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泰恩河上的黄龙旗》终于结稿了。当初定下这本书的写作计划的时候，我还在伦敦King's Cross附近的出租公寓里，刚刚结束在英国的硕士学业。恍惚之间，六载光阴已逝。

写作这本书的经历是马拉松式的。由于我并非职业的中国近代海军研究者，因此在保证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能够用于写作的业余时间非常有限，而历史研究又经常需要花上大量的时间深挖某一课题，所以时常有因无法收笔而熬夜苦战的经历自不待言。即便如此，通常也只能一年完成一至两章，亦不敢给自己设定完稿时间。好在这样的写作方式也给了我更多的时间广搜史源，反复斟酌，比之为了应付稿约而仓促凑成一篇的方式更符合我的创作初衷。

正如我在前言中所说，本书创作的缘起是在英国发现了大量阿姆斯特朗公司与中国海军的原始档案，这仿佛为我打开了一扇时光之门，带领我走进这段一百多年前中英交流的动人往事。中国近代海军本身就是一件舶来品，舰船购造、人才培养、训练组织、巡航作战等各方面都与海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海外史料中通常潜藏着海量的信息，成为破解中国近代海军史诸多谜题的密码。长期以来，囿于对海外史料的隔膜，中国本土学者在探究中国海军史的过程中大多只能局限于国内史料，而国内史籍本身就有缺乏系统性、语焉不详等弊病，加之近代以来战乱频仍、时局动荡，可资利用的档案史料流散过多，造成研究上的诸多不足。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国内学界的视野已经大为拓展，对于海内外资料的挖掘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但仍未竟全功，主要是对于海外原始档案的利用尚嫌不足。因此当我接触到这些首见的英国档案之后，就觉得有必要尽快对其加以整理和研究，本书就是以上研究的一些初步成果。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时常反思，我们究竟应以怎样的眼光来审视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历史？长期以来，对于这段蹉跎往事，国人往往是以民族的屈辱史看待之的，每逢谈及便扼腕痛惜中国海权之殇，痛斥当权者的腐败无能。诚然，中国近代海军史中有过多的失败与牺牲，对于民族感情而言无疑是沉重的。但倘若暂时放下对成败的执念，其实我们或可更多地感悟中国近代海军史的魅力。这是一段中西交流的历史，无论西方在这段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侵略者也好，淘金者也罢，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架构乃至意识形态确实在一次次的激荡和碰撞中注入了古老东方文明的血液，陈腐的老大帝国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由外而内地革新了。海军作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重要一环，首先成了西学东渐的制高点，而阿姆斯特朗公司与中国海军的殊缘便是这段中西交流史中具有代表性的篇章。这是一段中华民族自我奋斗、自我变革的历史，清朝政府固然腐朽保守，但这并不妨碍具有进步思想和爱国情怀的仁人志士不断摸索寻找救国的出路，即便如慈禧太后这样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却也在推进中国海军建设的过程中多次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临终时“犹殷殷以兴复海军为念”。更不必说李鸿章、沈葆桢这些曾经躬亲海军建设的洋务官员，他们为中国海防事业做出的贡献是不应为我们后人所遗忘或鄙夷的。这也是一段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历史，或许是对于失败心有不甘，或许是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太多的选择项，我们对于中国近代海军常常提出“假如……会怎么样”的问题。在19世纪末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国际形势纵横捭阖的大背景下，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得尤为显著。例如宣统年间重建海军的努力，决策者已经勾画出了一幅大海军的蓝图。战列舰、装甲巡洋舰、象山湾基地、海军大学……这些时髦的“玩具”已然在列，而一切都随着帝国的崩塌戛然而止。因此，一个顺理成章的假设就是，如果清政府能够苟延残喘，那么带给中国海军的将是重现辉煌，还是加倍的不幸？尽管历史在此时空中已经凝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其他的时空中尽情畅想。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泰恩河上的黄龙旗早已飘零，我却时常被一些事情感动，这些事情提醒着我们的身上还留存着祖先的基因，提醒着我们历史并未远去。2011年，我在留学期间曾来到“致远”舰诞生的埃尔斯威克船厂故地，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唯有泰恩河水依旧静静东逝。我曾有感而在笔记中写道：“‘致远’，这艘只能用美来形容的小军舰，她在泰恩河畔诞生，大清帝国的海军官兵们走上她的甲板，伴随她不远万里穿越重洋回到中国，最后走到宿命之地——大东沟。”三年后的2014年，“致远”舰的残骸在辽宁丹东海域——昔日的大东沟海战古战场被发现，举国轰动。我作为一名海军史研究者也为现场作业的水下考古队提供了一些技术和史料上的支持，比如帮助鉴定并确认了“致远”舰大副陈金揆的望远镜等。我有幸亲临考古现场，置身“考古01”号考古船的甲板上，月光如水，海天一色，顿觉仿佛时空交错：泰恩河畔，黄海涛间，一西一东，一始一终，记载了“致远”舰走过的生命历程。那时，我忽然觉得“致远”舰的历史并未终结，那些深埋于海底的腐锈钢板虽然已经残缺不全，但依然是她身躯的一部分，“致远”依旧在，她的故事还在续写。(https://www.daowen.com)

同样，纽卡斯尔圣约翰公墓的中国水兵墓地也在2017年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英国北部华人企业家协会的推动下，这座1880年代北洋水师接收“超勇”“扬威”“致远”“靖远”过程中留下的墓地得以重新修缮。上一次对墓地的修缮还是1911年“海圻”号巡洋舰访问英伦之时，如今墓地已经基本完工，三座倒伏的墓碑被重新竖起，时隔一百多年墓地再获新生。这是一个有着人性温暖的文保项目，客死异乡的中国海军军人并没有被后人遗忘，“Foreign Field Will Forever Be Home”（异乡永远作故乡）。历史的时空再一次在这里交错、延续。

也是在201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二十六批护航编队访问英国，上一次大清海军的“海圻”舰访英之时，正是英国海军称霸全球，中国海军举步维艰之时。时过境迁，大英帝国的昔日荣光早已不在，而中国海军则正向着世界一流海军的目标阔步迈进。英国媒体面对着今日中国人自己建造的钢铁艨艟自嘲地感叹：“可惜这些军舰是中国的而不是英国的。”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一百多年前英国媒体对于阿姆斯特朗公司为中国建造的“蚊子船”的评论：“中国人作此突然的冒险一跳，已经跳到我们的前面去了！”评论的语气相仿，而时势却已迥异，令人唏嘘。在这次访问中，英国北部华人企业家协会还向中国海军赠送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幅裱有四艘中国军舰照片的相框，那正是建造于英国泰恩河畔的北洋海军军舰——“超勇”“扬威”“致远”“靖远”。

就在本书即将完稿的当下，新华社驻伦敦分社传来好消息，在纽卡斯尔的泰恩-威尔档案馆里找到了“致远”舰的舵机系统图纸，这是“致远”舰的原厂图纸第一次走入我们的视野，而一百多年来它的真正价值从未被人们注意。我回想起曾经的一代代中外海军史研究者们对“致远”舰图纸的追寻，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了我们。譬如著名海军史学家Peter Brook先生，正是他所撰写的Warship for Export带领我走进了阿姆斯特朗军舰的神奇世界。有一次，我竟意外地在伦敦的一家二手书店里买到了他生前的藏书。斯人已逝，相信这本藏书代表着一份传承。

正是因为这许多人的追寻和挚爱，才有了今天的一次次惊喜发现，历史之所以一次次照进现实，是因为现实中还有着守候它的人们。

2018年冬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