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神风队飞行员和奖学金资助的学生
早在电视节目“小伙米基”推出的八年前，二战后第一位留美学习的日本国民就在宾夕法尼亚伊斯顿地区的拉斐特学院入学了。他能前往美国是因为一个身材瘦高、长着娃娃脸的宾夕法尼亚青年罗伯特·S.约翰斯通。约翰斯通是个天才学生，在高中学习的最后半年他跳级于1944年初进入了拉斐特学院。同年9月约翰斯通被征兵入伍时，他已经修完了工程学学位六个月的课程。约翰斯通出于一种责任感，拒绝利用自己大学在读为借口要求缓役，于是他在佐治亚州惠勒堡经过三个月的培训后，在圣诞节被派往了菲律宾。他在莱特岛与敌人交过火，享受了一个短期休假，之后和部队一同被派往吕宋岛的艾波水库库区以确保马尼拉的水源供应。1945年5月14日，他在一次捣毁日军机枪堡垒的行动中牺牲，当时他只有18岁。这个十几岁的青年背负着一只布朗宁自动来复枪，当时像这种武装的士兵被称作来复枪手，他们的武器杀伤力极强，因此他们通常都会遭到敌人最猛烈的炮火攻击。约翰斯通的高中朋友在服艰苦的预备役，直到美军从艾波水库运回战士遗体的一个星期后，他偶然看到他的遗体才知道他去了菲律宾。约翰斯通的家人起初曾被告知他在军事行动中失踪，现在也得知了他牺牲的噩耗。
在那之后不久的一次家庭会议上，约翰斯通的父亲说服家人用约翰斯通的1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在拉斐特学院建立一个奖学金，以此纪念他。令人吃惊的是，约翰斯通的父亲希望用该奖学金资助日本学生，尽管爱子是被日本士兵杀害的。在1945年9月，约翰斯通的父亲就早早邀请拉斐特学院的院长拉尔夫·库珀·哈奇森到家里商量此事。哈奇森对此计划表示了热情的欢迎，及至11月底，拉斐特学院的董事会就批准建立了此项国际奖学金。约翰斯通和妻子要求受资助的学生来家里做客，“这样在他留学拉斐特期间，我们可以向彼此表达两国之间的善意，并建立亲切友好的关系。”哈奇森则用较学究的口吻表示：拜访约翰斯通家人的目的在于让奖学金受益人深刻体会到“友好至上、理解万岁的精神，正是基于这种精神设立了该纪念活动，也正是这种精神使得该活动成为对鲍勃最好的纪念形式”。
在1946年1月，媒体报道了烈士家属用他的人寿保险金设立了资助日本学生的奖学金的奇特新闻，在接受采访时，约翰斯通的父亲解释说：
我之所以设立此项奖学金，是因为我认为即使用仇恨和苛刻的条件解决了战争，我们也得不到持久的和平。我和我的妻子希望通过帮助其他民族为保持和平尽我们的微薄之力。只有用善意感化，我们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我的儿子的确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而我在奖学金的条款中提到资助对象是日本人，是因为我想如果让这些日本人领悟到我的用意，可能会对持久的和平有所帮助。
约翰斯通的家人相信如果所有人，包括日本人在内都能受到“基督教教义宣扬的善意”的教化，那么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并强调说他们牺牲的儿子也是这么认为的。由于占领初期的规定禁止日本人出境，约翰斯通的家人允许在对日本人的禁令取消之前可以用该奖学金先资助“中国人、韩国人、菲律宾人或其他黄种人”。约翰斯通一家设立此奖学金的用意在于宣扬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精神，所以他们认为用该奖学金资助“有志于在东方传教的白人也是很好的”。尽管约翰斯通奖学金的设立在占领区治理和救济奖学金之前，它们总的目标都是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对日本人进行“再教育”。
但是，和政府出资的奖学金不同，约翰斯通一家的慈善行为显然是基于基督教伦理的道德规范。约翰斯通的家人是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他们坚信只要传播天赐的基督教伦理道德观就能确保一个健康的物质和精神世界。有同样想法的美国人为数不多，但占有一定的数量，他们在积极地试图和日本人进行战后和解，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作为此举的首要驱动力，并照搬基督教教义的训示“要爱你的敌人”。在美国民众对二战的痛恶情绪仍很新鲜强烈的时候，约翰斯通的家人却对夺去他们儿子生命的这个民族表现出异常的善意，当时的报刊赞扬了他们这种宽容大度的精神。在1946年初，该奖学金刚宣布成立时，媒体就做出了积极的响应，称赞这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基督教教义”的突出范例、是转过“另一边脸来让人打”的容忍表现、是“上帝的爱”的“表现”。但这种基督教精神的超越性所表现的并不是平等的和解，而是和世俗的、自由主义的臆断相得益彰，这种臆断的观点认为美国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上都优于日本，用老约翰斯通的话说：日本需要“有所领悟”。这种基督教精神的超越性也强化了冷战自由主义者宣扬的向全世界推行美国的经济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它把美国试图变日本为附庸国所作的努力粉饰成美国向日本赐予仁爱、启智和教育的道德壮举。
但结果却是1946年占领政府还不允许日本人出境，于是一位名叫弗里德里克·王的中国学生成为了约翰斯通奖学金的首位受益人。一年后，拉斐特学院宣布在美国长老教会布道委员会的帮助下，他们已选定了首位日本奖学金获得者：22岁的日本皇家海军退伍军人罗伯特·西山幸正。他被指派加入神风部队，如若不是战争尽早结束，使得他从死亡线上死里逃生，他已经受命准备“与美国舰船同归于尽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西山准备消灭美国人，但从他儿提时代，他就把美国人当成朋友。从他记事起，他的家人和朋友就叫他“罗伯特”，这个名字是在他出生时母亲的一个美国朋友给起的。他们家和美国大使馆员工住宿区相邻，位于东京赤坂的中上阶级社区榎坂。西山还记得曾跟他们耳濡目染地学了些英语，和大使馆的孩子们扮演“牛仔和印第安人、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员，还玩捉迷藏”等游戏。西山在青山学院的预科班学习期间，交了更多的美国朋友——这次是在日本学习的第二代日裔美国人——他还读到了许多美国书籍和杂志。西山的一位日裔美国朋友见他对美国很好奇，就给了他一些未经审查的，也就是非法的美国刊物。大学期间，西山决定要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于是选择了东京外国语大学。有了这样的个人背景，西山后来娶了位美国妻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他的妻子西山·海伦·松冈出生在日本——因此无权成为拥有美国国籍的公民——但她在加利福尼亚长大，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因此她虽然在法律上不是美国公民，但在文化上却是个美国人。
当皇家海军征兵开始时，西山还是东京外国语大学三年级学生。他和罗伯特·约翰斯通一样并没有逃避兵役，他认为这是爱国应尽的职责，尽管这意味着要和儿时玩伴，预科班的同学还有妻子为敌。他回忆说到他15岁的时候，他已经接受了日本政府所做的政治宣传，即日本的目标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及从西方帝国主义的枷锁下解放亚洲。尽管他曾读过一些未经审查的美国杂志，他在青山学院时甚至还在许多不同的场合和一位美国老师讨论过“战争带来的灾害苦难”，他后来反省说当时“太年轻，在面对互相矛盾的信息时，缺乏足够的知识加以分析判断”。在他所写的约翰斯通奖学金申请书中，他解释道他当时已经准备好成为一名神风队飞行员，但是战争结束了，也将他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残存的一点信念粉碎得片甲不留。到西山申请奖学金时，他和其他许多日本人一样都已经“接受战败”，并开始在美国空军俱乐部的建筑队担任负责人。
约翰斯通奖学金选拔委员会放弃了其他六位候选人而选择了西山，其根据是他的推荐信、学业记录、申请书——拉斐特的院长哈奇森对这份语法正确的申请书大加赞赏——还有他在美国可以自立的能力。由于奖学金只提供学费，所以学院要求申请人有能力支付包括食宿、书费和旅费在内的其他一切费用。西山岳父的前生意伙伴和松冈家族在伯克利共同经营一处农庄产业，西山表示他可以确保从那里得到经济支持。现在西山获得占领政府的批准前往美国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就在西山、约翰斯通的家人和拉斐特学院等待的过程中，有关此项奖学金的热议也随之而起。
1946年初奖学金成立的消息发布后，在美国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尽管曾有一位在巴丹死亡行军中痛失爱子的父亲给拉斐特学院的信中显得愤慨激昂，但大部分舆论持肯定和中立的态度。但是一年之后，在1947年的1月和2月，有关“前神风队飞行员”将入学拉斐特学院的消息又引起了新一轮关注以及对该奖学金及拉斐特学院的较负面的反应。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在给院长哈奇森的信中“强烈地抗议拉斐特学院或是其他类似的高等学府准许日本公民罗伯特·西山入学”。他称：
我所表达的观点是许许多多和我一样的退伍军人共同的想法，以那些在战争中被日本疯狂的“人肉炸弹”、海军和陆军野蛮残害的美国士兵、海员和水兵们母亲的名义起誓……对于一个（目光狭隘）一直坚持认为日本佬可以在那里入学的学院，我绝不会选择进入这样的学院学习。
这位退伍军人认为日本人还是敌人，应当被枪毙。一个持相似观点的退伍军人给《时代》杂志有关奖学金的报道写了封读者回复。这位前二战战俘表示他支持对处于贫困不幸中的日本儿童和成人给予援助和食物救济，“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还是别让他们污染我们的学院和大学吧”。他说他并不“仇恨”日本人，就像不会仇恨眼镜蛇一样：“在我眼中他就是狡猾、有剧毒的爬行动物而已。”
而支持该项奖学金的人们却不愿放任这些批评的声音。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抗议称他的观点代表了“许许多多的退役军人”的想法，这种说法或许并不夸张。冷战自由主义者深知战争带来的仇恨不可能很容易地就被忘却，和约翰斯通一家人不同，许多美国人——包括退伍军人、牺牲的士兵的家人和朋友——仍旧认为日本人是奸诈狡猾的敌人，不值得怜悯。作为对这种持久的对日敌对情绪的反击，奖学金项目的支持者们暗示这些恶意的批评者是“不信仰基督教”的。在给这位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回信中，哈奇森称该奖学金是“奋战的勇士的临终遗愿”，这让他想起“基督教教义教导我们在坚守正义并为之而战之后……要以德报怨、要关爱同情我们的敌人，以此来体现上帝的博爱”。他进而质问道：“在这样的感召教导下，我们怎么能拒绝不从呢？”在那封将日本人比作眼镜蛇的读者来信下方，《时代》的编辑们刊登了另一位太平洋战争退伍老兵的来信作为反击。这位前战俘在信中写道，“自从我回国后，看到了太多不宽容和仇恨的情绪，这让我开始觉得人们已经忘记了那个出生在拿撒勒的名叫耶稣的人曾给我们的教诲”，但是当他读到有关约翰斯通奖学金的报道，他认为他在战俘营的三年半的时间“或许没有白费”。
约翰斯通的家人相信罗伯特本人也会同意用他的保险金作为教育改造敌人的一种手段。但这不是他的临终遗愿；就他家人所知，罗伯特满心希望战争结束后回来继续完成学业。而在他牺牲后，家人都觉得用他的保险金购置新车或新家具是“不能接受的”，于是他们一致决定建立一项奖学金。但是，约翰斯通的家人忽略了向奖学金受助人西山澄清有关儿子遗愿的事情，以至于他在通过其他渠道获知此事前一直信以为真。西山承认他曾一直将此事“作为一种传奇似的故事”或是理想化的故事“铭记在心”。或许罗伯特自己要求设立此项奖学金的说法有助于减轻西山的负罪感——认为自己得益于这样一位被日本同胞杀害的前途光明的青年。
不管怎样，这些用无可辩驳的基督教教义为奖学金赢得赞许呼声的雄辩，有助于削弱那些反对者的公开批评，从而接受日本人成为美国重要的冷战同盟。公众批评人士不得不让步，承认该奖学金是来自“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的无私奉献”，是“高尚之举”，但是他们还是采取了较温和的方式反对该项奖学金——批评战争刚结束就设立该奖学金，太过仓促，或是指责约翰斯通家人的慈善之举是以牺牲美国纳税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因为是政府在出资为该保险买单。
该奖学金项目的支持者也坚定地认为美国人民需要了解善待日本学生对美国的地缘政治意义。例如《丹佛邮报》在评述西山事件时就讲述了几十年前另一位在俄勒冈州立大学学习的日本学生的故事。松冈洋右（可能和西山的妻子海伦并没有亲缘关系）感到校园生活令人愉快，“但在别处他却被称为‘日本佬’，受人唾弃和歧视”，结果一位本可能成为美国朋友的人却变成了美国的敌人。评论指出“正是这位松冈带领日本代表团脱离了国际联盟……肇始了联盟的瓦解。也是这位作为日本外交部长的松冈承诺日本加入轴心国同盟”。该报由此推理道：如果松冈在美国的经历能更愉快些，“他或许会以策划打倒美国的那种热忱认真来努力促进两国的友谊和合作”。当然，这样的论断过度简化了美日之间的分歧，将这种矛盾弱化成了个人和个体层面上的矛盾，而忽视了美日之间根本的矛盾，即日本妄图称霸亚洲、建立日本帝国，以获取国家安全和财富的野心，与美国对中国作出的只需对美国经济利益“开放”的承诺之间的矛盾。尽管此篇社论存在漏洞，但这个以人情味为关注点的故事却很有说服力：“西山将会报答给予了他此次机会的死者家属，还是会像松冈洋右一样带着被战争扭曲的世界观离开美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人民对他接纳与否。”
我们已经看到，冷战自由主义者担心种族主义的负面效果会影响美国人民作为世界领导者的能力。卢斯出版社以及其他主流媒体严厉批评了那些对此种担忧漫不经心的人——不论他们是种族主义者，像尤金·塔尔梅奇、西奥多·比尔博、斯特罗姆·瑟蒙德这样的美国南部政客，还是给编辑们写信的普通国民。有两个读者给《生活》杂志去信发泄他们对“前日本空军飞行员”获得奖学金一事的愤怒之情，结果发现在该杂志中，两人受到了公开的批评指责。《时代》和《生活》杂志都偶尔会在同一期或下一期杂志上采用另外一些读者的来信来反击那些和杂志自由主义社论唱反调的读者来信。宾夕法尼亚州里丁市的保罗·亨斯伯格在《生活》杂志上严厉斥责了在读者来信中出言不逊的约翰·W.麦克费登和罗伯特·C.布坎南：
美国竟然还有像麦克费登（还是耶鲁大学的学生）和布坎南这样的人，我对此深感羞愧。当下，为创造一个彼此能和谐共处的世界，一场残酷的战争正在进行。幸运的是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我们的成功赋予我们对旧敌进行再教育的职责，以确保他们不会再发动战争……让我们一同寄希望于这位前日军空军飞行员，希望他能秉持着给予他此次机会的美国大兵所具有的信念和真诚走过前方的艰难路途。拉斐特学院接纳了这位日本学生，从而提升了自我。我希望这位耶鲁的学生和这位前水兵能够认识到他们想法的荒谬可笑之处——尽快吧！
《生活》杂志的编辑刊登了一封拉斐特学院的校友哈维·休纳伯格的来信，他在信中称他调查了十名退伍军人对有关奖学金新闻的反应，“有九名表示欢迎”。休纳伯格的调查无科学性可言，但编辑们还是忍不住刊登了此信，因为它基本上重申了《生活》杂志社论的立场，也就是督促美国人警惕苏联带来的威胁，并且要在全球事务中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布坎南和麦克费登的来信中急躁的口吻意味着他们，尤其是后者，本该更了解对日本人实施再教育事关全球安危。种族狭隘主义只会妨碍美国“创造各国和平共处的世界”。
奖学金项目的支持者们并不为种族主义带来的不公担忧，他们更倾向于强调宽恕、上帝的博爱、种族宽容和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这点很明显，在支持维护约翰斯通奖学金的一些论辩中从未提及应当对日裔美国人所遭遇的不公予以纠正。但是，战后有关和日本人和解的必要性的舆论话语相比战时的公众舆论的确有所进步，二战时期公众舆论断定日裔美国人和日本敌人不仅有着相同的血统，还都具有不忠叛逆的嗜好。日裔美国人所谓的不忠本质被美国人用来作为对他们实施拘禁的托词——这点和所谓的因为日裔美国人遭受过歧视所以他们不可信任的谬论不谋而合。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相信这种论调——例如，西北大学的学生抗议校方于1942年春开始禁止日裔美国人入学的独断专制行为——但像他们这样的人属于少数，在美国为数不多。战争结束后，仇恨的焦点不再是有着日本血统的美国人，而是宿敌日本，这也使得美国人觉得自己宽容仁慈，并且对他们曾经大规模驱逐和拘禁美国少数族裔的行径也不是那么自责了。至少有两个曾被拘禁的日裔美籍家庭——一个在黄玉，一家在吉拉河——都曾代表他们的孩子申请过约翰斯通奖学金，但都被礼貌地拒绝了。因为和日本民众有着一样的血统，日裔美国人在二战期间即使遭受侮辱也束手无策，与此相同的是，现在日裔美国人发现他们的双重身份——即美国公民和日裔少数族裔——又一次成了不利因素；奖学金选拔委员会拒绝日裔美国人的申请，认为他们不是战后奖学金项目所需要的有吸引力、可行的候选人。普遍的观点认为没必要让日裔美国人“回国”传播亲美思想。的确，这些日裔美国人不久前的行为让人想起他们在传播美国民主主义和公民自由权利时参差不同的表现。现有的资料显示，在西山接受资助的那一时期，没有一位日裔美国人获助进入拉斐特学院。
战后一段时期，美国人将过多的关注集中到日本人身上，这样一来不仅忽略了日裔美国人，也忽略了亚洲其他民族——尤其是菲律宾人，乔治·凯南还曾将菲律宾标示为美国确保其在太平洋地区安全的另一“基石”。《马尼拉时报》在1946年1月对约翰斯通奖学金进行了报道，又一次表达了约翰斯通一家表示如果日本学生无法获得奖学金，希望将奖学金颁给中国人、朝鲜人、菲律宾人或其他亚洲人。看到这一报道，至少有九名菲律宾人和一名在菲的中国人作为候选人向该奖学金委员会提出申请，这其中还包括两名退役军人——一个曾因负手伤，手部虚弱无力，另一个是日本战俘营的幸存者。来自菲律宾的申请者在信中描述了他们国家高等学府所遭到的毁坏、资源的匮乏、贫困的生活、个人的艰辛，以及他们希望能接受高等教育或是继续完成被战争搁置的学业的“热切渴望”。赛勒斯·马丁内斯、罗萨里奥·博比拉、莱昂纳多·G.阿尔富恩特和其他菲律宾人不需要日本人来给他们做榜样——他们直接提出要求，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多年来为美国服务效力，应该得到这种进一步学习和改善境遇的机会。
但事实并非如此。约翰斯通奖学金委员会无意中在按照美国官方政策行事，直到1948年，该奖学金都更青睐日本学生而不是菲律宾学生。美国将保留的机会都给了日本人，却让菲律宾和其他亚洲国家处于落后状态，迫使这些国家成为日本工业发展的原料供应地以及日本产品的消费市场。美国的这一决策很自然地激怒了菲律宾人民：《马尼拉时报》质问道：“菲律宾共和国为什么要同意这样的协议，让日本人从中赚取利润，变得繁荣富强，而菲律宾却还是殖民地，为前日本敌国提供原材料以换取玻璃珠子、铜戒指和镜子等消费品？尤其是当菲律宾已经能自己制造这样的消费品的时候。”尽管美国决策者们在舆论宣传中推出日本作为亚洲其他国家的榜样，但他们并不鼓励其他亚洲国家也努力发展以达到类似日本的工业水平。
这种忽视日裔美国人和菲律宾人等亚洲人的做法体现了冷战自由主义者对国内的国民权利和国外的反殖民主义的关注有限。奖学金项目或许触及到了种族主义问题，但是美国人在宣扬对前日本敌人宽宏大量的同时，却掩盖了更大、更难以觉察的美国国内问题。在媒体大肆吹嘘美国人对留美学习的日本学生所表现的宽厚仁爱时，非洲裔美国人、美洲土著、拉丁裔美国人还有美国其他的少数族裔却一直在为争取像样的基本教育和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奋斗。另外，美国成功地在日本实验培养了民主制度和以自由市场为特点的资本主义，这样的成功掩盖了它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持续剥削，以至于这些国家认识到美国实施的是另一版本的、令人憎恶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冷战自由主义者以日本学生为例强调美国政策的正确性，试图以此将种族矛盾和国际矛盾弱化为寓意浅显易懂的个人利益冲突的故事，而抹去复杂的现实情况。有关奖学金资助日本学生的报道仅仅是美国人宽宏大度、成功克服种族狭隘的一个简单例子而已。有关西山作为战后第一位日本学生入学拉斐特学院的报道为这种舆论话语奠定了基调。
在1947年，除了有一些反对拉斐特学院招收西山的呼声外，大部分的媒体报道和前几年一样，对此持支持或中立的态度。《匹兹堡新闻》刊登了一篇标题为《斩获大学奖学金的日本佬们将面临一场暴风雨来袭》，但文章内容却表达了对奖学金计划的支持以及对约翰斯通一家人试图教育前日本敌人这一想法的理解。这场“暴风雨”最终表现为由宾夕法尼亚地区的51名被大学拒之门外的退役军人联名签署的正式抗议书，还有《拉斐特》校报上刊登的一些带有讽刺性的评论。例如有人无意听到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说这个“前日本空军飞行员”可以通过在校园的高楼上作“精彩的”自杀式跳伞，以引起拉斐特全院轰动。《拉斐特》校报刊登了这些评论，但声明这些评论不代表编辑部门的观点，同时还刊登了社论称约翰斯通奖学金是“近二十年发生在美国高等院校最有意义的大事”。社论还严厉批评了院长哈奇森在发布奖学金计划时对拉斐特的在校生表现出的“歉意”。校报对哈奇森的批评不无道理，哈奇森担心广大民众反对拉斐特招收前敌人入学的呼声会一直持续下去；但出乎他意料，并没有更多的公众表示反对。对奖学金项目持批评意见的人很快发现他们的观点受到了那些支持冷战自由主义世界观的民众们的反击和压制。
当对日占领当局最终于1948年秋同意西山前往美国时——占领当局的“逆转路线”已经开始生效，这绝非巧合——拉斐特学院和《生活》杂志合作发表了有关《前敢死队飞行员》的特写。《生活》杂志在1948年11月题为“神风敢死队飞行员上大学”的报道中称西山是一位聪明、有良知、懂得感恩的奖学金受益者。和那年秋季发表的其他有关西山的文章一样，这篇刊登在《生活》杂志上的文章也以安定人心的方式描述西山：称他是基督信徒，并没有因为日本的战败而心怀怨恨，他渴望了解民主制度，他像电视节目中虚构的外山干雄一样英俊，也一样是美国橄榄球的球迷。文章以同情的笔调描写了西山对进入美国校园学习的一些担忧。《生活》杂志报道说“西山做好了一切思想准备，但没想到拉斐特学院的同学们会很自然随意地接受了他”。《生活》强调说他没有遭遇到敌视或是战争带来的谴责，反而发现同学们“很友好，并没有太在意他”。因此西山到拉斐特学院不久就“成了有待接受一系列知识教育的500名懵懂新生的一员了”。这些迷惑懵懂的新生绝大部分和西山一样是二战退役军人。大部分是按士兵福利法案在国外服役后回国的士兵，这些学员占了拉斐特学院战后班级人数的85%之多。这个位于小镇的学院的入学人数从1945年的142名学生激增到次年的1，250名学生。三年后，当西山被录取时，拉斐特的学生人数已是2，000有余。退伍老兵学员们将自己的妻儿老小带在身边，于是拉斐特——和其他战后的大学一样——不得不修建临时住所，拉斐特的学生戏称之为“爱舍”或是“鹳村”。大部分学员来自费城、纽约和新泽西；一些来自其他的东部地区；还有极少的学员来自东海岸以外的地区。
尽管《生活》杂志可能夸大了拉斐特学院的学生对前日本空军飞行员接受认可的态度，但这些退役兵学员在态度上的确表现出了相当大的进步。例如，在西山入学的第二学期，拉斐特学院的学生们示威反对种族主义——几年后，这种学生抗议活动在美国各大校园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拉斐特学院的学生强烈要求校方迅速处理校橄榄球球队的黑人队员大卫·肖维尔遭受种族歧视的问题。拉斐特学院的教职工投票决定拒绝参加在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举行的美国大学太阳杯橄榄球赛，因为他们预料得州人不会允许肖维尔上场踢球。这一决定激怒了包括西山在内的学生们，西山在几十年后回忆起当年他和“一大群”学生是如何“游行到当地广播电台，还有聚集在院长住所前”坚持让他告知太阳杯举办方，拉斐特学院的球队仍旧要参加此次比赛，并且要带着肖维尔一起。哈奇森默许了学生们的要求，但得州方面却向拉斐特学院表示他们不欢迎肖维尔，见此情况，拉斐特学院的学生给杜鲁门总统发电报谴责太阳杯橄榄球赛举办方。校方坚持自己的立场，校队没能参加比赛。
尽管拉斐特学院较早地具有了这种争取国民权利的积极精神，但学院的学生仍旧是欧美学生占绝大多数，只有一小部分像肖维尔这样的少数族裔。在西山入学拉斐特时，几千名入学的学生中只有八名少数族裔：包括肖维尔和另一位黑人学生、两名来自冲绳的日本学生、一名华裔美国人以及西山。川平朝生和平良宽吉这两名冲绳学生于1950年获得“占领区治理和救济奖学金”来到拉斐特学院。川平和西山一起于1952年毕业；平良于次年毕业。这两名来自冲绳的日本学生的境遇和西山完全不同，这两个学生的在校档案中没有记录校方曾对他们进行宣传，甚至在学生办的报纸上也没有提到他们的到来和适应拉斐特的过程。他们作为冲绳岛民的身份让化敌为友的简单舆论宣传变得复杂起来。冲绳人民在战前以及二战时就受到日本人的殖民和蹂躏，战争结束后，他们又目睹了自己仅有454平方英里的家园被数以万计的美国士兵占领，被美国军官所控制。实际上，在川平和平良进入拉斐特学院时，他们是美国殖民地的居民。但理论上来说，他们是日本国民，因此毫无疑问在欧美学生和教职人员看来他们也是昔日的日本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