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蛇”到“飞霆”
约翰·萨缪尔·怀特公司与鱼雷艇的建造[4]
与半道出家从事造船的阿姆斯特朗公司不同,怀特家族有着久远的造船历史。这个家族在19世纪之前居住在英格兰东南端肯特郡的萨尼特岛(Isle of Thanet)上,并在该地建立了规模颇为可观的造船基地。家族的继承人托马斯·怀特(Thomas White)出生于1773年,1803年的时候,他买下了不列颠南侧怀特岛上东考斯(East Cowes)的奈船厂(Nye shipyard),并举家迁至此地。奈船厂也是一座历史十分悠久的船厂,从17世纪开始就为皇家海军提供了许多著名的风帆战舰。托马斯·怀特之所以选择将造船业务迁至此地,一方面是考虑怀特岛与皇家海军的大本营朴次茅斯隔海相望,能够更好地与海军联系,另外,这里的深水航道和丰富的柚木资源也为建立更大的造船基地提供了保障。
怀特家族的业务在19世纪上半叶持续扩张。托马斯的三个儿子:约瑟夫(Joseph)、约翰(John)和罗伯特(Robert)都在舰船设计领域颇有建树。家族又先后在麦地那河(River Medina)两岸的西考斯(West Cowes)和东考斯建设了西蒂斯船厂(Thetis Yard)、猎鹰船厂(Falcon Yard)和麦地那船厂(Medina Yard)等几处造船基地,并建立了大型的麦地那干船坞。公司的业务也从英国拓展到了海外市场,例如为中国的阿斯本舰队(Sherard-Osborn Flotilla)建造了明轮炮舰“江苏”号。
19世纪中期,麦地那河两岸的造船产业被怀特家族分割成数个公司,产权关系十分混乱。1860年,约翰·怀特22岁的儿子约翰·萨缪尔·怀特从面临财务危机的伯父约瑟夫那里接管了猎鹰船厂。约翰·萨缪尔·怀特出生于1838年7月3日,从少年岁月开始便受到家族的舰船设计指导,并在此方面显示了极佳的天赋。1864年,萨缪尔·怀特的注意力转移到将高速轮机与蒸汽舢板(steam pinnace)相结合的尝试上来,他找到的合作伙伴是伯明翰的乔治·贝里斯公司(George E. Belliss & Co.),经过他们的试验,蒸汽舢板的轮机马力和转速获得了极大的提升,而轮机的重量则减少到了原来的一半。萨缪尔·怀特制造的这种蒸汽舢板很快得到了皇家海军和其他主顾的青睐,型号也拓展到了舰载舢板、游艇、救生艇、杆雷艇等多个领域。
约翰·萨缪尔·怀特(The Engineer)
萨缪尔·怀特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对早期鱼雷艇的探索。1876年约翰·艾萨克·桑尼克罗夫特公司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鱼雷艇“闪电”号,并获得了英国海军部的认可。1878年,海军部委托包括怀特公司在内的许多英国造船厂家建造了一批“闪电”改进型鱼雷艇,怀特公司建造的那艘后来被编为TB19号。这艘艇与“闪电”号类似,排水量仅有28吨,装备2具鱼雷发射管,航速可达21节,但由于海军部的规格要求,干舷设计较低,导致适航性不佳。此后在鱼雷艇的设计领域,包括桑尼克罗夫特、亚罗等公司在内的诸多厂家推陈出新,怀特公司也不甘落后,并将他们所独创的“旋回”式(turnabout)设计应用在了鱼雷艇上。
所谓“旋回”式设计,就是为了使小型船艇获得更好的转向性能,而将原来船的尾鳍部分改为一个平衡舵,这样在螺旋桨的前后就各有一个舵,双舵一齐作用可以大大缩小船艇的转向半径,另外螺旋桨前部的舵叶还可以极大地提高船艇在倒车时的转向性能。怀特公司应用了“旋回”式设计的第一艘船是1881年建造的一艘42英尺长的大型蒸汽舢板,在试航中它取得了在30秒内回转一周的出色成绩。在怀特公司向海军部推销之后,英国的所有大型蒸汽舢板几乎全部采用了这种设计。
怀特公司于1884年至1885年开工了一系列采用“旋回”式设计的鱼雷艇。1884年开工的“雨燕”号是英国第一艘达到150英尺长度的鱼雷艇,而雄心勃勃的萨缪尔·怀特这次却是自掏腰包,自行设计,意图将这艘艇用作向海军部兜售的活广告。因为“雨燕”号体型大于普通鱼雷艇,可随同舰队担任驱逐敌方鱼雷艇的工作,因此也被部分海军史学者视为英国第一艘鱼雷猎舰。这艘艇长150英尺,宽17英尺6英寸,深9英尺6英寸,排水量约125吨,设计有一个小型的撞角艏。武备包括1具舰艏鱼雷发射管和2具旋回式甲板鱼雷发射管,以及4门3磅哈乞开斯速射炮。该艇的轮机为贝里斯公司提供的2座轻型立式三涨蒸汽机;锅炉则为2座左右并置的机车锅炉(locomotive boilers),并用中央纵隔壁隔开,以保证在一侧锅炉舱进水的情况下另一侧锅炉仍能工作。在试航中,该艇在常压状态下测得航速20.79节,强压通风状态下航速22.43节,并表现出了优异的转向性能。[5]这艘鱼雷艇后来如愿以偿地被海军部接收,编入皇家海军后改名为TB81号。
TB81号鱼雷艇,其外形与“飞霆”号极为相似(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除了“雨燕”号之外,在1885年间怀特公司还为英国海军建造了5艘125英尺型一等鱼雷艇,编号分别为TB34至TB38。这种鱼雷艇也被设想用作可远洋航行的“鱼雷猎舰”,因此体型较之前的一等鱼雷艇大了许多。这型艇设计有撞角艏,武备包括1具舰艏鱼雷管和2座旋回式双联甲板鱼雷管,航速可达18至19节。以TB34型鱼雷艇为蓝本,怀特公司又在1888年为印度政府建造了3艘鱼雷艇,分别为“马拉他人”号(Mahratta)、“锡克人”号(Sikh)和“拉其普特人”号(Rajput)。
“马拉他人”型鱼雷艇纵剖图,注意其“旋回”式舵叶布局(Naval Annual)
1884年,萨缪尔·怀特将麦地那河两岸怀特家族的造船产业整合起来,并逐渐将所有的船体建造工作转移到东考斯的猎鹰船坞上来,同时在西岸则建起了舰船的舾装基地,1890年代怀特公司涉足轮机制造业后,西岸更成为轮机制造基地。在之后的岁月里,萨缪尔·怀特公司的产品遍及驱逐舰、蒸汽游艇、船用轮机(水管锅炉、蒸汽轮机、柴油机……)、飞机等多个领域,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英国军队提供了驱逐舰、扫雷艇、炮艇等各式舰船,“怀特制造”一度成为了质量优异的代名词。然而随着“二战”后大英帝国的颓败和去工业化的浪潮,怀特公司已然无法支撑起往日的辉煌。1965年,东考斯的所有造船业务被关停;1972年,剩余的萨缪尔·怀特公司产业被美国的艾略特公司(Elliot Corporation)收购,作为生产涡轮压缩机的子公司。1977年,公司改名为艾略特压缩机有限公司,“怀特”之名就此成为了历史。
“海蛇”号(Sea Serpent)鱼雷猎舰
在建造了“雨燕”号和TB34型鱼雷艇之后,怀特公司又开始尝试将其“旋回”式鱼雷艇概念进一步发扬,应用在更大型的舰体上。1887年,该公司在东考斯的猎鹰船厂开工了一艘船厂编号为746号的军舰,并于该年10月3日下水,其下水注册名为“海蛇”。[6]根据美国海军情报部门编撰书籍的描述,该艇为双螺旋桨,长度200英尺,排水量300吨,在满载条件下航速达22节以上。[7]这是英国乃至全世界第一艘达到200英尺长的鱼雷艇/鱼雷猎舰。与“雨燕”号一样,这艘艇也是由萨缪尔·怀特自己设计并自掏腰包生产的,也没有指定买家。其实当时桑尼克罗夫特、亚罗等许多厂家都有不少自行设计鱼雷猎舰或鱼雷炮艇的方案,但都停留在纸面上,将之付诸实施的仅有怀特公司一家。该艇建造进度缓慢,至1888年初,该舰除完成了舰体并安装了贝里斯公司生产的轮机外,大部分舱室都还没有装修,武备空缺,大部分舾装件也没有安装到位,基本上只是一具躯壳。在该舰的设计建造过程中,萨缪尔·怀特与他的好友,时任“卓越”号(H. M. S. Excellent)炮术训练舰舰长的约翰·费舍尔交往甚密,[8]费舍尔一直以来都对鱼雷和鱼雷军舰事务关心有加,后来在他的主导下英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批鱼雷艇驱逐舰,想必他也对“海蛇”号的设计提出了许多自己的建议。
英籍土耳其海军顾问伍兹帕夏(The Navy and Army illustrated)
1888年2月14日,怀特公司收到一封问询函,来信者是奥斯曼帝国阿布迪尔·哈米德二世苏丹的副官英籍土耳其海军中将伍兹帕夏(Woods Pasha)。[9]信中说,苏丹陛下听说了怀特公司新建的鱼雷猎舰,很感兴趣,因此希望怀特公司能够提供这艘舰的图纸、性能说明以及报价,以便购买。这么快就有主顾找上门来,想必令怀特公司喜出望外。[10]23日,怀特公司向土耳其驻英使馆寄出回信和图纸,并称这艘艇“特别为摧毁鱼雷艇,或侦察敌军的运动情报而设计”。3月初,怀特公司更进一步向土耳其方面发出了预算,根据估计,该舰在加固前甲板之后可安装1门阿姆斯特朗12磅炮(3英寸)和4门哈乞开斯速射炮,并配备3具贝里斯公司制造的鱼雷发射管,所有武备共需5666英镑,加上原有舰体35000镑和其他费用,合同价为44000英镑。[11]
3月23日,伍兹帕夏给怀特公司寄来一封密信,信中透露的内容显然令人无法乐观:情况没有新的进展,帝国海军大臣胡斯努帕夏(Bozcaadalı Hasan Hüsnü Paşa)仍没有将购买“海蛇”的计划报告给苏丹——显然,这一计划受到了一些阻碍。在这封信中,伍兹帕夏建议怀特公司以收回图纸为由,倒逼土耳其政府立即决定“海蛇”号的购买事宜,以免夜长梦多。[12]至于伍兹帕夏为何要如此热心地为怀特公司做成这笔生意,甚至采用私下密谋的手段,是否有幕后的利益交换引人遐想。“海蛇”号的购买从一开始就笼罩上了一层浓厚的阴谋色彩。
然而此后怀特公司与土耳其方面的联系戛然而止,从后来的情况看,这笔交易显然是以失败而告终。1888年6月,怀特公司又尝试向海军部推销这艘军舰,报价为32000英镑(不包括武备),但也被回绝。[13]
1890年初,事情再现转机。3月29日,伍兹帕夏再次写信给萨缪尔·怀特,称他听说怀特公司仍有一艘鱼雷猎舰待售,请其提供性能数据,并向他保证能够推销成功。怀特公司随即向其寄去了技术文件。4月24日,伍兹帕夏在信中称文件已被翻译并呈递给了土耳其政府。但在接下来的半年中,消息又再度杳然。直到9月4日,伍兹帕夏才写信给萨缪尔·怀特,遗憾地表示目前土耳其国内意见不统一,海军大臣意欲购买这艘军舰,而苏丹的心思则全部倾注在购买铁甲舰的事情上。但伍兹帕夏又话锋一转,称现在有一个好机会将这艘舰推荐给保加利亚政府,他已与保加利亚的中介人武尔科维奇(Vulcovitch,或指保加利亚驻土耳其公使M. Volan Vulcovitch)进行了接触,后者向他表示保加利亚亲王斐迪南一世(Фepдинaнд I)希望购买它作为游艇或军舰。另外,伍兹帕夏还在信中表示,如果推销给保加利亚的计划失败,他还能找到一流的中介推销给希腊政府。[14]
9月12日,伍兹帕夏终于向怀特公司表示土耳其政府拒绝购买“海蛇”号,他已将该舰的材料转交给了保加利亚中介。[15]10月8日,伍兹帕夏又来信,称自己已将“海蛇”材料交给了“指定的人”(当指武尔科维奇),但后者对此事颇犹豫,因此伍兹帕夏又推荐了《泰晤士报》驻土耳其的通讯员乔治·瓜拉西诺(George Guarracino)作为中介,称其可以直接将材料递交给亲王。伍兹帕夏建议怀特公司支付给瓜拉西诺2.5%的佣金,至于应付给自己多少佣金,伍兹帕夏“谦虚”地请怀特公司自行定夺。[16]
就在伍兹帕夏声称君士坦丁堡方面已经对“海蛇”号失去兴趣的同时,怀特公司却收到了一封来自君士坦丁堡一家商业公司[或为后来伍兹帕夏提到的掮客西奥多里迪(Theodoridi)]的信件,告知苏丹正欲建造一艘游艇,建议长度为140英尺,航速为17节,这家公司推荐了怀特公司承造;同时,这家公司还告诉萨缪尔·怀特一位土耳其军官将被派往英国操办此事。怀特公司随即给这家商业公司寄去了“海蛇”号的参数和图纸,建议可以将其改造为一艘兼具鱼雷猎舰和游艇功能的军舰。[17]随后,怀特公司又收到海军大臣胡斯努帕夏来信,同样表示将派专员赴考斯勘验“海蛇”号。[18]
凡事似乎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1月11日,伍兹帕夏也给怀特公司写来一封信,他首先遗憾地说瓜拉西诺似乎没有在此事上投入令人期待的努力。但他也了解到海军大臣正派出两名海军军官前往英国,并由一位掮客西奥多里迪陪同,探寻将“海蛇”号改造为游艇的可能性。伍兹帕夏认为怀特公司不应错过这个机会,可以暂且将瓜拉西诺放在一边。伍兹帕夏还建议为了将这艘船改造为游艇,应为其加装舷墙,并铺设木甲板。[19]
17日,怀特公司做了一份武备估价单,显然旨在推进此次外销行动。根据这份估价单,“海蛇”号将安装2具甲板旋回式鱼雷管和1具舰艏鱼雷管(可用火药发射),连同附具、安装费用等共价3078英镑;另外“海蛇”号还将安装1门6磅炮和4门3磅炮,根据炮架是否为管退炮架总价分别为2778英镑和2257英镑,另外还包括弹药费用1308英镑,武备总价在7000英镑左右。[20]
随后,伍兹帕夏又于25日和29日两次给萨缪尔·怀特寄去密信。在29日的密信中,他透露两名土耳其海军军官已于当晚前往检验“海蛇”号,考虑将其改造为游艇的可能性。他还透露当前这次购买不是由土耳其海军部所发出,而是直接来自苏丹本人,奥斯曼皇室将为此提供费用。伍兹帕夏特别关照萨缪尔·怀特勿提自己姓名,并让他在读完信后立即将其销毁(从信件保留的情况来看,萨缪尔·怀特显然没有这么做)。如果可能的话,可以致电伦敦奥斯曼帝国银行(Imperial Ottoman Bank)的代理人泰勒(Taylor),告知他“一切顺利”。[21]
土耳其的海军专员在怀特公司验视了“海蛇”号后对情况表示满意。至12月怀特公司已拟就了一份将其改造为游艇、出售给土耳其海军部的草合同。按照合同,“海蛇”号将在索伦特海峡(The Solent Channel)的斯托克斯湾(Stokes Bay)进行试航,在1小时的常压航行中须达到18节航速,并以强压通风航行6次,平均航速不得低于21节。[22]而根据同年“海蛇”号在斯托克斯湾的试航结果,在1小时的常压情况下该舰达到了18.64节的航速,在1小时的强压通风情况下达到了21.46节的航速。同时该舰还进行了转向试验,测得回转一周仅须1.75分钟,回转直径大约为2倍舰长。观察者记述道,在满舵回转的情况下该舰的兴波很小,舰体也没有明显的倾斜。[23]
按照计划,“海蛇”号在改造为游艇后排水量将达到615吨,设置有一个较大的甲板室,甲板室后部为沙龙,并可下至舱内的餐厅,另有下层舱室的舱口和采光天窗,以及机舱棚;甲板室中部为皇室厨房、海图室和信号旗柜;甲板室前部为通往士官和船员住舱的舱口和天窗。中部甲板室顶部有一个飞桥,上面安装蒸汽舵轮;舰体后部有一个人力舵轮。下层舰体内设有皇室住舱、盥洗室、衣柜、卫生间、沙龙、前室、吸烟室等皇室用房,以及军官住舱、管轮和士官住舱、水手住舱等舱房和各种库房。轮机舱和锅炉舱外侧设置煤仓。按照设计,改造为游艇后的“海蛇”号将携带一只蒸汽舢板(steam launch)、一只救生艇(life boat),一只定纪艇和一艘卡特艇。舰上装备3根桅杆,可悬挂纵帆,前桅可悬挂横帆(square sail)和斜桁帆(topsail)。[24]
12月12日,萨缪尔·怀特特地为游艇上的洁具问题咨询了伦敦的洁具厂商乔治·杰宁斯公司(George Jennings),出售“海蛇”号的计划似乎已经水到渠成。[25]20日,萨缪尔·怀特前往拜访了土耳其驻英公使鲁斯蒂姆帕夏(Rustem Pasha),但后者告诉他该舰的价格太贵,对之前海军部的肯定意见也置之不理。无可奈何之下,萨缪尔·怀特只得给土耳其海军部写信。27日,胡斯努帕夏给怀特公司回信,居然称他们从没有表示接受过怀特公司的报价,除非价格能够降到一个他们能接受的程度,否则土耳其方面无法购买该舰,之前的首肯完全是出于“误会”。[26]1891年1月,鲁斯蒂姆帕夏也给怀特公司写信,进一步确认了购买无法继续。[27]至此,向土耳其方面出售“海蛇”号的计划完全归于失败。
此后的3年中,怀特公司再没有明确的推销记录,[28]直到1894年2月23日,怀特公司与阿姆斯特朗公司的造舰总监菲利普·瓦茨达成了一项协议,以16000英镑的价格将该舰的舰体、附具等出售给阿姆斯特朗公司。根据协议,怀特公司须清理船底,涂刷油漆,安装舢板和电灯,以及临时的就餐用具,以使其能够安全抵达泰恩河。[29]阿姆斯特朗公司为何要突然购入这艘军舰没有明确的解释。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阿姆斯特朗公司正为智利建造的“布兰科·恩卡拉达”号(Blanco Encalada)防护巡洋舰需要配备一艘舰载鱼雷艇,而后这艘鱼雷艇正是从萨缪尔·怀特公司所购入,因此可能的解释是菲利普·瓦茨在订购这艘舰载鱼雷艇的时候注意到了滞留在猎鹰船厂边的“海蛇”号鱼雷猎舰。而阿姆斯特朗公司的埃尔斯威克造船厂正好有一部分剩余产能,对于这样一个在出口军舰领域久负盛名的大厂而言,又不难在国际上找到青睐一艘价格不贵、性能卓越的小军舰的买家,将其购入便顺理成章了。
3月21日,在阿姆斯特朗公司的董事会会议纪要中出现了一条记录:该公司已向萨缪尔·怀特公司购入了一艘鱼雷艇驱逐舰,其船厂编号被定为621。根据计划,阿姆斯特朗公司将为其安装2门25磅速射炮、4门3磅速射炮和3具鱼雷发射管。会议纪要总结道:“凭借这些改动,她将成为一艘优秀有用的军舰。”[30]
“飞霆”舰的紧急购入
1894年的夏天,中日关系因朝鲜问题而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在中国北洋大臣李鸿章仍在谋求以外交途径解决朝鲜争端的时候,日本政府却已开始密谋对华开战。约在当年6月中旬,日本海军省次官伊藤隽吉向驻英国海军武官远藤喜太郎发去了一封电报,要求向英国政府、法国政府或其他私人公司秘密打探有无铁甲战列舰、装甲巡洋舰、巡洋舰、鱼雷艇驱逐舰、鱼雷艇等军舰可以购买。[31]6月13日,远藤喜太郎向海军部回电,表示阿姆斯特朗公司有一艘鱼雷艇驱逐舰可售,另有一艘巡洋舰需8个月完工,莱尔德公司有阿根廷巡洋舰在建(估计为鱼雷炮艇“祖国”号,Patria),但难以买入。[32]收到远藤的电报后,海军省随即回复,要求远藤进一步调查阿姆斯特朗公司的鱼雷艇驱逐舰需多久能够建成,以及其价格、性能等,显得对这艘军舰抱有极大的兴趣。[33]
远藤喜太郎了解到的这艘鱼雷艇驱逐舰就是阿姆斯特朗公司于当年3月向萨缪尔·怀特公司购买的“海蛇”号(621号舰)。在买下了这艘军舰之后,阿姆斯特朗公司便开始进行改装设计工作,但并没有立即施工。据远藤报告,该舰大约能够于8周之内改装完毕,售价为58000镑。[34]而远藤打听到的另一艘巡洋舰则是该公司于1893年2月开始建造的一艘4600吨级的外贸巡洋舰,船厂编号为612(后来的阿根廷巡洋舰“布宜诺斯艾利斯”号),当时该舰已经下水,但并没有指定买家,距离完工尚需8至10个月。
中国驻英公使龚照瑗,密购“飞霆”舰的行动即在其操作下进行(Vickers Arch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相比日本,中国方面在紧急购舰上所做的努力来得非常迟缓。直至7月5日,一向消息灵通的中国海关驻英办事处主任金登干从与他私交颇深的阿姆斯特朗公司股东之一斯图尔特·伦道尔那里得到消息,阿姆斯特朗公司正建造一艘快速巡洋舰(612号舰)和一艘鱼雷猎舰(621号舰),二舰都已接到别处的订货,但对中国优先。金登干随即发电通知了其老上司—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35]18日,赫德也致电金登干,称他得知有一艘与“吉野”相同的姐妹舰正在建造,令金登干向阿姆斯特朗公司询价。[36]24日,金登干回复道,巡洋舰需10个月后提供,售价34万英镑,包括保险费在内另加28000镑。[37]27日,赫德给金登干写信,因巡洋舰价格过高,因此他不建议行动。[38]
而来自中国官方的问询则始于7月16日。李鸿章于是日致电驻英公使龚照瑗,电文中说:“海军快船速率过少。英厂如有制成新式大快船,多置快炮,行二十三四迈,望密访议购。价若干,趁未决裂前送华,迟则无及。”[39]李鸿章的问询,足足比日本人晚了一个月。龚照瑗接到电报后,于当天晚上迅即回复,告知李鸿章阿姆斯特朗公司正有一艘巡洋舰(612号)和一艘“大雷艇”可售。[40]7月22日,龚照瑗进一步向李鸿章报告,“雷艇”的价格为55000镑。[41]龚照瑗所说的这艘“雷艇”就是621号鱼雷炮艇,他在电文中称该艇“带抓敌雷机”,这应当是对英文“torpedo catcher”的误译。李鸿章接到报告后,认为“雷艇价昂难购”,仍命龚照瑗继续打听其他新式小型巡洋舰。[42]不难看出,龚照瑗称该舰为“雷艇”造成了李鸿章的误会,将其想象成了普通的小型鱼雷艇,自然是显得价格偏高了。接到李鸿章这份回电后,7月24日,龚照瑗在电文中进行了解释:“前云雷艇,即新式小快炮船,……价不昂。”[43]
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甲午中日之战正式开启,双方的购舰计划也驶上了快车道。开战次日,阿姆斯特朗公司就通过电报给李鸿章发去了军舰的详细规格和价目。[44]7月31日,日本海军省也给远藤喜太郎发电,命其打听621号鱼雷猎舰的价格,以及将其送回横滨的费用。[45](https://www.daowen.com)
8月1日夜间,龚照瑗给李鸿章发电,称其觅得一快轮,与之前觅得的“雷艇”相同,价格为50000镑,航速可达26节,请李鸿章定夺是否要买下。[46]龚照瑗所说的这艘军舰,应该指的还是621号舰,而他之所以会重复提到同一艘军舰,可能的解释是他从不同的掮客那里得到情报,导致了信息的混乱。至于龚照瑗说该舰的航速可达26节,当是掮客在推销时的夸大之词(当时仅有最新式的驱逐舰可达到26节航速,而驱逐舰均为英国海军所订购,绝无出售他国的可能)。
李鸿章得知龚照瑗觅得如此快船,喜出望外,立即将龚照瑗的来电转呈中枢,并马上得到了批复。8月2日,光绪皇帝下旨拨银二百万两交李鸿章用于购舰。[47]总理衙门也一同来凑热闹,表示“快船拟定四艘……海署款即由津生息项下拨百万”,[48]仿佛只要花了这笔钱,军舰就立即会从天上掉下来一样,殊不知两国开战后,其他国家严守中立,军舰即便购得也难以运出。同日,李鸿章给龚照瑗回电,命其立即详细调查该舰的性能并购入。[49]
8月6日,一位名叫小约翰·巴墨(John Palmer Junior)的掮客突然向阿姆斯特朗公司买下了621号鱼雷炮艇。[50]第二天,龚照瑗就遗憾地向李鸿章表示,之前所说的“26节快船”已售。[51]事出之因,显然就是小约翰·巴墨的横插一脚。然而仅仅三天之后,龚照瑗又给李鸿章发去一封长电,称自己已经成功购入了阿姆斯特朗公司的621号鱼雷炮艇。[52]后来他在电文中也透露,他正是通过信义洋行(Hermann Mandl & Co.)的巴墨作为中间人完成此次订购的——“所购快轮即巴墨出名”。[53]
信义洋行由奥地利人赫曼·约翰·满德(Hermann John Mandl)创立于1888年,主要负责克虏伯、毛瑟等德国军火公司的中国中介事务,总号位于汉堡,分号位于上海、天津等处。[54]而这样一个德国掮客是如何突然介入这桩英国军舰的买卖的,与小约翰·巴墨又是何关系至今仍缺乏线索澄清。这位小约翰·巴墨也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仅知其后来一直从事出口贸易,并在伦敦芬斯伯里广场(Finsbury Court)开设了自己的小约翰·巴墨公司(Messrs. John Palmer Junior & Co.),生意至少持续到1940年代不辍。[55]阿姆斯特朗公司也并不清楚巴墨背后的真正买家是谁:“621号鱼雷艇已完成并于8月6日被卖给小约翰·巴墨先生,其去向并未透露。”[56]
无论如何,621号鱼雷炮艇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囊中之物,而没有被日本人抢得(日本人似乎也没有对这艘军舰投入太大的兴趣),应该算是龚照瑗一个不小的成绩。此后,龚照瑗的精力开始转移到安排621号舰回国的事宜上来。
“飞霆”号的技术性能[57]
“飞霆”号鱼雷炮艇为钢制舰体,柱间长200英尺,总长208英尺9英寸,水线长199英尺4英寸,型宽23英尺,型深12英尺3英寸,吃水8英尺。[58]标准排水量360吨(另有349吨、353吨等说法),满载排水量401吨。全舰划分为30个水密隔舱。动力系统包括2台机车式锅炉和2座贝里斯公司生产的三涨式蒸汽机,驱动2个螺旋桨推进。轮机常压马力2000匹,航速18节;强压通风马力3000匹,航速21节。通常载煤50吨,满载煤量90吨(一说104吨)。在21节情况下续航力为2天,在10节情况下续航力为12天。除艉舵外,采用“旋回式”设计的“飞霆”号应该还配有鳍板舵,具有优异的转向性能。
“飞霆”舰舾装图(刘烜赫绘)
从外观看,“飞霆”号舰体狭长,舰艏为撞角艏,艏柱上有鱼雷发射管开口;舰艉为怀特公司鱼雷艇特有的斜削型舰艉(cutup stern),并在舰艉上镌有舰名。舰体前后为防浪甲板,围绕中部舰体有一圈连续的防浪舷墙,前后主炮和鱼雷管处的舷墙可打开。该舰有前后两根桅杆,分别有一个小型钢制桅盘,并可张挂小型斜桁帆。前桅后方为2个左右并列的烟囱。舰体中部有一个舰桥,下层为一个小型装甲指挥塔,装甲为1¾英寸(一说1½英寸),左右两舷各有一个小型甲板室;上层为露天的飞桥,安装有探照灯、海图架、航行灯等设备,后方有一个封闭的操舵室。前桅杆后方和机舱棚后方各有一个旋回式双联鱼雷发射管。后部鱼雷发射管后还有一个罗经台和人力舵轮。舷墙上除安装有哈乞开斯速射炮外,还悬挂有1艘22英尺的充气舱捕鲸艇(air cased whaler)、1艘定纪艇和1艘12英尺的小型定纪艇(skiff dinghy),艇体均由桃花心木制作。
“飞霆”舰虽无舱室布置的图纸存世,但从同时期类似舰艇的舱室布局中也能推测一二。一般来说,这种小艇的舱室布局比较简单:其前部舱体分为底舱夹层(platform deck)和底舱(lower hold),底舱夹层为水手的居住舱室,底舱为备用雷库、火炮弹药库、储备品和其他物品仓库。中部舱段为锅炉舱和轮机舱,“飞霆”舰设置左右2个并列的机车式锅炉,炉门朝向舰艉方向,并且可能如“雨燕”号一样,锅炉舱被中央纵隔壁分成左右两间。2座贝里斯立式三涨蒸汽机也呈左右对称布置,锅炉舱和轮机舱外侧有煤仓包覆。后部舱段为军官生活舱室,艉部为操控前后两个舵叶的舵机舱。
“飞霆”舰的主炮型号十分特殊,为2门25磅3.75英寸阿姆斯特朗速射炮,除“飞霆”号之外,再无其他军舰装备这种火炮的记录。这种炮身管长40倍径,炮重33英担。黑火药发射药包重10磅,无烟火药发射药包4.5磅。使用黑火药时炮口初速为2010英尺/秒,炮口动能为700.4英尺吨;使用无烟火药时炮口初速为2370英尺/秒,炮口动能为974英尺吨。这种火炮采用液压弹簧复进机的弹性炮架,发射速度较旧式火炮有很大的提高,并且炮身后坐方向与炮身基线重合,也减少了旧式架退炮因基线不重合而造成的射击精度误差。前后主炮的射界为从舰艏/舰艉轴线起算向左向右各135度。每门炮备弹200发。
除主炮外,该舰还装备有4门3磅哈乞开斯速射炮,分别位于两侧舷墙后方。这种火炮为法国哈乞开斯公司专利,阿姆斯特朗公司获授权生产。口径为47毫米,总重506磅,长度为40倍径,可发射重3.3磅的通常榴弹、钢榴弹和3.13磅的霰弹。
“飞霆”舰还装备有5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可携带12枚德国制刷次考甫磷铜鱼雷。甲板上的旋回式鱼雷管可电控也可由人力驱动,并可以直接从装甲指挥室里操作瞄准。
“飞霆”号的回航与验收
621号鱼雷炮艇于1894年8月6日被出售给掮客小约翰·巴墨,然而仅仅3天之后,英国外交部就已经得知了此事。9日,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男爵(John Wodehouse, 1st Earl of Kimberley)签署了一份公文,为了防止中日两国中的任何一方得到此舰,他批准纽卡斯尔海关根据《外国兵役法案》(Foreign Enlistment Act)扣押并检查这艘船,直到搞清楚其底细,根据法律的规定得以豁免为止。[59]
而这厢龚照瑗却并不知道英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行动,仍然在秘密安排着这艘舰的回航事宜。8月14日,龚照瑗在致李鸿章的电文中说:“即日点收船,付价,密议送法,必期妥速。”[60]8月15日,李鸿章致电龚照瑗,向其推荐元丰顺洋行(Louis Spitzel & Co.)在英国的办事人托马斯·马克斯(Thomas Marx),请龚照瑗与其一同密商运送船械办法。[61]8月17日,龚照瑗回电,称“至包送兵轮,另有熟手大商包办”。[62]从之后的信息来看,龚照瑗是通过一位正在向中国推销智利军舰的掮客格雷士(原名未详)找到的“熟手大商”麦高伦(原名未详)包送军舰的。[63]8月19日,龚照瑗又给李鸿章发电,他考虑到这艘军舰如回航,须选择偏僻航道直赴威海卫或旅顺口,以免途中遭到中立国的扣押或日舰的阻截,因此必须有煤船随行。[64]
8月18日晚间,英国议会签署了一份文件,内容包括金伯利勋爵8月9日签署的两份拘扣授权书的复件,英国政府扣押这艘军舰的行动终于大白于天下。19日,金登干向赫德汇报:“英国海关扣留了阿姆斯特朗厂的鱼雷猎舰。”[65]2天之后,李鸿章也接到了路透社关于扣留这艘军舰的消息。他焦急地询问龚照瑗:“确否?如已扣,若何办法?”[66]龚照瑗在回电中也为难地表示:“现兵轮出口,必根究,已购阿轮,虽英人出名,而出口颇难。现密议顶替办法,行期未定。”[67]在8月25日的电报中他再次表示:“已购快轮非用他国旗不能出口。借旗尚未商定,行无定期。”[68]
到8月底,中国的军舰被扣押一事已经一再见诸报端,如《泰晤士报》就说:
……如果不是我国外交部采取行动,这艘舰很有可能已经在去往中国海域的途中了。日本政府察觉了这种危险,公使馆的法律顾问立即向我外交部指出了法案中所提供的条款,并强调了在“阿拉巴马”号事件中我国政府是如何做出同样迅速反应的历史。[69]
又如《约克快报》(York Herald)报道说:
根据从纽卡斯尔得到的关于这艘鱼雷猎舰的消息,她因政府的指令而被拘留在埃尔斯威克。这艘军舰据说建于考斯,大约2个月前被购买到泰恩河,停在埃尔斯威克船台边。大约3周前工人们上了船,前几天他们日以继夜地进行大规模改造,主要是在破浪甲板的基础上加设一层额外的甲板。[70]雇用的工人达300到400名。她是一艘很出色的军舰,可以达到很高的航速。两名负责人不分白天黑夜地监督工程进展。昨天早晨纽卡斯尔海关的代表访问了此地,海关人员要求蒸汽阀门和主蒸汽管的连接应被断开。公司的负责人立即执行了这一要求。[71]
尽管这艘军舰的秘密购买已经被完全曝光,但龚照瑗仍然没有放弃安排其回航的努力。8月31日,格雷士向龚照瑗表示:“借旗已议妥,包送威、旅。所雇船中各项五十西人,皆水师出身。唯该船必绕大洋,需行五十日,煤食各费及保险、借旗谢费全包,共索三万二千镑。如允准,初三与英大商麦高伦来画押,二十日内即开行。”[72]龚照瑗向李鸿章进行了汇报后,李鸿章随即将此上呈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又将之转奏光绪皇帝。9月2日,光绪皇帝下旨:“龚照瑗所购阿摩士轮船议定包送各费,即着李鸿章电饬照所议办理,赶早开行。”[73]同时,李鸿章还电告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做接收该舰的准备。[74]
9月5日,龚照瑗又给李鸿章来电,除了表示已经为新舰购入30个刷次考甫鱼雷之外,还称“已与出保人画押,送船人与借旗人在巴黎画押,明日回英即议开船期”。[75]新舰的回航似乎重燃希望。但一周之后,9月13日,龚照瑗的一封电报再次将希望浇灭:“阿轮立据稍有未妥处,未定行期。”[76]9月17日,他又表示:“阿轮一切议定,因英严查兵轮出口,必根究送船出保人与借旗国家,电商稍有未洽,行期不敢即定云。”[77]
同在9月17日,中日之间爆发大东沟海战,北洋海军实力遭到重挫,而远在英国的这艘鱼雷炮艇仍迟迟不得归航。10月4日,事情似乎再现转机。龚照瑗致电总理衙门:“查兵轮出口甚严,保送船人退保,遂未敢急办。现议又将成,必求稳妥……”[78]10日,龚照瑗又向李鸿章透露:“阿轮可定行期,如英再阻,即无法。”[79]
10月28日,面对既无法将已购军舰送出,又屡次议购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国军舰不成的事实,清廷已经彻底对龚照瑗失去了信心,光绪皇帝直接下旨对龚照瑗进行申斥:“屡次议购兵船,迄无成说,来电文理多欠明晰,办事殊属颟顸,着传旨申斥。”[80]此后, 621号鱼雷炮艇的回航计划再未现转机,它不得不孤独地停泊在埃尔斯威克船台对面的泰恩河上,静静地等待大洋那边的战争决出胜负。
时间转眼到了1895年。4月17日,中日两国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以日本完胜、中国完败的结局落幕。5月8日,中日双方在烟台换约,条约正式生效。一周之后,龚照瑗想起了那艘滞留纽卡斯尔的621号鱼雷炮艇,于是向李鸿章请示立即将其送回,并拟将一切事务委托阿姆斯特朗公司包办。[81]李鸿章接信后,向龚照瑗建议由信义洋行包运,并由阿姆斯特朗公司代雇洋员,其他水手则由中国选派,以省费用。[82]但龚照瑗仍建议由阿姆斯特朗公司全权负责包送,费用只需6500镑,较为便宜。李鸿章随即同意了这一计划,并将这艘迟来的军舰命名为“飞霆”。[83]
从之后的情况来看,负责包送“飞霆”舰的是阿姆斯特朗公司指定的负责对华业务的公司——瑞生洋行(J. J. Buchheister & Co.)。该洋行于1871年由德国人补海师岱(J. J. Buchheister)与英国人毕德卫(Henry Smith Bidwell)合伙成立,总部设在汉堡,驻华总号位于上海广东路,公司时称“载生洋行”,英文名为“Buchheister & Bidwell”,1877年8月毕德卫退伙单独成立德生洋行,载生洋行便改名为新载生洋行,后又改名瑞生洋行。[84]该行早年曾为福建省购买了“福胜”“建胜”两艘“蚊子船”。从1880年代中期开始,该行开始与阿姆斯特朗公司进行广泛的合作,开展该公司在中国的业务。1886年,该行同怡和洋行一起成为阿姆斯特朗公司指定的代理商,可以直接从中国政府或中国海关处获取订单。[85]
改装完毕,停泊在埃尔斯威克厂边的“飞霆”舰,舷墙呈打开状态(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停泊在埃尔斯威克厂边的“飞霆”舰,舷墙呈关闭状态(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停泊在埃尔斯威克厂边的“飞霆”舰,英方人员正在操作火炮(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飞霆”舰在泰恩河中进行鱼雷试射,背景中的军舰为“布兰科·恩卡拉达”号(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归国途中在直布罗陀的“飞霆”舰(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6月23日,“飞霆”舰在舰长F. F. 亨德森(Henderson)的指挥下,由36名英国船员驾驶,离开泰恩河,回航中国。[86]《希尔兹每日公报》(Shields Daily Gazette and Shipping Telegraph)报道称,“飞霆”舰在杰罗斯雷克的火药码头补充弹药后,由一艘拖船牵引航向北海,前往伦敦,其间吸引了许多关注的目光。[87]26日,龚照瑗也致电李鸿章,汇报了“飞霆”舰起碇回航的情况:“阿厂快船‘飞霆’字镌船尾,已验,初一开。议明常行每钟只准驶十二迈,约五十日可到沽,在紫竹林商局点交。”[88]该舰一路经由北大西洋——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南中国海的传统航线回航中国。除了在阿拉伯海遭遇了强大的季风之外,其余航程基本上风平浪静。[89]8月13日早晨,“飞霆”舰抵达新加坡。对此,甲午战败以后翘首期盼中国海军复兴的新加坡华侨显得尤为关注,如《叻报》等新加坡当地报纸争相进行了报道。《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的一位华裔通讯员也同他的6名好友一起参观了这艘军舰,并拜访了亨德森舰长,他们从军舰本身一直聊到大东沟海战,都为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而扼腕痛惜:
我们于3点钟离开“飞霆”舰,被舢板送到了岸上。我们无法抑制住心中一种叛逆的想法,当关键的时刻来临,“飞霆”是否能够证明她的舰名所赋有的那种品质。她是否会因其军官的无能和胆小,而像那些优秀的军舰一样或搁浅或耻辱地向倭寇投降呢?[90]
8月14日,“飞霆”舰离开新加坡,航向香港,并于22日抵达。[91]但当时发生了杀戮英国传教士的古田教案,因此一度有将这艘中国军舰扣押在香港的传闻。[92]30日,“飞霆”舰离香港,[93]随后经由上海、烟台,最终于9月21日抵达大沽,航程总共90天。[94]这艘小军舰经受住了远航的考验,但据《京津泰晤士报》(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报道,该舰在航程中还是弄坏了一个低压汽缸。[95]
9月29日,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在日记中写道,“英国前总兵滕伯禄(阿姆斯特朗公司驻中国代表敦乐伯,Martin Julius Dunlop)偕补海斯德(补海师岱)来见”,[96]想必是为“飞霆”到华之事。之前在李鸿章主政北洋的时期,每逢军舰回航,李鸿章必然亲自出海验视。然而王文韶对海军事务无多少热心,加上原北洋海军官兵被革职、遣散,因此“飞霆”舰并未立即被验收,而是先进入大沽船坞修理。[97]经王文韶呈请,该舰每月暂支饷银2400余两。[98]1895年冬季,“飞霆”舰就在大沽船坞避冻。[99]
1896年4月18日,配齐人员后的“飞霆”舰在大沽口进行了试航,《京津泰晤士报》对此进行了专门报道。军舰由管带李鼎新(原“定远”舰帮带大副)和中国官兵驾驶,在赫斯特(Hurst)上校、大管轮哈珀(Harper)和管轮赖特(Wright)的协助下驶出大沽口,一同参加的还有阿姆斯特朗公司的火炮技术人员斯拉特(Slater)、阿姆斯特朗公司的代表敦乐伯少将、瑞生洋行的经理补海师岱,以及中国海关的法兰赤(W. French)先生。是日风平浪静,军舰航行非常平稳,几乎没有上浪。在强压通风情况下,锅炉压力为180磅/平方英寸,轮机转速为340转/分钟;而在常压条件下锅炉压力为125磅/平方英寸,轮机转速为258转/分钟。试航的结果令人满意,而这还是在使用较低劣的煤炭和缺乏经验的司炉的情况下取得的成绩。但由于没有设置标柱,因此这次试航没有测定航速。
在航行测试后“飞霆”舰又进行了火炮测试,这主要是为了验证火炮安装的牢固程度。火炮采用最大仰角和俯角射击,又朝向舰艏、舰艉和舷侧等不同方向射击。艏艉的25磅速射炮操作十分灵便,在训练有素的炮手操作下,每分钟能够发射15发炮弹;舷侧的哈乞开斯速射炮则能达到1分钟30发的射速。该报道还特别提到艏艉炮位上装备了电话,舰长能够通过电话命令火炮做好射击准备,以防止误操作的发生。
在试航过程中,李鼎新为洋员和客人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试航结束后,洋员和客人们离去,他们向中国官兵致谢并致以诚挚的祝福。“飞霆”舰终于走出了襁褓,正式成为浴火重生的中国海军的一员。[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