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问题在语言分析当中的具体体现
基于上述对“意义与真”的认识传统，戴维森意义理论的基本问题和研究方向逐渐清晰。在此基础上，戴维森对以往人们在语句的意义依赖语词意义的方式问题上的具体探索进行了分析。由此，戴维森彻底明确了他的意义理论具体的理论任务。戴维森指出，这种意义理论需要对以下基本问题进行说明：“根据对于有限词汇和有限地加以阐明的一组规则的掌握，我们便有条件去造出并理解其数量潜在无限的任何语句。”[15]因为，在戴维森看来，这是在之前研究成就基础上表明语句的意义依赖语词意义的方式的标准。对于这一问题的说明，便是对于语言自身的运行机制的建构与澄清。
戴维森对给语词指派意义实体的传统思路进行了分析和批评。戴维森把语词与意义实体之间的结合本身，称做联结实体。它们在形成句子意义的时候所发挥的作用是应当受到与语词的意义同等重视的。当这种联结实体被指派同语词意义一样的意义实体的时候，对于这种联结实体的研究便成为了关键。然而这种实体的含混性丝毫不会比意义本身需要得到澄清的问题有所减轻，反而又使意义理论陷入新的理论问题。这就是，需要对于该联结实体进行明确表述，之后再反过来研究这种实体及其表述是如何在被它所连结的语词的意义实体中生成的。解释这种生成方式，等同于本质上又回到了对于语词意义如何生成语句意义的起始问题上，没有任何进展。或者说，即使给定了这样的实体，在语言的运行机制层面，也要不可避免地考虑它们与原有语词的意义实体的联结问题。以此类推，对于语词如何形成语句意义的问题，戴维森说：“显然我们在这里开始了一种无穷倒退。”[16]而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是，这种无限地去追问意义联结的讨论，并没有深入到语言的运行机制的层面中去。因此，指派意义实体的思路并没有使一种语言如何被理解、掌握这一核心问题获得解释。这也就等于并没有对意义是什么进行语言哲学、形而上学层面的澄清。
戴维森认为，弗雷格对概念和对象的阐明对于戴维森所提出的意义理论目标是有巨大帮助的。因为弗雷格将谓词指称的实体相对名称所指称的实体进行区分，使前者带有空位，成为不饱和、不完全的或需要补充的。这就意味着实现了对于那种被凭空附加上去的起着联结作用的实体的取消。这一点在对语句进行逻辑分析这一层面来看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进展，然而在意义理论的那个根本问题上，戴维森说它仅仅标明了问题所在。但可以肯定，弗雷格的思路为问题的解决进行了基础性的理论铺设和建构。同时，这也带来了方法论层面的深入影响。为此戴维森评价说：“由于有了弗雷格，大家才清楚地知道这条探寻的途径。”[17]
从语言整体意义必须依赖其部分意义的组合机制方面，戴维森对复合单称词项的意义进行了分析。“……的父亲”的意义应该被表述为，当填入一个单称词项时，填入的那个单称词项所指称的人的父亲。这一点正是“……的父亲”作为整个词组的意义中一个部分的意义指派。然而作为整个词组意义的一部分，“……的父亲”的意义并没有或没有必要提到对应于“……的父亲”的（不饱和）实体。虽然这种意义的指派正是由弗雷格所谓的“……的父亲”所意谓的那个不饱和的实体所起的作用。可是戴维森认为问题在于，当我们提到这个不饱和实体本身时，作为语句意义一部分的这个语词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语句意义构成当中有关这一语词意义的成分。也就是说，问题出在这个已经被填入了单称词项的整体词组的意义对于其中的“……的父亲”这一部分的意义的要求。这个要求，恰恰仅为该不饱和实体所起到的这种指向性作用，即指向了所填入的人的父亲这一对象。这并没有要求从元语言层面强调这一不饱和实体本身。或者说在单称词项的填入之后，这一不饱和实体已经饱和。所以，人们在读到它的时候没有必要想到其他的包含这个词组的那么多语言，或是从其中抽象出来的这一不饱和实体本身。这种对于语词意义不超越其所在语句意义的设定，在后面被戴维森的整体论的意义观转向所打破。然而在以意义实体作为意义自身的存在形式的初始探讨中，这种设定却是必要的。因此，戴维森在对于意义理论进行整体论转向以前就说：“关于复合表达式的意义理论，可能并不需要一些实体作为所有各组成部分的意义。”[18]这也是弗雷格的指称与戴维森所要寻求的语言的意义的区别之一。
上述三种分析都是在弗雷格指称理论的构架上来建立的，不难从中得出一种“t指称x”[19]的意义理论形式。戴维森说：“其中‘t’可由一个单称词项的结构性描述短语所替换。”[20]这是从一个确定的有穷表列抽取出的语言符号的排列和连结，表示着该单称词项的语言呈现形式。而x是由该词项本身所替换，它必须包含戴维森所要找到的该词项的全部意义。他要求这种意义既不超出也不低于语言本身在实际表达时所包含的内容，又要呈现其一般性表述方式。这种试图完全吻合自然语言本身，精巧严谨地在弗雷格语言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刻画意义的全部特性，正是戴维森意义理论的追求。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戴维森所谈的意义与弗雷格的指称理论的差别。戴维森的意义概念涉及语言内涵方面的问题，需要语境作为支持，所以说必须是整体论的。因此，意义不能是“t指称x”形式的。当然，这是一种极其有秩序的整体，不能是语境信息不加筛选的堆砌。它的组织构架、表述形式必须是十分清晰简明的。这就需要一种以真定义作为语义标准的具体表述方式。
可以得出结论，“t指称x”，即建立在指称概念上的意义理论，本身充斥着一些细节问题上难以调和的矛盾。它的表现是，逻辑上等值的单称词项具有相同的指称而不一定具有相同的意义；一个复合单称词项在它所包含的一个单称词项被等指称替代时整体指称不变，而意义却不一定相同。对此，戴维森说：“（作为意义）‘x’由该词项本身所替换。”[21]在句子的层面看，相同意谓的句子就会具有相同的意义。显然，这是一个谬误，用戴维森的话说这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并且，在意谓层面语词和语句的意谓并不像语言层面的组合原则那么直观。在语言层面语句由语词直接组成，它所满足的组合原则是直观可见的。直观上讲，对它们的意谓直接进行这样的组合并不能直接得到一个真值，这是在弗雷格之前。弗雷格运用函数、概念和对象的理论将这样的组合原则在意谓层面进行了理论实现。他澄清了一种语词意谓生成语句意谓的机制，这种机制符合了组合原则。戴维森认为，他所谈的意义也应该如此。不然的话，根据前面所述我们不能对如何学会一种语言做出解释。而这是戴维森意义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除了上述理论问题，“t指称x”的理论也给戴维森带来了一种根本性的启发，就是以求真的方式探索一种意义与真的关系，从而建立一种意义理论。根据上面阐释，弗雷格正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建立了真与语言意谓层面的一系列基本的关联，从而使一种意谓层面的组合原则得以实现，这标志着弗雷格意义理论的生成。
综上所述，“t指称x”的意义理论模式，是戴维森对意义组合原则研究现状的总结。戴维森对这一模式的否定和批评，标志着戴维森意义理论具体理论问题的正式生成。同时，对“t指称x”模式的尝试到放弃，也是戴维森意义理论生成的第一个过渡性环节。它为戴维森真之理论影响下，整体论的意义观的建立和真之条件意义理论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