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尔斯基的真之理论
塔尔斯基真之理论是戴维森语言哲学的理论源头之一和重要方法论依据。根据上一节阐释，是弗雷格提供给戴维森一条以真概念的理论作用为线索探寻语言一般结构的哲学路径。那么对照来看，塔尔斯基则给了戴维森一种在这条道路上继续探索的方法。这种方法将传统哲学当中关于难以定义的、非形式的、直觉的真概念，变得可以在诸多领域视角下明确陈述其性质。无论在意义理论还是在形而上学问题上，无论在形式语言当中还是在自然语言当中，这种方法的作用皆是如此。
戴维森认为，是塔尔斯基的工作，具体说是约定T理论，让经典哲学当中真概念的直觉上的特征真正同现代逻辑学中形式语义学的大量工作联系起来。戴维森说：“倘若没有约定T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真概念是塔尔斯基向我们表明如何去表征的那种东西。”[17]从这个角度讲戴维森真之理论和意义理论都是基于塔尔斯基的真之理论。
首先，约定T理论给戴维森带来了重要影响。
戴维森认为，塔尔斯基的约定T理论的提出对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约定T的相关理论最早在塔尔斯基1933年的论著《形式化语言中的真理概念》当中被正式提出。其中，塔尔斯基使用了大量技术性方式进行论述。相对而言，之后的《语义学上的真理概念》和《真理与证明》则更加倾向于对约定T在解决经典哲学问题方面的应用进行阐发。戴维森总结到：“在塔尔斯基关于真理问题的全部论著中，约定T所提供的是关于真理概念的非形式的直觉到明确地陈述问题的转变。”[18]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形式语义学、意义理论层面还是在传统哲学层面来谈论真，约定T都能将这样的探讨联系起来。这必然带来一种语言哲学的重要进展。因此在戴维森看来，塔尔斯基真之理论所表明的问题同约定T在各个领域所分别带来的理论影响，是一致的，就是以一种T-语句模式对一直以来人们难以定性的真进行认识。而这种认识所得到的真概念的具体作用和特性，将实现对意义理论和形而上学理论的发展。
塔尔斯基在形式化语言中建立了上述约定T模式的基本结构。戴维森认为，根据塔尔斯基的真定义，在任意一种形式化的对象语言L中，所有的句子都能够被写成这样的形式：“S是真的当且仅当P”[19]。“其中，‘S’为关于L中一个语句的规范描述表达式所替换，‘P’为那个语句（或对它做出的翻译）所替换，并且，倘若有必要的话，‘是真的’为t所替换。”[20]这是在元语言当中，通过对L中每个句子改写成T-语句的方式来表征语言L当中的真谓词。虽然这样的解释，是在对象语言L的元语言层面来完成的，但是这一工作的确为L当中真谓词的一般性用法进行了基本说明。塔尔斯基在元语言层面，将所有被写成该形式的L中的句子，称为对于语言L的语句T，以此建立了一种约定T模式。约定T模式以这种规范化的一般性表述，表征了L中真这个词的用法和特性。在这个意义上塔尔斯基建立了一种形式语言L的真之理论。
塔尔斯基真之理论是一种需要外加限制条件的真之理论。这种真之理论对真概念的表征，是以精确说明其外延的方式来完成的。之所以能够进行这样的表征，是因为塔尔斯基将真谓词的用法严格限定在形式语言的要求以及形式语言同元语言的关系当中。其中，对象语言必须被包含在元语言当中。因为，这种对L中真谓词的定义，并不是在这种形式化的对象语言L当中完成的。这样的真定义，或者说作为这种定义组成部分的每一个具体的T-语句的生成，都是在关于对象语言L的元语言层面来完成的。并且，这种真之理论需要在元语言层面，对象语言L中所有语句都进行这种T-语句设定。只有在一种形式语义学的严格定义和规范之下，对象语言与元语言才能得到这种区分和限定。因此，塔尔斯基也谨慎而客观地将其真之理论称为对一种形式语言当中真谓词的定义。即这种真定义仅限于满足这些理论限定的任一形式语言范围。因此，在戴维森看来，这是一种外加限制的真定义，或者说是相对于这些具体的限制条件来谈论真的方式。
戴维森真之理论对塔尔斯基真之理论的继承方式，是对约定T理论进行意义理论等重要语言哲学领域的应用。从以往各种真之理论同戴维森真之理论的亲疏关系来看，可以说戴维森真之理论是最直接地继承了这种塔尔斯基的真之理论。依照上述具体说法，戴维森承接了塔尔斯基对一种形式语言当中的真谓词所进行的元语言层面的定义。随后，戴维森在他的意义理论和真之理论当中对于塔尔斯基真之理论进行了发展。在戴维森意义理论中，约定T理论为真之条件意义理论建立了严格、精确的一般性表述方式。这令这种意义理论成为可能，并使约定T理论在对自然语言的一般结构的认识当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对真与意义建立基本认识的基础上，他又将约定T模式运用到语言哲学的大部分领域的探讨当中。这使得以约定T模式为方法和路径的戴维森真之理论逐渐成为了一幅涵盖了包括意义和形而上学问题在内的全面的语言哲学图景。虽然，戴维森对于塔尔斯基真之理论的进一步解读和发展，相对于原理论是全新的、具有创造性的，但这都是建立在塔尔斯基最初建立的关于约定T的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塔尔斯基的理论为他完成其全部语言哲学研究，尤其是形成对真的根本看法提供了条件和一种基本的理论模式。
约定T理论被戴维森作为建立语义学同哲学问题的基本连接点。这是戴维森将塔尔斯基关于约定T的工作视为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基础理论的原因。戴维森说：“约定T和T—语句提供了在直觉上很明显的关于真理概念的真理与形式语义学之间的唯一联系。”[21]这样才能够建立一种理论，将语义学领域的一些当代理论成就同基本哲学问题相联系。这种联系是戴维森所强调的语言哲学基本研究方式的重要体现。即戴维森对约定T理论的发展，实现了以对语言一般结构的认识来探究关于世界的一般性哲学问题。在戴维森看来，约定T所能够影响到的领域当中，需要通过对真这个概念在该领域当中的基础性作用和理论特性的表明，对其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给出解释、说明。这就建立起了这些领域当中一系列具有纲领性意义的观点。当然，约定T理论对于这些领域的这种深刻影响，并非塔尔斯基最初建立该理论时所表明的认识。这种影响尤其指的是约定T在戴维森意义理论和阐释形而上学问题方面的理论作用。但是，塔尔斯基的工作及其在形式系统当中真之理论的建立，的确是戴维森整个语言哲学工作的前提和起点。
戴维森认为，塔尔斯基在形式系统当中对于真概念的定义，对于哲学视角下人们对真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这种理论意义在于约定T理论建立了真与形式语义学之间的一种直接联系。正是这样的联系对于真在语言哲学视角之下得到分析、说明乃至澄清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约定T理论带来了一种由形式语义学来参与说明真本身或是说明真的某些性质的方法和路径。戴维森正是出于对这一点进行理论说明的目的，进行专门的探讨来为约定T辩护。他所针对的是在哲学视角之下，大量哲学学者对于这项逻辑学成就在哲学领域重要性上的轻视。戴维森将约定T应用于解决意义理论、形而上学等理论问题，都是在对约定T上述理论意义进行揭示。正是在进一步揭示约定T理论成就重要性的过程中，真概念在这些问题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得到明确。这作为一种对真的特性的说明，令戴维森真之理论得到建立和不断地完善。
其次，塔尔斯基对满足等语义概念的阐释，对戴维森建立一种真之理论产生了影响。
塔尔斯基真之理论当中给戴维森带来影响的还有对“满足”“指称”等语义概念的阐释。这些概念在解释真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塔尔斯基建立了一种以满足概念为基础，来定义一种形式语言中真概念的真之理论。同约定T一样，对满足这个语义概念的说明是塔尔斯基真之理论的重要的构成要件之一。
塔尔斯基的工作涉及了对于语义概念的梳理。在他看来，约定T虽然可以作为对一种形式语言进行真定义的实质内容，但是在没有语义概念的参与之下，这种定义是难以完成的。戴维森说：“约定T建立起一套温和的术语。”[22]这种术语就是塔尔斯基对语义概念的说明。这种说明，是戴维森在建立绝对真之理论时，阐明语义概念与真之间关系的问题来源和评述对象。
塔尔斯基说：“不严格地讲，语义学是一门讨论一种表达式与由这些表达式所‘指称’的……对象之间的某些关系的学科。”[23]塔尔斯基根据这种理论需要，说明了“指示”或“指谓”，同样也说明了“定义”和“满足”。“指示”或“指谓”被视作单称词项与它们所指谓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为了完成这样的说明，在这之前，他需要首先对“定义”概念进行说明。他认为“定义”作为一个语义概念，指的是一个方程与它唯一确定的一个数之间的关系。为了完成真定义，塔尔斯基将“满足”作为真之理论核心语义概念，并对其进行了说明。“满足”这个概念指的是，存在于一个开语句与它对应为真的那个实体或那些实体之间的关系。其中“定义”是对任意概念进行理论解释的说明；“指示”或“指谓”应被视为语义学理论基础概念，是对语义学进行理论解释的依据；“满足”是定义真谓词时，将约定T理论与定义真谓词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语义概念。
这些概念是塔尔斯基在形式语言当中先于真定义的概念。它们在对真的严格说明之前就必须被说明。所以说是它们和约定T理论一起完成了这种对真的定义。于是，这些语义概念，应当被视作塔尔斯基整个理论体系当中的基始概念。它们先于真概念并定义真概念。这都是被形式语言所特有的人工语言性质所决定的。任何关于这种理论基本问题的说明都离不开这些语义概念的参与，这是基于形式语言自身的限定条件。因为，它们被视作一种形式语言内部的、在元语言层面的初始概念。例如定义真，就直接涉及对于“定义”和“满足”这两个语义概念的给定。这样定义真的方式在戴维森看来，并不能够在严格意义上达到自然语言当中语言哲学理论对于真的要求。并且，对于语义概念的认识，尤其是它们与真概念的关系问题上，戴维森有着另外一种模式的见解。然而戴维森在他的真之理论的阶段性阐释当中肯定了满足概念的真之理论。当然这种肯定，是由于相对于形式语言的限定，是在一种相对真之理论的意义上而言的。
戴维森在他的真之理论当中对塔尔斯基的满足概念的真之理论给予了肯定，将它称作一种解释了真的符合直觉的新的真之符合论。原因在于，戴维森认为塔尔斯基利用满足概念结合约定T理论阐明了真概念的部分重要性质。戴维森在相对真之理论同绝对真对真之理论的区分部分，着重阐明了这种理论的重要意义。并且他把这种对真的描述，也称为一种真之理论。虽然它们并没有给出在没有任何条件限制之下彻底定义真的方法，却能够对这些具体限制条件下的真进行某种程度的阐明。因此，戴维森将其称作对某种意义上的真而非真本身进行定义的真之理论，即相对意义上的真之理论。概括讲，在戴维森看来真是不可定义的，只不过这是在绝对意义上而言的。从另一个方面，戴维森认为，人们又需要不断以更加完善并符合时代特性的方式解读真，并且丰富和深刻关于真的知识，这正是这种相对真之理论的理论意义。
总的来说，塔尔斯基满足概念的真之理论被戴维森视作一种当代的真之符合论。戴维森肯定了这种带有限定条件的真之理论的理论价值。作为戴维森真之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满足概念真之理论导致了戴维森对相对真之理论和绝对真之理论的划分。
再次，戴维森真之理论与塔尔斯基真定义之间的理论关系，使塔尔斯基对戴维森的影响更加明确。
在戴维森看来，塔尔斯基真之理论的重要理论作用需要在塔尔斯基工作的基础上被逐渐地、系统地揭示出来。塔尔斯基本人的工作是不够的，应当被作为戴维森工作的出发点和一种理论方法。这反映了戴维森真之理论与塔尔斯基真之理论的承接关系和包容、延伸的关系。
戴维森说：“可以合法地把塔尔斯基的真之定义看作是传达了关于一种语言的实体性的真句子，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对真这个概念一定有比塔尔斯基所提供的更多的东西。”[24]戴维森认为，塔尔斯基的真定义并没有反映出约定T理论在语言哲学当中所应表现出的关键性作用。戴维森所强调的“更多的东西”，来自于他通过约定T理论完成的对自然语言中真概念理论内涵的认识。而这不仅仅是关于形式语言对真概念外延的限定。这是对各种情况下真这个谓词共同用法的总述，是对于真概念的根本看法。这种看法主要体现在，戴维森所强调的真对于信念和意义所具有的本质联系的说法。这就要求打破理想化的形式语言的条件限制，深入到自然语言的意义理论当中。这种意义理论令约定T理论实现了：由生成形式语言限定下的塔尔斯基真之理论，到建立绝对真概念的纲领性真之理论方法的实质转变。后者表现了真作为一个唯一的原初概念理论地位的核心观点。这是戴维森所强调的，他对约定T理论进行发展而得到的关于真之理论的关键性成就。
陈小平说：“我们看到，戴维森对塔斯基的Tx模式加以改造，赋予其经验的内容……戴维森的‘真’理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首先把‘真’看作不加解释的初始概念，然后加以经验的解释。正因为此，其理论也被叫作‘真之初始论’。”[25]戴维森对他的真之初始论的表述和论证基于塔尔斯基的真之理论。除了参与建立意义理论为真之初始论奠定基础外，约定T理论也是戴维森将传统真之理论结合逻辑学方法进行分析的理论工具。戴维森对其真之初始论的建立，基于他对历来的真之理论、包括对实在论以及反实在论代表人物真理观的分析、批评和重新阐释。这里较为重要的内容是对其中合理性的成分进行的澄清，尤其是对这些观点背后的理论直觉进行的说明。这些说明和澄清工作，都以约定T模式所带来的基本限定为依据。如戴维森基于约定T对真之冗余论的批评，以及戴维森对真的符合直觉的阐释以及对新的真之符合论的说明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戴维森正是将约定T理论发展成为一种对传统真之理论进行分析的工具和方法。这种方法将传统哲学中对真的相关看法同现代逻辑的具体工作联系起来，并将其中有价值的直觉性认识进行澄清。因此，戴维森真之理论逐步得到建立的每一环节，都是由约定T理论作为一种评价标准进行切入的。这被戴维森视为一种真之理论方法。当然，这种方法是以塔尔斯基真之论所带来的重要理论意义为探讨前提的。
综合本节的讨论来看，虽然戴维森对于塔尔斯基的约定T理论的进一步阐释和应用已经超越了其被提出时的理论内涵，但是，塔尔斯基最初对于约定T的理论说明是这种理论给戴维森带来的自始至终的关键影响的前提条件。约定T的理论价值和理论作用，在戴维森以真之理论为核心的语言哲学体系当中得到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建构。同时也不可否认，无论在戴维森关于真和解释的论文集选材的归章排列，还是在晚年专著集中对真展开的论述中，大多数关于真的观点都是借助塔尔斯基的理论展开论述的。这种论述的表现形式正是以约定T模式将哲学上的直觉性认识同形式语义学等逻辑学成就相联系。这种方式使真概念在语言一般结构当中的作用展现出来。通过对这些作用的阐释，真概念的相关性质得到表明。约定T的这种理论作用足以表明这一理论在戴维森语言哲学思想当中的地位。同时这也展现出，塔尔斯基的约定T理论应当被视为理解和诠释戴维森真之理论、意义理论、解释理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包括行动理论和心灵哲学等全部语言哲学思想体系的知识性前提、逻辑起点和必要步骤。
本章论述了弗雷格和塔尔斯基的理论在戴维森真之理论以及他的整个语言哲学的思想来源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同其他众多对戴维森产生影响的重要理论或重要哲学思想不同，他们的工作对于戴维森来讲都是具有纲领性意义的。这种纲领性意义体现在，它们给以真之理论为核心的戴维森语言哲学体系在内容和方向上带来双重影响。它们不仅支撑了戴维森真之理论、意义理论以及形而上学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同时为戴维森奠定了理论探讨的重要平台、提供了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来源。并且作为贯穿戴维森整个语言哲学探讨过程中的两条重要线索，弗雷格和塔尔斯基的理论对于戴维森的理论，分别具有重要的理论导向意义和方法论意义。这一点不同程度体现在戴维森对真的相关阐释以及意义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的探讨过程当中。此外，对戴维森的语言哲学思想带来重要影响的还有奎因等哲学家、逻辑学家。他们对于戴维森的理论影响大多体现在具体问题解决的过程当中。例如奎因的整体论思想直接影响了戴维森意义理论的生成，为戴维森提供了一条在弗雷格和塔尔斯基理论所设定的思路上的一种兼容模式和解决方案。这些重要理论作为戴维森真之理论的理论来源，对于戴维森所建立的哲学成就及其如何得到合理的阐释都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国内对于“truth”的翻译有两种，一种译为“真”，另一种译为“真理”。本文采用前一种译法，因此，将“theory of truth”译为“真之理论”，而非“真理理论”。这与《对真理与解释的探究》《真理、意义与方法》等戴维森著作中文译本当中的翻译有所不同，但本文引用文献尊重译者的翻译。类似的情况还有“真概念”对应“真理概念”、“真谓词”对应“真理谓词”、“形而上学中的真之方法”对应“形而上学中的真理方法”，等等。
[2]［美］唐纳德·戴维森.对真理与解释的探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38.
[3]［美］唐纳德·戴维森.对真理与解释的探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39.
[4]同上。
[5]［美］唐纳德·戴维森.对真理与解释的探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39.
[6]［美］柯可·路德维希.唐纳德·戴维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28.
[7]［美］唐纳德·戴维森.真与谓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35.
[8]［美］唐纳德·戴维森.真与谓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50.
[9]［美］唐纳德·戴维森.真与谓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35.
[10]王路.弗雷格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62.
[11]［美］唐纳德·戴维森.对真理与解释的探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55.
[12]［德］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29.
[13]王路.弗雷格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62.
[14]［美］唐纳德·戴维森.对真理与解释的探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59.
[15]［美］唐纳德·戴维森.对真理与解释的探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38.
[16]［美］唐纳德·戴维森.对真理与解释的探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1.
[17]［美］唐纳德·戴维森.对真理与解释的探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84.
[18]［美］唐纳德·戴维森.对真理与解释的探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84.
[19]［美］唐纳德·戴维森.对真理与解释的探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83.
[20]［美］唐纳德·戴维森.对真理与解释的探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83.
[21]［美］唐纳德·戴维森.对真理与解释的探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84.
[22]［美］唐纳德·戴维森.对真理与解释的探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84.
[23]Tarski，A.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J］.Philosophy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1944（4）：345.
[24]［美］唐纳德·戴维森.真与谓述［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
[25]陈晓平.戴维森从塔斯基那里继承了什么？——戴维森与塔斯基的“真”理论之比较［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