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小结
中国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购买了5级共13艘“蚊子船”，成为世界上仅次于英国的拥有“蚊子船”最多的国家。这些“蚊子船”的航迹遍布北洋、南洋、福建、广东，甚至及于朝鲜、日本，无疑在中国海军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这是中国中央政府第一次成功地向国外购买军舰的实例；其次，“蚊子船”虽是小舰，却包含了一些当时造船、火炮等工业中最先进的技术，西方最前沿的海军科技由此首次进入中国；第三，中国海防，尤其是北洋海防随着“蚊子船”的购入得到了一次极大的加强，北洋水师初具雏形；第四，在“蚊子船”购买过程中伴随的一系列海防讨论极大地深化了中国政府的海防意识和海防观念；第五，“蚊子船”对于北洋水师的人才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后来在甲午海战中担任指挥的主战舰艇管带几乎都有管驾“蚊子船”的经历；第六，随着“蚊子船”的到来，带来了包括后来成为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在内的大批洋员教习，这是中国海军引入洋员较早和规模较大的一次；第七，购买“蚊子船”为中国政府和李鸿章积累了宝贵的外购军舰经验，虽然这次购舰活动以海关作为中介，但之后羽翼渐丰的李鸿章便有能力绕过赫德，直接与英、德等国的厂商接洽了；第八，这批“蚊子船”首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海军的形象，如在朴次茅斯举行的检阅仪式、回航途中在各港口的展示等都在向世界昭示：中国海军即将在世界上崛起。
另一方面，向中国外销“蚊子船”对于英国方面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虽然这是私人企业行为，但英国政府亦视之为打开中国市场和控制中国海军的重要举措，始终予以全力配合，赫德为首的中国海关作为购舰的中介更是不遗余力。对于阿姆斯特朗公司来说，这也是该公司自成立以来接到的最大一笔造船订单，对于公司早期造船业务的开拓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阿姆斯特朗公司后来成为全世界最成功的外销军舰建造厂，而中国的“蚊子船”对其来说无疑就是掘到的第一桶金。
对于这些“蚊子船”的成败，自其购买以来就一直争议不断。如美国海军总工程师詹姆斯·威尔森·金（James Wilson King）就曾在其报告中这样评价“伽玛”级“蚊子船”：
对这些军舰的优点有些估计过高了。它们并非没有缺点，其中的一项就是其原本希望在军舰不移动的情况下火炮能够横向旋转，为此其需要以最大的效率操纵，海面也需要相对平静；在这种时刻，装甲舰要以小型线膛炮击中其中的一艘，将其送入海底也就十分容易了。因此，除非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它们只适合进行防御任务，战争状况下在这些舰上工作需要担负极大的风险。［438］
英国政治家、著名海军评论家托马斯·布拉西爵士则说：
就装备38吨火炮而言，中国的炮舰显然过于易受攻击了。三艘“彗星”（Comet）型炮舰［439］每艘载一门18吨火炮，价格与一艘“埃普西隆”级持平。结论即“彗星”型是最好的型号。［440］
赫德在事后（1883）回过头来评价“蚊子船”和巡洋舰的交易时，也持较为客观的态度：
它们（指“蚊子船”和巡洋舰）确是装有大炮，但每艘船是一个马口铁罐子，很容易被打得尽是窟窿。这些舰船除非管理特别得当，就不可能有效，无论如何，这些舰艇的价值比它们的买价高得多，这项试验的好处远比害处为多。［441］
历来对于这批“蚊子船”在中国近代海防中所具有的意义，贬议远多于褒议，但笔者认为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购买“蚊子船”的行动是有许多合理性、必然性的，其中的技术原因与经济原因上文已多次提及，不再赘述。
“蚊子船”在近代保卫海防、抵御外侮的战争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未竟全功，令人扼腕。这一方面是由于这种舰只本身战斗力有限，且技术很快过时，对其报以过高的期望本来就是不实际的；另外也有一些使用失当的战略、战术原因，未能扬其长、避其短。然而戏剧性的是，一些未在战争中损失的“蚊子船”后来却成了著名的“寿星”军舰，长期顽强地战斗在海防前线发挥余热，这或许是当时购买“蚊子船”的决策者们没有料到的，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
1937年，当60多岁高龄的“策电”号“蚊子船”最终在抗战的硝烟中消逝时，那个曾倚之为海防柱石的大清王朝早已成为历史，孕育了她的阿姆斯特朗公司也已辉煌不再，文祥、李鸿章、沈葆桢、赫德、金登干、乔治·伦道尔、斯图尔特·伦道尔、琅威理……一个个曾与它关联的人物早已作古。物换星移，只有“蚊子船”这个名词将被保存在中国海军史的辞典里，并永远地流传下去。
注释：
［1］David Lyon: The Sailing Navy List: All the Ships of the Royal Navy, Built, Purchased and Captured 1688-1860, Conway Maritime Press, 1993, p. xiii.
［2］David Lyon and Rif Winfield: The Sailing and Steam Navy List: All the Ships of the Royal Navy 1815-1889, Chatham Publishing, 2004, pp. 162, 218.
［3］D. K. Brown: Before the Ironclad: Development of Ship Design, Propulsion and Armament in the Royal Navy, 1815-60, Conway Maritime Press, 1990, pp. 145-148.
［4］Hansard 3rd ser. Vol.82, col. 1224.
［5］Roger Parkinson: The Late Victoria Navy: the Pre-Dreadnought Er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Boydell Press, 2008, pp. 10-11.
［6］Option of the Law Officers of the Crown on the Supply of Coal from Neutral Ports to Her Majesty's Vessels in Time of War, June 10th, 1858,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MLN/142/3(3).
［7］Peter Brook: Warships for Export: Armstrong Warships 1867-1927, The World Ship Society, 1999, p. 22.
［8］Rendel papers, Tyne & Wear Archives.
［9］Peter Brook: Warships for Export: Armstrong Warships 1867-1927, The World Ship Society, 1999, p. 24.
［10］David Lyon and Rif Winfield: The Sailing and Steam Navy List: All the Ships of the Royal Navy 1815-1889, Chatham Publishing, 2004, p. 279.
［11］The Engineer, May 1st, 1868, p.321.
［12］David K. Brown: Warrior to Dreadnought: Warship Development 1860-1905, Chatham Publishing, 1997, p. 122.
［13］The Engineer, May 1st, 1868, p. 321.
［14］后其曾在1879至1882年间担任第一海务大臣，任职期间重视海军新技术的应用。
［15］Peter Brook: Warships for Export: Armstrong Warships 1867-1927, The World Ship Society, 1999, p. 22.
［16］David Lyon and Rif Winfield: The Sailing and Steam Navy List: All the Ships of the Royal Navy 1815-1889, Chatham Publishing, 2004, p. 279. “大胆”号的图纸见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DR2780。
［17］George Wightwick Rendel: Gun-Carriages and Mechanical Appliances for Working Heavy Ordnance, printed by William Clowes and Sons, 1874.
［18］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NPA 6000-6003.
［19］Ibid.
［20］中国文献亦将隐现式岸防炮称为“地阱炮”。
［21］The Engineer, September 19th, 1873, p. 191.
［22］George Wightwick Rendel: Gun-Carriages and Mechanical Appliances for Working Heavy Ordnance, printed by William Clowes and Sons, 1874, p. 18.
［23］Richard M. Anderson: Flatirons: the Rendel Gunboats, Warship International, Vol. ⅫⅠ, No.1, 1976, pp. 49-78.
［24］The Times, July 25th, 1879.
［25］Minutes of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 with Other Selected and Abstracted Papers. Vol. LⅩⅧ, the Institution, 1882, pp.43-44．另外阿姆斯特朗勋爵还曾致信《泰晤士报》，讨论“蚊子船”与近海防御问题，内容大同小异，见The Times, May 22nd, 1869。
［26］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Lords Commissioners of the Admiralty to Examine the Designs upon Which Ships of War Have Recently Been Constructed with Analysis of Evidence, Cmnd London 1872, pp.53-54.Quoted in Peter Brook: Warships for Export: Armstrong Warships 1867-1927, The World Ship Society, 1999, p. 22.
［27］Modern Naval Artillery, printed by W. P. Griffith & Sons, 1891, pp.56-59.
［28］此前虽然某些省份也有购买少量武装轮船的举措，但不成系统，且难以成为真正军舰。亨利·华尔亦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代购过一批轮船，但也最终流产。参见马幼垣：《亨利·华尔代沪所购美舰考》，载《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3—46页。
［29］F.O. 17/674, Foochow, June 3rd, 1874, Giquel to Wade．转见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7页。唯王家俭先生只列出了这些铁甲舰的英文名字，却未能对这些铁甲舰的性能进行进一步考究，殊为遗憾。
［30］据沈葆桢、李鸿章等人信函记载，通过容闳向美国打探的为“荷波根”船厂所造之新铁甲船。当时美国海军正处于“黑暗时代”，除了一型浅水重炮舰（后来的“安菲特律特”级，Amphitrite class）之外，再无生产其他铁甲舰。该级四舰中，容闳所指或为菲涅斯·伯格斯（Phineas Burgess）船厂所建的一艘。后来美国海军一度取消建造计划，竟使得该公司破产。
［31］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
［32］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下册），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3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0页。
［3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0页。
［35］Treatise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ufacture of Ordnance in the British Service Prepared in the Royal Gun Factory,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 1879, pp. 86-87.
［36］G. Mackinlay: Text Book of Gunnery, 1887, Printed by Harrison and Sons, 1887, pp. 312-313．英尺吨为动能单位，等于将1吨重物提高1英尺所需的能量。
［3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1页。
［3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60页。
［39］“伦道尔档案”为阿姆斯特朗公司董事、英国国会议员斯图尔特·伦道尔生前所藏函电、档案，因其为阿姆斯特朗公司对外接揽业务的重要经手人，其兄乔治·伦道尔为阿姆斯特朗公司著名设计师，因此档案中包括有大量涉及中国事务的档案资料。该档案于1963年存于纽卡斯尔市档案馆，1974年转入泰恩-威尔郡档案馆。
［40］Tyne & Wear Archives 31-5086.
［41］Ibid.
［42］如北洋海军的“平远”舰就是一例。
［4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4页。
［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66页。
［45］Tyne & Wear Archives 31-5105.
［46］Tyne & Wear Archives 31-5093.
［47］手稿中记录C型报价为24000镑，D型报价为31000镑，“龙骧”级实际价格为23000镑，“飞霆”级实际价格为33400镑。
［48］The Times, January 29th, 1877.
［49］《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中将此型舰翻译为“劫掠”号，现根据一般翻译将其译为“蹂躏”号。
［5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6页。
［5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68页。金登干写信时“北安普顿”号尚未命名，但结合他的描述看显然是这艘军舰无疑。
［5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卷九十八，叶十九至二十。
［5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卷九十八，叶二十一。
［5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卷九十八，叶二十三。
［5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卷九十八，叶三十一。
［5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卷九十九，叶三十四。
［57］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58］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奏议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页。
［59］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奏议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
［60］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61］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36页。
［62］李鸿章曾在给沈葆桢的信中写道：“文相急欲购办守口小铁船，属赫德由电信问价”等言，可见文祥是购买“蚊子船”一事赫德的主要联系者，也是在中央的实际推动者。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
［63］凯瑟琳·F．布鲁纳、约翰·K．费正清、理查德·J．司马富编，陈绛译：《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页。
［64］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
［65］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页。
［6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9页。
［67］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
［68］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页。
［69］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
［70］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200页。
［71］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36页。
［7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2页。
［7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6页。
［7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4页。
［75］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奏议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页。
［7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74、295、279页。
［7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第96、387、419页。
［7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60页。
［7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6页。
［8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46页。
［8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30页。
［8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30页。
［8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49页。
［84］金登干第一次向赫德提议使用测距仪是于1874年11月5日的53号电报中，后赫德几经重申，但最后因为价格较贵且没有应用于舰船上的经验而没有购买，赫德对此表示遗憾。见《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第387、433、464页；（第八卷），第24、74、87页。
［85］Philip Nolan: Ranges, and Nolan's Range-finder,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 Vol. 14, 1871, pp. 1-18.
［86］巴尔—斯特劳德式测距仪在日本海军中被称为“武式1.5米测距仪”，中日双方在甲午战争时期的观瞄技术参见李玉生、李钢：《甲午战争时期海军观瞄射控技术及中日海军炮战运动》，未刊稿。
［87］阿姆斯特朗公司于1927年被维克斯公司收购，而维克斯公司在20世纪后半叶国有化，被肢解后各个子公司由其他公司并购。因此现在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和巴罗因弗内斯的坎布里亚郡档案馆（Cumbria Archive Service）等地保存的维克斯档案中都能看到一部分原属于阿姆斯特朗公司的档案。
［88］China: War Vessels and Torpedo Boats, Admiralty Intelligence Departments, October 1891, p. 16.
［89］海军型锅炉全称海军部型直管锅炉（Admiralty type direct-tube boiler），中国当时又称之为矮式锅炉，为一种直焰式圆形锅炉，在炉膛与烟管之间有一个燃烧室。
［90］China: War Vessels and Torpedo Boats, Admiralty Intelligence Departments, October 1891, pp. 62-63.
［91］Naval Architect's Notebooks belonging to Sir George Thurston,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MSS/72/017.
［92］China: War Vessels and Torpedo Boats, Admiralty Intelligence Departments, October 1891, p. 62.
［93］USN: NR&L(O) 12208.
［94］China: War Vessels and Torpedo Boats, Admiralty Intelligence Departments, October 1891, p. 62.
［95］Ibid., p. 9.
［96］Ibid., p. 16.
［97］Ibid., pp. 64-65.
［98］Tyne & Wear Archives 31-5110 – 31-5119, 31-5130.
［99］China: War Vessels and Torpedo Boats, Admiralty Intelligence Departments, October 1891, p. 64.
［100］Newcastle City Library G7613, Vickers Archives 2585.
［101］China: War Vessels and Torpedo Boats, Admiralty Intelligence Departments, October 1891, p. 64.
［102］Ibid.,p. 9.
［103］The Times, January 29th, 1877, February 20th, 1877.
［104］W. G. Armstrong: The Application of Hydraulic Power to Naval Gunnery, 1887, pp.3-4.
［105］“飞霆”级的液压系统参考“伦道尔档案”中的图纸：Tyne & Wear Archives 31-5110 – 31-5119。
［10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09页。
［107］Peter Brook: Warships for Export: Armstrong Warships, the World Ship Society, 1999, p. 30.
［10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第334页；（第八卷），第57、66页。
［10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57页。
［1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60页。
［111］Peter Brook: Warships for Export: Armstrong Warships, the World Ship Society, 1999, p.30.
［1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91、397页。
［1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第409、412页；（第八卷），第79页。
［1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11页。
［115］Peter Brook: Warships for Export: Armstrong Warships, the World Ship Society, 1999, p. 30.
［11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第469、489页；（第八卷），第102页。
［117］The Times, January 29th, 1877.
［1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第495、506页；（第八卷），第106、107页。
［119］The Times, February 20th, 1877.
［120］钟叔河主编：《郭嵩焘日记》（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页。
［121］The Times, February 20th, 1877.
［122］Ibid.
［12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11页。
［124］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奏议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页。
［125］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页。
［126］在李鸿章与赫德所签的《购买船炮章程》中，双方即拟“就近挑选中国水手八十名，陆续分起赴英国，运船来至中国”。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页。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也提到想派海关巡船船长哥嘉和葛雷森及中国船员去英国接舰。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42页。
［12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65页。
［12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01页。
［129］英国海军部档案ADM/196/36。
［130］英国海军部档案ADM/196/15，ADM/196/36。
［131］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页。
［13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2页。
［13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8页。
［13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6页。
［13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2、118、133、140页。该书将Minerva译为“矿工”，实误，现根据英文原文重译。
［13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0页。
［13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18页。
［138］Robert Ronald Campbell: James Duncal Campbell, A Memoir By His S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70, p. 42.
［13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第427—468页；（第八卷），第80—91页。
［14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64页。
［14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34页。
［142］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奏议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页。
［143］Tyne & Wear Archives 31-5089.
［1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0页。
［145］H. M. S. Coquette，一般称此级为“爱俪儿”（Ariel）级，琅威理曾担任该级的“苍鹰”号舰长。
［146］Tyne & Wear Archives 31-5090.
［14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7—118页。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飞霆”级“蚊子船”的回航途中，英国下议院议员托马斯·布拉西（Thomas Brassey，即后来《布拉西海军年鉴》的创始人）曾为此事撰文，讨论了“蚊子船”等海军建设问题，The Times, May 30th，1877。
［14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61页。
［149］Tyne & Wear Archives 31-5091.
［150］Tyne & Wear Archives 31-5092.
［151］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152］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153］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页。
［154］李鸿章督催拟定二舰舰名的信函，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9、137页。
［155］钟叔河主编：《郭嵩焘日记》（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0页。“扶桑”舰制造费为日元21301.771円，“金刚”“比睿”均为15976.338円，参见海军大臣官房编：《海军军备沿革》，大正十一年（1922）版，第19页。
［15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第109页；（第一卷），第516页。
［157］赵春晨编：《丁日昌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页。
［158］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73页。
［159］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16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第125—128页；（第一卷），第588、602页。
［161］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
［162］郭嵩焘在光绪三年八月廿四日（1877年9月30日）日记中这样记述：“晚间，丹崖（李凤苞的字）偕日意格复至，为往纽开斯安密斯登（纽卡斯尔阿姆斯特朗）炮局，并托函告外部。”见钟叔河主编：《郭嵩焘日记》（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页。可见李凤苞、日意格前往纽卡斯尔应是在10月初，而金登干直到10月12日才得知此事。
［1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第608、611页；（第八卷），第130页。
［164］Tyne & Wear Archives 31-4897, 31-4898.
［16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第614—636页；（第八卷），130—135页。
［166］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41页。
［167］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41页。
［168］沈葆桢撰，林海权整理点校：《沈文肃公牍》，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84页。
［169］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页。
［170］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27页。
［17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第44页；（第八卷），第155页。
［17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第51、54—55、63页；（第八卷），第157页。
［173］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页。
［174］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1页。
［17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3页。
［176］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40页。
［177］Tyne & Wear Archives 31-4910, 31-4912．其中31-4912为初稿修改件，并有阿姆斯特朗和金登干的签名，31-4910为正式稿复件。
［178］Tyne & Wear Archives 31-4911.
［17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0页。
［18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8页。
［181］Tyne & Wear Archives 31-4912.
［18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62页。
［18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第122、125页；（第八卷），第163、165页。
［18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0页。
［18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60页。
［186］Tyne & Wear Archives 31-4908.
［187］Tyne & Wear Archives 31-4916.
［188］本小节主要参考Detailed Specification, Tyne & Wear Archives 31-5094；Tyne & Wear Archives 31-5095；Gunboat “Gamma” Type Plan, Tyne & Wear Archives 31-5121；Gunboat “Gamma” Type Plan, Vickers Archives 555,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18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11页。阿姆斯特朗公司曾把这种方案推荐给李凤苞和金登干。
［190］Thomas Brassey: The British Navy: Its Strength,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Longmans, Green & Co., 1882, p. 94.
［191］该种炮艇图纸见Tyne & Wear Archives 31-5120。
［192］“麦地那”级的图纸和技术数据参见David Lyon and Rif Winfield: The Sailing and Steam Navy List: All the Ships of the Royal Navy 1815-1889, Chatham Publishing, 2004, pp. 281-282。
［193］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194］Tyne & Wear Archives 31-5094, 31-5122,31-5130.
［195］重量单位，1英担约等于50.8千克。
［19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82页。
［197］Peter Brook: Warships for Export: Armstrong Warships, the World Ship Society, 1999, p. 30.
［198］Tyne & Wear Archives 31-4915.
［19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7页。
［200］Peter Brook: Warships for Export: Armstrong Warships, the World Ship Society, 1999, p. 30.
［201］《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中将其翻译为“朱庇特”号，现根据一般翻译将其译为“雷神”号。
［202］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25th Jan, 1879.
［20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第158、159、162页；（第八卷），第168—170页。
［20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88页。
［20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82页。该书中将金登干寄给赫德的Z/86号信的时间注为1879年3月29日，但金登干写此信是在马特洛克疗养时，对照他写于同年6月6日的Z/87号信，内有“我只能在马特洛克逗留三天”的语句；以及乔治·伦道尔写于5月29日的记录“埃普西隆”号首航的信件（Tyne & Wear Archives 31-4926），可以发现Z/86号信的写作时间实际应为1879年5月29日。这是《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一书整理档案时发生的错误。
［206］Tyne & Wear Archives 31-4926.
［20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82页。
［208］“西塔”舰实测航速为9.994节，与合同航速稍有差距，但因差距不大公试航速被修改为10.000节，也获得了检验通过。航速修改情况可见海军部检验员阿灵顿（J. Allington）的报告：Tyne & Wear Archives 31-4936.
［209］Tyne & Wear Archives 31-4933.
［210］Ibid.
［211］Tyne & Wear Archives 31-4935, 31-4936.
［2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10页。“伦道尔档案”中的炮艇试航报告（Tyne & Wear Archives 31-4933）中称两位中方随员为“attaches”，即参赞；而金登干在信中则称其为“students”，即学生，《中国海关密档》将其翻译成留学生，容易令人联想起当时正在英国受训的福建船政留学生，但根据他们晕船且害怕的情况看，是参赞的可能性比较大。
［213］Journals Kept by An Anonymous Lieutenant,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RUSI/NM/167.
［214］Tyne & Wear Archives 31-4941.
［215］Tyne & Wear Archives 31-4950, 31-4954.(https://www.daowen.com)
［216］Journals Kept by An Anonymous Lieutenant,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RUSI/NM/167.
［217］The Times, 25th July, 1879.
［218］《曾纪泽日记》（中册），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897页。
［219］The Times, 25th July, 1879.
［220］Ibid.
［221］《曾纪泽日记》（中册），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897页。
［22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63页。
［22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66页。
［224］英国海军部档案ADM/196/15。
［225］The Times, March 31st, 1879.
［22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87页。
［22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第196页；（第八卷），第174页。
［22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第185、188页；（第八卷），第173页。
［229］The Times, July 25th, 1879. China Mail, October 18th, 1879.
［23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19页。
［23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书，第220页。
［23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22页。
［233］Journals kept by an anonymous lieutenant,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RUSI/NM/167.
［234］Tyne & Wear Archives 31-4974, 31-4999.
［235］更换螺旋桨一事，琅威理报告中并未提到，但金登干致赫德的函电中曾提及，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41页。
［23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60页。
［237］China Mail, October 21st, 1879.
［238］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52页。
［239］Tyne & Wear Archives 31-4974, 31-4999.
［240］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奏议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03页。
［241］Tyne & Wear Archives 31-4974, 31-4999.
［242］Robert Ronald Campbell: James Duncan Campbell, A Memoir By His S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70, p. 44.
［243］吴元炳辑：《沈文肃公（葆桢）政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辑》，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21页。值得注意的是，沈葆桢的命名并不是与这批“蚊子船”的原名“埃普西隆”“基塔”“艾塔”“西塔”一一对应的。李鸿章曾在“验收续购船炮折”中说：“该四船系接前购四船，编为五、六、七、八号，仍照沈葆桢所拟船名，曰‘镇北’‘镇南’‘镇东’‘镇西’，以资号召。”因此最终的英文舰名与中文名对应关系应以李鸿章所说为准。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奏议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03页。
［244］李鸿章决定于天津交接，应是在1878年11月与裴式楷会面时。裴式楷发给赫德的电文中有“炮艇能在初秋到天津即可”一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65页。
［245］沈葆桢撰，林海权整理点校：《沈文肃公牍》，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22页。
［246］沈葆桢撰，林海权整理点校：《沈文肃公牍》，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25页。
［247］沈葆桢撰，林海权整理点校：《沈文肃公牍》，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23页。
［248］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3页。
［249］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7页。
［250］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29页。
［251］综合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31页；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73、484—485页；沈葆桢撰，林海权整理点校：《沈文肃公牍》，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98—800页。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127页。
［252］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页。
［253］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126页。
［254］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73页。
［255］如李鸿章于1879年10月3日“复总署论海防”一函中有“尊处意在必行，唯幼丹（沈葆桢的字）所见未恰”等语，可见沈葆桢对此的反对是十分坚决的。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85页。
［256］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84—485页；沈葆桢撰，林海权整理点校：《沈文肃公牍》，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98—800页。
［257］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89页。
［258］沈葆桢撰，林海权整理点校：《沈文肃公牍》，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99—800页。
［25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70页。
［260］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89页。
［261］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6页。
［262］巴林公司与一些驻华洋行的关系往来参见巴林公司档案：The Baring Archive HC6: Indian Sub-continent,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
［263］Tyne & Wear Archives 31-4975.
［264］“猎犬”级“蚊子船”是“蚂蚁”级“蚊子船”的小改型号，许多文献将其作为一级。
［26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70页。
［266］Tyne & Wear Archives 31-5096, 31-5097.
［267］Tyne & Wear Archives 31-5101.
［268］Tyne & Wear Archives 31-4975.
［26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9、190、192页。
［27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95页。
［271］徐建寅：《欧游杂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272］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04页。
［273］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44页。
［274］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75页。
［275］Tyne & Wear Archives 31-5008.
［276］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89页。
［277］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4页。
［278］《清实录》（第五三册）《德宗实录》（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叶五二三。
［279］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奏议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12页。
［280］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16页。
［281］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奏议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14页。
［282］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90页。
［283］《清实录》（第五三册）《德宗实录》（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叶五二七。
［284］《清实录》（第五三册）《德宗实录》（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叶五二九。
［285］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27页。
［286］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04页。
［287］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36—437页。
［288］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38—439页。
［289］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08、514、516—518页。
［29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01页。
［29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04页。
［29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第205页；（第二卷），第329页。阿姆斯特朗公司的报价单见Tyne & Wear Archives 31-5001。
［293］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38页。
［29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第334页；（第八卷），第208页。
［29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09页。
［296］广东省的订购过程参见张树声于1880年7月26日（光绪六年六月二十日）的奏疏，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56页。另参见张树声、裕宽1880年8月19日筹解第一期船款的奏疏，见《稿本总理衙门档案》（四），《晚清四部丛刊》第九编第47卷，（台湾）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093—2098页。
［297］Tyne & Wear Archives 31-5003.
［29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40页。
［29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10页。
［30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32、366、372、382页。
［301］李凤苞：《使德日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3页。
［302］Pictures of Krupp: Photography and History in the Industrial Age, Philip Wilson Publishers Ltd., 2005, p.51.
［303］The Engineer, January 10th, 1879.
［304］本小节主要参考自《翻译英商阿摩士庄海镜清船只大概情形原来详单》，南京图书馆藏本GJ/EB/3013797。China: War Vessels and Torpedo Boats, Admiralty Intelligence Departments, October 1891, pp. 69-71.
［305］Tyne & Wear Archives 31-5009.
［306］Tyne & Wear Archives 31-5008.
［30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50页。
［30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08页。
［309］参见《翻译英商阿摩士庄海镜清船只大概情形原来详单》，南京图书馆藏本GJ/EB/3013797。
［310］Peter Brook: Warships for Export: Armstrong Warships, the World Ship Society, 1999, p. 31.
［311］Tyne & Wear Archives 31-5026.
［3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25—226页。
［313］Peter Brook: Warships for Export: Armstrong Warships, the World Ship Society, 1999, p. 31.
［3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34页。
［3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八卷），第242—243页；（第二卷），第515、518页。
［316］Tyne & Wear Archives 31-5047.
［31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58页。
［3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2页。
［3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第416页；（第八卷），第225页。关于炮艇注册的资料参见英国商务部档案MT10/321。
［320］《北华捷报》还开列了三舰的军官名单如下：“伊奥塔”号——舰长：Ross，大副：McKenzie，二副：Payne，炮手：Marshall，管轮：Montgomery；“卡帕”号——舰长：P. A. Powell，大副：H. Pybus，二副：Thompson，炮手：Patey，管轮：Soulsby；“拉姆达”号——舰长：Haffner，大副：Smith，炮手：Andrews，管轮：Harper。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August 8th, 1881.
［32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58页。
［322］赫德在书信中说“镇中”编队驶抵香港的时间是1881年7月28日，而张树声在奏报中称驶抵粤东的时间是7月25日，而《北华捷报》则称抵达香港时间为7月22日，这里从《北华捷报》说。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06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13页。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August 8th, 1881.
［323］Robert Ronald Campbell: James Duncan Campbell, A Memoir By His S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70, p. 45.
［324］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13页。
［32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15、620页。
［326］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奏议九），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77页。
［327］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奏议九），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10、532页。
［328］Tyne & Wear Archives 31-5041.
［329］Tyne & Wear Archives 31-5043.
［330］Tyne & Wear Archives 31-5044.
［33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43页。
［33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74页。
［333］Peter Brook: Warships for Export: Armstrong Warships, the World Ship Society, 1999, pp. 32-36, 214-216.
［334］赵春晨编：《丁日昌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页。
［335］赵春晨编：《丁日昌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946页。
［336］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20页。
［337］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20页；《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
［338］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40页。
［339］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40页。
［340］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04、324页。
［341］《申报》，1878年11月29日。
［342］《申报》，1879年6月3日。
［343］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奏议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344］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奏议九），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345］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83页。
［346］《申报》，1884年8月12日、8月15日、8月20日。
［347］《申报》，1884年10月5日。
［348］《申报》，1885年3月10日、3月21日、4月16日。
［349］如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档案《内外国艦船外国港湾出入/上海に碇泊せる各国軍艦の義に付御届の件》记载，1888年7月时四艘“蚊子船”均停泊于上海东（董）家渡。见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档案，海军省-公文杂辑-M21-7-51。
［350］《申报》，1891年7月10日、8月1日、9月29日、10月5日、11月4日，1892年1月10日。
［351］《奕劻等奏遵议南洋水师拟请变通办理折》，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
［352］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18页。
［353］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53、957页。
［354］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八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230、6231、6287页。
［355］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八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595页。
［356］《江南机器制造局公牍》，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T 4664.88 3446。魏允恭编：《江南制造局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一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667—671页。根据曾任“策电”舰大副的林舜番回忆，“策电”号更换的是6英寸速射炮，见《回忆辛亥革命——海军“策电”炮舰起义》，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714页。
［357］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三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7页。
［358］《申报》，1903年6月19日。
［359］魏光焘：《奏报仪征盐栈缉私“飞霆”蚊船失慎烧毁沉没事折》，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处藏163039。《申报》，1904年8月28日。
［36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76辑，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27页。
［361］《申报》，1905年12月4日、12月8日。
［362］《周悫慎公全集》（第五册），民国十一年（1922）周氏刻本，叶十一至十三。
［363］《申报》，1906年12月10日。
［364］《申报》，1907年5月5日。另，1906年广东省建成一艘内河小轮船，也命名为“龙骧”，一直服役至1930年代，须注意与南洋的“蚊子船”区分。参见李准：《任庵年谱》，手稿影印件。
［365］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893—897页。
［366］《回忆辛亥革命——海军“策电”炮舰起义》，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712—715页。
［367］杨志本主编：《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368］《江苏省志：公安志》，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369］《裁判录上：上海地方审判厅刑事判词：第一百五十八号，判决同级检察厅起诉海军总司令咨送“策电”舰在陈钱山洋面拿获海盗陈阿福一案判词》，《上海法曹杂志》1913年第11期，第38—43页。
［370］《申报》，1916年10月6日、10月7日、10月19日、10月28日。
［371］《申报》，1917年12月2日。
［372］《申报》，1918年1月7日、1月19日。
［373］政协嵊泗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郭振民著：《嵊泗渔业史话——嵊泗文史资料第三辑》，海洋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374］《申报》，1926年1月16日。
［375］《申报》，1928年6月13日。
［37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南通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通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1984年版，第139、145页。
［377］《申报》，1912年6月16日、6月28日。
［378］《海军大事记（1912—1941）》杨志本主编：《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5页。
［379］《申报》，1916年5月6日—1916年5月9日。另，小野信尔所著《“策電”艦襲撃事件——第三革命と日本海軍傭兵》一文对此事前后所述较详，见花园大学文学部编：《花園大学文学部研究紀要（34）》，2002年，第47—76页。
［380］《申报》，1925年3月11日。
［381］《申报》，1926年9月24日、9月28日。
［382］《海军大事记（1912—1941）》，杨志本主编：《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7页。
［383］《江苏省志：公安志》，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214页。《宝山县志》，卷二十二，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node2250/node2673/node13699/node14962/node61276/userobject1ai4713.html，访问时间：2013年9月。
［384］“楚宝兵轮”，中国国家图书馆，船舶J424 U674。该舰实际应为“策电”。
［385］《申报》，1933年5月19日。
［386］《申报》，1936年7月9日。
［387］谢晏池：《位于黄山港的海军电雷学校》。
［388］《南京江阴区抗日作战经过案》，台湾军事主管部门史政编译局档案，档案号B5018230601/0026/543.64/4022。
［389］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奏议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03页。
［39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97页。
［391］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奏议九），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425页。
［392］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奏议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80页。
［393］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394］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395］《申报》，1884年7月27日。
［396］李鸿章1885年2月3日电报中说：“旅顺袁道保龄本日申刻来电：刻‘镇边’船回旅，得丁镇函，朝防无事，吴帅乘‘康济’，巩绥军分乘‘利运’‘普济’，约二十一二启行运。”应能证明“镇边”去过朝鲜，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电报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24页。与“镇边”编为一队的“镇南”在甲申事变后也与“镇边”一同上坞修理，说明该舰也有可能被派赴朝鲜。
［397］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398］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399］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400］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401］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页。
［402］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页。《B清艦の移動、所在、挙動状況（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日清-M27-9，C08040477100。《第5節 清国北方の状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日清-M27-57，C08040560700。
［403］《清国の海岸防禦（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日清-M27-9，C08040476500。
［404］《苗秀山口述》，载戚其章：《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1—222页。
［405］《A清国南北洋の艦隊戦略司令長官の命令（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日清-M27-9，C08040476700。
［406］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页。
［407］《B清艦の移動、所在、挙動状況（5）》，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日清-M27-9，C08040477400。
［408］《B清国南北洋の艦隊戦略司令長官の命令（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日清-M27-9，C08040476800。
［409］《B清艦の移動、所在、挙動状況（5）》，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日清-M27-9，C08040477400。
［410］《冤海述闻》中记录道：“二雷艇往救‘扬威’弁兵，炮船往救‘超勇’弁兵”，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辑——中日战争资料》，（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133页。
［411］张黎源译：《汉纳根上校的记录》，《甲午战争研究》2015年第3期，第59页。
［412］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李鸿章全集》（奏议十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48—450页；（电报四），第344页。《B清艦の移動、所在、挙動状況（5）》，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日清-M27-9，C08040477400。
［413］《C国外より得たる海洋島海戦に関する記事（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日清-M27-14，C08040487700。《B清艦の移動、所在、挙動状況（5）》，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日清-M27-9，C08040477400。
［414］《B清艦の移動、所在、挙動状況（5）》，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日清-M27-9，C08040477400。
［415］《B清国南北洋の艦隊戦略司令長官の命令（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日清-M27-9，C08040476800。
［416］（日本）参谋本部编：《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戦史》（第6巻），第106—107页。
［417］《苗秀山口述》，戚其章：《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页。
［418］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March 15th, 1895.
［419］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 July-December 1895, p. 618.
［420］王文韶：《奏为北洋弁兵自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起至二十三日止殉难阵亡衔名籍贯应给恤银清单》，光绪十一年七月初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5906-020。王文韶：《北洋海军接仗受伤官弁兵勇衔名籍贯及应给养伤银数清单》，光绪十一年七月初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5906-021。
［421］《苗秀山口述》，戚其章：《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页。
［422］卢毓英：《卢毓英海军生涯忆旧》，孙建军整理校注《中国海军稀见史料——北洋海军官兵回忆辑录》，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37页。
［423］《連合艦隊出征第24報告》，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日清-M27-11，C08040482200。
［424］《第3節——6鎮砲艦（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日清-M27-59，C08040563100。
［425］《第4節——鎮遠、6鎮砲艦及水雷艇の本邦回航》，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日清-M27-59，C08040563200。
［426］ 《横須賀鎮守府所管軍艦修理改造新設（6）》，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公文備考-M33-11-363，C06091268500。
［427］该标准参见（日本）海軍大臣官房編：《海軍制度沿革．巻8》，1940年版，第54页。
［428］参见《鎮辺鎮中の派遣、牛荘警備》，《明治33年清国事変海軍戦史抄》，海军大臣官房编，1904年刊。
［429］《艦船行動簿明治35年7月分》，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艦船行動-M35-15-15，C10100043500。
［430］《艦船行動簿明治35年8月分》，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艦船行動-M35-16-16，C10100044000。
［431］《艦船衝突触礁其他遭難及損傷等の件（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公文備考-M36-16-486，C06091473900。
［432］《36年8月21日——旧軍艦鎮東を雑役船とし横須賀海兵団附属と定むる件》，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公文雑輯-M36-2-377，C10127870700。
［433］《36年10月22日——兵器廃品処分の件——佐世保鎮守府》，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公文雑輯-M36-6-381，C10127898100；《36年11月4日——軍艦鎮南撤去陸揚の件》，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公文雑輯-M36-6-381，C10127898600。
［434］《売買、譲与（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公文備考-M39-25-650，C06091752000；《売買、譲与（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公文備考-M39-25-650，C06091752100。
［435］《備付、使用、引替（管理替、保管転換）（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公文備考-M39-25-650，C06091751500；《備付、使用、引替（管理替、保管転換）（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公文備考-M39-25-650，C06091751600。
［436］《傭入使用貸下搭載及保管転換（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公文備考-M41-15-816，C06092002900；《傭入使用貸下搭載及保管転換（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公文備考-M41-15-816，C06092003000。
［437］《売却其他諸処分（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公文備考-M41-15-816，C06092003500；《貸借充用及使用（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公文備考-M42-19-928，C06092164400；《亡失、売却及撤去、処分（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公文備考-T2-22-1542，C08020260400。
［438］Thomas Brassey: The British Navy: Its Strength,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Vol. 2, Longmans Green and Co. publishing, 1883, p.396.
［439］即“蚂蚁”级炮艇。
［440］Thomas Brassey: The British Navy: Its Strength,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Vol. 2, Longmans Green and Co. publishing, 1883, p. 396.
［44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三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