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蚊子船”的发展历史

一、英国“蚊子船”的发展 历史

“蚊子船”之前炮艇的发展沿革

在审视中国购买的“蚊子船”之前，有必要对这种构造特殊、使用方式独特的军舰追根溯源，廓清其在舰船发展史中的地位。

从字面来说，“炮艇”（gunboat）这种军舰在海军中的地位极不重要，因此对其的界定是非常不明确的。一般来说，在风帆海军时代，“炮艇”一词指代的主要是三种军舰：

1．一种小型、无分层甲板的舰只，以桨或风帆为动力，可装有一至两根桅杆，武备通常则是一至三门火炮（通常为大型长炮，也有装备大口径短炮者）。这种舰型有可能是以当时通用的平底登陆艇（flat bottomed boats for the landing of men）改装而来，历史至少可追溯至英法七年战争期间。

2．1794年为抵抗法国入侵而建造的吃水较浅的帆船，装备有前向射击的长炮和侧向射击的短炮，通常装有两根桅杆。这种炮艇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双桅炮舰”（gunbrig/ brig），并成为后来蒸汽动力炮艇的直系祖先。

3．在英法战争期间为抵抗入侵而改造的部分单桅舢板（hoy）、驳船（barge）等。^［1］

进入蒸汽时代之后，英国建造了大量的明轮或螺旋桨蒸汽炮舰（steam gunvessel），主要区分于较大型的蒸汽巡航舰（steam frigate）和蒸汽护航舰（steam sloop）。^［2］而近代意义上的蒸汽炮艇（steam gunboat）则出现于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当时联军在进攻俄国沿海要塞的战斗中，亟需一种吃水浅、装备重型火炮且在水文条件复杂的近海或内河行动灵活的蒸汽军舰，执行传递情报、测量、突击、轰炸炮台等任务。因此，在1854年至1856年间，英国采取批量建造的方式，建造了4级共166艘炮艇。这种平底炮艇船体为木质，为使其适合沿岸航行，它们的主龙骨为凹进于船体内的平龙骨，并在船体两侧装有舭龙骨。舰内从艏至艉依次布置水手住舱、炮弹库、锅炉和轮机舱、火药库，以及军官住舱，在锅炉和轮机舱的两侧设置煤仓以为保护。该型舰为单层平甲板船型，主要武备为两门68磅或32磅炮，动力系统采用一台机车锅炉，两座卧式单涨蒸汽机驱动一个双叶螺旋桨推进。^［3］从舰型上看，这种“克里米亚”型炮艇已与后世的“蚊子船”非常接近，可以视为“蚊子船”的直系祖先。

这种炮艇的设计后来一再衍生发展，并在克里米亚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肃清海盗、英埃战争等军事行动和各种外交、科考等非军事行动中表现得极为活跃，以至于“炮舰外交”（Gunboat diplomacy）成了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代名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炮艇的主要作用是在敌方沿海执行复杂多样的军事行动，尤其是集中大量炮艇轰击敌军炮台和进入内河港汊攻击敌军舰船，这是其最为突出的战斗方式。而“蚊子船”的用途则与之大相径庭，无论是英国海军还是其他装备“蚊子船”的海军，对它的主要使用方式都是布置在己方的海岸线上，以其船小炮巨的特点弥补己方炮台之不足，威胁敌军的装甲主力舰。这种独特的用兵思路的产生需要从当时英国的主流海军理论和技术发展背景上去解释。

“蚊子船”诞生的背景：“英格兰堡垒”（Fortress England）理论和海军技术的革命

任何一种武器的产生都是与其所处时代的军事战略理论息息相关的，“蚊子船”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后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英国主流战略理论的巨大影响。

19世纪中期以后，蒸汽动力舰船的大规模应用使得原先的海军战略和战术不再适用。从当时大英帝国所处的外部环境来看，其假想敌仍是欧洲大陆上传统的陆权力量——主要为法国，而蒸汽动力舰船的出现使得英国长期保持的海上力量优势面临被打破的危险。蒸汽动力舰船弥补了法国等大陆国家水手航海技术的缺陷，且天气、潮汐等自然因素对其影响也较小，如果法国能够建立一支以大量小型蒸汽舰船为主力的舰队，越过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就会比风帆时代容易得多。时任英国首相的巴麦尊勋爵（Henry John Temple，3rd Viscount Palmerston，今译“帕麦斯顿”，或“帕麦尔斯顿”等）就毫不掩饰地指出：“海峡已不再是一道屏障。蒸汽动力航行已使得原先陆军不可逾越的天堑变成了一条可被蒸汽动力架起桥梁的小河。”^［4］1844年，英国政府对不列颠岛的沿海防御进行了视察，结果令人大失所望，于是提出将退役的战列舰和巡航舰改造成浮动炮台，加强海岸防御。一些官方团体，如皇家联合王国防御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the Defence of the United Kingdom，1859）和下议院殖民防御特别委员会（House of Commons Select Committee on Colonial Defence，1861）也认为在蒸汽时代海军无法继续维护不列颠的安全，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和强大的海岸防御体系才是未来英国的主要战略方向，需要将不列颠岛本身建成一座防守严密的不沉堡垒。^［5］这就是“英格兰堡垒”这种与英国传统的“蓝水海军”理论背道而驰的战略在1840年代到187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系统完整的帝国防御战略的清晰思考，而陆军的改革和海军的技术变革更加强了这种战略的不确定性，尤其是蒸汽动力的使用成为海军发展的必然趋势之后，英国海军的全球部署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后来曾任第一海务大臣的亚历山大·米尔恩（Admiral Sir Alexander Milne）就曾于1858年指出，蒸汽舰队在战时维持煤炭供应将是非常困难的事情，^［6］潜台词即是在现有的条件下英国海军不足以维护海外殖民地的安全。在政治上，1868年上台的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政府也倡导海外殖民地防御与英国本土防御的脱离，自由党的这种分离主义战略虽然可以为帝国节省极大的防御开支，但也显示出其对传统的海军优势和确保殖民地与贸易线路安全的信心的缺失。在这种背景下，加强不列颠本土防御的问题就摆到了自英国确立海上霸权之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上。

在海军技术方面，19世纪60年代之后，火炮技术与装甲防护技术的发展此消彼长。1862年的汉普顿水道之战（Battle of Hampton Roads）证明了拥有良好装甲防护的铁甲舰可以有效地抵御传统前装滑膛炮的攻击；而1860年之后火炮制造技术的迅速发展又反过来挑战了铁甲舰的地位。甚至在19世纪60年代末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铁甲舰在重炮、撞角、鱼雷、水雷等新式海军武器的威胁下是否还拥有优势成了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中国“蚊子船”购买计划的直接推动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就是“铁甲舰无用论”的大力鼓吹者）。但在“蚊子船”诞生的1867年，鱼雷武器才刚刚出现，尚未经过实战的检验，全面水雷防御更是无从谈起，在近岸克制铁甲舰的最有效武器就是重炮和撞角。因此，英国皇家海军一方面建造了大量岸防铁甲舰，如“君主”号（H. M. S. Monarch）等低舷炮塔舰和“鲁莽”号（H. M. S. Hotspur）等撞击舰；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专用“水炮台”——“蚊子船”的诞生。

1874年前英国“蚊子船”的设计与发展

位于英格兰北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威廉·亨利·阿姆斯特朗公司（William Henry Armstrong & Co．）最早靠水压机械起家，并在克里米亚战争后的1858年开始进行火炮的研究和生产。当时其火炮试验场包括埃尔斯威克工厂对面泰恩河畔的泥滩、纽卡斯尔北面的杰斯蒙德迪恩（Jesmond Dene）和泰恩河口的惠特利贝（Whitley Bay）。由于当地居民对大炮轰鸣声的投诉，阿姆斯特朗公司不得不另寻他途。一种办法便是将大炮装上驳船，拖至海上试验。这给了阿姆斯特朗公司的工程师乔治·怀特威克·伦道尔以启示，能不能设计一种专用搭载重炮的小型炮艇，当作“水炮台”之用呢？^［7］

乔治·伦道尔是与阿姆斯特朗公司关系极其密切的伦道尔家族的一员。其父詹姆斯·麦道斯·伦道尔为当时著名的工程师，在阿姆斯特朗公司创立之初给予了阿姆斯特朗莫大帮助。其兄亚历山大·麦道斯·伦道尔（Alexander Meadows Rendel）是伦敦船坞公司（London Dock Company）的工程师；乔治·伦道尔和他的两个弟弟汉密尔顿·欧文·伦道尔（Hamilton Owen Rendel）、斯图尔特·伦道尔都曾在阿姆斯特朗公司供职，其中汉密尔顿是阿姆斯特朗公司的资深工程师，参与了伦敦塔桥的液压机构设计，而斯图尔特则做过阿姆斯特朗公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负责人，后来一直当到自由党国会议员和阿姆斯特朗公司副总经理。他与赫德及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负责人金登干过从甚密，大量参与了包括订购军舰在内的中国事务。乔治则是一位天才的工程师，在液压机械、火炮炮架和舰船设计上都有着极高的造诣，曾设计了包括世界上第一艘防护巡洋舰“翡翠”号（Esmeralda）在内的许多著名舰船；而且因为阿姆斯特朗勋爵无子嗣，乔治还成了阿姆斯特朗的养子。他后来于1882年离开阿姆斯特朗公司入海军部供职，并于1885年辞职前往意大利，之后虽再度加入阿姆斯特朗公司但再也没有进行舰船设计。^［8］应该说，乔治·伦道尔是19世纪后期世界上最杰出的舰船设计师之一，而“坚定”号（H. M. S. Staunch）“蚊子船”就是其最初的作品。

“坚定”号炮艇由阿姆斯特朗公司与下沃克的查尔斯·米切尔公司签订协议，由米切尔公司负责建造船体部分，阿姆斯特朗公司则提供火炮和液压设备。该艇于1867年6月17日开工，同年12月4日下水，^［9］型长75英尺，宽25英尺，深6英尺6英寸，吃水5英尺10英寸至6英尺，满载排水量200吨。^［10］这种炮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舰艏装备的一门9英寸12½吨阿姆斯特朗前装线膛炮。这种火炮装在传统的下方炮架上，两个小型蒸汽绞盘用来制退、复进和提升弹药，大大节省了操炮人员的数量。最为别出心裁的是，这种炮艇将火炮整体安装于一个可升降平台上，通过一组液压机械可将火炮平台降至船内，在平时航行中可增加舰只的稳定性；战时则将平台抬升至原始位置，升降过程需要约8分钟。火炮本身只能左右旋转各5度，主要采取“整船瞄准”的方法进行射击，因此这种炮艇需要有极好的操控性。在试航中双螺旋桨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仅靠舵叶旋回，它可在2分15秒的时间内旋转一周，可以想象如果采用双螺旋桨差动的方式将能够更快地转向。该型炮艇使用罗伯特·史蒂芬孙公司（Robert Stephenson & Co．）提供的锅炉和轮机，标示功率为130匹马力，可以以最高7节的速度航行。^［11］而且因为无须出海作战，这型炮艇还是英国海军中第一种完全取消风帆装置的军舰。^［12］对于这种炮艇的发明动机，1868年5月1日出版发行的《工程师》杂志（The Engineer）曾指出，在“坚定”号之前的岸防炮艇设计中，如果将舰体做得非常小，而载一门如此巨大的火炮，在恶劣天候下其适航性就很成问题，而“坚定”号则很好地解决了适航性、小舰体和大火炮之间的矛盾。^［13］

乔治·伦道尔的这种“蚊子船”设计在海军中得到了其好友、时任海军火炮总监（Director of Naval Ordnance）的凯古柏（Astley Cooper Key）^［14］的支持，并将之推荐给了海军部。^［15］在“坚定”号之后，英国海军又在朴次茅斯造船厂（Portsmouth Dockyard）订造了另一艘“蚊子船”的原型舰“大胆”号（H. M. S. Plucky），它与“坚定”号的设计非常接近，最明显的区别是“大胆”号的火炮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旋转，而不需要完全依靠整船瞄准，并且它也没有继续采用“坚定”号的绞盘制退复进方式。^［16］在这两艘“蚊子船”获得成功后，英国海军随即于1870年到1879年间采购了24艘“蚂蚁”级“蚊子船”。这一型“蚊子船”可以称为英国海军“蚊子船”的定型之作，也与后来中国海军购买的“福胜”级“蚊子船”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该型“蚊子船”在“坚定”“大胆”的基础上有所放大，型长85英尺，宽26英尺1½英寸，深6英尺，吃水5英尺9英寸至6英尺3英寸，满载排水量245吨，装备一门伍尔威治皇家兵工厂（Royal Arsenal，Woolwich）生产的10英寸18吨前装线膛炮，炮身装在下方的炮架上，采用了一组被称为“埃尔斯威克制退器”（Elswick compressor）的摩擦铁片制退，^［17］炮架下的导轨允许火炮在60度的范围内旋回。与“坚定”号一样，“蚂蚁”级的火炮也整体装置于液压升降平台上，总体设计如下：

前甲板为一段龟背状锚甲板，装备两只海军锚（admiralty pattern anchor），之后是一段高起的舷墙，起到保护人员和防浪的作用，火炮前方部分围壁可以折倒。火炮平台左侧为水手卫生间，右侧为通往艏楼内部的出入口。火炮后方每舷分别有一个药包提升井和弹头提升井，中间是锚链绞盘和通往辅机舱的出入口。中部甲板上布置有一个高起的小型罗经舰桥，配有舵轮、罗经、车钟等设备，其后方为烟囱，烟囱右侧有一个手摇泵，两侧甲板上设有煤仓盖，烟囱后部有简易的厨房。后甲板上主要布置轮机舱口、信号桅杆、手摇泵、军官室天窗、出入口等。船艉左舷为军官卫生间，右侧为吊床柜。中部左舷载一艘20英尺纪格艇（gig），右舷载一艘12英尺定纪艇（dinghy）。^［18］

底舱甲板最前部是水手住舱。后方为火炮平台升降井，其两侧为药包库，左舷还设有水箱。后方中部为辅机舱，主要操作锚绞盘和火炮平台的升降，左右两侧分别布置管轮住舱、炮手住舱和弹头库。中段舰体内布置锅炉、轮机舱，两侧设置煤仓和管轮库房。底舱最后部分为军官起居室和卧室。^［19］

在为英国海军大批建造“蚂蚁”级“蚊子船”的同时，英国的一些造船公司也开始外销这种新型岸防军舰，如伯肯黑德的莱尔德兄弟公司为阿根廷海军建造了两艘放大型的“蚊子船”“共和”级（Republica class），阿姆斯特朗公司也为荷兰海军建造了两艘“坚定”号的改进型“蚊子船”。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九头蛇”号（Hydra），较之笨重的整体式升降平台，这种炮艇采用了一种被称为蒙克里夫式炮架（Moncrieff mounting）的全新火炮液压机构。这种炮架由英国炮兵军官亚历山大·蒙克里夫（Alexander Moncrieff）发明，是一种原始的隐现式炮架（disappearing gun），^［20］火炮通过一组连杆连接到一个液压筒上，在后坐时液压筒的活塞推挤后方的水通过一个阀门进入水箱，靠挤压水箱中的压缩空气吸收后坐能量实现制退的目的。同样，在水箱中储存的气压可以推动水经过另一条支路使火炮复位。^［21］使用这种炮架，在后坐的过程中，火炮会发生很大的垂直位移，因此火炮的装填工作可以在底舱进行，平常航行时也可以使火炮处于降低状态，这样就省去了“坚定”型炮艇的整体升降台。但在实践中发现，这种炮架需要精确地调节压缩空气的气压以使火炮下降到指定位置，而且在后坐的过程中会损耗很大的能量，后坐的能量也不足以使火炮复位，因此仍只能采用液压方式进行制退和复进。^［22］蒙克里夫炮架仅在“九头蛇”号上使用了一例后就再也没有应用在其他“蚊子船”上了。

19世纪70年代后的一段时间里，不仅是英国，其他一些海军国家如德国、丹麦、挪威等也开始建造这种造价不高，但可以使岸防实力得到迅速增强的炮艇。“蚊子船”的样式也一再推陈出新，出现了装甲“蚊子船”、专用火炮实验船等，有些甚至具有了小型巡洋舰的雏形。^［23］

“蚊子船”的作战方式及其消亡

如同后来出现的鱼雷艇、导弹艇一样，在“蚊子船”诞生之初，这种背负巨大火炮的小艇也被认为是一种在近岸防御中极为有效的兵器。乔治·伦道尔曾在《泰晤士报》（The Times）的采访中提到他设想的“蚊子船”作战方式：

用这笔钱［建造一艘“海克力士”（H. M. S. Hercules）级铁甲舰的经费］我可以建造十到十二艘“坚定”型炮艇，将它们从海岸线上的一点移到另一点，防御敌人可能威胁的许多个港口。它们将作为浮动的炮台，甚至不止于此。它们不装备装甲，但它们极小的体型就是最好的防御。如果铁甲舰接近，它们就将占据铁甲舰无法进入的浅水阵位，然后从不同的方位对其装甲的薄弱部位进行集中打击。^［24］

阿姆斯特朗勋爵也曾在1882年英国工程师协会（The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的会议中发言谈及“蚊子船”的作战方式：

炮艇，仅作为浮动炮台建造，可以用来搭载最重的火炮。它们在敌军炮火下只会成为很小的目标，而且，它们在使用时距离多变，使其极难被命中。它们将会被分散使用，以使炮烟不会遮蔽彼此，并且能对一艘军舰投以集中炮火。它们在必要时可以撤入浅水，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在防波堤后继续开火，而防波堤则能为其提供保护。与一座炮台只能固定于一点不同，它们能够追击，或撤退，或集合一处占据新阵位，它们还能够执行许多任务，辅助舰队的工作。若加上装备鱼雷的蒸汽舢板，它们将能提供一种灵活而强大的防御方式，而且或许在装甲炮台即便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仍有必要采用。在任何情况下，对于防御商港来说，炮艇，在鱼雷舰艇的协助下，将会比任何固定的炮台有效得多，因此使我们的商港脱离外海舰队的保护的第一步，应该就是为每个港口配备足够的这种舰艇，它们可以由受过训练的志愿民兵驾驶。^［25］

不仅如此，有些英国军官甚至认为“蚊子船”有潜在的对岸攻击能力，在远洋舰队的保护下，如同克里米亚战争中的炮艇使用方式一样，它们能够集中火力对敌沿海炮台进行打击。^［26］

评价一型舰艇成功与否，其攻击能力和生存能力是最值得考究的两个方面。在原先的设想中，“蚊子船”搭载的一门大口径火炮足以威胁铁甲舰的装甲，非装甲目标则更是不在话下；但正如一些英国海军军官所指出的，“蚊子船”事实上并非一个良好的火炮射击平台，因其主炮主要依靠“整船瞄准”，任何微小的摇动、震动或颠簸都有可能影响瞄准效果。再者，“蚊子船”主炮极其缓慢的射速在火炮技术普遍不发达、舰艇航速也不快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或许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随着19世纪八九十年代火炮射速和军舰航速的大幅提高，其笨重的单门大口径火炮还有多少实际意义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也正因为如此，后来英国的“蚊子船”大都换装了更轻便、快捷的火炮）。同时，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型炮架的应用，中口径以上火炮的射速获得了极大的提高，根据1890年在锡勒斯（Silloth）炮术试验场的测试，6英寸阿姆斯特朗速射炮发射一发炮弹平均仅需10秒钟左右。^［27］可想而知，速射炮对于“蚊子船”这样行动缓慢的非装甲目标的威胁是极其致命的，“蚊子船”已不可能再依靠其体型较小的特点来获得较高的生存率。

在自身的攻击能力和生存能力都无法保证的同时，“蚊子船”还遭遇了更为有效的岸防舰艇——鱼雷艇的严峻挑战。19世纪70年代后，鱼雷兵器逐渐实用化，凭借着高航速的优势，鱼雷艇如果利用地形、依附其他军舰或利用夜色出击，其隐蔽性、生存能力以及强大的破坏力都是“蚊子船”望尘莫及的。鱼雷兵器的异军突起甚至促成了法国“青年学派”（Jeune École）的形成，该学派重视岸防和破交的作用，在19世纪后半叶海军战略理论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应该说，“蚊子船”是一种非常生不逢时的军舰，其体现的岸防思想固然有可圈可点之处，也以其低廉的造价使得许多原本海防羸弱的国家快速获得了一支可观的近岸防御力量。但是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以及19世纪后半期海军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它几乎刚刚诞生就开始处于濒临淘汰的境地。中国海军购买“蚊子船”的1870年代末至1880年代初正是“蚊子船”达到顶峰、开始走向衰落之时，但当时还没有人能预见这种军舰退出历史舞台的速度会如此之快，我们若以今天的眼光指摘当年的决策者购买这种军舰为愚蠢之行为，似乎未免有苛责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