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一种解释语言意义的方式——戴维森意义理论的方法论渊源
戴维森认为，应当借真之理论的理论形式来完成意义理论所要完成的任务。同时，这样的意义理论应当是其真之理论中的一部分，并且是关键性的部分。因为，在戴维森看来，揭示语言的一般结构是语言哲学的根本任务。真之条件意义理论建立了真与语言一般结构的本质上的联系。这种联系需要基于将真视作一个前分析的、并发挥关键作用的语言哲学概念。戴维森说：“意义理论应当采取绝对真理理论的形式。如果它的确采取这种形式，我们就能把语句的结构重新恢复为由单称词项、谓词、联结词和量词所构成，并带有通常的那种本体论含义。”[2]
真之理论应被视为一种意义理论的实现方式，构建这样的意义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作为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意义理论和真之理论原本是语言哲学中两大重要的核心内容。它们在研究对象、研究方式等方面具有很多区别。真之理论要为真概念给出合理阐释，而意义理论要对关于语言意义的问题进行澄清。然而，在戴维森看来，在一种语言当中，当我们对于真概念进行定义的同时，关于语言意义的澄清工作也一同得到完成。基于此，戴维森意义理论与真之理论建立了一致性联系和包含关系。从意义理论角度讲，在戴维森看来，一个语句的意义与真概念之间具有着一种比以往的认识更加直接并且是决定性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一个语句的意义正是它为真的条件。因此他的理论又被称为真之条件意义理论。
以解释真的方式建构的意义理论，可以使语句的意义依赖语词意义的方式得到说明。即在任意一种语言当中，任意语句的意义如何由其组成部分即语词的意义生成。戴维森意义理论令语句通过真之条件同语词意义建立基本联系。单称词项、谓词、联结词和量词的意义以建立语句真之条件的方式生成语句的意义。这样的意义生成是在整体论的视角下来完成的。语句到语词的意义都与它们所处的语言语境包括公共信念等整体论因素直接相关。在整体语境当中，把相关的意义成分联系在一起并提供令语句的意义得以生成的方法和语义标准，这是由真概念来决定并完成的。
这种对语言与真的认识方式是对语言哲学经典传统的继承。在语言哲学传统认识中，将语句意义与一个句子真之条件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的方式，是一条经典的语言哲学路径。或者说，这样的一种以真的视角去看待意义理论问题的路径，并不是戴维森的首创。弗雷格在阐释相关问题的时候就把意义当作一种真之条件来看待。他把一个句子的涵义当作一种借以考虑真的东西。他认为，一个句子的意谓是这个句子的真值，它的涵义则是我们用以确定这个句子真值的依据。戴维森说：“至此为止，我们一直遵循着弗雷格的足迹。”[3]“由于有了弗雷格，大家才清楚地知道这条探寻的路径，人们循着这条探寻的路径。人们寻着这条途径进行探寻的劲头甚至经久不衰。”[4]
弗雷格对真的相关阐释正是戴维森论证意义应当被解释为真之条件的证据。弗雷格对这种“以求真建立意义理论的方式”进行的哲学分析，成为奎因、戴维森等哲学家在整体论层面考察语言问题的必要准备。弗雷格通过阐释语言、涵义与真之间的先验关系，建立了语言一般结构当中真概念的基本理论作用。这样看来，同戴维森一样，弗雷格意义理论的建立方式也是以这样考察真的方式来完成的。并且，弗雷格语言哲学当中对真的阐释已经建立了一种真与意义之间的基本关系。这正是后来戴维森意义理论的主要理论方向和研究方式。或者说，是弗雷格首先开辟了这样的理论路径。从这种语言哲学路径来看戴维森所提出的意义问题，他用来解释语句意义的“真之条件”一词才会获得其理论意义。
塔尔斯基的真之理论，为戴维森在上述弗雷格路径上的新进展构建了理论前提。他为戴维森在弗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表明真与意义基本关系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工具。具体来说，塔尔斯基关于形式语言的真之理论的建立，使戴维森在弗雷格路径上精确探明语句的意义依赖语词意义的方式获得了理论呈现方式。因为，塔尔斯基的约定T理论，为一种真之条件意义理论提供了确定语句意义外延的方式。戴维森运用塔尔斯基的约定T理论，将语句的意义通过其真之条件与在该语言当中定义真联系起来。在明确语句意义在语境当中的对应范围和精确界限的问题上，戴维森运用了约定T模式。这种模式的运用令语句的意义与它在语境当中为真的条件精确对应起来，并且完成了语句在任意语境之下真之条件的精确表述。因此，约定T被戴维森称作建立一种语义标准的方法，或者说是意义理论的一般表述方式。除此之外，在探究真与意义的道路上，一系列继承了弗雷格研究方式的成果为戴维森提供了论证真之条件意义理论的辅助论据。
除了对弗雷格的继承，这种以求真的方式说明意义的过程，既是戴维森意义理论生成的过程，又是戴维森对真的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为体现真之理论对意义理论建构的影响，下面分别从上述这两个方面对这一过程进行论述。
首先，从意义理论生成的视角来看，真之理论发挥着重要作用。“意义理论的主要现象和特征就是围绕着真和句子来讨论，由此表现出真和句子的一种关系。”[5]戴维森的意义理论所解决的关键问题正是实现以真之条件对语句意义进行说明。这种说明是建立语句意义的标准的理论表述，这种表述是以T-语句作为其基本模式的。戴维森说：“为论证这一论点所要走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其结论却可以简单地表述出来：如果语言L的意义理论包含对L中真理概念的（递归）定义，那么，这一理论便表明‘语句意义依赖语词意义的方式’。”[6]在戴维森看来，以往的经典理论对于意义与真的一些看法存在一些有待澄清的问题，包括无限语句意义的生成问题和与指称相关的语词意义问题等等。戴维森的具体工作就是运用塔尔斯基在形式系统当中的真定义方法，将这样的一种意义理论进行理论澄清和具体实现。从传统的指称的意义理论，到“mean”（意谓）的意义理论，再到当且仅当的真之条件意义理论，经过了一系列的分析澄清的工作，戴维森建立了说明语句的意义依赖语词意义方式的最合理模式。在这种意义理论的生成过程当中，戴维森通过对各种可能的意义理论方式进行阐释，克服了一系列的理论困境，并将各种结论模式之前的过度模式一一排除。我们发现虽然这一过程是复杂曲折的，但是在戴维森看来，无论是表明一种真之条件意义理论得到建立的过程方面，还是在表明真对于意义问题和语言一般结构的影响方面，这种探索都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
其次，从真之条件意义理论对真之理论影响的视角来看，戴维森意义理论所遵循的基本思路，就是建立一种语言当中真之理论或者说在一种语言当中表明真。求真，即用定义（表明）真的方式解决意义理论所提出的问题，为戴维森解决意义问题提供了方法。这一点在意义理论生成过程和戴维森首先提出意义理论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方面都有体现。具体来看，这种定义真的方法是建立在塔尔斯基约定T基础之上的戴维森的绝对真之理论。在这一过程当中，戴维森始终强调，塔尔斯基真定义为这种真之理论所带来的关键性影响。并且，戴维森将约定T理论作为建立一种意义理论的纲领，与所要完成的意义理论目标不断结合。这种意义理论的目标是：解释如何对于有限词汇和一种有限规则的掌握就能造出并理解数量无限的任何语句。为达到这一目标，戴维森建立了意义理论的标准表述：“（T）s是t当且仅当p。[7]这种表述正是使用T-语句的形式，表明塔尔斯基真之理论在自然语言当中表明语句意义的方式。所以，塔尔斯基的真之理论不但是戴维森真之理论的理论前提，同时也是戴维森意义理论形成的重要方法论依据。经过反复论证，戴维森以一种整体语境论的方式，将塔尔斯基的真和他所提出的意义理论目标在真与意义的理论关系当中澄清。这种对语句的意义依赖语词意义的方式提出的说明，既是一种意义理论领域的进展，也开启了戴维森在塔尔斯基理论的基础上对真进一步认识的路径。作为建立语句意义的关键概念，真以限定语句真之条件的形式被视作人们理解一种语言的前分析概念。绝对真概念的建立是语句意义生成的先在条件。在此种认识的基础上，戴维森建立了一种绝对真之理论。这一理论所说明的问题，正是针对戴维森意义理论所表现出的真的理论作用和特性。这是戴维森真之理论形成的标志和实际体现。
戴维森在完成对意义问题分析时的表述：“知道一种语言的语义性真理概念，便是知道一个语句（任意一个语句）为真是怎么一回事，而这就等于理解了这种语言（在我们能赋予这段话的一种可靠的含义上）。”[8]“那种定义通过对每个语句的真实性给出充分必要条件而起作用，而给出真值条件也正是给出语句意义的一种方式。”[9]这种对于意义与真的看法，是戴维森建立意义理论以及解决其他语言哲学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戴维森将塔尔斯基的约定T应用于解释理论的说明、对语境论的阐发、对行动问题的探讨以及对心灵哲学的研究，都是对这一根本看法的有效说明。在后期的论述中，戴维森表示这种意义的理论方式，并不以指称这样的语义概念作为前提和核心概念。真（并且只有真）才是这样的意义理论核心概念。或者说，真概念是对语言意义生成进行解释的基始概念。戴维森将这些真概念的理论作用和特征，作为一种对真概念建立认识的实质性内容。这也是戴维森探讨形而上学问题的出发点和依据。
以上是对戴维森以表明真作为建构一种意义理论方式的概述。这突出反映了戴维森真之理论和意义理论之间的关系。求真在戴维森那里指的是知道一种语言的语义性真概念。而了解真在语言当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就是了解以求真（或定义真）的模式生成语言意义的方式。因此，在戴维森真之理论和意义理论当中，求真本身就与一种解释语言意义的方式真正一致起来。以求真来说明语言的意义成为了戴维森之后的大部分工作的理论基石。弗雷格的意义理论以及塔尔斯基的真之理论，都反映了真在语言与实在中所具有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关键性作用和特殊的理论地位。戴维森则结合了当代语言哲学的发展趋势，进一步把真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以一种意义理论的方式加以表明。对这一问题进行表明，是为了明确求真在戴维森意义理论当中的特殊理论地位。从研究角度讲，明确以“求真”建立意义理论的方式，对阐明戴维森意义理论生成机理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