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勇”级巡洋舰

二、“超勇”级巡洋舰

“超勇”级的设计渊源

至1879年，位于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威廉·乔治·阿姆斯特朗公司已经成功建造了一系列的“蚊子船”。由该公司著名工程师乔治·怀特威克·伦道尔设计的这种载有巨炮的小艇以其价格低廉、利于岸防而受到多国海军的青睐，其中就包括中国政府从该公司购买的4级共11艘“字母炮艇”。在乔治·伦道尔的构想中，其搭载的巨炮能够对铁甲舰造成极大的威胁，并且建造一艘铁甲舰的经费能够建造十多艘这种非装甲炮艇，其效费比显然较铁甲舰更为经济。

乔治·伦道尔将其构想推而广之：在火炮技术已取得长足进步的条件下，非装甲舰艇能否在远海同样对铁甲舰构成优势？大约1879年年中，他撰写了一份备忘录，叙述了他构想的新型无装甲巡洋舰。

在这份备忘录中，乔治·伦道尔首先指出了目前铁甲舰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即便当前最厚的铁甲舰装甲仍难以阻挡火炮所发射的穿甲弹和半穿甲弹；（二）为军舰装备装甲极大地提升了其造价和建造时间，如果不为军舰敷设装甲，则可以在小得多的舰体上安装相同口径的火炮，并获得同样的航速；（三）由于铁甲舰建造周期很长，火炮技术则发展迅速，因此铁甲舰被淘汰的速度很快；（四）由于铁甲舰的高造价，因此任何的损失对于一个海军国家而言都是惨重的，且铁甲舰即使不被火炮击沉也经常因撞击、鱼雷或事故而沉没。

基于以上原因，乔治·伦道尔断言：“铁甲舰即便不是全部，也将会大部分被淘汰；军舰需要采用其他可行的防护方式。”接着，他开始描绘他的非装甲舰的设想：

在非装甲军舰上，轮机和弹药库可以安设在水线以下加以保护。现在的问题是：能够采取何种方式保护军舰不会轻易被火炮击沉。

最佳的办法是在军舰上采用一个水密甲板（water tight deck），布置略低于水线，并防止水进入轮机舱。

在水密甲板上方，到水线这段距离之间是另一层甲板，此空间被分作许多隔舱，通常储满煤或储备品，若要击沉这艘船，需要用炮弹打在水线上或水线附近，穿透许多个这样的隔舱。这即便在长时间的激烈海战中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

这种军舰的武备是无防护的，但它有液压操作系统，只需要很少的人操纵，因此伤亡的人就少得多。如果一门火炮失效了其他的仍能使用，而如果所有的火炮都被击毁则军舰在轮机能使用的情况下仍能退出战场。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火炮的威力极大地提升了，但每艘军舰装备的火炮数量减少的也多，因此未来海战中发射的弹药数量将会大大少于以往。

根据以上原则，所建造的无装甲巡洋舰的大致尺寸和性能如下：

排水量：1200—1400吨，吃水15英尺，航速15节，两套独立的轮机和双螺旋桨。

武备：两座25吨新型阿姆斯特朗炮，后装或前装，能够全向射击，不受军舰运动限制，此外还有四门小型的大威力火炮，格林炮，蒸汽雷艇，等等。

舰艏经过加固，适合撞击。

造价约为80000到100000英镑。

建造时间约为15到18个月。

最后，乔治·伦道尔解释了这种军舰并非取代了炮艇，而是海军中独立的一种舰只，与炮艇的任务类型并不重合。“这种大型舰只能够利用其高航速和火炮威力追赶并搜索铁甲舰，并选择其方式和时机进行攻击。……一艘铁甲舰的造价能够建造五艘这种新型军舰，而这五艘舰的总战斗力却大大高于一艘铁甲舰。……这种新的军舰永远也不会像铁甲舰那样过时或无用，它们维护方便，并可以被转为和平用途。”^［8］

从这份备忘录中可以看出，出身于“火炮大王”阿姆斯特朗公司的乔治·伦道尔十分坚信火炮对于装甲的绝对优势，并提出了在火炮技术超越装甲技术的条件下另一种可行的“无装甲”防御方式，即通过设置一道通长的“水密甲板”来保持进水状态下的浮力，水线上则通过设置水密隔舱来保证不失去储备浮力。此“水密甲板”并非装甲，因此乔治·伦道尔将其设置在略低于水线的位置以防止被击穿。这种设计形成了近代防护巡洋舰的雏形，在之后设计的“翡翠”号巡洋舰上，他通过增加水密甲板的厚度进一步达到了防御弹片的目的，形成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防护甲板。

然而，乔治·伦道尔的构想有些过于理想化，后来的事实证明，铁甲舰/战列舰还远未到濒临淘汰的境地，即使装备大口径火炮的巡洋舰也无法与铁甲舰/战列舰正面对抗。这一方面是由于铁甲舰/战列舰防护设计的进一步优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火炮技术、弹药技术和观瞄射控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铁甲舰/战列舰的重炮和大量速射炮面前，巡洋舰的生存能力极为脆弱；而巡洋舰又并非重型火炮的良好平台，很难有效威胁防御极为完善的铁甲舰/战列舰。尽管如此，这份构想仍然是近代巡洋舰发展史上的关键一步，为此后十多年间巡洋舰的快速发展铺平了道路。

阿姆斯特朗勋爵后来在英国工程师协会的讲话中，也谈到了这种无防护巡洋舰的作战方式构想。首先，他继续强调了巡洋舰相对于铁甲舰优良的性价比，以及其克制铁甲舰的两种方式——撞击和火炮，随后他又补充道：

最近我国为外国政府建造了由乔治·伦道尔先生设计的轻型无防护军舰，其排水量为1300吨，能够达到16节的航速。它们载煤可以航行4000英里，并且事实上已经有过航行3500英里而没有上煤的经验。它们载有两门10英寸的新型火炮，几乎能够全向射击，并能穿透18英寸的铁甲；并有四门40磅侧舷炮。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有许多这种军舰攻击我国的贸易，我们将如何应对。目前，英国海军还没有一艘军舰装备有能与之抗衡的火炮，也无法追赶上它们，或在撤退中躲开它们。我们总是自信地认为我们的商船能够在紧急状况下被改装成巡洋舰；但在我们的商船或客轮里哪能找到一艘拥有16节航速，轮机和锅炉位于水线以下，并拥有一个位于水线下的甲板，使其在水线处或水线下被弹药击穿时免于沉没的船呢？^［9］

阿姆斯特朗勋爵这番略嫌浮夸的演说生动地说明了其另一种主要用途——破交。为此，它们需要拥有尽可能快的航速和尽可能强大的火力，从而在远程破交战中从容应对。事实上，后来阿姆斯特朗公司夺目的“埃尔斯威克巡洋舰”（Elswick cruisers）系列也正是秉持了这两条原则，成为世界军舰出口市场上最炙手可热的“明星”，而“超勇”级巡洋舰，正是这一系列传奇的序章。

首批“超勇”级巡洋舰的订购

乔治·伦道尔关于无装甲巡洋舰的报告很快传到了与阿姆斯特朗公司关系密切的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的手上。1879年6月15日，他致电身在北京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他简述了这型巡洋舰的技术性能，并阿谀道：“这是您理想的从炮艇级扩展到巡洋舰级，如在别国政府之前被中国政府所采用，您将再一次在海军科学方面居于领先地位。”^［10］6月20日，金登干随函将乔治·伦道尔的备忘录附上，中国海军外购巡洋舰的计划悄然开始。^［11］

时值日本吞并琉球事件发生不久。继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1879年3月发生的吞并琉球事件又一次将中日关系推到了危机的边缘，中国的海防压力再度骤增。然而，中国政府从1874年后筹购铁甲舰未果，仅从英国购入了数艘“蚊子船”，而日本则已经从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艘装甲军舰，中日双方海军实力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了。

赫德在琉球事件后便一直筹划进一步插手海防，他收到金登干寄来的新型巡洋舰报告和图纸后非常满意，借此良机在8月底向总理衙门呈送了一份条陈《试办海防章程》，提出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条陈中除了设立海防司等关于制度建设的建议外，在舰船购造层面，他主张继续购买“蚊子船”，并推荐中国政府购买两艘“碰船”。总理衙门对此未置可否，将赫德的这份条陈转递南北洋大臣详议。在李鸿章与沈葆桢之后的回复中，他们对于条陈中给予赫德过多权力的条款进行了攻击，终于使其不了了之；但对于赫德提出不购铁甲舰而购“蚊子船”和碰船的建议，沈、李二人则进行了讨论。经过前两批的购买，沈、李二人已经对“蚊子船”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而“碰船”对于他们来说则是全新的事物。对此，沈葆桢在9月9日致李鸿章的信中说：“查碰船即锥船，闻其可以摧木壳船，未闻其能摧铁甲船。西人心计最精，锱铢必较，如果锥船可破铁甲，岂有尚汲汲焉于巨费之铁甲，以待锥船之破之耶？”^［12］李鸿章对此于9月26日回复道：“铁甲船多有锥者，未闻无铁甲而专有碰船名目，赫必另有所本。”^［13］可见沈、李二人此时对于赫德提出的“碰船”计划均没有什么好感。然而平心而论，无论沈葆桢还是李鸿章，对于“碰船”的议论都属于隔膜之谈，说明他们对于这种新事物并没有什么了解。

赫德此处说的“碰船”，即撞击舰，亦即金登干向他推荐的无装甲巡洋舰，至于赫德是如何将这型巡洋舰定义为“撞击舰”的，目前无从得知（金登干在之前发给他的信函中均用的是“巡洋舰”一词，即cruiser）。李鸿章并不清楚赫德所说的“碰船”到底是一种什么军舰，而此时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刘步蟾、林泰曾通过船政提调吴惟允呈寄李鸿章《西洋兵船炮台操法》折中只提到了“铁甲冲船”，即“鲁莽”号这样的铁甲撞击舰；李鸿章又向英国东方舰队（China Station）司令古德（Robert Coote）询问，对方也说仅有铁甲撞击舰。^［14］由于李鸿章不明就里，赫德购买“碰船”的动议便暂时被搁置了。

直到1879年11月25日，四艘“镇北”级“蚊子船”到华，赫德专程从北京前往天津视察。他此行还带上了无装甲巡洋舰的图纸和说明与李鸿章商讨。赫德进呈的这些直观的文件立即打动了李鸿章，他当即决定订购两艘这种军舰。30日，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说明了他的这一决定：

赫德于十月十二日抵津谒晤，面呈碰船图式，逐细考究，即是闽厂出洋学生刘步蟾等前寄节略内所称巡海快船、钢壳快船之类，其宽长尺寸、行海里数大致相仿，唯首尾设炮位二尊较大，船头吃水之下暗设冲头，可以碰坏敌船，并带水雷小划艇一只。该总税司所称新式者在此。丹崖等所称快船图式每点钟仅行十二海里，此则行十五海里，照中国里核计，每点钟可四十五里，甚为迅疾，实闽、沪现造各船所未有，加以巨炮冲头，据云可保碰伤铁甲船。但船未被铁甲，故每只价银仅三十余万两，遂属总税司译送节略备案，谨照抄呈览。船既得用，事不可缓，拟即与赫德妥商，照议先定购二只，卓裁以为然否。此船约期七年夏间到华，届时再酌商分拨。^［15］

在李鸿章的考虑中，这种巡洋舰可以作为铁甲舰的辅助——“若铁甲无快船辅佐，则孤注而已”，^［16］同时，李鸿章手握北洋海防专款，总理衙门又不同意立即购买铁甲舰，因此权衡之下，购买这种新式的巡洋舰不啻为较好的选择。在致函总理衙门的同时，他也函寄南洋大臣沈葆桢、会办南洋海防的丁日昌、船政大臣吴赞诚等人，向他们告知了这一重要的决定。^［17］在写给驻英公使曾纪泽的信中，他首次将这种军舰称为“碰船兼快船”，^［18］在此后的许多公文中，更进一步被简化为“碰快船”，这一独特的舰种称谓便由此而来。

12月11日，李鸿章上《筹议购船选将折》，正式向朝廷上报了这一订购计划，^［19］清廷于次日密谕军机大臣及沿海各省督抚，对海防全局再次进行了通盘布置，并首肯了购买巡洋舰的方案。^［20］与此同时，赫德返回北京后，立即给金登干发去电函，订购两艘“最优良的坚固、快速、配备重武器的撞碰巡洋舰”。^［21］金登干接电后，立即与乔治·伦道尔以及阿姆斯特朗公司驻伦敦办事处负责人、乔治·伦道尔的弟弟斯图尔特·伦道尔进行了联系，与之协商各项事宜。数日后，阿姆斯特朗公司提出了合同初稿共10条，金登干又针对初稿条目进行了修改，如原文中为“提供给中国政府两艘无装甲巡洋舰，每艘载有两门装载于旋转炮架上之25吨大炮”，金登干将其修改为“两艘快速无装甲撞击巡洋舰（swift unarmoured ram cruisers）”，突出了速度和撞击的作用；又如对撞角，加上了更为详细的要求：“每艘舰的舰艏须适合撞击，为此须制造得极为坚固，加以纵横水密隔舱，外侧装备有钢铸件，能够切开敌舰的舰体，而本身不受伤”；又如对操舵装置提出了更详细的要求：“提供操舵的机械装置，在上甲板的瞭望塔（look out tower）中既可以用液压也可以用蒸汽操舵。”又如增加了对扬锚装置的要求：“提供一个蒸汽绞盘，用以扬锚，如需要应可用人力在上甲板操作”，等等。^［22］

经过修改后的合同于1879年12月18日签字，正式合同共分14条，大致内容如下：

1．综述。

2．对总体性能的规定，包括14点：A．对适航性的要求；B．钢制舰体；C．主尺度；D．对动力的总体要求：双螺旋桨，双轮机，1200匹马力，16节航速等；E．对锅炉的要求：采用4座“改进型机车锅炉”，提供90磅每平方英寸压力；F．动力系统须低于水线，并被水密甲板覆盖；G．水密甲板上方以隔舱划分，储备煤炭等；H．动力舱端两侧也设置煤仓增强防护；I．对储煤和续航力的规定；J．对撞角艏的规定；K．对操舵装置的规定；L．对扬锚装置的规定；M．对蒸汽杆雷艇收放装置的规定；N．对其他舢板的规定。

3．对帆装和舾装件的规定。

4．对武器系统的规定，包括10点：A．2座25吨炮；B．4座40磅炮；C．2门9磅炮；D．2门格林炮；E．对25吨炮炮架的规定；F．对40磅炮炮架的规定；G．对9磅炮炮架的规定；H．对格林炮炮架的规定；I．对备弹的规定；J．对轻武器的规定。

5．对武器检验的规定。

6．对军舰用料的规定。

7．金登干及其委任者在建造期间可进入工厂和军舰。

8．金登干可任命监理检查建造质量。

9．提供、修改图纸和说明的规定。

10．建成时间的规定，须在1881年3月25日之前。

11．船只检验的规定。

12．军舰付款的规定，商定两舰总价为160000英镑，分3期支付。

13．对最低净价的声明。

14．合同对任何金登干的继任者仍然有效的声明。^［23］

在这厢金登干与阿姆斯特朗公司签订合同的同时，赫德又收到了李鸿章的一封来信，向他提出了两点要求：

1．要求每艘撞击舰再配备一艘鱼雷艇，可额外付款；

2．指出在巡洋舰回航后仍须有15节航速。

对于鱼雷艇一点，李鸿章特地附上了一封约翰·艾萨克·桑尼克罗夫特公司（John Isaac Thornycroft & Co．）于1879年6月11日写给中国驻英使馆的信，此信应是由驻英公使曾纪泽于6月底转发给李鸿章的。^［24］在这封信中，桑尼克罗夫特公司称其已为英国海军建造了一种鱼雷艇，长60英尺，宽7英尺6英寸，航速超过16节，排水量约为10.2吨，并装备有吊钩，能够从铁甲舰或其他军舰上收放，并装备有可以投放白头鱼雷的设备或杆雷设备。该公司表示这种鱼雷艇已经在地中海上经过了“赫克拉”号（H. M. S. Hecla）鱼雷艇母舰的测试，每艘价格约为2800镑。李鸿章在给曾纪泽的复信中写道：“莎尼克罗布水雷艇船，自是利器，丹崖前曾叙及，拟俟留嬴^［25］雷艇到后，学生练习有效，再图扩充。寄来图说，暂存备核。”^［26］

1876年，桑尼克罗夫特公司开发出第一艘能够发射“白头”型自航鱼雷的鱼雷艇“闪电”号（H. M. S. Lightning），此后，该公司又为英国海军和欧洲许多国家建造了一批体型较小的“二等鱼雷艇”（second class torpedo boat）。从桑尼克罗夫特公司这封信中的描述看，这种鱼雷艇指的就是他们于1878年到1879年间为英国海军建造的TB-51型二等鱼雷艇。^［27］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鱼雷艇“发射”白头鱼雷的方式尤为特别，它在舰体中部两舷各装有一套桑尼克罗夫特专利的吊杆系统，平时将鱼雷固定在两舷，作战时即用这套吊杆将鱼雷放入水中，然后依靠鱼雷自航前进攻击敌舰。^［28］显然，李鸿章对桑尼克罗夫特的这种鱼雷艇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在新订购的巡洋舰上也装备两艘。他在1880年1月7日致总理衙门的公函中也说：“鸿章以所定快船内仅带小水雷船一只，尚嫌其少，续商赫德添备一只，可以左右匀带，在洋面轰击大船更觉得劲。”^［29］但他显然对巡洋舰娇小的体型没有概念，也不清楚伦道尔之前答应装备的杆雷艇和桑尼克罗夫特的这种鱼雷艇体量上的差别。赫德将李鸿章的要求写信通知了金登干。^［30］

另外，赫德还希望巡洋舰采用前膛炮而非后膛炮，或许是他认为前膛炮更为安全，中国人也有更多前膛炮的操作经验。^［31］

对于这些新增的要求，赫德于1879年12月10日寄给金登干一份公函，着重说明了一些设计要点，包括以下7点：

1．必须保证15节的航速，即在静水中标柱间航试须超过15节。

2．舰体须制造极为坚固，前端特别加强，并装备有一个撞角：其撞击力必须保证能撞毁其遭遇的任何铁甲舰。

3．必须尽可能多地增加水密舱，以保证其尽可能在敌舰的打击下不沉。

4．轮机舱、锅炉舱、弹药库等必须位于水密甲板下，水密甲板位于水线下，上层还有一层甲板保护，两层甲板间的部分分以隔舱，储存煤炭或补给品。

5．该舰的武备须包括4门格林炮，6门新式12厘米侧舷炮，2门新式9磅炮，2门新式前膛25吨炮，可全向射击，以液压操作，并有良好的防护。

6．须有两个独立的轮机和双螺旋桨，舰体尺度应为200英尺×30英尺×5英尺，排水量约为1400吨。

7．须提供一艘最新式、最优良的鱼雷艇，这艘鱼雷艇的航速须达到17到18节。^［32］

收到这些新增的要求后，乔治·伦道尔与金登干于1880年2月3日进行了一次磋商，他对赫德的这些要求分别进行了回复。例如针对第1点，备忘录规定在正常天气条件下，以海军部规定的试航距离测试航速应达到16节；针对第2点，规定钢制撞角须比一般同级别的军舰坚固得多，阿姆斯特朗公司不保证撞击一定能够摧毁铁甲舰，但撞击应能对铁甲舰造成极大损伤或使之瘫痪，并继而用持续的撞击或炮击将之摧毁，假舰艏（false bow）用以在战斗中被摧毁，而不至于使军舰本身受到损伤；针对第5点，规定装备4门侧舷炮，而不是6门，又因为各种设计因素的限制，将采用后膛炮而非前膛炮；针对第6点，规定实际主尺度为220英尺×32英尺×15英尺，排水量1350吨；针对第7点，认为新型的可使用白头鱼雷的艇不适合装备在巡洋舰上，但阿姆斯特朗公司将提供最快速、尺寸合适的杆雷艇。^［33］

可以发现，无论是赫德的公函还是这份备忘录对于撞击功能都进行了着重强调。应该说，在乔治·伦道尔1879年年中的那份最初的设计备忘录中，主要考虑的是火炮的作用，撞击功能只居于次要地位；但通过这份备忘录，这型舰已经成了一型名副其实的“撞击巡洋舰”了（需要指出的是，与其说这是从伦道尔的第一份备忘录到这份备忘录以来设计上的改变，不如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解释上的改变而已）。这种对于撞击要求的强化很可能是受到了那时一些战例的影响。1879年5月21日智利与秘鲁之间的伊基克海战中，秘鲁海军的“胡阿斯卡”号铁甲舰通过反复撞击，撞沉了智利海军的轻型巡航舰“翡翠”号，说明了撞击战术依然有效。

对于撞击巡洋舰选择前膛炮还是后膛炮，阿姆斯特朗公司又于1880年2月6日形成了另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中说明随着火炮制造技术的提高，火炮的药膛逐渐增大，炮身逐渐增长，这些改进都更有利于后膛装填的采用。在这型巡洋舰上，采用后膛装填有以下4个理由：1．火炮射击方向无须像“蚊子船”那样限制在舰体中线上；2．火炮较“蚊子船”装置位置为高，这样如果采用前膛装填，装填装置就会更加暴露，易于损伤；3．如果采用前膛装填火炮就须退回发射位置装填，这样将导致装填位置前移，带来炮廓的增大；4．如采用前膛装填须额外增加位置锁定装置。采用后膛装填，火炮就可以在任何位置上进行装填。^［34］对此，赫德未再表示异议。新式巡洋舰的技术细节至此基本敲定。

“超勇”级巡洋舰的续购计划

在签署了两艘撞击巡洋舰的合同后，赫德继续向总理衙门和李鸿章推销他的海防计划。在他的构想中，北洋、南洋、福建各须购备“蚊子船”四艘、巡洋舰两艘，方可组成一支初具规模的海军。其中北洋已经订购四艘“蚊子船”、两艘巡洋舰，无须添购；南洋也已订购四艘“蚊子船”，尚须添购两艘巡洋舰；福建则尚须添购“蚊子船”四艘、巡洋舰两艘。他于1880年1月29日写信给李鸿章阐述了这一计划，李鸿章认为以“蚊子船”、巡洋舰来对付铁甲舰“未有把握”，仍坚持立即购买铁甲舰的主张，并继续将精力集中在议购英国为土耳其建造的铁甲舰“佩克伊谢里夫”号和“布鲁奇乌泽夫”号上（详见本书此处）。^［35］

而另一方面，赫德的方案却在总理衙门这边获得了突破。1879年12月13日，在首批订购的巡洋舰刚刚成议之时，奕訢等便上奏，建议南洋也应“照北洋定购新式快船两只”；^［36］次日朝廷颁发上谕，着沈葆桢迅速筹办购船事宜，并延续总理衙门的思路，提出“如铁甲船一时无力购办，应否先购兼碰快船两只，或添购‘蚊子船’数只，借资策应”。^［37］沈葆桢于12月19日去世，江苏巡抚吴元炳署理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他接旨后便立即表示愿购两艘巡洋舰。^［38］福建方面的经费极其有限，无法独立承担如此庞大的购舰计划，但经总理衙门尽力调拨，基本上也凑足了购舰款项。于是，向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的下一批舰船暂定为巡洋舰四艘、“蚊子船”四艘。总理衙门以此方案于1880年3月8日上奏，同日朝廷下旨，批准了这一海军扩充计划。^［39］

早在2月16日，赫德已经通过电报向金登干进行了询问，阿姆斯特朗公司能够同时建造几艘“蚊子船”和巡洋舰，这显然是为了此一计划而做出的打探。^［40］金登干接电后立即向赫德进行了报告。3月20日，赫德在公函中向金登干信心满满地透露道：“……除这五艘（蚊子船）外，我想还能批准再订造五艘这种船和四艘巡洋舰。”^［41］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事情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对“蚊子船”和巡洋舰并没有多少兴趣的李鸿章于1880年3月15日、3月21日两次致函总理衙门，提出了以“蚊子船”、巡洋舰换铁甲舰的方案。他的计划是将福建省购买“蚊子船”和巡洋舰的100余万两白银用来将“柏尔来”号立即买下，所缺款项也可以从南洋购买巡洋舰的费用中分拨；另一艘铁甲舰“奥利恩”号的价款也可以逐步筹集。^［42］3月29日，他又将此计划上奏朝廷。^［43］须注意的是，李鸿章此时已经被任命全权负责购舰事宜，在购买何种军舰、如何调配南北洋购舰款项等问题上他均具有第一位的发言权。因此，朝廷本着“放手让李鸿章去干”的态度，对于他的这一新提议也没有表示什么异议。这样一来，等于之前添购“蚊子船”、巡洋舰的计划全部被搁置（后来“蚊子船”的购买通过各省自筹款项的方式得以部分地实现，即“镇中”级“蚊子船”）。

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的购舰计划并没有什么连续性，而且非常易受外部因素的干扰。这一方面是由于“总理衙门—北洋大臣—海关”这种三方决策体系的自相矛盾和不成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政府对于海防观念的懵懂，导致其缺少战略层面的规划；而海军技术的快速演进也加剧了这一混乱状况。后来“柏尔来”号和“奥利恩”号的购买也因为种种原因而流产，中国人的目光又被新的精彩所吸引，这为不久之后首艘伏耳铿铁甲舰“定远”号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超勇”级的技术性能^［44］

“超勇”级巡洋舰的舰体和轮机设计说明书，以及一张总体布置蓝图至今仍保存在“伦道尔档案”中，这些应是阿姆斯特朗公司与金登干签订合同时所提供的原始档案，为描述这型军舰各方面的设计细节提供了最直接最准确的依据。

该级舰总长220英尺，水线长210英尺，全宽32英尺，型深18英尺9英寸，吃水15英尺，排水量约1300吨。舰体为钢制。^［45］该舰采用平甲板船型，干舷非常低矮，也说明了其设计与“蚊子船”的继承关系。《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在1881年12月13日的长篇报道中描述道：“该舰有着平直的舰艏，圆拱形的舰艉，艏艉部分线形内凹，舯部舰体则应用了傅汝德（Froude）^［46］的方案，即纵向的线形没有两条是平行的，竖直向肋板部位有着很大的舭部升高角（dead rise）。”^［47］该舰最大的特点就是设置了从艏至艉通长的“水密甲板”，厚度为3/8英寸。从厚度上来说，这层甲板与普通的舰体钢板并无区别，但纵贯全长和保持水密的概念却与后来的防护甲板一脉相承，可以说是防护甲板的雏形。将其置于水线下是因为这层甲板还不具备后来穹形防护甲板加厚的防弹倾斜段，因此会被炮弹甚至弹片击穿，于是不得不借助海水形成一道防护（当时的海战限于火炮操瞄技术，交战距离通常较近，炮弹弹道因此比较平直，如果击中海面极易形成跳弹而难以形成水中弹，对舰船水线下部位的威胁很小，海水为军舰提供了一道天然的防弹屏障）。这层甲板在烟道和轮机舱口处有较大开口，周边用双层钢板内填旧帆布等材料，构成3英尺6英寸高的“围堰”。水密甲板上方、主甲板下方的“围堰”四周的空间用以储存煤炭或补给品，以加强防护。此部分空间又被舱壁分成许多个水密隔舱，以保证在被击穿若干个舱室的情况下仍保有储备浮力。锅炉舱、轮机舱、弹药库、主炮液压机械等均置于水密甲板下方。

出于撞击的考虑，该舰舰艏部分建造得非常坚固，在水线下方拥有一个尖锐的撞角，并通过增加一个“假舰艏”，使撞角不突出艏柱，以免造成过大的兴波阻力。假舰艏内以纵横隔壁分成若干隔舱，使得撞击时即便该部分损毁也不至于导致军舰进水。在航速12节的情况下，“超勇”级撞角的冲击力相当于9062英尺吨。

该舰的龙骨以高42英寸、厚2英寸的钢板制成，其中轮机舱部分加高到50⅞英寸或53⅞英寸。艏柱和艉柱以熟铁锻造，以三行铆钉和双搭板连接到龙骨板上，其中艏柱前端为钢制撞角部分，以三行铆钉连接到艏柱上。肋骨以3½英寸×3英寸×3/8英寸或3½英寸×3英寸×5/16英寸的角钢制作，两根肋骨间距23英寸；反肋骨以2½英寸×2½英寸×5/16英寸角钢制成，均铆接在主龙骨上。肋板以27英寸深、1/4英寸厚的板材制成（轮机舱部分为3/8英寸厚），连接到主龙骨、肋骨和反肋骨上。下甲板横梁以5英寸×3英寸×5/16英寸角钢制成，上铺3/8英寸的水密甲板。主甲板横梁角钢尺寸各部位不等，位于炮塔下方的横梁经过特别加强，上铺3/8英寸至7/16英寸厚的钢板。上甲板在两个炮廓之间有一条24英寸宽、1/4英寸厚的纵桁板，上甲板横梁为5英寸×3英寸×5/16英寸的角钢。水密甲板与主甲板间的船舱壁厚3/16英寸，水密甲板下的船舱壁厚1/4英寸。龙骨翼板在中部厚7/16英寸，至艏艉两端渐减至3/8英寸；船壳列板在中部厚3/8英寸，至艏艉两端渐减至5/16英寸。舭龙骨长约40英尺，中部宽约24英寸。上甲板铺以2½英寸厚5英寸宽的柚木甲板；艏艉楼甲板铺以2½英寸厚的松木板，主甲板铺以6英寸宽3英寸厚的松木板。

从蓝图上看，“超勇”级的水密甲板下方共有8个横向隔舱，推测分别为艏尖舱、前部库房、前部液压机舱/弹药库、锅炉舱、轮机舱、后部液压机舱/弹药库、后部库房、艉尖舱。其中火药库内衬一层2英寸的东印度柚木，地板敷以铅条；弹头库有4英尺高的柚木墙裙，提弹井也有2英寸的柚木包覆。弹药库在紧急状况下均可注水。因为强压通风的需要，锅炉舱的所有开口均做成气密，锅炉舱向轮机舱和前部液压机舱均开有高5英尺、宽1英尺8英寸的水密门，门上安装有气密阀门。锅炉舱和轮机舱两侧均设置煤仓包覆，在军舰舷侧设有3对输煤口，在前炮廓的后方、后炮廓的前方角部还各设有2个18英寸直径的上煤口。另外，底舱中还设有可储存4000加仑淡水的水箱，并有每日可生产200加仑淡水的蒸馏装置。

水密甲板前后部均为水兵和司炉住舱，内有两排储物柜、可收起的餐桌、轻武器架等，并有供水兵取暖的暖炉。水密甲板中段为煤仓、库房、烟道、提弹井、通风井、锚链舱等，其中锚链舱环绕在前部舱口周围，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主甲板前段为水密的锚甲板。“超勇”级配备有1只15英担的马丁锚（Martin's anchor），1只18英担的特罗特曼锚（Trotman's anchor，为海军锚的一种），以及一只5英担的小型海军锚（kedge）。^［48］在前部炮廓立柱上设有左右两个轻型吊锚杆。

主甲板前后各有一个炮廓，内径为26½英尺，周圈以3/8英寸厚钢板建造，顶板以3/16英寸板材建造，以软木和沥青覆盖，并有一个6英尺×3英尺6英寸的通风天窗。每个炮廓上有3个射击口，朝前后两端的射击口范围为44度，朝左右两侧的射击口范围为70度，并可使火炮作正10度至负3度的俯仰。炮廓开口处带有可向上翻折的盖板，盖板厚度为1/4英寸，以柚木镶面，在盖紧时能与炮廓上下沿密缝，做到水密。此盖板一方面有防止在恶劣海况下炮廓进水的功能，另外应该也有在交战中尤其是撞击行动中防弹片的考虑。前后炮廓顶盖上各设有一个起重吊臂，用来收放这些盖板。^［49］

主甲板中间舱段被隔墙分成两个区域，前部布置有厕所、厨房、医院、蒸汽锚绞盘、烟囱烟道等，后部两侧主要为军官和管轮的住舱，内中床铺、橱柜、桌椅、洗面盆、暖炉等家具一应俱全。其中沙龙、管带和大副住舱、会议厅家具用西班牙深色桃花心木制作，并铺有地毯，管带住舱门外还设有一个传唤钟。除此之外，主甲板上还布置有4门阿姆斯特朗4.7英寸副炮，副炮的射击孔同样有可向上翻折的盖板保护。

上甲板前后两端设有吊床柜，以厚3/16英寸钢板制成，盖以帆布罩。上甲板前部为探照灯台、前桅、人力锚绞盘、通风筒、厨房天窗等；中部有烟囱、通风口、通风筒等；后部为指挥塔、后桅、轮机舱天窗、罗经台等。其中指挥塔的板壁厚度仅有1/2英寸，只能防御弹片和子弹，指挥塔底板垫高6英寸，内有车钟、通语管、舵角指示器、蒸汽舵轮和人力舵轮等。上甲板的两侧和后部还有5艘小艇，包括1艘23英尺的舰长纪格艇（captain's gig）、2艘26英尺的蒸汽卡特艇（steam cutter）、1艘26英尺的捕鲸艇（whale boat）和一艘16英尺的定纪艇（dinghy），其中蒸汽舢板由亚罗公司（Alfred Yarrow & Co．）制造，航速为9节。^［51］另有用来收放小艇的轻型吊艇杆。

“超勇”级虽然拥有高航速和较长的续航力，但依然保留了轻型帆装。两根桅杆均可悬挂纵帆和三角帆。

该级舰拥有4个长18英尺6英寸、直径9英尺3英寸的西门子—马丁钢（Siemens Martin steel）制锅炉，每个锅炉有2个长6英尺6英寸、内径3英尺8英寸的炉膛，并有296根长8英尺、外径2½英寸的黄铜烟管，锅炉受热总面积为7000平方英尺，可承受90磅每平方英寸的工作压力。^［52］“超勇”级使用了刚在舰船上应用不久的强压通风技术，在轮机舱中装有蒸汽离心式鼓风机，通过一个管道将空气输入锅炉舱，烟囱内也装有排风扇。在强压通风状态下，锅炉舱的所有开口均关闭，通过鼓风机向其中鼓入空气，以增加燃烧效率，当然随之带来的也是煤耗的大量增加。据称“超勇”级的强压通风工作压力为1英寸水压。^［53］

“超勇”级装备2座霍索恩公司生产的卧式复合蒸汽机，标称马力500匹，指示马力2700匹。^［54］其中高压汽缸直径30英寸，低压汽缸直径60英寸，活塞冲程36英寸，轮机连接一个冷凝面积2000平方英尺的冷面凝水器，并通过直径10英寸的轴和曲轴连接螺旋桨。两具希尔施（Hirsch）式螺旋桨相距13英尺，各有3片或4片桨叶，桨盘直径12英尺，桨距15英尺6英寸。艉舵框用碎钢打造，舵面为3/16英寸厚的板材，舵头上装有一个直径6英尺的链鼓轮，舵索通过链鼓轮连接到轮机舱中的蒸汽舵机上。除了指挥塔中的蒸汽舵轮和人力舵轮外，舰艉还配有一副舵杆，可以通过一组滑轮操纵。该级舰设计最大航速为16节。煤仓正常储煤250吨，最大储煤300吨，在15节的情况下可航行3日，在12节的情况下可航行6日，在10节的情况下可航行9½日，在7节的情况下可航行22日。在8节状况下续航力为5380海里。

“超勇”级在最初设计阶段并没有考虑电气设备，但在建造过程中增设了1台发电机，以独立的辅助锅炉驱动，可提供2000支烛光的电力。舰内以电灯照明，并配有1部探照灯。

“超勇”级的主炮为2门25吨的阿姆斯特朗10英寸后装线膛炮，身管总长23英尺6英寸，为25.7倍口径。发射400磅的穿甲弹或通常弹，其中发射穿甲弹时装药180磅，发射通常弹装药140磅，穿甲弹弹头装药4磅，通常弹弹头装药20.2磅，穿甲弹发射初速1976英尺/秒，通常弹发射初速1700英尺/秒。穿甲弹炮口动能为10850英尺吨，能够贯穿19.1英寸的熟铁甲，主炮在15度仰角下射程为12000码，穿甲能力甚至强于当时英国铁甲舰装备的38吨火炮。^［55］火炮采用断隔螺纹炮闩，闩头的气密部分则采用一种被称为“埃尔斯威克杯”的结构，不同于后来广泛应用的蘑菇头式炮闩，这种气密结构是由闩头上的一圈中凹的杯状圆环和圆环外侧的铜圈组成，火炮发射时燃气顶住圆环边缘，进而将铜圈顶在炮膛内的凹槽中，以实现气密。但试验中发现这种结构的气密性能仍不尽如人意，而且铜圈非常容易损耗，且更换困难，必须小心维护，因此这种结构的炮闩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便被法国军官杜斑鸠（De Bange）发明的蘑菇头式断隔螺纹炮闩取代了。^［56］“超勇”的主炮安装在乔治·伦道尔专利的液压炮架上，与“蚊子船”的液压炮架类似，即将上炮架连接在下炮架的液压筒上，液压筒尾部安装一组弹簧阀制退，复进则通过蒸汽泵向液压筒中注液实现。采用液压炮架的好处主要是能够减小火炮后坐的行程，减轻炮架的总体重量。火炮的旋回则通过安装于底舱的蒸汽绞盘带动炮盘上的链条实现。10英寸炮随船附带34发通常榴弹（common shell）、10发榴霰弹（shrapnel shell）、36发坚头榴弹（chilled shell）、6发霰弹（case shot），以及14发坚头穿甲弹（chilled shot），总共100发炮弹，平均每炮备弹50发。

“超勇”的副炮采用4门1.32吨阿姆斯特朗120毫米新型后装线膛炮，身管总长9英尺11英寸，为22倍口径。发射40磅的通常弹时使用10磅发射药，弹头装药2.23磅，弹头初速为1575英尺/秒，炮口动能688英尺吨。这种火炮装备在新颖的“阿尔比尼”炮架（Albini Mounting）上，这种炮架与隐现式炮架的原理类似，依靠液压筒制退，在火炮后坐过程中发生较大的垂直向位移，然后靠火炮自身势能复进。其中液压制退筒由活塞筒和阀门室两个部分组成。在后坐的过程中，活塞筒中的水被活塞向后推挤，通过弹簧阀进入阀门室，活塞头前端形成真空空间，水又可通过阀门室连通活塞筒前端的瓣阀和活塞头上的小孔流入活塞头前端，这样后坐力就被逐渐消解；复进时活塞又被火炮自身重力推动，水通过活塞两侧和活塞头上的小孔流回活塞后方。这种炮架的优点是后坐距离小，且无须外源复进，缺点则是火炮在后坐过程中产生较大的纵向位移，且液压装置过于复杂，因此装备数量不大，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便被瓦瓦司炮架（Vavasseur Mounting）取代了。^［57］120毫米炮随船附带130发通常弹、30发破片弹（segment shell）、30发榴霰弹，以及10发霰弹，总共200发炮弹，平均每炮备弹50发。

每舰还有2门5英担的9磅炮，配有装置在舢板上的炮架和陆用炮架，炮口径2.6英寸，身管长29倍径。火炮发射药重2¼磅，弹头初速1550英尺/秒，炮口动能150英尺吨，每炮备弹100发。另有4门0.45英寸10管格林炮，共备弹40000发，并配有1副陆用炮架。^［58］在建造过程中，“超勇”级还加装了2座4管1英寸诺登菲尔德机关炮。

另外，“超勇”级还配有一些轻武器，包括40杆马梯尼·亨利步枪、^［59］20把左轮手枪、40把海军短剑、40杆长矛、10把登船斧等。

1881年7月26日的《泰晤士报》（The Times）这样评论“超勇”级巡洋舰：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官方标准的测试，其火炮的穿甲能力和射程超过了所有其他的舰载火炮，除了英国的“不屈”号和意大利的“杜里奥”号的主炮之外。目前其他的非装甲舰的火炮都无法与之相比，也没有装甲舰能在航速上与之竞争。最接近的是“杜里奥”号，为其排水量的9倍。因此，优越的火炮能够令它们对最大型的非装甲舰造成威胁，而高航速和大射程、大威力的火炮能够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与铁甲舰相对抗，因为它能够选择自己的攻击距离，而它们较小的舰体又很难被击中；而且由于水线下和其他重要部位的防护，单独的一发炮弹也无法将之击沉。如同游击队开展进攻，又如同骑兵的袭扰或撤退，它们能够成为一支头等海军的良好辅助，而且在火炮的发展威胁着昂贵而小规模的铁甲舰队时，它们也不可能很快落伍。^［60］

《英国海军情报部报告》（Admiralty Intelligence Department Report）中对“超勇”级巡洋舰有着这样的评论：

在近距离作战中，舰体显然会被机关炮弹打成筛子。任何从前方射入舰艏的炮弹都会被火炮下方的储备品弹起，如果炮弹在此爆炸的话就可能会将火炮毁坏，同时令海水灌入甲板之上，影响军舰的平衡，并造成蒸汽动力的损失。^［61］

作为阿姆斯特朗公司设计的首型大于炮艇级别的军舰，“超勇”级采用了许多崭新的设计理念，也有许多未尽完善之处。例如其首次在小型巡洋舰平台上搭载10英寸口径的火炮，与英国本国同时期设计的巡洋舰仅搭载6英寸以下口径火炮的思路迥然不同，但这样小的舰体是否为大口径火炮的良好射击平台值得怀疑。又如其引入了通长“水密甲板”的概念，但此甲板厚度与普通钢板无异，对机舱等关键部位的防御甚至不如更早之前的“科摩斯”级三等巡洋舰。其航速与其他三等巡洋舰相比尚属突出，但与许多一、二等巡洋舰相比也无优势。其在设计初衷中有作为撞击舰的考虑，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撞击战术的不切实际。中国海军之所以购入这样一型小而“时髦”的军舰，更多的是出于性价比的考虑，其性能到底是优是劣，自有十余年后爆发的大海战去检验。

“超勇”级的建造

1880年1月15日，“超勇”“扬威”二舰在纽卡斯尔下沃克的查尔斯·米切尔船厂开工，船厂编号为406、407，^［62］而关于巡洋舰各种细节的讨论则仍在继续。5月，李鸿章收到驻德公使李凤苞的来信，信中说到日意格专程访问柏林向李凤苞进言，认为巡洋舰所配主炮太大，建议采用11吨级8英寸主炮。李鸿章对此回复李凤苞道：“快船不宜过重之炮，言人人同，赫德当与英厂商改也。”^［63］同时将此事函告赫德。但赫德在接到李鸿章的信后，对此表示不以为然：

我回复李说，在我敢于建议购买这种巡洋舰之前，除了李凤苞和日意格外，其他人曾充分研究了设计图纸并进行了计算。……为什么日意格如此反对呢？在他的意见中有多少正当的道理？有时自动提出劝告的人可归入“即使希腊人还带着礼物来”的居心叵测之类。在这件事上我把日意格一伙归到这一类。^［64］

金登干于7月下旬得知此事，随后便联系了阿姆斯特朗公司，乔治·伦道尔、斯图尔特·伦道尔均对此做出了答复，阿姆斯特朗公司副总经理，火炮专家安德鲁·诺布尔也专门写信给斯图尔特·伦道尔，纠正他在对金登干的解释中的一些偏差。^［65］阿姆斯特朗公司的意见很明确，考虑到8英寸炮穿甲能力的不足，仍坚持在巡洋舰上采用10英寸炮。^［66］“超勇”级的设计初衷便是在小型的巡洋舰舰体上装备大口径火炮，日意格提出的这一建议有悖乔治·伦道尔的设计初衷，显然是不可能被同意的。

另一个问题是巡洋舰上到底应装备何种雷艇，自从1879年12月赫德应李鸿章的要求，提出为每艘巡洋舰配备1到2艘鱼雷艇以来，这一问题一直悬而未定。在赫德的督促下，金登干一直在探寻为巡洋舰装备真正的快速鱼雷艇的可能性，而乔治·伦道尔则对此十分为难。1880年9月，乔治·伦道尔再次向金登干提出是否可以放弃鱼雷艇而采用杆雷艇，而金登干则认为伦道尔在最初的备忘录（1879年年中的备忘录）中提到可以装备鱼雷艇，而这可能是中国购买此种巡洋舰的动机之一，如果最终只能装备杆雷艇则会使李鸿章大失所望，因而继续坚持为其装备鱼雷艇。为此，乔治·伦道尔特地询问了伦敦波普勒（Poplar）的亚罗公司和泰晤士河上游彻特西（Chertsey）的德·维格纳斯公司（Des Vignes & Co．），这两个公司都曾为英国海军建造过鱼雷艇，^［67］但他最后给出的答复依然认定：在如此小型的舰体上不适合配备高速鱼雷艇。^［68］10月23日，赫德给金登干去信，表示他已与李鸿章谈过，决定为每艘船配备2艘小型杆雷艇。^［69］这一决定终于使冗长的关于雷艇的讨论尘埃落定，对于金登干和乔治·伦道尔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解脱。

1880年11月4日和12月9日，两艘巡洋舰分别下水。^［70］金登干原拟以黄道十二宫的“白羊座”（Aries）和“金牛座”（Taurus）作为其下水注册名，但李鸿章已将其拟名为“超勇”“扬威”。^［71］此时阿姆斯特朗公司告知金登干，交货时间需要比合同日期晚9周，^［72］赫德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惊愕，考虑到当时中国与俄国之间的边界谈判陷入僵局，随时有爆发战争的危险，他期望巡洋舰能够早日交货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为此，金登干又与阿姆斯特朗公司进行了磋商，阿厂同意将为智利建造的同型舰“阿图罗·普拉特”号上的部分部件拆下来，先安装到中国巡洋舰上，以节省建造时间，并预计第一艘巡洋舰可比合同规定提前一个月，第二艘准时（1881年3月25日）完成，^［73］但建成之后试验和整备尚需一个多月的时间。

然而是年冬季，两舰的建造进度便受到了罢工和冬季恶劣天气的影响，似乎预示着这之后的种种不顺利。巡洋舰建造和测试的一拖再拖使得远在中国的李鸿章和赫德极为恼火。赫德原期待巡洋舰能在5月底前离英，7月12日以前到华，^［74］但直到6月底二舰连公试都还没有进行。6月25日，赫德向金登干发电，质问：“巡洋舰何时启航？”7月5日，赫德在电报中命令：“请立即把船派出，如再拖延，恐将下令不予提货。”13日，赫德以极为严厉的口吻质问道：“巡洋舰是否将永不启航？”21日，赫德再一次发电：“巡洋舰究竟何时启航？每拖延一天都是极危险的事，绝对须立即派出。”^［75］可以想见，这样每隔一周一封的催促电报必然使得金登干和阿姆斯特朗公司如坐针毡。

7月14日、15日，“扬威”“超勇”终于分别进行了正式航速和射击测试，测得“超勇”舰在常压下输出马力为1912匹，航速14.3节，强压通风条件下输出马力为2887匹，航速16.5节。^［76］并测得从全速到停轮航行距离为3½个舰身长度，如反转螺旋桨则航行距离为1½个舰身长度；若双螺旋桨反转，则军舰可在近似于舰身长度的距离内旋回；以水压机械辅助的舵轮从左满舵改到右满舵的时间仅为8秒。测试还包括以主炮和副炮进行各种方向和仰角的射击，以及军舰在作150码半径的连续回转航行的同时以机关炮射击一个浮靶。^［77］测试的结果令人满意。

在进行了最后的整备工作后，两艘崭新的中国巡洋舰已经做好了回航的准备，但这次驾驶军舰回华不再像之前的“蚊子船”那样，需要雇用英国海军或商船的官弁、水手，因为一支庞大的中国接舰队伍已经在北洋水师督操丁汝昌、总教习葛雷森的率领下来到了纽卡斯尔，巡洋舰将在这里挂上龙旗，第一次由中国海军的官兵自己驾驶回华。

中国海军在纽卡斯尔

早在订购“镇北”级“蚊子船”之时，李鸿章就认为雇用英国海军官兵驾驶回华“不特需费较多，且沿途风涛沙线情形、驾驶要诀以及洋面如何操练、机器如何使用，中国弁兵均未曾亲历周知，殊非造就将材之道”。^［78］且悬挂英国国旗“实非国体所宜”，^［79］建议用中国军官和水手将船带回，但因赫德、金登干未作考虑而没能实现。此次订购两艘巡洋舰，李鸿章再次提出了让中国海军官兵接舰的计划。时值1880年冬季，北洋水师的“蚊子船”在白河内守冻，李鸿章便调“蚊子船”的官兵赴英。他在1880年12月3日致李凤苞的信中就提到：“续订碰快船将成，弟已派丁提督、葛雷森及林泰曾等，带员弁水手二百余人赴英验收，升龙旗回华。此次如办理妥洽，嗣后当可预筹照办。”^［80］8日，得到消息的赫德也转告金登干，请他对此暂时保密，并帮助照顾丁汝昌和葛雷森。^［81］

葛雷森，北洋水师的首任总教习，1841年3月3日出生于肯特郡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利特尔本（Littlebourne），早年曾做过英国商船军官并通晓中文，1869年6月进入中国海关，1872年任“飞虎”号巡船管驾。1880年春，赫德推荐他加入北洋水师担任总教习，协助丁汝昌指挥新从英国购入的“镇北”级“蚊子船”，丁汝昌称“时予方带领各兵舰初次巡洋，葛君偕予行，予实奉为指南”^［82］。但在这次巡洋中“镇南”舰遭遇了触礁的事故，葛雷森力排众议，令“飞虎”拖带“镇南”出险。此后葛雷森又协助丁汝昌赴英接舰，处理朝鲜壬午兵变等，并被赏予总兵衔。1883年初，因琅威理获得北洋水师总查一职，葛雷森遂从北洋水师辞职，返回英国休假2年。回到中国海关后，他于1887年2月被任命为委办缉私船税务司（Coastguard Commissioner），1889年因病回国，1890年10月6日在怀特岛赖德（Ryde）去世，时年49岁。^［83］

1880年12月6日，中国接舰团从天津出发，登上轮船招商局的“丰顺”号轮船，启程前往上海。队伍中除了丁汝昌、葛雷森外，还有洋管驾章师敦（Somerset James Johnstone）^［84］，管带林泰曾，副管带邓世昌，大副蓝建枢、李和等官兵共224人。队伍于10日抵达吴淞口，并被分派上南洋水师“驭远”舰借宿。丁汝昌、葛雷森等5人于23日乘坐法国轮船先期赴英，料理前期事宜，接舰团的其他官兵则暂时在吴淞待命。^［85］27日，李鸿章上《派丁汝昌赴英收船片》，正式将赴英接舰计划上报朝廷。^［86］

丁汝昌一行于1881年2月10日抵达伦敦，入住波特兰大街49号（49 Portland Place）的中国驻英公使馆，并见到了金登干。14日丁汝昌等来到纽卡斯尔，视察了舾装中的“超勇”级巡洋舰和“镇中”级“蚊子船”，丁汝昌等人均对参观的结果表示非常满意，并于16日向国内的接舰团发出了出发指令。18日丁汝昌一行返回伦敦。^［87］

2月25日，中国公使馆人员将丁汝昌介绍给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勋爵（Sir Granville George Leveson Gower），双方在外交部进行了会见。28日，丁汝昌一行再次前往纽卡斯尔，参加巡洋舰火炮的检验工作，约一周后返回伦敦。^［88］3月12日，驻英公使曾纪泽从欧陆返回伦敦，丁汝昌、葛雷森等“迎于车栈”，之后几日曾纪泽与丁汝昌多次见面长谈。^［89］15日，丁汝昌由在英休假的中国海关税务司葛德立陪同，参观了议会下院，据报载，他对议会投票的过程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90］18日，葛雷森前往纽卡斯尔处理一些事务，22日返回伦敦，丁汝昌在此期间又参观了格林尼治海军医院、天文台和水晶宫等伦敦名胜。^［91］29日，维多利亚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名流聚会，许多王室成员、社会政要和外国使节参加，丁汝昌代表中国参加了聚会，同时参加宴会的还包括日本驻英海军武官黑冈带刀等人。^［92］

4月1日，丁汝昌和葛雷森离伦敦赴欧陆参观，此时“定远”号铁甲舰已在德国伏耳铿船厂开工，丁汝昌等人也赴士旦丁（Stettin，即今波兰什切青）参观了在建中的铁甲舰，并造访了埃森的克虏伯公司。随后丁汝昌一行途经意大利、法国，于19日返回伦敦，22日金登干与其一同前往海军部，将其引见给第一海务大臣凯古柏（Astley Cooper Key）、海军部主计官（Controller of the Navy）威廉·休斯顿·斯图尔特（William Houston Stewart），以及海军总设计师纳撒尼尔·巴纳贝。这三个人是当时主导英国海军技术变革的关键人物，且都对中国订购的“蚊子船”和巡洋舰抱有极大的兴趣。他们还向丁汝昌展示了一型“阿贾克斯”（H. M. S. Ajax）缩小型铁甲舰方案，该型舰尺寸与“定远”舰相仿，显然有争取第二艘中国铁甲舰订单之意。^［93］

那厢在吴淞待命的接舰团大队于1881年2月14日移驻招商局轮船“海琛”号，船长为桔棒（Gibbon）。20日接到丁汝昌的电报命令立即赴英，于是“海琛”轮于27日由吴淞启航，3月3日抵达香港稍作修理，6日离香港；12日抵新加坡，28日过亚丁，4月4日抵苏伊士运河，16日抵直布罗陀，22日抵英国多佛尔（Dover），24日驶入泰恩河，在米切尔船厂所在的下沃克下锚。^［94］

4月25日，丁汝昌等登上“海琛”号，看望了接舰团的官兵。30日，“海琛”号移泊埃尔斯威克，途经纽卡斯尔市区，观者如堵。这么多中国人集中出现，在纽卡斯尔甚至英国历史上恐怕都是首次，因此在纽卡斯尔城内引起了轰动。由于巡洋舰建造的拖延，估计还需要好几个月才能接收，于是接舰团的官兵便驻在“海琛”号上，平时利用埃尔斯威克附近泰恩河河心麦道斯岛训练，无须训练时则成群结队登岸参观游览，每每被好奇的纽卡斯尔市民围得水泄不通。在接舰团中担任文案的池仲祐在赴英过程中记有《西行日记》，是观察这次中国海军访英的重要史料。他的日记记载他们参观了纽卡斯尔市内的阿姆斯特朗工厂、埃尔斯威克公园、利兹公园、市政厅、画廊、博物馆、教堂、马戏团、煤矿等多处名胜，还在闲暇之时多次乘火车出游，及于伦敦、惠特利贝、杰斯蒙德迪恩（Jesmond Dene）、霍尼韦尔迪恩（Holywell Dene）、安尼克古堡（Alnwick Castle）等处。在纽卡斯尔期间，池仲祐还结识了众多英国好友，如汤麦士·汤木顺（Thomas Thompson）^［95］、玛其梨·宋特（Margaret Fenwick）^［96］、意腻·宋特（Annie E. Fenwick）^［97］、意楣·无夷罗顺（Amy Jane Wilson）^［98］等，他们都对池仲祐等中国远客以诚相待，关怀备至。池仲祐曾在日记中感慨道：“彼其之子，实获我心。如汤、宋诸友，余不能忘情矣。”“计余到英以来，如汤麦士、意楣、玛其梨、意腻诸人，谊订友朋，情同兄弟，远客风土，诸所不习，而其关护之处，无微不至。匆匆一别，再晤何期，未免有情，谁能遣此矣！”^［99］

与此同时，纽卡斯尔市民也在好奇地观察着这些东方的远道来客，当地报章上也不时出现有关中国海军的新闻。如1881年5月13日的《纽卡斯尔新闻报》（The Newcastle Courant）就报道了一位在“海琛”号上参观的当地人看见一位中国水兵因过失而被打板子的情景。该报还称赞中国水兵“形容整洁干净，他们在各种场合表现的精神饱满的样子可以与英国陆军或海军陆战队的任何一员媲美”。^［100］又如1881年5月27日的《纽卡斯尔日报》（The Newcastle Daily Journal）详细报道了中国水兵袁培福的葬礼。150人左右的送葬队伍于26日清晨5时从“海琛”舰出发，经由格鲁豪斯巷（Glue House Lane）前往埃尔斯威克公墓，一路上焚烧纸钱。到达墓地后，下葬棺椁，焚香祭拜，历时约15分钟。该报特别说明了中国人选择墓地为东北——西南朝向，这样死者的头就可以指向山坡顶的方向（东方）。^［101］同一天，又有一名中国水兵顾世忠去世，同样葬在埃尔斯威克公墓内，与袁培福墓比邻。后来1887年中国海军再次来到纽卡斯尔接收“致远”等舰时，又有三名中国水兵客死他乡，亦下葬同一处。1911年“海圻”号巡洋舰访英时，将中国水兵墓地重加修缮。后来年久失修，三座墓碑倒伏，2017年再次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修缮完成，它是中国海军与纽卡斯尔这段殊缘的历史见证。

与此同时，丁汝昌一行也继续在英伦各地考察。5月10日，丁汝昌来到英国军港朴次茅斯，首先在军港司令阿尔弗雷德·菲利普斯·赖德（Alfred Philips Ryder）的陪同下参观了英国海军最新型的“不屈”号铁甲舰；12日用一整天参观了戈斯波特（Gosport）哈斯勒（Haslar）的皇家海军医院和博物馆，13日又登上炮术练习舰“卓越”号（H. M. S. Excellent），观摩了电控舷侧齐射的表演，随后又来到“弗农”号（H. M. S. Vernon）鱼雷学校^［102］，观摩了鱼雷、水雷的操演；14日赖德司令邀请丁汝昌一行参加晚宴；17日丁汝昌等结束在朴次茅斯的访问返回伦敦。^［103］27日，丁汝昌等又来到普利茅斯，为三艘“镇中”级“蚊子船”回航中国送行。^［104］其余时间，丁汝昌基本都在其下榻的伦敦中国公使馆办公。

1881年7月9日是火车之父乔治·史蒂芬孙百年诞辰纪念日，作为史蒂芬孙的故乡，纽卡斯尔市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中国海军也幸运地赶上了这一难得的庆典。是日，池仲祐在斋·宋特家观摩游行：“车马尽饰以五彩，或装以花，千数百辆，络绎不绝。近午，迎各色机器及人物等杂戏，又以大幅锦缎绘实提生顺父子之象〔像〕……其他幅山水等物，亦璨然可观。佐以鼓乐，夹道喧阗，士民不远千里，咸来游观。”^［105］丁汝昌也从伦敦赶到纽卡斯尔参加庆典。晚间，他与林泰曾一同代表中国海军来到纽卡斯尔大礼堂（Assembly Rooms）参加晚宴。宴会由纽卡斯尔市长主持，同时参加的还有史蒂芬孙的后裔、英国多地的市长和政要、铁路企业家、工程师和社会名流等共200多人。在晚宴上，包括阿姆斯特朗勋爵在内的许多来宾都进行了发言，最后，阿姆斯特朗勋爵说道：“在今晚的来宾中还有两位特殊的来自中国的客人（鼓掌）——‘海琛’号的提督和管带，今晚出席的来宾们请尽情地表达您对于他们到来的欣喜之情。”^［106］随后，林泰曾代表中国海军用英文致辞：

主席，先生们，我谨向我们今夜和我们到达以来受到的友善招待表示感谢。虽然我们来自异国，但我们感到到处都是朋友（干杯）。纽卡斯尔市政府和人民竭尽所能对我们殷勤照顾（干杯）。我们为今夜能够出席一位为贵国铁路事业做出良多贡献人士的纪念晚会而感到非常荣幸，我们希望不久之后铁路也能大规模地进入中华。我们已介绍过，丁军门是第一位来到英国的中国水师提督（干杯）——他来到纽卡斯尔的目的是驾驶一艘在纽卡斯尔建造的军舰回航中华；我们希望不久后我国就能有更多的军舰巡航在中国海上，并且在下一个史蒂芬孙百年诞辰之前，我们的舰队就能与贵国的舰队一同驰骋大洋，这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交流和商贸往来（干杯）。^［107］

时光流转，两艘巡洋舰于7月14日、15日顺利通过了航试；8月2日，中国海军官兵分派登船；^［108］同日，曾纪泽晚饭后由伦敦启程，同驻英使馆洋员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船政留学生正监督日意格一同赴纽卡斯尔，2日夜间抵达，应邀至安德鲁·诺布尔的别墅留宿。3日上午曾纪泽携丁汝昌等坐火车抵达泰恩河畔，与金登干、乔治·伦道尔、英国海军部主计官休斯顿·斯图尔特等乘领港船同赴泰恩河口，中午12时30分抵达，校阅二舰，曾纪泽“亲引龙旗悬挂”，并试轮试炮。^［109］下午4时校阅完毕后，二舰驶回泰恩河，仍停泊于杰罗斯雷克（Jarrow Slake）。

8月6日，应纽卡斯尔市政府之邀，丁汝昌、葛雷森、金登干等来到纽卡斯尔市政厅（Town Hall）议会大厅，在市长的一番讲话后，纽卡斯尔市书记员（Town Clerk）代表该市政府进行了正式致辞：

丁提督，葛雷森上校，以及大清帝国海军“超勇” “扬威”号巡洋舰的军官们，我们，纽卡斯尔市长、参议员、市民们，希望表达我们对你们造访泰恩给纽卡斯尔市民带来的快乐，以及对于当中国商船“海琛”号在纽卡斯尔停泊期间，在你们的指挥下，中国水兵所表现的出色的、模范的行为的满意。我们期望此次中国船只首访泰恩期间与纽卡斯尔人民建立的友谊能够得以延续，泰恩与大清帝国之间开始的贸易往来能够随着时间持续和发展。——以纽卡斯尔政府之名，1881年8月6日，市长乔纳森·安格斯（Jonathan Angus），秘书长希尔·莫顿（Hill Motum）。

随后，丁汝昌代表中国海军致答谢词，由葛雷森翻译：

目前，在中国政府官方工程师金登干的监督下，已经在泰恩此地的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了十一艘炮艇。它们都是由英国的官兵挂英国旗送回中国的。首批军舰曾因经历了如此长距离的远航，并在抵达后仍能良好地使用而在当时的海军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其性能优良，我们随后从泰恩订购了更多军舰，并且凭借贵市公民乔治·伦道尔先生的技术和经验，之后的每一型炮艇都进行了改进，最后的三艘已于大约三个月前离开，它们被认为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中国政府现在正进行重要的一步，派其海军的一部分来到此地，以接收其在泰恩订造的最新的两艘军舰。此二舰将成为最先从英国就挂上龙旗回航远东的军舰。它们的使命将是和平的。它们的任务将是保护中国的海岸，其他于之前回航的军舰任务也是如此。就我所确信，天朝的准则正如你们志愿军的座右铭，“防御，而不是挑战”（Defence，not defiance）（鼓掌）。我现在代表中国政府感谢纽卡斯尔的政府和人民当我们在此期间，对于我们官兵的友善和照顾（鼓掌）。^［110］

1881年8月7日，“海琛”号离开泰恩河，前往其建造地格拉斯哥的英格利斯造船厂进行大修，更换轮机。^［111］同日晚间，丁汝昌随金登干赴伦敦，做行前的最后准备。^［112］8日，纽卡斯尔市长再次来到停泊在诺桑伯兰船坞（Northumberland Dock）对面的两艘巡洋舰上，为中国海军官兵送行，葛雷森和林泰曾在“超勇”号上接待了市长一行。该市委员会还向“超勇”舰的军官们赠送了《泰恩河：历史与资源》（The River Tyne： Its History and Resources）一书，葛雷森和林泰曾感谢了委员们的好意，对即将告别表示遗憾，并期望将来能有重逢的一天。^［113］

9日下午3时，两艘巡洋舰结伴驶离泰恩河，从是年4月24日抵达此地以来，中国海军官兵已在纽卡斯尔度过了三个多月的时光。这是中国海军第一次如此大规模、长时间、全方位、近距离地接触西方现代社会，无论他们对于这种截然不同的文明是接受还是排斥，这三个多月的时光对于他们来说想必都是终生难忘的；在临别之时，他们的内心也一定不会平静——“追想旧游，不胜离思”。^［114］

11日下午3时许，二舰抵达普利茅斯，丁汝昌在料理完善后事后从伦敦赶来，加入舰队。12日，中国巡洋舰与普利茅斯炮台和普利茅斯港司令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Gilbert John Brydone Elliot）的旗舰“皇家阿德莱德”号（H. M. S. Royal Adelaide）互致礼炮；次日，埃利奥特等英国军官访问了二舰。在进行了最后的整备工作后，17日凌晨，二舰离开普利茅斯，告别了英伦故土，踏上远赴中国的迢迢航程。^［115］

“超勇”级的回航和验收

在“超勇”“扬威”二舰还在建造时，赫德和金登干就开始筹划二舰的回航事宜，讨论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是否需要给二舰买保险。1880年3月5日，在巡洋舰刚刚起工之时，金登干就建议：如果挂中国国旗驶回，则可以考虑不购买保险。^［116］1881年5月14日，赫德向金登干转达了李鸿章的意见：“李认为这么好的船，船上又有中国船员，无须给船买保险，但如果能按3%的费率保险，他让丁和葛雷森他们自己来决定。”^［117］在了解了情况后，丁汝昌和葛雷森认为保险并非必不可少，而最终没有为巡洋舰购买保险。金登干揣测他们的这一决定是为了讨李鸿章的欢心。^［118］

“超勇”“扬威”二舰在丁汝昌和葛雷森的指挥下启程回国，担任二舰管带的分别为林泰曾（“超勇”）和章师敦（“扬威”）。二舰于1881年8月17日离开普利茅斯后，径直驶往塞得港，而不在中途港口做任何逗留。二舰开始一直结伴而行，20日“扬威”舰忽然失散，这似乎预示着这趟航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超勇”舰于22日驶过直布罗陀，进入地中海，26日二舰相遇。29日，“扬威”舰再次掉队。9月1日，抵达了塞得港的“超勇”号接到“扬威”号电报，称该舰煤水告罄，不得不在亚历山大港外80海里处下锚，“超勇”旋返回救援。2日下午二舰相遇，“超勇”遂将煤、水、粮食盘运于“扬威”，二舰于3日中午抵达塞得港。^［119］

“扬威”舰的霉运接踵而至，9月9日，二舰在补给完毕后驶入苏伊士运河，而“扬威”舰却于10日折断了螺旋桨，不得不由拖轮拖出运河，在苏伊士上坞。14日，“扬威”舰修竣，二舰首尾相随，以10节航速向亚丁航行，于21日过亚丁，未停留便直接驶入印度洋，向加勒前进，一路风高浪急。27日，“扬威”舰轮机发生故障，停轮修理，旋即修竣开船。30日，二舰抵达加勒，进行煤水补给。10月2日，二舰离加勒前往新加坡，在这段行程中，二舰采用了12节的高速，于8日抵达新加坡，抵达时与康宁炮台（Fort Canning）互致礼炮。次日，丁汝昌在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的陪同下拜访了英国海峡殖民地总督，总督下午又回访了“超勇”舰，因当天是礼拜日，在总督的要求下“超勇”舰未致礼炮。^［120］10日，二舰离新加坡前往香港，并分别于15日、16日抵达，在青洲附近下锚，随即沿珠江上驶广州，接受两广总督张树声的校验。17日，“扬威”舰开到广州城南大石附近突然搁浅，幸好夜间水涨，该舰方才起浮，总算有惊无险。^［121］一路上，“扬威”舰险情不断，不禁让人对管带章师敦的能力产生怀疑。

10月18日，二舰抵达广州城外下锚，次日，两广总督张树声前来参观，“犒赏合军，午刻乃去”。二舰返回香港后，丁汝昌于21日拜访了香港总督和“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号（H. M. S. Victor Emmanuel）战列舰（当时作为医院船和接待船使用）。^［122］24日二舰开行北上直驶上海，于11月1日到达，分别至虹口老船厂与祥生船厂修洗，期间接受了许多中外市民的参观。^［123］随后二舰装添煤炭，于13日北上天津，并于18日到达，至此完成了自离开普利茅斯以来94天的航程。^［124］

22日，李鸿章与随员周馥、马建忠、黄瑞兰、章洪钧、薛福成、周盛传、刘盛休、唐仁廉等从天津乘坐“操江”号轮船，在“镇海”号炮舰的伴随下前往大沽口，六艘先前购到的“蚊子船”已由刘步蟾指挥，在大沽口内迎候，行升桅礼，炮台与军舰齐鸣礼炮。随后所有军舰一起驶出沽口，李鸿章换乘蒸汽舢板前往停泊在灯塔船边的“超勇”“扬威”二舰，六艘“蚊子船”呈一字横队排开，面向两艘巡洋舰下锚，两艘巡洋舰以侧舷120毫米炮鸣礼炮19响。李鸿章登上“超勇”舰后，二舰随即起锚，以15节的高速航向旅顺口。谁知天有不测风云，23日晚10时左右，忽然东北风大作，雪雹交加，海面波涛汹涌，二舰将航速降至12节，即便如此，大量的海水还是涌上甲板，飞溅的浪花高可及烟囱，二舰不得不将螺旋桨转速降至每分钟70转。^［125］李鸿章后来心有余悸地回忆道：“月初往大沽验船，适值风日晴煦，遂乘兴驶往旅顺，不期向晦起碇，半夜飓风大雪，掀天揭地。洋弁谓海外十数年仅见之风。薪如（周盛传）、琴生（章洪钧）及德璀琳等皆呕吐不止。鄙人伏枕展转，幸可勉支。”^［126］但“坐客多晕吐而弁兵操作如常，溅水已满舱而机器运动不息，则其船身之精利与官弁之熟习可知”。^［127］

二舰出色的航海性能终于使得这趟航程有惊无险，24日下午，二舰终于抵达旅顺口，入港下锚。旅顺口英文名为亚瑟港（Port Arthur），以首次勘察此地的英国海军尉官威廉·亚瑟（William C. Arthur）命名，自1880年10月德国退役军官汉纳根等人受李鸿章之命查勘此地以来，旅顺口就已经被作为北洋水师未来的基地进行建设了，此时已有挖泥船在港中作业，西方甚至已开始将此地称为“李港”（Port Li，或因“李”与“旅”谐音）。25日，风浪少歇，李鸿章即“踏冻登山，周览形势”，这是他第一次亲临旅顺口，之后这座军港将在他的努力下被建成为“东方的直布罗陀”，而李鸿章的命运也将与这座军港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晚间，李鸿章结束在旅顺口的查勘，返回巡洋舰。此时二舰打亮舰上装备的西门子（Siemens）探照灯，“超勇”照亮港内，“扬威”照亮出港航道，港内一切皆亮如白昼，李鸿章也饶有兴致地亲自操纵起了探照灯。在2个小时的灯光操演后，二舰于晚上11时升火出港，虽然天气已放晴，但海面依然波涛起伏，二舰的航速丝毫不受海况的影响，一直保持着15节的高速，于次日10时25分抵达大沽口。“行不及六时，驶七百余里，可谓速矣。”^［128］

值得一提的是，此行中丁汝昌还带给李鸿章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套锃光透亮的英式茶具，而这套茶具正是用斯旺西的兰多尔西门子钢厂（Landore Siemens Steel Co．）生产的“超勇”级巡洋舰船用钢制作的，经过精细的打磨后其质地如银器般精美。不知此后每当李鸿章使用这套茶具时，脑海中是否会浮现“超勇”“扬威”的倩影？^［129］

巡阅归来之后，12月2日，李鸿章上《订购快船来华折》，详细奏报了二舰建成回航以及校阅的过程。在这份奏折中，李鸿章对“超勇”级巡洋舰持以高度的评价：“窃查此项快船洵为出奇新式，其妙用有三：船小、炮大、行速也。船小，则价不甚昂；炮大，则能御铁甲；行速，则易于进退。”对于驾船来华，李鸿章称之为“实为中国前此未有之事，足以张国体而壮军声”。^［130］同时奏保丁汝昌为北洋水师统领，并奏请给予丁汝昌、葛雷森以下数十位接船有功官弁嘉奖，^［131］金登干也因订购军舰出力而被赏予二品官衔。^［132］

此后，“超勇”“扬威”二舰协同新购到的“镇中”“镇边”开始在旅顺口驻守，成为北洋海防最早的远洋机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