国国内被大加宣传。
美国国内媒体通过强调日本的妇女和儿童来推广一个更温 柔天真的日本形象。尽管美国战时出版物的封面将日本女性也描绘成和“盲目狂热”的日本男性一样，但是在像类人猿、臭虫或是四眼龅牙的士兵这些普遍的男性化的战时形象中，女性的脸孔是很少出现的。战后，美国的杂志和新闻编辑以及后来的电影制片人在急切地考察日本社会时，都倾向于特别关注日本的女性。当然他们刊登了许多天皇、东条英机还有其他日本领导人的 照片，但在表现占领期日本的日常生活时，编辑们对女性特别 钟爱。诚然，自开战以来美国编辑们开始对日本妇女和儿童有了 前所未有的新的了解，还有日本男性人口在战争期间锐减了130 万，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大众传媒中日本成人男性形象严重缺失的原因。
几十年后，《时代》、《生活》杂志的通讯记者谢莉·迈丹斯解释了这一焦点转换现象。美军驻日期间，她住在东 京，而她做摄影记者的丈夫卡尔，率领着亨利·路斯（Henry Luce）时代有限公司也在日本工作。《生活》杂志是当时最受 欢迎的期刊之一，当谢莉·迈丹斯被问及该杂志中日本成人形 象女多男少，比例严重失调时，她否认了这一点，并且提到她 丈夫出版的一部占领期日本的摄影集，其中男性和女性形象都 得到了同等的表现。但是当时《生活》杂志的编辑的确否决了 许多照片，后来他将这些照片收入了1955年度卷，为那个时代 提供了一个更平均和谐的描绘。但是谢莉·迈丹斯强调说，对 某些图片的偏好仅仅是出于摄影文学规律的需要：“一个好的 图片新闻（就像文本中的文章）目的在于尽可能以有趣的吸引 人的方式展现摄影者的所见或理解。”她用一个假设的场景来说明这一点，例如一个编辑在为靖国神社选取远景配图，摆在他面前有三张图片可选：一张展现的是两个身穿西裤、头戴军 帽的男性，另一张是两个身穿和服的女性，第三张展现的两个 人物是身穿民族服装的妇女和儿童。谢莉认为，比起男性，第 二张图片中的女性形象出现在神社巨大的鸟居前，能让“画面 更吸引人”，但是第三张图片才是最佳选择，她解释说，尽管 男性以及他们的制服能够凸显神庙的“庄严肃穆”的气氛，但 女性和孩子的形象却能丰富画面的色彩，同时还能与神庙的气氛形成对比，增添反差效果。
靖国神社因安置日本战争亡魂而闻名，它的声名或许有 助于我们理解谢莉的想法。战时美国人视日本人为“长着龅牙 的四眼黄皮野兽”，战后新闻工作者们意识到有必要削弱人们 的这种僵化印象。要达到这一目的，衣着鲜艳的妇女和儿童出 现在靖国神社前，肯定比头戴军帽的男性更合理。在日本战 后，男性戴军帽以及女性穿着劳动裤或马裤都很普遍。在迈丹 斯假设的场景中，艳丽的和服其实是奢侈品。战时以及战后， 许多东京居民被逼无奈，只能用珍藏的和服向郊区的农民换取 食物。尤其所提到的战后头两年，漂亮的和服非常少见。美国 记者们在“展示”他们的所见所闻时，出于审美的考虑，同时 也无意识地认定女性和儿童是天真幼稚的，因此选用的是特殊的图片形象，而不是更普遍常见的。自海军上将佩里首次闯入江户湾，美国人就开始了解日本并形成了一种对日观念，因此性别与成熟度这两个互为强化的概念便成为了这种观念的一部分。尽管20世纪日本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美国人还是以 19世纪既有的框架看待日本。美国人又恢复了被战争短暂中断 的做法——购买日货、欣赏美景、接受服侍。但相对于战前， 美国政府开始正式地自封为日本的监护人，以确保日本不会危 及其邻国或受到苏联那种与西方对立的“生活方式”的影响。 这一做法直接导致许多驻日的美国人将其与日本人的个人联系视为具有更大的国际重要性，甚至是具有地缘政治性。美国人通过以妇女和儿童这种可接受的形式来学着应对所厌恶的种族 敌人，美国人相信他们因此正在使自己完善为更好的世界领 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