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森真之理论对意义理论影响的评价
在意义理论建构过程中,戴维森真之理论对意义理论的问题来源、理论工具和具体解决方案分别造成了实质性影响。其中,现代以来语言哲学研究真的方式和成果,为戴维森提供了其意义理论的基本问题。戴维森通过对塔尔斯基真之理论的改造,找到了澄清语句的意义依赖语词意义的方式。具体来说,戴维森绝对真之理论为一种真之条件意义理论提供了整体语境中语言意义的一般性精确表述。这使得戴维森意义理论生成。
戴维森真之理论在他建构意义理论时所发挥的具体作用在本书第三章已经得到表明。其中,戴维森真之理论的这种纲领性作用,在其意义理论建立到后续应用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可主要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戴维森的绝对真之理论对其建构一种意义理论具有理论引导的作用;另一方面,真对意义的规范和约束作用对于意义理论、解释理论等领域具有纲领性理论意义。
在这两点影响之下,戴维森真之条件意义理论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框架获得建立。以此为基础,戴维森阐发了关于建立自然语言语义学的纲领性看法。包括他的解释理论以及之后关于行动、事件、心灵等诸多方向的理论研究,都受到这种理论思路和方法的决定性影响。对此,柯可·路德维希说:“20世纪70年代,戴维森在语言哲学方面工作的最重要进展之一是对于他在《真理与意义》中勾画的彻底解释方案的详细阐发。”[1]在戴维森语言哲学所涉及的诸多领域当中,最原初的理论构架和最根本理论前提正在于此。令戴维森在诸多领域的观点得到说明和依据的论点,正是来源于上述在他的真之理论影响下所建立的戴维森意义理论。因此,戴维森意义理论的初步建立为他之后的解释理论等具体的语言哲学理论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梁义民说:“在彻底的解释理论中,戴维森以真代替翻译,为彻底的解释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形式理论框架;戴维森以真为核心的解释三元组,为彻底的解释提供了一个恰当的经验理论框架;戴维森关于拥有客观性的真之概念是我们理解和解释语言的先决条件的观点,为其采用以真为核心的解释理论提供了根本的理论论证。”[2]
戴维森沿着澄清意义问题的基本思路,通过真概念在这一问题上的精确限定作用使问题获得了解决。这项研究起初以探寻意义如何成为一种真之条件作为理论的引导方向和评定标准,并且以一种真之条件的精确限定来实现和完成。真在其中既是问题的建立和发起者,又成了问题的澄清和终结者;既是研究方向的主导,也是理论是否实现的标准。这样的意义理论反映出了一种真之理论和意义理论之间的关系,真之理论是意义理论的理论前提、基础与核心出发点,意义理论是真之理论的重要实现方式和具体内容。
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真之理论与意义理论在诸多方面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因为二者具有不同的论述角度。但是,它们又都具有同一种探讨的目标和理论方向,就是通过语言分析的方式建立一种对语言一般结构的认识。戴维森说:“……根据语言的一般特征反映世界的客观特征……”[3]不断深入对语言一般结构的认识,是戴维森进行哲学研究、把握实在的基本方式。
综上所述,戴维森在“语言一般结构”这条路径上的探索,首先在他的意义理论当中正式启动。之后,戴维森的哲学思想,在他的真之理论即对真的根本看法形成过程当中走向成熟,并在他的形而上学理论当中进一步发展。可以说这样的意义理论成为了他整个语言哲学观点的关键论据和理论支持。或者说戴维森接下来的工作都是以其意义理论成就作为一种根据、前提和方法论工具。无论是对他的真之理论完善方面,还是为传统形而上学领域带来的新进展方面,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