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炮艇”在中国的服役经历

五、“字母炮艇”在中国的服役经历

1877—1913年间的“龙骧”级、“飞霆”级“蚊子船”

“龙骧”级“蚊子船”回到中国后，在天津接受了李鸿章的检阅，并拟定了中文舰名，随后至福州配齐人员，分别由张成、邱宝仁管驾，1877年2月，因中西关系紧张，福建巡抚丁日昌准备将刚刚到华的两艘“龙骧”级“蚊子船”派赴台湾加强防务。^［334］此事后来以外交途径解决，两舰便由吴世忠督操，在澎湖一带操演。^［335］“飞霆”级炮艇则直接在福州交付，四舰到齐后，张成、邱宝仁调赴“飞霆”“策电”，原二舰大副升任管带。但李鸿章对四舰管带均不满意，首先，他与丁日昌一致认为邱宝仁此人“颇软弱”；^［336］而且四舰管驾“均非锐意向上之人”。^［337］他们本想延请驾驶“伽玛”（“飞霆”）号回航的琅威理担任四舰教官，但琅威理因在英国海军中还担任职务，无法就任，因此四舰仍由张成负责指挥操演。^［338］1877年秋冬，四舰均留在台湾、澎湖海域巡操。1878年春，四舰本应在海河解冻后北返，加入北洋海防，但时任闽浙总督的何璟屡次与李鸿章商议，请求将两艘“飞霆”级留用在福建，李鸿章以“现需合操，必应聚于一处”为由，^［339］仍于4月底由道员许钤身统带，将四船全部调回北洋。途中遇风，在上海受阻多日，终于6月中旬先后到达天津。^［340］8月14日，护理总税务司葛德立在大沽口视察了这些“蚊子船”，并听取了张成等人对“蚊子船”的改进意见。是年冬，四舰便在海河中守冻。^［341］

1879年5月27日，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华访问，抵达大沽口，包括四艘“蚊子船”在内的北洋军舰均行升桅礼，并鸣礼炮二十一响。^［342］7月19日到21日，李鸿章亲赴大沽，会同许钤身和张成等查勘了“飞霆”级“蚊子船”，称其“轮机器具等件尚精致灵捷，演试大炮亦有准头”。“随令驶出沽口洋面，往返两时，顺水逆风，每点钟行二十一里有奇。若开满轮机，速率当可略加……今察看该船巨炮，实足可以制铁甲，守护海口最为得力”。^［343］

1880年春，因“镇北”级“蚊子船”购到，李鸿章便履行事先与总理衙门的约定，将“龙骧”级和“飞霆”级“蚊子船”派赴南洋。4月3日，四舰在管带沈有恒、许寿山、陈锦荣、何心川的驾驶下起碇南下，到达上海后即入江南制造局修理。^［344］11月初，南洋大臣刘坤一会同彭玉麟、李朝斌等视察了长江口防务情况，他在9日的《派员统带蚊船责成操练片》中称：“……蚊子轮船‘龙骧’‘虎威’两号，尚在机器局修理未竣。当经先调已经修竣之‘飞霆’‘策电’两号前来，公同试验，如法装足药铅，饬令各放三炮，子路平出尚远，船身尚不挫退；唯该船并未勤加操演，是以行走颇嫌迟笨，而装子尤觉纡缓，约计一刻始放一炮，恐不足以应敌。”并派记名提督杨明海为“蚊子船”统带。^［345］“龙骧”“飞霆”级“蚊子船”自此开始了漫长的长江下游驻防生涯。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远东舰队封锁中国沿海一带，长江口防务亦吃紧。其时四艘“蚊子船”均停泊于吴淞口，后“虎威”“策电”二舰随大队移驻崇宝沙（现已湮没，位置在崇明岛西端，与吴淞口隔江相望），“龙骧”“飞霆”与“金瓯”一同仍驻泊吴淞口张华浜一带。^［346］此时“龙骧”号管带仍为沈有恒，“虎威”号为虞庆堂，“飞霆”号仍为陈锦荣，“策电”号为史建中。^［347］1885年，四舰又移泊江阴黄田港附近。^［348］中法战争结束后，四舰仍回上海停泊。^［349］1891年夏秋，长江沿岸爆发大规模教案，“飞霆”“策电”二舰奉命上溯至芜湖，后又驶往武汉，停泊江中，以资镇压。^［350］是年10月12日，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劻上奏，鉴于南洋海军经费不敷，建议将“飞霆”等四艘“蚊子船”暂行裁撤，“所配员弁仍令驻泊沿江要隘，依附炮台，酌留弁兵看守该船，操练炮位”。^［351］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四艘南洋“蚊子船”重新募齐人员，披挂上阵。根据时任南洋大臣刘坤一的布置，“龙骧”“虎威”与“开济”“南琛”一起驻防江阴，“飞霆”“策电”与“寰泰”“镜清”“保民”一同驻防崇宝沙一带。^［352］1895年初北洋海军覆灭后，日军加紧了南下侵台的步伐，南洋防务骤然吃紧，暂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又调整了长江口防务，拟将四艘“蚊子船”与“南瑞”“开济”“寰泰”“镜清”“保民”等全部移驻崇宝沙尾。^［353］其时南洋大部分军舰都驻泊江阴，只有“飞霆”“策电”在崇宝沙，接到电令后二舰即赴江阴，与其他军舰会齐，随后于4月19日全行移驻崇宝沙一带。^［354］南洋的四艘“蚊子船”便在此平静地度过了甲午战争的最后时光。

甲午战争后，“飞霆”“策电”还参与了陆军的遣散工作，^［355］此后四舰仍驻泊长江中下游。1898年四艘“蚊子船”共更换了6门江南制造局制造的速射炮。^［356］1903年1月11日，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奏，请将四艘“蚊子船”裁停：“蚊船四号，曰‘龙骧’，曰‘虎威’，曰‘飞霆’，曰‘策电’，皆系购造多年，机老钢薄，式旧行迟。蚊船一项，短笨濡滞，尤不适用……‘龙骧’‘虎威’‘飞霆’‘策电’四蚊船，拟即一律裁停。”^［357］即将四艘“蚊子船”停泊于江南制造局前，等待承买。是年6月，护理江西巡抚柯逢时致函继任两江总督魏光焘，请将“龙骧”舰拨往江西省差遣；而江南提督李占椿亦请将“策电”舰拨驻松江；“飞霆”舰则改为仪征盐栈缉私舰，驻泊三江口查缉枭匪；“虎威”仍停泊制造局前。^［358］1905年8月13日晚9时，“飞霆”在江面停泊时，因气温过高，引起舰内存储的无烟火药自燃爆炸，造成五人死亡、三人受伤，军舰烧毁沉没，随即打捞拆解。^［359］而该舰专管官陈世贞、郑严林自掏腰包，将原准备裁停拍卖之“虎威”舰抵押赎回，二人终于得以开复释放。^［360］同年，“龙骧”由赣回沪，充当海军管轮学生的训练舰。^［361］

1906年3月22日，时任两江总督周馥上奏，再次提出裁停老旧军舰，其中“龙骧”“虎威”二舰是属于“或朽坏过甚，不值修理；或费煤行缓，不合调用，应即分别裁撤，或变卖，或收坞”之列的，并拟将“虎威”舰变卖一万元洋银，用作海军经费。而舰况尚好的“策电”舰则用作苏狼福三镇巡洋之用。^［362］但二舰后来均未裁撤。12月，“龙骧”舰被调至安徽省差遣，据勘验，此时该舰逆水航速为2节，顺水航速为5节。^［363］1907年5月，安徽省认为该舰“年久失修，已多锈坏”，“不合巡缉长江之用”，仍将其调回江苏，估计不久之后即被裁撤。^［364］1909年，清政府着手重整海军，将全国舰况较好的军舰划分为巡洋、长江两个舰队，“策电”舰亦被编入长江舰队。^［365］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据时任“策电”号大副的林舜番回忆，该舰在辛亥革命前人事严重老龄化，“舰长叶大俊、二副阮纬之、大伡庄金旺和炮首林应时等，都已年近六十，其他官兵也多是老人”。1911年9到11月，“策电”号停泊在吴淞口，与陆上炮台一起担负防卫任务，11月1日夜革命机关上舰联系起义事宜，林舜番作为大副代舰长决定即行易帜；2日一早该舰便挂白旗为号，响应起义，成为辛亥革命中海军举义首舰。^［366］

1912年，因舰况较差，仍在长江舰队编制中的“策电”“虎威”与“登瀛洲”三舰被从海军编制中裁撤，饷项至该年10月底截止。^［367］但“策电”和“虎威”因在辛亥革命中表现舰况尚好，经权衡予以保留。1913年2月22日，民国内务部颁布长江及其他水师改组令：“长江及其他水师改为水上警察，设水上警察厅管辖。”根据同年5月13日颁布的《江苏暂行水上警察组织条例》，原长江、外海等水师划归江苏水上警察第一分厅，驻防吴淞，其中仅有的可出海舰艇“策电”“虎威”专门划归第一外海专署，负责外海的巡防。^［368］“策电”和“虎威”就此开始了其作为警舰的新生。

1913—1936年间的“策电”舰和“虎威”舰

“策电”“虎威”在作为警舰的生涯中，多次参与捕盗、救援等行动，表现十分活跃。如1913年“策电”舰在陈钱山（属嵊泗列岛）洋面捕获海盗陈阿福等人；^［369］1916年10月“策电”“虎威”二舰赴崇明县大小黑沙参加了对徐老窝子、管大肚子等匪徒的围剿；^［370］1917年12月“策电”舰参加了对革命党人蒋尊簋、周凤岐、蒋介石等所乘“江天”轮船的拘扣；^［371］1918年1月5日“普济”轮失事，“策电”舰参加了救援、捞尸；^［372］4月29日“策电”舰赴马迹山岛（属嵊泗列岛）捕缉海盗，捕获临海盗贼陈四仁等八人；^［373］1926年1月“策电”舰参与了对浒浦枭匪刘庆裕等的围剿；^［374］1928年6月“策电”舰在北鼎星岛附近与匪徒鏖战，击毙、捕获匪徒王龙秋等多名；^［375］又如1929年在会剿南通海匪潘开渠的战斗中，“策电”舰亦被派往开赴灵甸、青龙等港一带巡弋截击，潘死后，又被派往启东一带追缴残匪。^［376］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与此同时，作为具有一定战斗力的准军舰，“策电”“虎威”二舰也成为民初内战中各方争先抢夺的目标。1913年爆发“二次革命”，6月“虎威”受命赴瓜洲运送陆军士兵赴上海填防。^［377］7月吴淞炮台一度被革命军占领，停泊在炮台附近的“虎威”“策电”舰亦被拘困。后北洋军连日攻击炮台，“虎威”“策电”遂自拔来归。^［378］1916年4月，护国战争期间，孙中山派革命党人王统招募了一批日本海军退役军人，计划夺取停泊在吴淞口外的“策电”“虎威”，以及停泊在江南制造局前的“舞凤”三舰，成功后以舰炮攻击江南制造局，配合陆上起义部队夺取上海。5月5日凌晨3时50分，以姜永清为首的革命党人和日本军人租用数艘小轮船，驶往吴淞口，靠近“策电”舰后即有六人登上该舰。但革命党人的这一图谋早已被当局获知，江苏水上警察第一厅厅长温朝诒已令各舰注意巡防，因此“策电”舰立即做出反应，擒获登舰者两名，并向汽船开炮轰击，击毙多人，汽船随即全速逃走。之后“策电”又抓获浮水逃走者四人，交由“虎威”舰解回吴淞第一厅收押。袭击“策电”舰计划即以失败告终。^［379］

1923年8月，“虎威”舰在巡洋途中遇风，在泗礁山附近触礁沉没，后经打捞，拖回上海上坞，但因经费缺乏，一直没有进行修复工作，至1925年2月决定裁撤变卖。^［380］至此，留在长江流域的“蚊子船”仅剩下“策电”号一艘。

北伐战争中，“策电”号被吴佩孚征调，重新披挂上阵。1926年9月，北京政府海军总司令杨树庄调集“应瑞”“楚谦”“永健”“建威”“江利”“利通”“海凫”“策电”等舰，在湖口至九江一带备战，准备阻击北伐军，^［381］但不久后“策电”仍调回上海驻泊。1927年3月，杨树庄率领海军起义，归附革命；同时已经进占上海，控制了长江流域的北伐军亦将南通附近的“策电”舰收回。^［382］“策电”继续在江苏省充当警舰。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江苏水警第一厅被裁撤，改设水上公安队，“策电”舰隶属水上公安第四区，驻吴淞、高桥。^［383］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时期的“策电”舰仍有数张照片存世，从照片上看，该舰的外观变化比较大，舰艏仍有一圈舷墙，但主炮似已拆除，甲板室前部两舷设置了两个小型耳台，或为装设小型枪炮之用，甲板室亦较原先有所加长。原来的两座三足桅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轻型前桅。^［384］

1933年5月，“策电”舰在吴淞停泊时被商轮“懋华”号冲撞，艏部和舷侧炮位被撞坏，艏舱进水，险些沉没，终在海关河泊司“镜涵”轮的援助下堵住破口，转危为安。^［385］1936年7月，因舰龄过老，江苏省水上公安队决定将“策电”舰废置，舰上武器移置“连云”渔轮。^［386］然而该舰并未就此消亡，据许多亲历过电雷学校的学员回忆，该舰此后转入该学校，成为一艘训练舰。^［387］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当年10月2日，从日军“神威”号水上飞机母舰等军舰上起飞的水上侦察机对江阴进行了一次空袭，停泊在南岸萧山江面的“策电”舰被炸沉没，从而结束了该舰在中国海军、水警中长达60年的服役生涯。^［388］

1879—1894年间的北洋“镇”字“蚊子船”

“镇北”级于1879年11月抵达大沽加入北洋海防，由水师督操许钤身会同新留任北洋海防的记名提督丁汝昌统带，是为丁汝昌效力北洋海防之始。^［389］“镇北”级是年冬便在海河中守冻。在天津时，“基塔”号曾与一艘商船发生了擦碰事故，撞掉了部分船壳板，险些沉没。^［390］1880年5月13日，四艘“镇北”级“蚊子船”及“操江”舰在由大连湾驶往海洋岛的途中因海图问题，“镇南”舰不慎触礁，经海关“飞虎”巡船抢救出险，随后赴上海修理。当时的“镇南”舰管带邓世昌及救援不力的“镇东”舰管带邱宝仁分别被处以“撤革摘顶”的处分。^［391］

“镇中”级“蚊子船”于1881年8月分别到达广州和天津，其中山东省购买的两艘加入北洋海防调遣，使北洋的“蚊子船”达到了六艘之多。在接下来的数年中，这六艘“蚊子船”频繁巡弋于大沽口、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烟台等北洋口岸。当时旅顺、大连、威海等地的防御设施尚未开始营建，“蚊子船”等军舰的驻扎可以视为这些地方的近代化海防之始。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6月22日到25日，李鸿章会同张之洞、吴大澂、张佩纶等视察北洋海防，六艘“蚊子船”亦悉数参加。^［392］7月，“镇西”“镇南”“镇北”“镇边”被留在大沽、北塘驻防，“镇东”“镇中”则驻防于旅顺口，丁汝昌积极奔走，为各“蚊子船”备齐弹药、员弁、军饷等，并将驻旅顺的两艘“自水线以上皆油瓦灰色……使敌不易窥见”。^［393］“镇西”“镇北”在校阅时用国产火药开炮，后坐力太大，导致“炮之接节处震有微缝”，^［394］后经修理、试放尚无大碍。但二舰管带“既不回明中堂，又不禀请统领”，直到多日之后才由丁汝昌转为补禀，“粉饰因循，可胜浩叹”。^［395］1884年12月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北洋水师派多艘军舰在丁汝昌的率领下赴朝待命，其中“镇北”“镇边”等“蚊子船”也被派作通信船使用。^［396］1885年5月，战争结束后，丁汝昌始率领北洋水师赴旅顺口合操。^［397］

1886年5月，醇亲王大阅北洋海防，六艘“镇”字“蚊子船”亦悉数参加。同年6月，“镇西”“镇北”二舰被派赴朝鲜仁川，接替“威远”舰驻防，丁汝昌在致驻朝鲜总理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的信中不无担心地说：“唯‘西’‘北’两船，力小质薄，难膺重任，此行往仁，第能为贵署在海口稍壮声势。若以跑差，恐途中遇风，无大船以左右之，致遭不测。”^［398］同年9月，二舰结束在朝鲜的驻防，回大沽上坞修理。^［399］

随着北洋购置的主力舰的陆续到来，“蚊子船”在北洋海防中已不再担任举足轻重的角色，加上节省经费的考虑，北洋开始将“蚊子船”分批收入大沽的泥坞保存，最早收坞的两艘是“镇南”和“镇东”号，时间应在1886年大阅海军之后不久；同年9月“镇中”“镇边”二舰亦入坞存放，于是尚在服役的“蚊子船”仅剩下“镇西”和“镇北”两艘。^［400］李鸿章曾在1887年4月10日给两江总督曾国荃的信中写道：“现拟仿照西国办法，将六镇守口蚊船，收四船入坞，以两船轮操，酌裁弁兵，以节饷费，昨已咨复海署。此事发端，本由于粤、南、北洋各船之不能裁剪，固实在情形也。”^［401］1888年左右，又将“镇北”号收坞，并将“镇南”号调出使用；1891年以后又换为“镇中”“镇边”，二舰一直服役到甲午战争时。在此期间，北洋的“蚊子船”一般仅用以从事通信、运输等杂役，频繁活动于渤海、黄海各口岸。(https://www.daowen.com)

甲午战争中的北洋“镇”字“蚊子船”

1894年夏，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收坞的4艘“蚊子船”先后启封。首先调出的是“镇北”“镇东”二舰，二舰装载供威海卫防御使用的水雷设备于6月30日抵达威海卫。^［402］据记载，北洋海军一度打算用该二舰执行向朝鲜输送水雷的任务，后因局势变化而没有实现。^［403］临时调出的“蚊子船”的状况，可以从曾任“镇北”舰水手的苗秀山的口述中窥见一斑。他回忆称：“‘镇北’船很老，船里帮的铁板都生了锈，一放炮铁锈簌簌往下掉。”可见该舰在坞内保养的情况不佳。他还回忆了“镇北”舰当时武备的变化，除舰艏的10英寸主炮和舰艉的两门12磅炮外，左舷前部为10管格林炮，右舷前部为4联诺登菲尔德（Nordenfelt）炮，后部舷侧应为两门哈乞开斯（Hotchkiss，今译“哈齐开斯”）37毫米炮。^［404］

7月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丰岛海域袭击中国舰队，战争随即爆发。7月26日、8月2日、8月9日，丁汝昌数次率领北洋舰队主力往返索敌，4艘“蚊子船”则被留在威海卫防守。8月10日日本舰队来到威海卫附近，与炮台进行了短暂对射，港内留驻的北洋军舰均未参加战斗。

8月26日，丁汝昌以公文的形式对威海卫的防御进行了布置，经海关巡船“飞虎”舰长倪额森（A. Nielsen）提议，威海卫的防御被划分为三个区域，刘公岛到日岛之间为一区，由“威远”“镇中”二舰负责；日岛到南帮之间为二区，由“镇东”“镇边”二舰负责；西口从刘公岛到北山嘴为三区，由“康济”“镇北”二舰负责。^［405］8月底，“镇西”“镇南”二舰亦修竣出坞，北洋的“蚊子船”至此全部投入现役。^［406］

9月7日，“镇中”舰由威海前赴旅顺口修理；^［407］12日，北洋舰队主力亦拔锚前往旅顺口，“镇南”同大队一起开拔，并于13日早晨8时抵达。^［408］14日，“镇中”“镇南”二舰离旅顺口赴大连湾。^［409］16日，北洋海军主力由大连湾出发，护送铭军在鸭绿江口大东沟登陆，“镇中”“镇南”随同前往，负责大东沟口的警戒任务。17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黄海大东沟海战，两艘“蚊子船”一开始未直接参与海战，当日舰远去、北洋海军收队时，二舰才从近岸驶出，援救“超勇”舰官兵。^［410］据北洋海军总查汉纳根（Constantin Alexander Stephan von Hanneken）记载，大东沟海战的最后一炮“是由一艘字母炮艇在极远的距离上发射的”。^［411］随后两艘“蚊子船”与舰队主力一起回航旅顺口，并于18日中午11时30分抵达。^［412］19日，“镇南”随“济远”“金龙”等舰前往大连湾拖带在三山岛搁浅的“广甲”舰，未能成功而于20日返回旅顺。^［413］10月18日，丁汝昌带领修理完毕后的北洋舰队驶离旅顺口，前往威海，“镇中”“镇南”二舰亦一同离开。^［414］

1894年11月，旅顺失守，北洋海军全军退守威海。12月4日，丁汝昌将防御威海的军舰重新划分为七个小队，分防威海湾各处，其中第三分队编有“来远”“镇北”和“镇西”；第四分队编有“济远”“镇中”和“镇东”；第五分队编有“广丙”“镇南”和“镇边”。^［415］

1895年1月20日，日本第二军登陆荣成湾，山东战役开始。30日，抵达威海卫外围的日军开始进攻南帮炮台，其中左纵队负责攻击凤林集方向，切断南帮至威海卫的退路。上午10时许，从南岸沟北村方向退却而来的巩军经过凤林集附近，日军第十六联队第一大队立即派出第二、第三中队，阻击这股正沿海岸退却的中国军队，大队主力及炮兵第六中队亦随后跟进，但日军刚靠近海边便遭到了以“定远”舰为首的中国军舰的猛烈炮击，日本炮兵立即退却，而步兵则停止向海岸方向前进，改向杨家滩方向遥追中国军队，而有的中国军舰竟进一步驶近岸边射击，使得日军第一大队死伤惨重，不得不于12时许放弃追击，向凤林集方向退却。^［416］在日本陆军的战史里，没有写明抵近岸边攻击的军舰名字，但综合其他资料来看，其中应包括北洋海军的“镇”字“蚊子船”。如苗秀山在回忆中说：“正月初五，日军打南帮炮台时，我们的船随丁统领开到杨家滩海面，炮击日本陆军，帮助巩军突围，打死不少日本兵。”^［417］一些西方的报刊媒体也敏锐地注意到了中国海军这次颇为精彩的作战，对其进行了报道，如《北华捷报》在1895年3月15日的报道中以“最严重的损失”（The Heaviest Loss）为标题写道：

一艘字母炮舰注意到了一队正沿着海岸行军的士兵，驶近到距其100码处，然后以其巨炮向他们发射了一发炮弹；士兵们都仰面趴下；炮弹无害地从他们头上飞过；然后他们跳起来，以其步枪向炮舰发出一阵准确的齐射。这样来回进行了五次，直到炮舰觉得厌烦并退却了。^［418］

《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对此则有截然不同的描述：

……这使得日本人暴露于一片能够从海湾中发现的空地上，对此丁提督进行了一次精彩的攻击。他派了一艘吃水较浅的“字母炮舰”驶近岸边，并以其机关炮狠狠地教训了日本人。^［419］

无论真相到底如何，这都可以称作中国“蚊子船”最为精彩的一次战斗，它充分发挥了“蚊子船”吃水浅、利于近岸战斗的特点，抓住日军暴露于岸边空旷地带的时机对其发动猛烈攻击，迫使其退却，掩护了中国军队的撤退。此后几日，“蚊子船”继续在威海湾中频繁参与对陆上日军的炮击，在战斗中，各艘“蚊子船”均有人员伤亡，其中“镇北”船重伤2人，轻伤1人；“镇南”船阵亡1人，重伤2人，轻伤6人；“镇东”船重伤2人，轻伤1人；“镇西”船阵亡1人，轻伤5人；“镇中”船阵亡2人，轻伤5人；“镇边”船阵亡1人。^［420］

2月5日凌晨，日本鱼雷艇突破防材，进入威海卫湾内偷袭，据“镇北”水兵苗秀山回忆，当时“来远”“镇北”“镇西”（第三分队）正在日岛附近担任警戒，呈三角形排列，但未能及时发现入港偷袭的日本鱼雷艇，导致“定远”舰被击沉。在6日的夜袭中，与“镇北”同一分队的“来远”舰中雷沉没，“镇北”因开航及时而幸免中雷。^［421］7日，北洋海军鱼雷艇队从威海卫西口出逃，六艘“镇”字“蚊子船”亦同时向西口开去，几乎要随鱼雷艇逃离，后见黄岛炮台向鱼雷艇开炮，无法逃脱而折回。^［422］

2月12日，上午8时许，在阴山口锚地负责警戒的日本“山城丸”号辅助巡洋舰看见一艘悬挂白旗的中国军舰驶来，便立即向旗舰“松岛”号发出信号。来者正是北洋海军的“蚊子船”“镇北”，舰上载着前来洽降的程璧光等中国军官。日本联合舰队参谋岛村速雄立即乘坐第五号鱼雷艇上前迎接。程璧光等人随即递上了降书，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送还了复信。13日早晨，程璧光又乘坐“镇中”舰前来，递上复信；下午5时30分，牛昶昞、程璧光等再次乘坐“镇中”号前来，商谈投降引渡事宜，直至晚上10时20分。^［423］

1895年2月17日上午，日本联合舰队正式驶入威海卫港，陆战队登陆刘公岛。从10时40分开始，原北洋海军的残存军舰陆续在桅顶升起旭日旗，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同日下午，六艘“镇”字“蚊子船”将刘公岛上的原北洋海陆军官兵运送出岛。据记载，最后担任六“镇”管带的分别为吕文经（“镇北”）、蓝建枢（“镇南”）、陈镇培（“镇东”）、潘兆培（“镇西”）、林文彬（“镇中”）、黄鸣球（“镇边”）。

日本海军时期的“镇”字“蚊子船”

原北洋海军的“镇”字“蚊子船”在被日军俘获后，日军对这些军舰进行了初步的检试，甚至有部分原北洋的官兵被留用了一段时间，帮同日军接收官兵检查、测试军舰。^［424］六艘“镇”字“蚊子船”在威海卫充当了数个月的杂役舰，1895年6月23日至7月1日，六舰先后抵达旅顺口修理，6月30日至7月20日从旅顺出发前往日本。其中“镇东”“镇北”二舰航向横须贺，“镇中”“镇边”航向吴，“镇南”“镇西”航向佐世保。7月27日至8月16日，各舰先后抵达，加入当地的镇守府。^［425］

在之后的服役过程中，日本海军对“镇”字“蚊子船”进行了一些小范围的改造。例如1900年“镇东”“镇北”增设了海图台、投锚台、信号旗格纳所、吊床格纳所等设施。^［426］根据1898年3月21日颁布的《海军军舰及水雷艇类别标准》，六艘“镇”字“蚊子船”被定级为二等炮舰。^［427］

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6月北京使馆区局势急遽恶化，6月11日，日本海军决定派遣“镇中”“镇边”二舰赴中国沿海担任警戒任务，当时二舰尚为吴镇守府的第三预备舰，负责海军学员的训练任务，接到命令后随即整备就绪，14日离吴，19日离佐世保驶往大沽，一路经巨文岛、所安岛、西草岛、青岛、荣成湾、威海卫、芝罘、庙岛，分别于29日和30日到达大沽口，驶入白河警戒。时隔5年多，“镇”字“蚊子船”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中国沿海，却是作为日本海军的一员，其中的荣辱兴衰令人唏嘘。7月，日常备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又令二舰转往牛庄驻扎，保护当地日本人员并观察俄军、清军动向，“镇中”“镇边”先后于7月8日、12日由大沽拔锚前往牛庄。8月18日，因俄军已占领牛庄，形势趋稳，加之舰上爆发赤痢，二舰经由芝罘、木浦、马山浦、釜山回航日本，“镇中”于10月2日抵吴，“镇边”于10月4日抵达严岛。^［428］

1902年7月，“镇西”由佐世保调赴舞鹤；^［429］同年8月，“镇北”由横须贺调赴吴，与“镇边”一同成为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的练习舰。^［430］

1903年2月6日“镇南”在巡航途中在水俣港触礁，舰艉受损，但不影响航行，仍自航出险。^［431］

1903年8月21日，海军大臣颁布训令，将六艘“镇”字“蚊子船”统一除去舰籍，定级为杂役船，其中“镇东”隶属横须贺海兵团，“镇中”舰隶属吴海兵团，“镇北”舰隶属吴海军港务部，“镇边”隶属吴海军兵学校，“镇南”隶属佐世保海兵团，“镇西”隶属舞鹤海兵团。^［432］同年10月，六舰的旧式火炮陆续撤除起岸。^［433］

1906年3月，吴镇守府请示海军大臣斋藤实，因“镇中”“镇北”朽坏严重，修理不经济，请求将其报废；4月，舞鹤镇守府亦请示将“镇西”报废，作为教育材料。6月8日，海军省决定将“镇东”“镇中”“镇北”三舰报废，其中“镇东”舰变卖后其轮机被拆下作为横须贺海兵团的教学用具；同年9月14日决定将“镇中”“镇北”的舰体作为吴水雷团的鱼雷标靶，“镇中”的轮机和锅炉则交予机关术练习所教学使用。^［434］

同年6月22日，司法省提出将“镇边”转移该省，用以关押惩治人和幼年囚（少年犯）。30日“镇边”从海军除籍，7月16日移交司法省监狱局，由海军将其航行至大阪使用，之后经历不详。^［435］

1908年2月，文部省向海军提出拨一艘旧军舰给新创的岛根县立隐岐商船学校作为练习船，在咨询了舞鹤镇守府后，海军大臣于5月23日决定将“镇西”舰引渡该学校，文部省于7月收讫该舰。^［436］1908年5月15日，“镇南”舰宣告报废，旋作为佐世保镇守府的仓库船，用以堆放军需物资，1913年2月12日，佐世保镇守府请示海军大臣将该舰变卖。^［437］至此，“镇”字“蚊子船”全部退出日本海军。

广东水师的“海镜清”号“蚊子船”

“海镜清”舰于1881年8月抵达广东，大部分时间在珠江流域从事缉私、运输等杂役。清末调查海军舰艇时该舰仍在列，其结局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