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弗雷格到戴维森：意义理论中求真视角的演变
戴维森意义理论与弗雷格意义理论都是研究语言一般结构与真的关系。“在一般的语言哲学中，语义意谓研究自然语言中关于真的定义。”[10]但是他们主要关注的问题有很大区别。这样的区别源自于这两种理论处于语言哲学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他们所面对的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是不同的。并且，这些不同的侧重点之间存在着明确的承接关系和内在理论联系。戴维森意义理论对弗雷格的继承和视角转变，使戴维森意义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展现出来。
一方面，戴维森所阐释的由真决定语句的意义依赖语词意义的方式的观点，建立在弗雷格对指称与真的先验研究基础之上。弗雷格的工作是阐明戴维森意义理论基本问题的必要依据。
弗雷格重视语言和意谓层面之间的关系，由此一阶逻辑得以建立。弗雷格研究语言的一般结构，他关心语言的指称问题。弗雷格阐明了概念这种其值为真值的函数、单称词项所指称的对象以及真三者之间的结构关系。这就为一阶逻辑表明语句如何依赖语词建立逻辑结构的方式，提供了前提和理论说明。“这种对语言操作的说明是一种意义理论，因为知道一个被看作是语言一部分的表达如何起作用，恰恰就是知道它的意义。”[11]这种操作，即这样的结构关系，是建立在弗雷格对语言涵义和意谓的区分上。并且，这种操作，是通过对语言层面和意谓层面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到实现的。弗雷格并不关心涵义层面的问题，因为这并不是那个时代需要他来完成的最迫切的任务。因此，这种意义理论被包括戴维森在内的很多哲学家称作一种指称（意谓）的意义理论。因为它澄清了语言意谓层面关于真的一些关键的基础性问题。这使现代逻辑得到发展，并开启了一种为当代语言哲学家所推崇的研究关于意义问题的方式。其成就在于将逻辑、形式语义学、意义与真之间建立起了先验层面的联系。这是语言哲学实现近现代跨越式发展的第一步。实现对语言、涵义、意谓三个理论层面的区分，是弗雷格通过研究语言的指称关系所取得的成就。这使得语言的意谓同真之间的先验联系首先被揭示出来。弗雷格并不关心内涵方面与真的先验联系，而这正是戴维森利用他大部分研究工作来揭示的。弗雷格并不关心后者，是因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对后者的需求需要建立在前者实现并成熟的基础之上。这其中包含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语义内涵研究需要建立在语义意谓研究的基础之上。在弗雷格的时代，语言哲学研究的迫切需求是为现代逻辑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弗雷格意义理论对语义意谓的研究，正是为现代逻辑的发展提供了这样的基础。随着现代逻辑使语言形式化的工作得到发展，逻辑形式在一种语言一般结构当中的作用被愈发深入地认识。此时，戴维森所谈的意义理论问题便随之得到凸显。因为，高度形式化的语言在内涵问题上同样需要得到精确的描述和限定。像用形式系统在语义意谓角度刻画语言那样，人们也试图找到精确解释语词意义决定语句意义的基本方式。这就是说，戴维森所致力于的为语句的意义依赖语词意义的方式找到一种解释的问题得到了重视。因为，实现对语词意义如何组成语句意义的解释，是对语言内涵问题精确限定的体现和理论要求。戴维森通过约定T建立起由真决定“语句的意义依赖语词意义的方式”的方案。这种方案得到了能够精确表明语句意义的一般性表述：“（T）s是t当且仅当p”。这令精确规制语言意义得以实现。戴维森以他提出的这种方法，建立了自然语言语义学纲领，即戴维森纲领。
另一个原因是，现代逻辑对语义意谓的研究成果，反过来为内涵问题的研究提供可能实现的条件和方法。依据这样的条件和方法，关于内涵问题的意义理论才能在整体语境当中区分出语言的意义。具体来看，戴维森所提出的以真之条件解释语言意义的方式，只有在整体论的视角下才能实现。整体语境对语言意义的解释和决定作用，使作为语句意义的真之条件有了呈现的依据和来源范围。约定T对于作为语句意义的真之条件的精确刻画，正是在对整体语境的经验性材料加以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才完成的。这种将意义诉诸语境的方式，必须建立在语言高度形式化的基础之上来完成。这样，约定T理论才能在整体语境当中将语句的真之条件严格区分出来。“（T）s是t当且仅当p”才能被解释为对语言意义的一般性表述。因为，此时，p要么是语句s自身，要么是s在元语言当中的翻译。元语言当中的翻译，来自于这种对语境当中的语句真之条件的区分。这种区分必须建立在一阶逻辑、哲学逻辑、形式语义学对语义意谓的研究之上。这些成就基于弗雷格意义理论对意谓层面的重视和阐发，为戴维森提供了进行内涵语义研究的形式化工具。
哲学发展到弗雷格时，他区分涵义和意谓的理论使语言、意谓与真的先验关系得到建立，因此意义与真的一种先验关系也开始得到建立。弗雷格说：“‘真’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12]而弗雷格的逻辑观念和逻辑思想为探究语言的一般结构提供了语言哲学的路径和方向。因此，可以说，在弗雷格那里真通过逻辑的观念为语言哲学指引方向。这一点无论是在弗雷格还是戴维森的理论当中都得到了最有效的说明。戴维森的真之理论因此影响并决定了他的意义理论。因为，从弗雷格开始，真总是与一种意义理论的探讨内容直接相关。并且，真概念常常被视为解决意义理论问题所要阐明的关键概念，因而成为了重要理论线索。戴维森继承并发展了这种以阐释真以及与真相关的问题来研究语言的意义的方式。这是戴维森意义理论探讨的起点，也是戴维森真之理论的起点。这正是弗雷格意义理论中关于指称的理论所造成的重要理论影响。
另一方面，戴维森意义理论区别于弗雷格意义理论对意谓层面的关注，表现出对语言内涵问题的重视。戴维森在这一领域，把握住了意义理论继续发展所要解决的对语句的意义依赖语词意义的方式提出一种整体论解释的问题。这使戴维森引领了意义理论新的发展。
戴维森提出了对于建立一种涉及语句涵义的意义理论的要求。戴维森说：“大多数语言学家都承认，并且近来有些语言学家也承认，令人满意的意义理论必须对语句的意义依赖语词意义的方式提出一种解释。”[13]语句的意义依赖语词意义的方式，这样的意义理论问题角度既区别于弗雷格所关心的意义理论问题，又与之有着紧密的承接关系。根据上述内容，弗雷格关注的语言、意谓层面的问题，是围绕解决语句的意谓如何依赖语词的意谓问题。与之对应，戴维森所关心的问题是语句的意义如何依赖语词意义的问题。
弗雷格意义理论与戴维森意义理论关注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在真之理论当中。或者说从弗雷格到戴维森，他们的意义理论先后解决的不同理论问题，正是被真之理论的发展线索所决定的。从哲学史角度看，真是整个语言哲学传统当中最核心的发展线索。在语言哲学发展过程当中，真概念在语言一般结构当中的作用被揭示的程度，就是语言哲学发展的程度。原因在于，真是语言哲学发展的唯一线索性概念，这条线索也是语言哲学传统中的唯一主线。正因为此，我们才说真为语言哲学指引方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语言哲学的发展史正是真在语言中的理论作用逐步地被揭示的过程。到弗雷格时，涵义、意谓被区分，并且真与意谓之间的关系得以澄清。这使真在意谓层面核心作用得到建立。到戴维森的意义理论，真在语言一般结构当中的作用得到更充分的揭示。这就是，在内涵问题上，戴维森使用真之条件将内涵问题即语句的意义依赖语词意义的方式进行澄清。从弗雷格到戴维森，意义理论从真与语义意谓的关系发展到了真与意义内涵的关系。这是意义理论和语言哲学发展的必然阶段。到此为止，真对于人们理解一种语言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
戴维森意义理论所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是，揭示真在语言一般结构当中的先验作用。从弗雷格意义理论角度来看就是，分别揭示语言的意谓、语言的涵义与真之间的先验联系。弗雷格完成了第一步内容，建立了语言、涵义、意谓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并表明一个断定句的意谓就是它的真值。根据这种一一对应关系，句子的意谓是真值，所以，组成句子的语词与其意谓就同真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在这样的意义理论基础之上，弗雷格通过引入量词完成了一阶谓词演算系统的建立。这使一种语言当中的句子与组成它们的语词之间建立起逻辑演算关系。这种演算关系是一种通过语言和意谓两个层面来对真进行说明的方式。然而，弗雷格对于语言的涵义层面并非完全不予理会。他的关于涵义问题的说明也是基于上述阐释真与涵义、意谓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弗雷格提出涵义是一个断定句所表达的思想，是这个句子借以考虑真的东西。这种说明初步建立起一种句子涵义和真之间宏观上的理论联系，为戴维森提供了重要的问题来源。戴维森站在了这样的理论视角之上，将这样的一种联系在他的意义理论当中进一步具体化了。这种联系正是可以被戴维森所提出的“意义与真定义之间的决定关系”所表明。戴维森将阐明这种意义与真的决定关系视作：“根据对于有限词汇和有限地加以阐明的一组规则的掌握，我们便有条件去造出并理解其数量潜在无限的任何语句。”[14]在戴维森看来，只有给出一种对语句意义如何依赖语词意义的明晰并精确合理的理论说明，才可以给人们能够学习、掌握一种语言这一事实提供解释。戴维森认为，这是在弗雷格对当代语言哲学基本问题给出一种基础性说明之后，语言哲学和真之理论所要继续实现的一个新的理论进展。
综上所述，戴维森所面临的理论问题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在弗雷格所建立的意义理论构架基础上，对真在语言一般结构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阐释；第二个方面是，在内涵语境层面对语句的意义依赖语词意义的方式提出一种解释。戴维森正是站在这样的问题和理论立场上，为这两个方面的理论要求寻找一种明确、细致、令人满意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