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中的真之方法与戴维森真之理论的关系
戴维森的真之理论是戴维森形而上学真之方法的理论来源。二者之间大致可确定为是一种前者对后者的决定关系。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样的真之方法也可以被称为戴维森真之理论和意义理论在形而上学视角下的理论形态。因为，很多意义理论问题，以及涉及语言哲学和逻辑学基础理论的关于真的问题，本身就是当代形而上学所应关注的。这些问题都已经深入到形而上学领域，并被作为语言转向之后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当代探讨方式。但是，真之理论、意义理论和形而上学的研究角度、论述方式以及使用的方法有一些区别。这就需要厘清其中一些基本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和承接方式，才能使一种形而上学的真之方法得到相对合理的解释。这样，这种方法在该领域当中的作用和价值才是有根据的和显而易见的。同时，作为一种真之理论和一种意义理论的戴维森纲领也得到了一种形式的实现。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真之方法与绝对真概念之间的关系。
形而上学的真之方法是以相对真之理论的方法进行的理论研究。这样的形而上学方法与戴维森的绝对真概念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基于戴维森对相对真与绝对真的区分。其中，绝对真表明真是一个被预设的前分析概念。这样的真概念对于真之方法只具有纲领性意义，而对其具体操作直接影响的，是被戴维森视作相对于这一前分析真概念的那些具体的真的特性。如上一章所示，这样的特性包括初始词汇的有限性、对指称等语义概念的消除等等。这些特性只能够对被预设的绝对真进行相对性地说明。因此，这样的真之方法对形而上学问题的说明也是相对的和有限的。根据第二章论述，被预设的绝对真概念，对相对真之理论在建立、完善人们对真的认识方面起着纲领性的作用。所以，这样的真之理论以及在它影响下的真之方法在当代形而上学领域也有着纲领性理论意义。
需要进行说明的是，戴维森在他的真之理论当中把相对真和绝对真进行了区分。从绝对真概念的层面来说，他提出了真的不可定义论。不可定义就是难以用语言进行全面彻底的描述。在戴维森看来，真是处于语言之外的先验概念。用戴维森的话说真在绝对意义上是“非语言的”，或者说是先于语言的先验概念。
相对真之理论是指所有对真认识过程中的一切有价值的理论进展和成就。哲学史上历代哲学家、逻辑学家、科学家、数学家等对于真的认识，包括戴维森本人的真之理论，都是在不断探索真并试图以语言的方式描述真、解释真的过程。由于真本身具有这种不可定义性，因此，包括戴维森真之理论在内，所有得出的关于真的理论化、语言化的认识都是相对的，无法做到完全和彻底。这样，相对真之理论就获得了定义。
由于真在语言一般结构当中的基始性、先验性，以及它建构语言的形而上学作用，人们企图接近真、解释真、探索真、认识真所得到的成果都是具有理论价值的，其中很多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成果。虽然对于在语言之先、非语言的绝对真而言，这些成果都是相对的，但并不能取消人们以理论的形式追求真的意义，即不能取消这种难以彻底实现的理论的价值。虽然不能做到彻底，但是这种相对性理论的不断完善和进展，使人们对于真的探讨和认识不断走向丰富和深刻。或者说，这些对于真的探索、把握真的方式本身都是对真进行的解释，只不过这样的解释是不能穷尽的、无休止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说关于真的理论正是相对的和不完全的。亚里士多德、康德、弗雷格、戴维森等哲学家都为这一过程的进阶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哲学家们在这样的片面而更加深刻的不断探索当中逐渐获得对于真的进一步理解。他们的理论是对以往人们对真认识的时代性总结，也是对真更深入认识的开始。
在这里再次对相对真和绝对真加以区分，是为了表明戴维森所做的关于真的工作应当得到一种恰当的理论定性。这种理论定性会为他的形而上学工作，包括所遇到的问题和所获得的结论提供一个相对确切、公正的解释。这个定性是：戴维森的真之理论、意义理论，包括绝对真概念的提出，由于这些成果本身也都是理论的和语言化的，因此都是处于他所说的相对真之理论范围之内。这也与戴维森本人的观点是一致的。根据戴维森对真的根本看法，绝对真之理论当中他所能提供的只是一个初始表达式，“（T）s是t当且仅当p”。
戴维森已经表明了真概念不能彻底理论化的观点，也说明了这种将真进行理论化的过程贯穿于哲学史当中。他对于那些所有无法彻底实现的求真工作的成就及其理论价值，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肯定。尽管戴维森已经对于真概念进行了这种绝对意义上的评价和理论设定，戴维森本人不能不承认的是，他的真之理论也是一种相对的真之理论。但是，戴维森绝对真概念的提出和初始表达式的设定，成就了一种纲领性的、有待于进一步推进、发展的真之理论。戴维森形而上学真之方法的建立，或者说真在解决形而上学问题当中的理论作用和价值，正是由这样的理论定性所带来的。
严格来讲，作为一种纲领性理论，戴维森的意义理论和真之理论并非是一种得到完善的意义理论和真之理论，所以它们并非是一种封闭的理论。而这恰恰是合理的。从哲学史上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探索的发展历程来看，绝大多数的封闭性理论的生命力都会受到严格的时代局限和经验性问题的干扰。戴维森真之理论的开放性展现了一种特殊的理论价值。
正像他将绝对真与相对真进行区分一样，戴维森真之理论不可能做到对于不可定义的真进行完全的理论解释。因此，戴维森依据这种真之理论所建立的真之方法，在解决形而上学问题方面展现出的效用也就并不能达到尽善尽美。这样正可以表明，戴维森用以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真之方法所取得的进展，正是同戴维森真之理论对真认识的成就相匹配的。这正是戴维森的真之方法在形而上学问题上仍存在难以解决问题的重要内在原因之一。
在戴维森看来，解决形而上学的问题必须通过语言分析的方式对于具体理论问题进行澄清。他认为，一种令人满意的形而上学理论，需要在不求助非语言的方式情况下对于各种具体的语言哲学基本问题进行解释，包括对语义概念的解释、对指称的解释、甚至是对逻辑形式的解释等等。不求助非语言的东西为这些基本的内容建立彼此融洽的基础理论，这是戴维森对于语言哲学基本问题得到解决的要求，也是哲学语言转向以来大多数语言哲学家的共同认识。与以往哲学家所区别的是，戴维森建立了真概念在语言一般结构中的绝对地位。真是唯一允许被进行这样定位的形而上学概念，这是基于它对于语言一般结构的决定作用以及不可被定义的理论特性。并且，在一种被多数哲学家所坚持的理论思路引导之下，一种重要的语言哲学期望便是：“根据语言的一般特征反映世界的客观特征……”[4]而这种语言的一般特征是需要在对真进行的相关探讨当中实现的。戴维森真之方法正是这样的探讨过程当中的一项理论成就，它为当代形而上学的探讨带来了纲领性指导意义。
其次，在解决形而上学问题过程中，戴维森真之理论和真之方法协同发挥作用。
戴维森认为，一种令人满意的形而上学理论应该澄清语言中的那些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概念或结构。这其中不应存在未得到合理说明的问题。这也可以表述为，对于语言的基本结构和规律而言，形而上学任务是为语言现象找到一种必然性的解释，并建立一种具有决定性的基础，来作为是其所是的依据。例如，弗雷格所关心的形而上学问题是语言、真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之下的一般规律。这一问题引出了他的一条理论思路，即语言、世界和真之间是通过何种方式或结构建立联系的。这样的方式和结构，正决定了语言、世界和真三者所呈现的状态，其核心是逻辑形式。而这里戴维森所关心的形而上学探讨是继续对逻辑形式进行的追问，它的具体内容为何必须是这样的状态，以及为何只能是这样的。或者可以直接说，这是在要求对它们的存在、作用和价值等理论意义给出充分的说明，也可以说是一种严格的证明。
1931年哥德尔通过对其第一不完备性定理的阐释，宣告每一个足够强的形式系统都存在其无法证明的真陈述。在形而上学领域，人们逐渐意识到解决一些已有问题总是会引发新的问题出现。为了不产生循环论证，在语言哲学所探讨的形而上学问题上，用来解释一种理论的内容不能来自于这种理论自身，也不能来自于这种理论被用来解释的内容。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的建立总需要另外建立新的理论对其进行解释，作为它的元理论。因此，在形而上学问题的不断探索当中，总会出现有待解释的理论或概念。而这些内容在已有的体系之内是难以得到彻底说明的。
在这样的困境之下，戴维森试图以绝对真概念的建立作为问题的转机。他希望通过先于语言的绝对真的建立，给这样的语言结构及其所涉及所有基础问题的彻底解决带来希望。戴维森认为，作为语言一般结构的核心概念，真本身是可以具有这样的理论效用和理论地位的。或者说，当戴维森赋予了真这样的理论设定之后，真将承担起对形而上学问题进行彻底解释这一任务。
戴维森对真的根本看法表明，真为自然语言揭示结构，因此真之理论能够承担建立一种形而上学理论的任务。换句话说，假设存在这样的一种理论，能够为上面的那种形而上学困境带来出路，这种理论应该会是某种形式的真之理论，或者说难以绕开一种真之理论。这印证了真在形而上学概念当中的基始性。
但是，从另一个不可回避的方面来讲，这种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探讨不得不回到戴维森的真之理论上来，即他对真的认识的进展程度。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他的真之理论当中戴维森对这样的绝对真进行了不可被定义的理论阐释。这就等同于，对真本身进行了一个不能被彻底澄清的定性。并且，这种定性是能够得到一种确切的理论说明的，这点与本文在戴维森真之理论部分所述相一致。
如此来看，戴维森一方面将形而上学的理论问题转向对于真之理论的要求，另一方面则表明真概念又难以确切地在语言当中得到清晰阐释。这等同于在寻求一条形而上学道路的同时，将这条开辟出的路线与既定目标之间建立了不能超越的障碍。这样的障碍恰恰对应了戴维森的真之方法在那些具体的形而上学问题当中所强调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因为不能够完成对真的彻底说明，所以也就并不能凭借这种片面的说明，即相对真之理论，来彻底解决形而上学问题。
如果换一种视角来看待，真之方法的不完善性反映了它在形而上学研究中的纲领性价值。正如，真不可定义，但戴维森绝对真之理论对人们认识真具有纲领性作用。戴维森以真为核心的形而上学理论，建立起形而上学理论的建构标准。这种标准的具体内容，是戴维森真之理论对一种形而上学理论的限定。戴维森说：“我并不怀疑，（真之方法所谈论的）这些问题是换上了新装的形而上学老问题。但是这件新装在很多方面是颇有魅力的。”[5]
戴维森所谈的真之方法，是基于了一种对真有限认识的形而上学工具。它以塔尔斯基的真之理论和戴维森意义理论、真之理论为来源，从中得出一些对语言的一般结构的认识。这些认识通过真之条件（意义）、T-语句与真建立联系，又通过语言哲学传统中所建立的语言与世界的联系深入到形而上学领域。因此，戴维森的真之方法正是这种语言一般结构对于形而上学的理论影响。戴维森在《形而上学当中的真之方法》一文中所有应用真之方法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探讨都体现了这一思路。根据这一思路，戴维森对以往一些问题的探讨进行了分析和判定，从而对这些形而上学问题和解决它们的一些理论进行了梳理。约定T模式下的绝对真之理论和整体论的意义理论，在消除概念实体、限定语义概念的作用、说明简单语句和初始词汇有限性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效用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支持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戴维森评价说：“这种方法的确可用来使我们对可供选择的可行方案的判断力更加敏锐，并使我们对一个决定所造成的后果有一个全面的了解。”[6]“形而上学以普遍性作为目标，真理方法则通过规定出一种论及所有基础的理论而表达出那个要求。”[7]
戴维森的真之方法是戴维森真之理论在形而上学领域当中所带来的具体的理论影响。并且，这样的真之方法是以戴维森绝对真概念为基础的纲领性形而上学理论方法。因为，戴维森始终明确绝对真概念相对于逻辑形式和语义概念的基础性理论地位。真概念应该作为在先的形而上学概念，为其他一些先验概念提供解释的基础，至少是基础之一。
综上所述，虽然戴维森并没有通过形而上学的真之方法将传统形而上学问题完全澄清，但是这样的以真对其进行说明的方式，形成了一种研究形而上学问题的理论纲领。在戴维森看来，他所做的工作可能仅仅是对于形而上学传统问题的理论转化，但这些转化正是戴维森所强调的理论进展。因为，接下来无论以何种方式来解决这样的形而上学问题，可能都难以绕开戴维森真之方法所带来的理论影响。换句话说，一种真与形而上学问题解决思路之间的关系已经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