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的真之方法在哲学史当中的贯穿和发展
在戴维森看来，形而上学的重要任务就是对语言一般结构的揭示。他把哲学语言转向之前和之后有关这一传统的基本方法称为真之方法。伴随着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即在语言转向之前哲学的漫长发展历程当中，这种真之方法始终作为一条重要的哲学传统引导着哲学发展的方向。戴维森认为，这虽然并不是人类在进行哲学活动时的唯一方法，但的确是一种影响巨大的哲学研究方式，并广泛存在于西方哲学悠久的研究传统当中。人类的哲学活动在这种方法的建构下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正是真这个概念逐步建构和完善的过程。戴维森说：“它（研究语言的一般结构）是一种方法，并且，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罗素、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蒯因和斯特劳森这些所处时代大不相同或学说大不相同的哲学家，都一直在运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的每一个重要特征都可以在这个或那个哲学家那里找到，其最主要的想法隐含在语言哲学的大部分最出色的文献之中。”[25]
戴维森的工作是以其真之理论对这种语言传统本身进行解释。在戴维森看来，一种令人满意的真之理论，正是对自然语言一般结构认识的发展成就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并且更为重要的是，戴维森认为，真之理论应为这种语言一般结构的研究方式提供最基本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在这之前是无法进行明确给定和说明的。因为，真在这种语言一般结构当中的意义、地位和所发挥的具体作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
首先，在上述引文中戴维森所指出的一系列哲学史当中的形而上学研究，应在根本上被解释为一种通过语言与真进行哲学研究的传统。
这样的传统在漫长的哲学史长河当中发展，不同的哲学家不断地提出他们对语言一般结构以及与其相关的一般问题的看法。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语言哲学思潮的出现使这种对哲学问题的探究方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哲学家开始将这种传统明确表述为戴维森所提到的“对语言一般结构的认识”。在戴维森来看，这显然是语言哲学研究传统的重大进展。然而，这种进展只是进行了一种在哲学研究方式上的语言转向，并未真正将这种方法进行进一步的明确和更加系统的解释。这种解释正是需要戴维森意义上的对真的进一步分析和认识。因为，戴维森认为，任何传统哲学当中以寻求真理的逻各斯为源头的哲学思辨传统，都离不开对“真”这个词的使用和认识。在以往的哲学探讨中，特别是语言转向之前，人们只是对于“真”的追求和信奉，却没有能力开展对真进行现代语言哲学意义上的澄清。哲学家对于真的认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精细和深入。
但是，没有现代语言哲学的基本方法，并不影响这些以往的哲学工作被纳入这种求真传统。因此，人们也不应低估它们在形而上学以及人类认知过程当中的成就，这包括它们所造成的具体影响和一些决定性作用。在对其了解不如今天这般清楚的那些时代，人们对于真理追求的热情并不淡漠。人们也在遵循着那些最一般的逻辑规律（虽然这些逻辑规律还未在理论上得到明确），对大量的断定进行着辨析，并也依靠对句子的分析，对大量的概念进行区别，力图将其澄清。
这些哲学活动，从语言哲学上看是自然语言在其自身的逻辑规律下完成的。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一种对自然语言进行分析的哲学现象。随着这些探讨的累积和一步步深入，到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时代，上述那些区分和思辨的积累已经带给我们足够的知识，令少数杰出哲学家认识到这种哲学传统的研究方式本身。于是便有了语言转向带给人们对于哲学以及语言和世界的全新认识。哲学家对于世界的根本看法或者说世界对于人的给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不能脱离语言在逻辑规律建构下的一种存在方式。这时，人们对being才有了语言层面的进一步的认识。
其次，哲学发展历史中的任何思想诞生、衍变的进程，都是戴维森所谈的语言自身结构作用下的产物。这是语言的一种先验的基本规律，是人们进行任何思考活动所遵循的法则。对这些基本规律的认识，则是这些思考活动的重要目的。
以往的语言分析传统为语言哲学的真正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基础。这种哲学传统是一种先验哲学的传统。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奎因、戴维森，这种以是真的规律为方法论原则的探讨方式贯穿整个西方哲学史。在弗雷格之前，自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以来，无数的哲学理论得到建立，并在互相之间的对立、批判甚至推翻之中，得到完善、发展以及重新建立或是生成新的理论。所有这些哲学史上的争论和探讨，对形而上学问题、逻辑规律的探索和认识上的进展，始终在一个既定的纲领和基本原则之下来完成。这就是戴维森在真之理论当中所提到的，逐渐揭示真在具体语言结构当中的作用。这可以表述为在自然语言当中研究关于真的先验知识和规律，它们被戴维森视作反映了真的一些具体性质。哲学家完全凭借它们来进行探讨，并以认识它们为方向。在这样的探讨当中，哲学家对语言的认识逐渐得到了加深，并逐渐走进对它们总体上、宏观上的认识。
例如弗雷格在《思想：一种逻辑研究》当中对句子的思想进行论述的情况。达米特将其评价为从心灵驱逐思想，这一理论是对当时心理主义的反对，强调思想的客观性。这两点内容正是弗雷格所要表明的那些语言先验规律的基础。为了对这两点内容进行论证，弗雷格运用了大量篇幅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区分和澄清，例如区分表象和语言所表达的思想等。围绕上述这两点内容，弗雷格的工作在哲学语言转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重要的影响元素，心理主义的内容虽然受到了打击，却成为了弗雷格这些思想诞生的一个基础。心理主义受康德的先验理论影响，强调人的心理上的先天因素在认识以及客观知识当中的作用。同样，在康德的体系当中，按照他对先验概念的定义，语言本身的结构（包括逻辑规律）也是这一意义上的先验知识。因为它先于经验并且在经验当中发挥着必然的、永远无法驱除的作用。弗雷格意识到这两种先验知识的重大区别，并对其进行彻底区分。他强调了后者作为一种先验知识的客观性和基础性。这反映了语言哲学的基本工作在现代形而上学探讨当中的深远意义。
自康德以来，先验哲学在形而上学视阈下得到了发展。康德对于“先验”概念的提出，使我们在认知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弗雷格对康德意义上所引发的两种类型的先验因素进行了彻底区分，又是在此基础上的一个突破。对心理主义的摒弃以及对语言传统中先验结构的重视，造成了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这种阶梯式的发展，体现了自然语言中的分析论证的哲学研究方式。这恰恰使人们对于语言的认识逐步明晰起来。这种进阶式的发展，仍然在当代哲学工作当中继续。这种分析论证的方式逐渐被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
再次，这种哲学传统在本质上是一种先验真概念的自我澄清。
仔细来看，哲学史上有很多类似上述弗雷格所做的工作，或者说这是一条既定的线索。在语言哲学方面，相关的哲学思想沿着这些线索逐步地发展起来。从亚里士多德创立逻辑学，人们开始认识逻辑规律；直到后来人们反过来研究逻辑规律，得到了对语言一般结构的认识。这是一个贯穿哲学史的对语言的认识过程。人们始终遵循着戴维森讲的语言一般结构包括基本的逻辑规律，进行着思考，并逐渐接近对其本身的认识。期间大量的工作都是如此，即便在亚里士多德到弗雷格两千年逻辑学鲜有进展的阶段，也是如此。因为，如刚刚所例举的康德“先验”概念那样的传统研究，恰恰为当代语言哲学的建立以及逻辑学的全新发展、包括对现代逻辑规律的认识（例如先验性认识）做出了深远而必要的准备。无论是古希腊的真理探讨、对逻各斯的提出和追求，到中世纪唯名、唯实的探讨，到16—18世纪认识论的转向、休谟对归纳的彻底批判，到古典哲学时期的康德，都是在做这样的准备。一直到现代以来的分析哲学思潮、弗雷格对语言的认识，所有哲学史上重大的发展结点均是语言哲学逐步走向成熟的前提、基础和问题的来源。
再例如休谟对因果的批判。这是认识论转向之后，这种哲学传统的一个思想高峰。因为，对归纳的先验性否定正是现代逻辑学的一个基础和思想前提。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常识性的知识，但在认识它的阶段却是我们所说的求真传统发展的重要历程。这涉及对于经验的探讨，以及对于经验知识的批判。那个时候人们还不能在理论上区分先验和经验。即便是亚里士多德建立了逻辑学，人们对于知识的相信还停留于对经验知识的信任阶段。人们将先验成立的逻辑知识与归纳来的不可靠知识混为一谈。自休谟以来，人们才开始彻底区分先验，并将逻辑和数学划归为先验。这是因为，休谟的探讨引出了康德对先验概念的提出，以及先验哲学的发展。这样的区分是意义重大的，它给了逻辑规律被人们彻底信任的理由。有了这样的信任，不但是对于逻辑和语言一种认识的深入的体现，同时也为后人包括当下的哲学工作者去认识语言、发展逻辑，带来了最基本的信念和坚定的理论支持。
对于戴维森的理论而言，澄清这一条线索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不难发现，一条对语言与真进行研究的哲学线索在哲学史的发展历程中被呈现出来，而且随着语言哲学的诞生越来越清晰。那么如何说明这样的哲学传统是戴维森意义上的真之理论在哲学史当中的展现呢？而这正是戴维森所强调的观点。戴维森真之理论应该对这种哲学传统进行解释。
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人类思想史沿着一条求真传统进行发展，其背后基础即它所依靠的是什么，它的内在动力是什么。思想史上，哲学遵循这样的语言传统进行发展，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必然。这样说的理由和根据何在？答案正是戴维森对真概念的阐释。
戴维森的真概念标明了真在自然语言当中的先验作用，并且他强调，真概念理应被看作其他全部语义概念的基础。换句话说，真正是这种自然语言一般结构的核心，并且对这种结构起着建构和解释的基础性作用。在哲学的发展过程当中，这种作用得到了具体体现。语言哲学家认为，哲学的发展史正是自然语言的不断进化、完善的历史，它所凭靠的正是语言这样的基本载体来完成的。没有人能够脱离语言进行思考，哲学思想也是以语言的方式、在语言的基本规律和一般结构之下进行碰撞交融、发展。在戴维森看来，这些基本的规律和发展的方式正是真概念作用的结果。
从古希腊时期哲学被建立以来，真理一词就为其引导方向。弗雷格说：“正像‘美’这个词为美学、‘善’这个词为伦理学指引方向一样，‘真’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26]其实我们清楚，弗雷格所指的逻辑，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到现代逻辑的发展，不只限于这些逻辑学学科之内的具体范围，它理应是代指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当中的通过语言分析研究真的传统。在戴维森看来，这样的传统广泛存在于各个时代的哲学成就、包括它们的基础理论、形而上学等哲学传统当中。即使是在人们认识它、标明它之前，它的作用都是古希腊以来哲学发展的全部历程当中决定性、核心性的内容。真为这样的传统引导方向。在不同时代，人们基于这样对真的追求去建立新的思想、发现新的规律，来完善人们对实在世界的认识。人们都知道，这种完善本质上就是求真，就是使人类的哲学理论更接近于真理。不同的思想甚至对立的思想，需要统一接受真的审判。它们都是因着真，这一近乎唯一的标准，确定其学术价值，被人们认可或是淘汰。同样，思想的发展也是因着真的方向和“是真”的规律进行着，哲学思想通过人们推理演绎的方式摒弃、融合，不断产生着新的内容。
一切这些历程本身都是戴维森所强调的真概念的建立过程，是真概念在人们认识当中的发展过程或者说是人们逐渐认识真的过程。哲学史或者说戴维森所指的这种哲学传统的发展史，正是这样的一种对真概念的认识和建构过程。这是从思想的来源或是形成的层面来看真概念，是绝对真概念在形而上学的核心作用之一。
在戴维森的真之理论与意义理论当中，语言的意义在于其为真的条件。那么我们对于思想的把握，也是对承载该思想的语句为真条件的把握。所以，人们凭借真去把握和认识一个思想。在哲学史层出不穷的思想存在与传播的角度，真概念必然在其中起着重要基础性作用。这是从思想存在与被认识的层面来看真概念，是绝对真概念在形而上学当中的核心作用之二。
由此而来，思想在being的层面脱离不开语言的一般结构，也脱离不开真概念。在戴维森看来，真概念正是这种语言一般结构的核心，或者说正是这种语言一般结构的建构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结合前面对哲学史的分析，戴维森的真概念便成为这种哲学传统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发展的真正内在核心。
在戴维森看来，这是先验真概念的一种自我建构和澄清。这种先验真概念逐步建构的历程正是人们逐步探寻真理的过程。虽然其中还夹杂着其他的影响因素和哲学当中的另外的方法和传统，但是这条语言的传统在西方哲学历史当中是明晰的，也是重要的传统。它是一条真正值得始终坚持的、最主要的、决定性的传统。而这正是真概念先于经验又整合、建构经验知识的过程。它的表现形式是自然语言逐步进行自我完善的过程。这种完善所凭借的正是戴维森所讲的绝对真概念。直至当下语言哲学的建立和发展，逻辑规律等语言一般结构的先验知识在人们的探索中逐渐得到明确，这条传统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再经过塔尔斯基、戴维森，真概念的结构即这种戴维森所说的真对于语言一般结构的影响，也被更加清晰地明确出来。这全部都是真概念的理论内涵，在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逐渐走向丰富的过程。真概念的这种建构作用，正是基于真具有先于其他一切语义概念的基始性地位。真对语言的先验结构的引导、对后天经验逐步整合直至走向自我澄清的过程，将是继续贯穿人类文明的核心线索，将被无休止地探讨下去、丰富起来。
真这个词的涵义是什么呢？究竟如何才可以被称作是真呢？这些恐怕都是极其丰富的命题。可能整个学术史的内容也都是围绕着它们来进行不断地丰富。包括具体学科的发展，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或者是社会科学，建立文明以来人们丝毫没有停止对于真的探索，丰富真概念的涵义，不断完善、明确“下属于”它的具体对象。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漫长岁月中，这些热情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日益显示出比以往更加积极、充沛的态势。这得益于真概念的先验作用。这种作用引导着我们的求真历程。一直以来便是这样，这在戴维森之前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了。然而，是戴维森在语言哲学或是形而上学层面，对真与意义及真与其他语义概念关系的细致探讨，使这种真概念的内在结构以及它对于自然语言的核心建构作用明晰起来。人们才会从这个更加清晰、更加深入的全新层面来认识这种发展历程，也就是认识真，并逐渐获得真在语言当中结构性作用的更加明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