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以来西方的语言哲学思潮
哲学的语言转向以来，语言哲学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戴维森以此为基础，在对大量语言哲学问题的探讨当中逐步阐明了他的见解。戴维森认为对意义理论、解释理论当中真概念所发挥的核心作用的阐明，是揭示语言一般结构、建立关于实在问题的认识的重要方法。戴维森这样的核心观点的建立与近现代语言哲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具体来看，现代意义理论的发展为戴维森语言哲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现当代语言哲学的整体发展，令戴维森真之理论得到了逐步完善。
首先来看现代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的产生、发展给戴维森真之理论所带来的总体影响。
柯克·路德维希在评述戴维森对真的看法时阐明了戴维森真之理论的基本建构方式。他说：“为了阐明真理概念，一个人所能做的至多是说明它如何系统地与其他概念以及与我们把它应用于话语和思想时所依据的证据关联着的。在戴维森的工作中，这种说明是通过解释理论中给予真理概念的那种核心作用提供的。”[6]
建立真概念在整个语言哲学体系中的核心作用，是戴维森哲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路径，这种看法和研究方式的形成来自于现代以来语言哲学特别是意义理论的发展。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哲学探讨的语言转向以来，哲学界对于语言问题的重视，贯穿于绝大多数不同的哲学流派。由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所引领的分析哲学思潮，更是将哲学的具体工作，悉数归置于运用现代逻辑方法所进行的语言分析之下。在他们看来，语言哲学的问题就是哲学的核心问题，甚至是全部问题。而意义理论是这些语言哲学问题建立的基础和解决的根据，因此，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就是意义理论问题。在一种相对坚实的意义理论支持之下，各个相互支持、联系的语言哲学领域，诸如关于形式语言的理论、自然语言中的语言学问题和逻辑学问题、关于翻译和解释的理论、行动的理论、真之理论、有关形而上学的语言哲学理论等，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戴维森的工作正是沿着这样的路径来进行的。他以他的真之理论为基础建立了真之条件意义理论，以阐释真概念的方式完成了对意义问题的说明，并以此为中心向着其他各个语言哲学领域展开细致地探讨。一幅给当代哲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的语言哲学图景就此展开。
在参与当代意义理论具体问题的探讨过程中，戴维森以其真之条件意义理论的建立令当代意义理论得到了新的发展，同时一种对真的认识，即一种真之理论逐渐形成。现代语言哲学思潮，使人们对于语言一般结构的认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入。语言哲学家们对语言的结构、特性等等方面建立了庞大的知识系统，由此也产生了诸多理论问题。在整个思潮特别是意义理论探讨的影响下，戴维森给出了将语句的意义定义为它的真之条件的具体实现方式。这种理论的鲜明特征是，它是通过给出真概念在其中的核心作用来完成的。这样，戴维森真之理论或者说他对于真的根本看法，成了一种意义理论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基础。在戴维森看来，这种意义理论得到建立和阐明的过程，本身也可以被视作对于真的理论特性的阐明。因此，戴维森意义理论的形成使戴维森真之理论随之初步形成。
再来看在建立对真的认识方面当代主流观点对戴维森的影响。
戴维森真之理论初步形成之后，随着探讨的不断细化和深入，这一理论逐步得到完善。这一过程可划分为多个理论阶段。戴维森对于真的根本看法的发展、完善，同众多当代语言哲学家对于真的探讨息息相关。在这种关于语言与真的知识蓬勃发展的探索和争论中，戴维森真之理论逐渐走向成熟。
在这些对真的认识的诸多成就中，戴维森将那些具有影响力的看法分为两类：一类将真看作是一个认识论概念；另一类则以一种彻底的实在论观点来看待真。第一种看法大多强调认识本身相对于经验的先验结构，认为真在建立时要么依附于信念，要么被视为与其并列。这当中不乏反实在论者，如达米特。另一类则以一种实在论的观点看待真，将信念从真当中彻底驱除，通常被称作“证据先验的”或是“先验实在论的”。这种看法不仅像前一种那样，强调语言的先验结构在认识真概念过程中的作用，甚至将某些经常被视作经验性的内容引入先验性内容的范畴。
戴维森在评述第一种对真的认识时说：“达米特和赖特的反实在论；皮尔士的思想：如果科学持续得足够长久，则真是它的终结所在；博伊德的论断：真乃是解释科学理论合流的东西；普特南的内在实在论——所有这些都包含或蕴含了一些对于真的认识论的说明。奎因至少有时候也坚持认为，真对于一个关于世界的理论来说是内在的……”[7]戴维森区分了他的真之理论同这种认识论看法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同他的意义理论和形而上学观点密不可分。戴维森将真概念视作信念和意义的基础，而并非是依附于它们或者是与之并列的东西。这与达米特、普特南、皮尔士包括奎因的这些认识论看法是有很大程度区别的。戴维森说：“反实在论把真限于能够被断定的东西，以此取消了主体间的标准作用。”[8]戴维森对真的看法，特别是这种看法与上述认识论看法的区别，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他的真之条件意义理论的形成。这种意义理论建立了真概念与意义概念在语言一般结构当中的具体关系。以此为基础的解释理论，对信念、意义与真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示。戴维森以真概念阐明意义、揭示信念的形成，这些真的哲学作用又反过来被看作真的功能特征令真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说明。这些内容的阐明确立了真在语言哲学体系当中的关键地位和核心作用。戴维森的这种真之理论和意义理论，其认识根据或者说理论的生成机制和建构思路表明了戴维森对语言、实在与真三者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这样的认识为戴维森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探讨建立了理论根据。
同时，戴维森也强调，他的看法同样与后者即一种彻底的实在论者有本质的区别。“我发现认识论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实在论观点最终是不明白的。”[9]戴维森并不是这样的彻底的实在论者。他将这种彻底的实在论视作不明白的理论，原因在于：它们并没有将真同语言或者说意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戴维森式的建构，因此并不能够真正澄清真在形而上学当中的作用和基本特征。其中十分关键的一点在于满足、指称等这些语义概念同真的关系，未得到真正明确。包括真在内的这些语义概念哪一个更为原初，可以作为解释其他概念的理论基础？这些都是戴维森所着重考虑的内容，并最终在其意义理论和对形而上学问题的阐释过程当中得到了相关说明。真概念被视作原初概念并为指称等语义概念的定义提供说明，这样的核心观点在戴维森意义理论得到建立并走向成熟之后形成。
综上所述，戴维森的真之理论，正是在诸如上述这些问题和内容的影响下不断深入，才产生了同这两种传统看法不同的认识。也正是在继承和发展现代以来语言哲学传统的过程中，他的这种认识才展现出其理论影响和价值。最为关键的是，戴维森对真的认识，需要基于戴维森意义理论的观点和他对于形而上学问题的看法。因为，观点的不同取决于对于更加基础的问题具有不同的看待方式，这种看待方式的不同，是戴维森这种反传统真之理论的看法形成的原因。戴维森意义理论、真之理论以及形而上学的观点三者是同时产生、共同成熟、互相影响、互为解释的。深入戴维森语言哲学思想的内涵和主旨，需要建立在这三种理论之间的关系得到明确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