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语言与真的认识：哲学发展的一个向度

从某种程度讲，哲学的发展史是一种对语言与真的认识史。这是哲学史当中的语言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体现。戴维森真之理论，是对这种哲学传统的总结和继承。从这个角度来看，概括出这样的哲学传统的基本研究方式，就等于表明了戴维森真之理论的一个思想来源。

戴维森将哲学的一个基本任务和基本方法描述为对语言一般结构的认识，并且这一认识的过程贯穿整个哲学发展史。在戴维森看来，他对于真与意义等重要语言哲学问题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对这一哲学传统的阐释，也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推进和发展。戴维森说：“我们在显示我们的语言的大部分特征时，也就显示了实在的大部分特征。所以，研究形而上学的一种方式便是研究我们语言的一般结构。”^[2]

戴维森认为，对语言与真相关问题的研究是一条哲学发展的重要线索，哲学的语言转向正是这种语言传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体现。现代以来人们对哲学问题的探讨转为对语言一般结构的认识上来。这被称作继哲学研究的认识论转向之后，人类从事哲学活动的另一个新的进程。戴维森强调，虽然语言转向之后我们将解决哲学问题的主要方式转变为对语言进行分析，但广义来看这种研究语言一般结构的方式，或者说这种对语言与真相关问题探究的传统，并不是哲学的语言转向之后才特有的方式。甚至自哲学诞生之日起，现代以来哲学语言转向所取得的成就，就开始得到孕育。人们对语言与真的认识沿着一种既定路线发展，并成为一种哲学的最基本的方式，尽管也不是唯一的方式。戴维森指出，这种方式无疑是哲学史当中最主要的方式，也是最重要的方式，它形成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当中的一条重要的发展线索。这种以考察语言与真的方式来认知世界的哲学传统，在戴维森那里被解释为一种进行形而上学的方法。或者说它是建立一种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因而广泛存在于漫长的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

戴维森在探讨形而上学问题时对这种真之方法进行了评述。他说：“它（研究语言的一般结构）是一种方法，并且，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罗素、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蒯因和斯特劳森这些所处时代大不相同或学说大不相同的哲学家，都一直在运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的每一个重要特征都可以在这个或那个哲学家那里找到，其最主要想法隐含在语言哲学的大部分最出色的文献之中。”^[3]

戴维森强调这种关于真与语言的哲学方式，贯穿于哲学语言转向以及转向之前的大量哲学理论当中。从这个角度来看，戴维森对真与语言的根本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于对这种哲学方式的阐释。对于这样的一种哲学方式进行现代意义上的阐释，就是对一种真之理论进行哲学史角度的描述。戴维森正是在当代语言哲学庞大而精致严谨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当中，做出了阐发这种真之理论的工作。虽然在那些细致、艰深的理论探讨当中，人们很少见到一些直接谈论传统哲学理论或概念的论述，但传统理论所带来的根本性影响和当代哲学对这条发展脉络的承接、递进，在这种对真的认识当中得到了一种当代语言哲学解释。这种看法将真与语言视作整条发展路径当中的核心范畴，以此来展现整个人类文化体系当中的理性精神的基本建立方式。

戴维森说：“我将描述和建议的方法并不新颖；这种方法的每一个重要特征都可以在这个或那个哲学家那里找到，其最主要的想法隐含在语言哲学的大部分最出色的文献之中。它的新颖之处在于明确阐述这种方法并对其哲学上的重要性做出论证。”^[4]在这条道路上，不同的成就、贡献和进展，在古往今来不同的哲学家的理论当中呈现，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同属于一条道路。虽然这些成就的展现形式和具体看法、立场大有不同，这也并不妨碍对它们的共同之处和前后关联进行定义。这样的定义反映了一种对于实在的认识方式。

无论是戴维森对于康德概念、图示二元论的批评、奎因对于经验论两个教条的批评、休谟对于经验归纳的批评等等，还是柏拉图建立至善概念、亚里士多德建立形而上学、康德以其宏大体系对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调和、弗雷格开启当代语言哲学思潮等等，在戴维森看来这些重要的哲学工作都是对语言和真认识过程当中的关键性成就。戴维森说：“……这些哲学家对于语言的大部分特征是什么或最好可以采取什么方式来研究和描述它们持有不同的看法，因此，他们各自的形而上学结论也是多种多样的。”^[5]

综上所述，根据戴维森的论述，传统哲学当中的很多重要认识和影响深远的观点的建立，都是在关于语言和真的研究道路上探索实在。它们的结果是分别建立了某一种形而上学，在戴维森那里这些成就都可以被解释为对语言和真的认识的进展，这样的哲学观与戴维森的真之理论的理论内涵是不可分割的。理解戴维森真之理论，即他对于真的最根本的看法，必须要站在这样的理论视角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