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格意义理论和当代语言哲学发展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之前，分析哲学的思潮在西方哲学界逐渐形成并日益成熟、壮大。弗雷格的语言哲学思想尤其是他的意义理论，为现当代语言哲学的兴起、发展带来了深刻的理论影响。随着达米特等当代学者对弗雷格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入，作为现代逻辑之父的弗雷格，其理论成就更加明确地被视作现代语言哲学的坚实基础和方法论依据。尤其是作为现当代分析哲学新发展的代表人物，如戴维森和达米特，包括前期的罗素、维特根斯坦等等，这些近、现代最优秀的哲学家不仅对于弗雷格有着相对更高的评价，同时声称自己的成就是建立在了这位巨人理论成就的基础之上，甚至仅仅是对于这些工作的进一步展现或重新阐释。
戴维森曾在其多篇代表作中提到弗雷格，具体的评价性的陈述分布于他各个领域研究的文献当中。在这些作品中，戴维森大量对弗雷格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引用、评述，所提及的篇幅仅仅少于作为他理论内容的塔尔斯基真之理论的引用率。不可否认，同众多的当代最杰出的语言哲学家一样，戴维森对于语言哲学和意义理论的贡献得益于同弗雷格这位分析哲学理论奠基人的思想对话。他的理论成就，尤其是作为其理论核心的关于真的认识，正是弗雷格所进行的语言哲学探讨的继续。弗雷格对戴维森的影响可以主要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弗雷格以一种现代逻辑的观念，建立对语言与真的认识。
作为现代逻辑之父的弗雷格，开启了以现代逻辑观念来考察、审视语言问题的先河。这种现代逻辑的视角在戴维森看来，正是强调在揭示语言一般结构的过程当中表明真概念的关键作用，从而认识并展现真与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正是弗雷格在这条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就，为当代意义理论领域包括整个语言哲学领域奠基，也给戴维森带来了直接的理论影响。
“弗雷格不满足于对语言至少是对语言的一部分做出合适于逻辑学家的分析，他想对语言的操作提供一种基本的说明，这种说明不承认任何基本概念。”[10]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弗雷格建立了当代语言哲学的研究传统。这里所谈的“对语言的操作提供一种基本的说明”，正与戴维森在他的相关论述中反复强调的“对语言的一般结构的认识”所对应。戴维森认为当代语言哲学的基本研究思路正在于此。而这种思路正是基于了由弗雷格引领的哲学语言转向所表明的主流认识：“根据语言的一般特征来反映世界的客观特征。”[11]弗雷格开启了这条当代语言哲学的研究道路。而这条道路的内容、主旨以及重要的方法论依据，就是在这种语言一般结构的认识当中开展对真的研究。
在对语言一般结构的认识当中展开关于真的研究，这种进行哲学研究的方式作为人类思想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标志着人们对语言和真的认识来到了崭新的发展阶段。这条道路的开启在戴维森、达米特等很多杰出哲学家眼里，都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进展。这里并不是要赘述哲学转向所带来的伟大意义或是它对戴维森的具体影响，而是要再次强调在这种语言转向当中，关于真的问题在人们如此深入研究语言结构时的重要性和关键性。弗雷格强调这一点，于是建立了现代逻辑和被作为当代语言哲学基础的弗雷格意义理论。继之而来，戴维森也强调这一点，于是将对语言与真的认识推衍到又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建构了戴维森真之条件意义理论和戴维森真之理论，从而以此为源点衍生出他对于各个领域理论问题的观点和解决思路，形成了一个包含一种形而上学认识在内的语言哲学体系。
在弗雷格看来，真为逻辑指引方向，这就是在表明，真应该为语言一般结构的哲学研究指引方向。“‘真’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12]这是弗雷格在阐释为何将一个句子所表达的思想看作语句涵义之前，所表明的著名论断。它成了弗雷格进行语言分析和哲学研究的一个理论研究纲领。即弗雷格更加关心在众多语言问题当中同真直接相关的内容。现代逻辑思想特别是一阶逻辑的建立，为语言与真在相当广泛的领域建立严谨的、普遍性的联系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作为现代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以一种逻辑的观念来阐释前面所述的语言的基本结构和基本操作，这正是践行了他的论断：由真来指引其学术思想的方向。为进行这样的求真的理论工作，开辟出上文所说的语言哲学道路，弗雷格进行了一系列概念澄清和理论建构。他的这些理论工作形成了弗雷格意义理论。这种意义理论正是要为弗雷格所创立的一阶谓词演算系统提供一种理论基础和哲学解释。这样的现代逻辑学以及逻辑观念，包括与其不可分割的为它们提供哲学基础的弗雷格意义理论，共同形成了一幅关于语言与真的当代语言哲学图景，作为继之而来的当代语言哲学家们理论探讨的平台。到此为止，关于语言的一般结构的研究第一次与真建立起一种理论上如此紧密的联系。这种通过逻辑观念建构的语言与真之间的先验联系正是戴维森真之理论最根本的理论起点和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的理论来源。
弗雷格意义理论当中所进行的哲学概念辨析和对语言的分析成为了后来学者进行哲学研究的典范。弗雷格在阐释这种对语言和真的认识时，进行了大量的哲学概念的辨析和论证。这些探讨都是针对十分基础的概念的探讨，或者说是一种先验哲学的探讨。根据前面引述，这是“不承认任何基本概念”的哲学分析，是说它对于一种坚实的理论基础的严苛要求。在这样的理论层面进行如此严谨的澄清工作是十分困难的，以至于达米特将其评价为能够对语言哲学概念区分、阐释得如此清楚的第一个人。以这样的研究方式进行建构的弗雷格意义理论，其哲学意味或是一种形而上学意味是纯粹的。这种哲学研究方式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希望建立一种关于真的对语言一般结构进行解释的普适性方案。为了与真建立起一种理论上的先验联系，弗雷格将一种语言的涵义及其所指称的东西进行了著名的涵义、意谓的区分。
戴维森真之理论所研究的内容，在戴维森看来正是一种反映了语言一般结构的理论，因此从这一层面讲是对于弗雷格的继承。重视语言的意义与真的关系，以对真概念的阐释来反映语言的重要特性，是戴维森语言哲学的理论特征。建立在这样的语言观和真之理论基础上的戴维森意义理论以及戴维森对于各个语言哲学领域问题的阐释，都与弗雷格最初所建立的语言、涵义、意谓三个理论层面的划分有着密切联系。戴维森的真之条件意义理论与弗雷格的这三个层面的划分，并非对立的两种意义理论形态。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包容的承接关系，是对于同一理论问题，即意义理论问题，相互补充、完善的理论建构。因为，它们的契合点和一致性以及这种承接关系，正是体现在意义理论问题中对真的认识方式上。在意义理论的层面建立一种关于真的先验的认识，以及对于这一认识的不断深入和推进，正是他们所要做的共同的理论工作。并且在这样的视角去看待两个人的具体研究成就，一种理论的承接性和延续性就得到了体现。根据前一节所述，哲学史上很多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工作者，或者说最重要的学者，都在这条研究道路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他们的理论丰富了我们对于语言与真的认识。
此外，弗雷格语言哲学当中的具体的逻辑的观念以及他所建立的一阶谓词演算系统给戴维森真之理论、意义理论都带来了直接的影响。这应当被看作弗雷格关于真的语言哲学思想给戴维森真之理论建立带来影响的更加直接的证据。弗雷格通过一种现代逻辑的观念的建立及一阶谓词演算系统的生成，为人们建立了一种对真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在一定程度上对真进行了一种理论解释和描述。弗雷格区分了语言、涵义和意谓三个层面，将一个句子的真值作为它的意谓。他建立了以函数来阐释概念的理论，阐发了概念与对象之间的重要关系。以这些语言哲学概念之间关系的澄清为基础，弗雷格引入了量词，这样所建立起来的一阶语言系统，能够相对严密地对任意一种语言关于真的大部分特征进行刻画和展现。这些在戴维森看来都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或者说，这种解释真的方式表明了戴维森所强调的真在语言一般结构当中的某些关键作用，体现了真概念的特殊理论地位。这里，弗雷格是通过建立一种逻辑理论来实现的。而戴维森是通过建立一种意义理论和真之理论来实现的。在形而上学方面来看，弗雷格以现代逻辑的基本思想，对涵义、意谓进行区分并把真值作为句子的意谓。这令语言、真与实在之间通过语义意谓建立起一种基本联系。或者说这种联系在现代逻辑语义意谓的研究当中得到说明。从真之理论方面来看，弗雷格改变了人们对真的认识，大大地丰富了人们关于真的先验知识，推进、发展了很多关于真的重要特性在重要哲学问题当中获得说明和阐发的进程。同其他的分析哲学家一样，戴维森的真之理论或者说对于真的认识，离不开这样的现代逻辑立场。
综上所述，戴维森的真之理论包括他对形而上学问题的阐发，是承接了弗雷格的理论方向和基本研究方式。他对于大多数语言哲学问题的说明建立在弗雷格一阶逻辑的基础之上。
第二个方面，弗雷格区分了涵义和意谓，建立了指称关系的意义理论。
弗雷格对涵义层面和意谓层面的划分，奠定了以逻辑观念诠释语言一般结构的意义理论基础。因为，弗雷格逻辑观念的形成和一阶逻辑的建立，与弗雷格意义理论中对涵义、意谓的划分，以及对概念、对象以及函数等概念的阐释是不可分的。“在完整的语言意义理论中，必须区别关于所指的理论和关于意义的理论。关于所指的理论是这个理论的语义组成部分，而这里的‘语义’是在这个词严格意义上使用的。”[13]这样的划分也为戴维森真之理论的基本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弗雷格关于指称的理论是为弗雷格所重视的理论。它的直接影响正是现代逻辑学的理论基础的建立。这为一阶逻辑以及形式语义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支持。在区分了涵义和意谓这两个理论层面的基础上，为了建立起任意语词、语句与其意谓之间的区分和一一对应关系，弗雷格对概念、对象、函数、真等概念进行了细致、严密的理论探讨。在这样的理论澄清工作的基础上，通过量词的引入，一阶语言得以建立。随后，在一阶语言的基础之上，现代逻辑学对于语言分析工作的细化、深入，反过来令意义理论在戴维森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戴维森正是在现代逻辑所提出并试图阐释的大量理论问题当中，逐渐形成其对于意义问题的看法。
在戴维森看来，意义理论主要是来完成这样一项任务：“即求助于较简单的（或至少是不同的）概念来对语言和交流做出解释。”[14]在这一领域对于戴维森产生最直接的影响者也是弗雷格。除了上述指称理论对于现代逻辑学、形式语义学所带来的影响之外，在意义问题层面，弗雷格建立了语言的意义同真之间的实质性联系，成为戴维森意义理论和真之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之一。弗雷格认为，一个句子的涵义是这个断定句所表达的思想，句子的意谓是其真值。这样，一个断定句所表达的思想就应该是该句子真值得到断定的依据。思想在这个层面来讲，就成了这个句子被人们借以考虑真的东西。人们凭借语词或语句的涵义来找到该语词或语句的意谓。这样，弗雷格将涵义视作语言层面对应到意谓层面所依据的东西。这样的认识就得出了给戴维森整个语言哲学思想带来关键影响的结论。这就是，句子的涵义正是这个句子被断定为真或为假的依据，或者说是其为真或为假的条件。这为戴维森把句子的意义定义为它的真之条件，带来了关键性影响。这样的认识与戴维森的真之条件意义理论相比，在表述方式及其整体论实现模式上有所出入。但是，作为戴维森意义理论的一种理论导向和前期铺垫，弗雷格在涵义问题上的见解为戴维森提供了理论思路上的指引和启发。
涵义层面和意谓层面的划分，建立了当代语言哲学意义理论探讨的基础。这一观点的形成不仅给戴维森带来了主要的影响，同时也给戴维森带来了他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以指称概念和满足概念定义真是否可能的问题和对语句的意义依赖语词意义的方式提出一种解释的问题，分别引发了戴维森对真之理论和意义理论的建构。此外还有一系列十分具体的语言分析所遇到的问题，包括初始词汇的有限性问题、引语问题，也都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弗雷格意义理论对涵义和意谓这两个理论层面的区分。解决这些理论上的问题，形成一种对于语言一般结构包括意义和真认识上的进展，成为戴维森语言哲学的理论方向。
从形而上学角度看，涵义与意谓的划分是弗雷格将语言自身以及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通过对语言一般结构和特征的论述所进行的基本解释。戴维森说：“我们在显示我们的语言的大部分特征时，也就显示了实在的大部分特征。所以，研究形而上学的一种方式便是研究我们语言的一般结构。”[15]弗雷格对陈述本身以及语言的描述功能进行分析，将语言、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和所描述的事物，划分到语言、涵义与意谓三个层面中去。任何事物由于必然地与语言建立了这种陈述关系，因此都处在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所建立的结构关系当中。即这是事物乃至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或者说“being”是以弗雷格所谈的这三个层面之间的基本关系作为基础的。这样的认识给戴维森带来了巨大的理论影响。戴维森将人们对语言的研究看作哲学发展的最重要的理论线索之一。哲学的发展史正是人类关于语言一般结构的相关知识不断得到丰富的过程。这样的关于语言和真的知识，由少而多，不断得到发展，由起初相对零散而具有深远影响的哲学论断逐步到现代形成了弗雷格语言哲学系统。在戴维森看来，到弗雷格的语言观和语言哲学思想的形成，令人类对语言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这是整个哲学发展历程当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出成就。戴维森在形而上学方面的探讨和相关问题的提出均是以此为基础。
涵义与意谓的划分应该是弗雷格意义理论，也是现当代语言哲学理论体系中最基础的核心奠基理论之一。这是当代语言哲学家谈到语言和交流本身以及谈到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时无法回避的理论探讨。戴维森1977年发表的《无指称的实在》这样的文章中，他对于实在与指称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和认识。但是，这样的认识也还是建立在弗雷格涵义和意谓理论的基础之上来完成的。虽然戴维森在相关的论述当中反对将指称概念作为意义理论的核心，但是这种反对实质上也仅仅是对于指称概念提出更进一步的理论解释。也就是说，戴维森以真为更加原初的概念建立对于语言一般结构的进一步认识，难以绕开对弗雷格涵义、意谓划分的说明。这种认识正是在原有框架之上对意义和真进行的以弗雷格为基础的探讨，本身是对原有框架的坚持和完善。
弗雷格涵义与意谓的区分已经成为现代逻辑的理论基石。随着近现代逻辑学的不断发展，人工语言系统不断建立和完善、对自然语言分析刻画不断深入。这些工作反过来为语言哲学的研究、意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戴维森等语言哲学家才能够在此基础上建立对于语言和真的更进一步的认识。现代逻辑学的建立和不断发展得益于弗雷格的指称理论，这需要对他的指称理论和关于意义的理论进行区分。
综上所述，作为当代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先驱和奠基人，弗雷格对于语言意义问题、逻辑学理论基础的探讨是近现代任何一个相关研究者所无法绕开的。戴维森说：“至此为止，我们一直遵循着弗雷格的足迹。由于有了弗雷格，大家才清楚地知道这条探寻的路径，人们循着这条路径进行探寻的劲头甚至经久不衰。”[16]可以说戴维森所关注的大量语言哲学问题，都处在同一个探讨的路径和平台，而这个平台是由弗雷格建立起来的。戴维森关于真和意义问题的相关探讨和重要研究进展是弗雷格某些重要工作的理论延续。没有对于弗雷格意义理论细致、深入的理解，很难获知戴维森意义理论探讨的内容所指、问题的针对性和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