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智利的“阿图罗·普拉特”到日本的“筑紫”

三、从智利的“阿图罗·普拉特”到日本的“筑紫”

“阿图罗·普拉特”号的订购与建造[133]

在“超勇”“扬威”二舰的合同签署之时,已经有一艘同型舰在下沃克米切尔公司的船台上铺下了龙骨,这就是智利海军所订购的“阿图罗·普拉特”号。

“阿图罗·普拉特”号的订购是与当时的南美局势密切相关的。1874年,阿根廷海军向英国造船厂订购了4艘“蚊子船”,即“皮科马约”号(Pilcomayo,伦尼造船厂,J. & G. Rennie)、“贝尔梅霍”号(Bermejo,伦尼造船厂)、“共和”号(República,莱尔德造船厂)和“宪法”号(Constitución,莱尔德造船厂)。这种新颖的炮艇也引起了邻国智利的很大兴趣,1879年初,智利派遣路易斯·阿尔弗雷多·林奇(Luis Alfredo Lynch)上校和其弟路易斯·安格尔·林奇(Luis Angel Lynch)上尉赴欧洲,协助智利驻英法公使阿尔伯托·布莱斯特·加纳(Alberto Blest Gana),负责询购“蚊子船”事宜。

不久后,智利与秘鲁、玻利维亚之间因硝石开采问题而爆发了太平洋战争(Guerra del Pacífico),在5月21日的伊基克海战中,秘鲁海军的“胡阿斯卡”号撞沉了智利海军的“翡翠”号,解除了伊基克港的封锁。其后,“胡阿斯卡”、“联合”(Unión)等秘鲁军舰继续在智利海岸制造麻烦,不断炮击港口、袭掠商船、破坏电缆……而智利海军用尽手段,却仍无法摧毁或捕获这些军舰。

由于“胡阿斯卡”等舰在智利沿海兴风作浪,林奇兄弟在欧洲的购舰目标很快发生了变化。之前的“蚊子船”已无法满足智利海军的现实需求,他们亟需一种军舰,兼具高机动性、大续航力,并装备足以克制“胡阿斯卡”号装甲的火炮。正如布莱斯特·加纳后来写的那样:

智利与秘鲁于是年(1879)4月宣战,秘鲁的“胡阿斯卡”号和“联合”号等军舰开始在智利海岸袭扰,我们之前认为需要许多适合近海作战的炮艇,后来发现仅控制海岸和近海是不现实的,我们需要的是快速的、适合远海航行的、载有强大的火炮、足以克制敌军铁甲舰的军舰。这种军舰还需要快速建造、交货,而且价格也不能太昂贵,因为我国的资源有限,战争期间需要合理分配。

这些理由导致了“阿图罗·普拉特”号的建造,它能够达到每小时16节的巡航速度,并载有两门加大了药室的24吨的火炮,威力获得了全面的提升,足以穿透敌舰的装甲,并且火炮以液压机作为驱动力,运转异常敏捷。其建造时间也相对较短,且合同造价仅为80750英镑。

这种军舰非常好地满足了当时的需求,公使馆人员和海军武官商议后认为只有一个问题,即为这艘军舰召集船员,使其能够作为军舰运作。

这种军舰只能进行高效的进攻,除非以其出众的高速保持与敌军的距离,除此之外对舰上人员的安全没有任何的考虑。换言之,这是一种能够立即终结“胡阿斯卡”号和“联合”号的袭掠行动的军舰,可是无法避免我方海军官兵的伤亡。购买这种军舰是中央政府和整个国家民众意志的迫切要求。[134]

事实上,“阿图罗·普拉特”号的订购还与另一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英国著名的舰船设计师爱德华·里德,在1863年至1870年间曾担任过英国海军总设计师,离开海军部后,他仍热衷于作为外国海军的顾问或设计出口军舰,例如他曾经为智利海军设计过“海军上将科克伦”级(Almirante Cochrane)铁甲舰。在南美太平洋战争一开始,里德便被布莱斯特·加纳聘为智利政府的海军顾问。在智利转向购买一艘快速无装甲的军舰后,林奇等人也前去咨询了里德的意见。同时,他也直接联系了阿姆斯特朗公司和乔治·伦道尔,目前尚不清楚乔治·伦道尔于1879年年中所作的备忘录与智利海军前往询购之间的前后因果关系。但智利海军正式签订订购协议应是在1879年9月左右。[135]值得一提的是,智利的订购之举是秘密进行的,阿姆斯特朗公司也没有将之通知英国政府,考虑到英国当时严守中立,如果外交部得知此事,那么在战争状态下将不可能把此舰送出。

1879年10月2日,这艘船厂编号为399的智利巡洋舰在下沃克的船台上开始建造,后来它以伊基克海战中阵亡的智利海军英雄阿图罗·普拉特的名字命名。然而,这艘军舰从建造的一开始就失去了其对手。8日,智利海军终于在安加莫斯角(Punta Angamos)附近发现了老冤家“胡阿斯卡”号和“联合”号的踪迹,在智利铁甲舰“海军上将科克伦”号、“布兰科·恩卡拉达”号(Blanco Encalada)的夹攻下,“胡阿斯卡”号受重创被俘。至此,秘鲁海军对智利海岸的袭扰作战宣告终结,智利海军完全掌握了制海权。

失去了假想敌的“阿图罗·普拉特”号不再是智利海军的急需,因此建造进度放缓,让位于要求更加迫切的中国巡洋舰。1880年8月11日,该舰下水;[136]约11月底,该舰完工并进行了试航,但是航速没有达到设计要求(仅15节),智利方面对此并不满意,乔治·伦道尔认为主要是螺旋桨的问题。[137]1881年3月5日,在更换了螺旋桨后该舰再次进行了试航,这一次航速终于达到了规定的16节,同时该舰还进行了火炮测试,也达到了设计要求。[138]

图示

悬挂智利国旗的“阿图罗·普拉特”号巡洋舰想象图(La Ilustracion Española Y Americana)

在智利秘密建造“阿图罗·普拉特”号的同时,秘鲁的驻外官员也在欧洲四处购舰,事务的主要负责人为秘鲁驻巴黎公使托里比奥·桑茨(Toribio Sanz)和海军上校亚雷汉德罗·穆诺兹(Alejandro Muñoz),他们选中了德国基尔(Kiel)的霍华德造船厂(Maschinenbauanstalt und Eisengießerei Schweffel & Howaldt),秘密购买了两艘原为希腊订造的商船“苏格拉底”号(Socrates)和“第欧根尼”号(Diogenes)。1880年10月,穆诺兹上校前往纽卡斯尔的阿姆斯特朗公司,准备为这两艘船购置火炮,将其改装成巡洋舰,然而他意外地发现下沃克船厂的船台上居然正在建造着一艘智利的军舰。他立即将此消息和该舰的技术细节告知了秘鲁驻英公使胡塞·胡拉·阿尔蒙特(José Jara Almonte),后者于16日将之转告本国外交部。[139]1881年1月,托里比奥·桑茨前往伦敦,向英国外交部呈递了抗议书。[140]21日,金登干在致赫德的信中说,他收到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朱利安·庞斯福德爵士(Sir Julian Pauncefote)的私人信函,告诉他此事已提交王室法官,并将以阿姆斯特朗公司担保该舰不会用于违反《外国服役法案》(Foreign Enlistment Act)的方式得到解决。[141]这样一来,除非战争结束,否则“阿图罗·普拉特”号是永远无法离开英国了。[142]

随着外交上的曝光,该舰的建造已经成了公开的新闻。1881年3月4日秘鲁首都利马(Lima,当时已被智利占领)发行的《新闻报》(La Actualidad)就对该舰的性能和试航成绩进行了报道。[143]同时,为“阿图罗·普拉特”号募集舰员的工作还在继续。7月12日,另一份利马发行的报纸《形势报》(La Situación)称:一旦形势改观,新任的“胡阿斯卡”号舰长卡洛斯·康德尔(Carlos Condell)上校将被派往英国接收该舰。[144]

由于该舰无法立即交付智利,因此中国方面甚至打过将该舰的零部件拆下来,安装到中国军舰上以加快建造进度的主意,当然后来因为怕引起利益纠纷而没有这么做。[145]

与此同时,智利政府又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了第二艘巡洋舰,即乔治·伦道尔设计的世界上第一艘防护巡洋舰“翡翠”号,“翡翠”号的设计相比于“阿图罗·普拉特”号显然更完善。由于“阿图罗·普拉特”号迟迟不能送出,加上财政上的原因,智利开始打算出售这艘军舰。1881年12月3日,得到消息的金登干便通知赫德,称智利政府愿以90000镑出售该舰,并愿意优先卖给中国。[146]但中国当时正在士旦丁建造铁甲舰,并没有继续购买无防护巡洋舰的打算,因此“阿图罗·普拉特”号不得不继续孤独地停泊在泰恩河边,等待着自己的归宿。(https://www.daowen.com)

日本购买秘鲁巡洋舰计划的搁浅

中国的“超勇”“扬威”二舰建成之后,一直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日本立即感到了不安。1881年8月19日,日本海军卿川村纯义写信给爱德华·里德,希望他在将来能够继续为日本设计军舰或提供将商船临时改造为军舰的信息。[147]川村纯义的信函寄到之时,里德恰好在美国出差,因此他在伦敦的助手弗兰·埃尔加(Fran Elgar)便于11月11日写信回复川村纯义。在信中,埃尔加向日本海军推荐了两艘军舰,即建成后未交付的秘鲁巡洋舰,作为希腊商船的注册名为“苏格拉底”号和“第欧根尼”号,他称“这种军舰将是现今最强大和最快速的巡洋舰之一”。12月2日,埃尔加又寄上了一张这种巡洋舰的武备布置设想图,基本模仿“超勇”级巡洋舰,载有2门10英寸25吨阿姆斯特朗炮、4门120毫米4吨阿姆斯特朗炮。[148]

川村纯义的此次问询与日本海军1881年提出的扩张计划有关。是年12月20日,海军省提出一份军舰建造和造船所建筑议案,建议自1882年起每年建造3艘新舰,以20年为计划,届时可以组成一支60艘军舰规模的海军,预计需费4000多万日元,但刚刚购买了“扶桑”等三艘大型军舰之后,日本实无财力立即购买新舰,因此该计划未被批准。[149]当时阿姆斯特朗公司也向远东派遣了一位专员布里奇福德(S. T. Bridgford)上校,负责中国与日本的事务。他曾于1882年7月写信给阿姆斯特朗公司,报告他对日本市场的观察,他在信中也说:“目前在日本无事可做。他们没有钱,现在的执政集团也不会左右政府,使其拿国家的信誉做担保再次举借外债。”[150]

事情的转机是1882年7月底爆发的朝鲜壬午事变。8月,中日两国同时派遣海陆军赴朝,北洋水师最新锐的“超勇”“扬威”二舰也出现在朝鲜海域,中日两国随时有因为朝鲜问题而爆发冲突的危险。备感压力的日本政府决定立即在欧洲询购军舰和武备。8月18日,日本外务卿井上馨致电驻英公使森有礼,令其秘密询问爱德华·里德,目前欧洲是否有三艘新建的现货军舰可售,电报中的要求是超过10节的炮艇(gun boats)型军舰。25日,日本驻英海军武官黑冈带刀与里德进行了面谈。次日,里德回复森有礼,称目前欧洲有三艘军舰可售:其一为智利政府订购的军舰(“阿图罗·普拉特”号),“与托马斯·布拉西勋爵书第一卷第547页所载中国军舰完全相同”,价格为90000镑;[151]其余为两艘在基尔建造的军舰(“苏格拉底”号和“第欧根尼”号),即去年埃尔加在给川村纯义信中提到的军舰,价格为每艘60000镑。[152]得到里德答复的森有礼和黑冈带刀分别向外务省和海军省进行了汇报。29日,驻德公使青木周藏又致电外务部,称在基尔的两艘军舰能够以总价108000镑拿下。[153]海军省对此非常感兴趣,于是让正要前往柏林参观刷次考甫公司(Eisengießerei und Maschinen-Fabrik von L. Schwartzkopff)询购鱼雷的黑冈带刀顺道去基尔考察这两艘军舰。[154]黑冈带刀于9月18日回到伦敦后,向国内发回电报,称在检查了两艘军舰后,认为其适合作为巡洋舰,武备则可以从阿姆斯特朗公司或克虏伯公司购买。[155]

随着壬午事变被中国军队迅速平定,中日两国短期内爆发战争的危险性已经降低,但日本并未停止购买这两艘军舰的努力。10月18日,川村纯义正式致函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认为由于此次朝鲜事件的影响,必须紧急购入优良军舰,而这两艘军舰质优价廉,预计军舰本身需费256200日元,火炮及其他属具需费150000日元,回航需费50000日元,共计需费456200日元,请其定夺。[156]

11月15日,川村纯义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了1882年度的海军扩张议案,认为在远东新形势下,1881年度计划(被否决)已经不适用,须以每年6艘军舰的速度连续添购军舰8年,届时将添置军舰48艘。12月25日,三条实美向各省卿传达了明治天皇关于陆海军整备的御沙汰(官报),认为在现金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无法满足海军省提出的庞大购舰计划,但受形势所迫,每年须拨付300万日元用以购舰。[157]30日,三条实美致函海军省,表示购买基尔港两艘军舰的款项可以从300万日元的年金中支付,至此购舰费用问题得到圆满解决。[158]

与此同时,二舰的购买行动也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12月15日,外务省致电森有礼,令其与里德一同努力,争取以总价100000英镑的价格将两舰买下。23日,森有礼回复称二舰已从德国到达英国,但船东坚持每舰售价须55000英镑。经过一番谈判,1883年1月5日森有礼称已成功将总价砍至102000英镑,外务省随即表示如无法继续降价,此价格也可以接受,但须在最终签订合同前确定要进行哪些维修措施。10日,森有礼又接到电报指示,购买之前须对二舰进行航速测试,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15节。[159]

1883年2月23日,在里德的安排下,“第欧根尼”号在英国南安普顿(Southampton)附近的伊坎河(River Itchen)进行了轻载状态试航,测得轮机马力为1900匹(原定至少2200匹),螺旋桨每分钟72转(原定至少82转),平均航速仅为14¼节,低于原定的15节。显然,这是一个无法令人满意的结果,即便是一开始极力推荐二舰的里德也对此相当失望,他认为无论做何改进,该舰的航速也难以达到14½节。因此,他建议日本政府取消购买或争取降价的可能。森有礼立即致电日本国内,请求指示是否中止此次购买行动。[160]此时,购买二舰的经费已经汇到了伦敦联合股票银行(London Joint Stock Bank),国内也已拟定了二舰名称:原“第欧根尼”号被命名为“筑紫”,原“苏格拉底”号被命名为“笠置”。[161]

另一方面,为巡洋舰配备武备的调查研究也在进行中。1883年2月10日,森有礼致电外务部,称10英寸火炮须6个月才能提供,而且里德认为这种火炮不适合装在巡洋舰上,推荐采用8英寸的火炮。12日,专程前往英国负责购舰事务的海军省主船局造船课长佐双左仲少匠司到达伦敦。3月23日,佐双左仲收到外务省转达的海军省意见,认为或可采用2门210毫米和4门150毫米的克虏伯短管炮。[162]而里德则认为如搭载大量重炮,军舰结构须重新加强,需要额外费用,因此推荐该舰仅搭载1门210毫米炮和4门120毫米炮。[163]

3月13日,里德致信船东代表兰伯特(Lambert),询问因航速没有达到标准,是否有降价的可能性;次日,兰伯特回信,认为无法进一步降价。[164]22日,共同运输会社社长海军少将伊藤隽吉和佐双左仲赴南安普顿检查了两艘军舰,他们认为其只有通报舰的水平,且不适合搭载重炮,因此建议放弃购买此二舰,转而购买纽卡斯尔的巡洋舰(“阿图罗·普拉特”号)。川村纯义得知此消息后,于29日致电伊藤隽吉与佐双左仲,同意取消购买计划。至此,购买秘鲁巡洋舰的计划宣告搁浅。[165]

这两艘秘鲁军舰可谓命途多舛,“苏格拉底”号直到1889年才被秘鲁接收,更名为“利马”(Lima),一直服役至1940年。而“第欧根尼”号则因为秘鲁无法支付船价而一直滞留英国,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日本一度有意再次从泰晤士造船厂(Thames Ironworks and Shipbuilding and Engineering Company)购入该舰,作为通报舰使用,后因战争爆发,英国保持中立而作罢。[166]甲午战争期间,中国驻英公使龚照瑗也曾提出过购入该舰,但朝廷认为该舰航速过缓,否决了购买计划。[167]后来该舰于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前被美国购入,改名为“托皮卡”号(U. S. S. Topeka),并定级为巡逻炮舰,最终于1929年除役。

“阿图罗·普拉特”号的转售

在取消购买秘鲁军舰计划的同时,川村纯义也指示伊藤隽吉和佐双左仲实地考察纽卡斯尔的巡洋舰,调查清楚其结构、速度、马力等,如果可谈判将总价减至80000镑,则准许购买。[168]收到电报后,伊藤隽吉、佐双左仲立即于1883年3月29日晚赶赴纽卡斯尔检查了“阿图罗·普拉特”号。4月8日,驻英公使森有礼致电外务省,称该舰能够以82000英镑买下,其中不包括两艘蒸汽舢板的价格。同日,佐双左仲也致电海军省,称该舰能够航行15节,轮机马力为2200匹,总体性能类似于中国“超勇”级巡洋舰,如果试航结果令人满意的话则强烈推荐购买。此后,日本国内又与驻英使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沟通,澄清了电气设备、蒸汽舢板、小型武备等一系列价格问题。5月1日,川村纯义致信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说明了放弃购买秘鲁军舰、准备购买智利军舰的情况,请其裁夺,旋即得到批准。4日,川村纯义致信外务省,决定以82000英镑的价格将“阿图罗·普拉特”号买下,但不准备购买蒸汽舢板和电气装置。[169]

日本购入智利巡洋舰的消息很快被中国方面得知。5月18日,金登干致信赫德,称他从斯图尔特·伦道尔处得到消息,日本已从智利方面购买了第一艘撞击舰,此事并未经过阿姆斯特朗公司,该厂“对价格或条件一概不知,并且没从这件事上得到一便士的好处”。[170]

6月18日,川村纯义致信三条实美,表示决定将智利巡洋舰冠以原为“第欧根尼”号准备的舰名,即“筑紫”号。[171]同日,森有礼致电国内,称能够以1200镑的优惠价格购买到两艘蒸汽舢板和电气装置,请予裁夺是否购买。海军省随即决定在购买秘鲁巡洋舰的差价余额(102000镑已支付智利船价82000镑,余20000镑)中拨款,将蒸汽舢板和电气装置买下。因此,日本最终为购买“筑紫”舰支付了83200英镑,合506500日元(较“超勇”“扬威”二舰单价贵3200英镑)。[172]

起初,为接收两艘秘鲁巡洋舰,日本海军决定派遣洋员约翰·马修斯·詹姆斯(John Matthews James)赴英。约翰·詹姆斯于1839年出生于英国,他的一生与日本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于1866年作为怡和洋行长崎分社的人员来日,明治维新后进入日本海军作为造船、航海教习,后于1908年在日本去世。现在东京品川还有一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地名“ゼームス坂”。当时他担任共同运输社的轮船“明治丸”号船长,接到命令后,他于1883年2月动身。[173]随后订购计划发生变更,他的任务也从率领两艘秘鲁军舰回航变成了驾驶“筑紫”号回航。7月11日,“筑紫”舰终于离开纽卡斯尔,返航日本,随舰还载有两名英国制铁工,作为横须贺造船所的铁舰制造教习,回航途中该舰悬挂的是日本国旗。[174]从当时拍摄的照片上看,“筑紫”号回航时与“超勇”“扬威”有一点显著不同,即将舰艏甲板增加了一层,形成了一个艏楼结构,这个艏楼遮挡了前主炮的前向射界,但有利于军舰的适航性;锚机也被转移到了艏楼之上,以有利于起锚的便捷性。由于艏楼上还有智利海军的纹章,因此这一改造应当是在转卖日本之前就已进行的。

图示

准备回航日本的“筑紫”号巡洋舰,可见其舰艏仍有智利海军纹饰(Northumberland County Council Archive)

7月13日,“筑紫”号抵达普利茅斯,添加淡水、煤炭,据称该舰人员由欧洲人和中国人组成,共计75人。[175]该舰随即由普利茅斯出发,径直航向马耳他。25日,该舰抵达马耳他,8月30日抵达新加坡,9月4日离开新加坡,15日离开长崎,19日抵达横滨,总共航程为70天。[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