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勇”级巡洋舰的服役经历

五、“超勇”级巡洋舰的服役经历

1882—1885年间的“超勇”级巡洋舰

“超勇”级巡洋舰于1881年11月18日驶抵大沽，22日接受了李鸿章的检阅，遂编入北洋水师。

1882年，朝鲜在中国的斡旋下准备与美国签署通商条约，马建忠、丁汝昌等率“威远”“扬威”“镇海”三舰于5月7日起碇东驶。“各距八百码，鱼贯而进，速率每小时行八迈半，前舟昼于横桅悬速率表，夜缀灯球，以属后舟耳目。”^［226］次日抵达仁川口外，与日舰“磐城”号比邻下锚。12日，美国修约特使海军准将薛斐尔（Robert Wilson Shufeldt）随护航舰“斯瓦塔拉”号（U. S. S. Swatara）亦驶抵仁川。22日，朝美双方在《朝美修好通商条约》上签字，6月5日又签订《朝英修好通商条约》。6月8日，中国舰队从朝鲜归国。

1882年6月下旬，德国又欲与朝鲜修约，因此马建忠、丁汝昌等再次率“威远”“超勇”“扬威”“登瀛洲”等舰前往朝鲜。30日，朝德双方在条约上签字，7月2日中国舰队归国。

是年7月23日，汉城爆发壬午兵变，日本公使馆遭袭。事件发生后，马建忠、丁汝昌、葛雷森等于8月9日再次率领“威远”“超勇”“扬威”三舰出动，于10日抵达仁川；与此同时，日本陆海军也立即开始向朝鲜增兵。8月7日，“金刚”号装甲巡洋舰先期赴朝；随后，海军少将仁礼景范率“比睿”“清辉”“日进”“天城”四舰，护送运输船“明治丸”“品川丸”“和歌浦丸”载运小仓驻屯军一个大队1500人于10日从马关出发，12日抵达仁川。马建忠与丁汝昌在考察了形势后，决定由丁汝昌于12日乘“威远”回津向张树声汇报局势，并请求增援，马建忠则同“超勇”“扬威”二舰坚守仁川。马建忠在日记中记录道：“亭午热甚，‘扬威’快舰以铁叶制成，舱位逼仄，已极蒸郁，加以机舱留火，如坐甑中，寒暑表升至九十六度（约摄氏35.5度）。”^［227］可见该型舰居住性并不好。

因马建忠、丁汝昌等先期议定中国军队应由南阳（在仁川以南）登陆，因此“超勇”“扬威”分别于8月17日和18日移泊南阳。19日，丁汝昌、庆军首领吴长庆终于率“威远”“日新”“泰安”“镇东”“拱北”载庆军2000人抵达。26日，中国军队将朝鲜大院君扣押，并交“登瀛洲”舰押送回中国软禁，壬午兵变遂被镇压。9月7日，丁汝昌率领各舰返回天津。

镇压壬午兵变是“超勇”级巡洋舰参与的首次准军事行动，在海军实力的对比上，中国仅有“超勇”“扬威”“威远”三艘军舰，而日舰则多达五艘，“金刚”和“比睿”更是新锐装甲舰，最终日军未敢遽然开战，这与马建忠和二舰官兵临危不惧、沉着应对的表现是有密切关系的（此时“超勇”“扬威”二舰管带分别为林泰曾和章师敦，不久后章师敦卸任，邓世昌始转为“扬威”舰管带）。诚如马建忠所说：“陆军为其显，水师为其隐，其劳亦足相当。”^［228］

1882年10月7日，李鸿章致信赫德，称“碰快舡适因朝鲜有事，巡防鲜暇，拟即令赴沪修洗，以利行驶”。^［229］当时由于旅顺大坞尚未建造，巡洋舰又因为吃水较深而无法驶入大沽口，因此二舰每年的例行修洗不得不借助上海的祥生船厂或江南制造局等船坞。1883年，越南局势吃紧。5月，上谕命李鸿章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李鸿章在到达上海后请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派遣“威远”“超勇”“扬威”三舰南下候派，丁汝昌遂于28日从大沽出发，经威海赴沪，旋前往祥生船厂修理。《申报》在报道中称：“该船（指‘超勇’舰）规例俱照西律，有兵丁某不告假而擅自出去至前日回船，船上兵官声其罪，执而鞭之，盖以代西法之监禁也，似此认真严肃，中国之兵庶有豸乎？”^［230］其间丁汝昌又乘“威远”舰南下广西廉州（今北海市）、海南岛侦察，并未发现法国军舰。^［231］7月5日，李鸿章启程返津，丁汝昌亦率麾下三舰北返。回到北洋后，丁汝昌和新任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督率各管带在沿海操演泰西各种水师阵法，军容荼火，士卒熊罴”。^［232］

1884年6月中旬，李鸿章邀请新任会办福建海防的张佩纶、会办北洋海防的吴大澂、新迁两广总督张之洞一同校阅北洋水师。李鸿章调“超勇”“扬威”“威远”“康济”及六艘“蚊子船”齐集大沽口外，22日“放洋操演雁行、鱼贯各阵式，帆缆、灯旗各号令”。^［233］23日抵达旅顺口，24日过烟台，拜访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利士比（Sébastien-Nicolas-Joachim Lespès），《北华捷报》对此有详细报道：“李鸿章大人乘坐‘康济’号巡航舰，由炮塔巡洋舰‘超勇’‘扬威’护卫，随同‘镇海’‘扬武’和‘威远’舰，由北洋水师的丁提督指挥，舰上搭乘着太后任命的钦差大臣。”法国司令利士比先登上中国军舰拜会，下午4时，李鸿章、张之洞、吴大澂、登莱青道刘含芳等前往法国铁甲舰“拉加利桑尼亚”号（La Galissonnière）回访，由“凯旋”（Triomphante）、“窝尔达”（Volta）等舰组成的法国舰队亦鸣礼炮、行升桅礼，军乐队奏乐，水兵高呼“共和国万岁”（Viva la République）。在向李鸿章等人展示了军舰内部之后，法国官兵又演放了排枪、哈乞开斯机关炮和主炮。随后中国官员又登上“凯旋”号，并观摩了白头鱼雷演习。^［234］李鸿章后来在奏折里说：“其船坚炮巨，实较北洋为雄大，而操法尚不甚相远也。”^［235］在中法战争一触即发之时，双方仍在进行着冠冕堂皇的仪式，却也都在紧张地打量着对手。

7月5日，丁汝昌率领“康济”“威远”“超勇”“扬威”各舰由威海赴旅顺，“超勇”“扬威”停泊于白玉山前。^［236］在旅顺各船，“每日上午操大小各炮，下午登岸操枪，逐日一船轮流打靶”，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并且将“蚊子船”、巡洋舰“自水线以上皆油瓦灰色，舢板及舱面呈露各件，亦油与船身一色，使敌不易窥见”。^［237］李鸿章称“天津镇总兵丁汝昌带蚊船两号、快船两号，并道员刘含芳带鱼雷艇弁兵，与宋庆等表里依护（旅顺口）。如敌船游弋外海，可相机伺便狙击，冀以牵制其北攻津沽，且借卫奉省门户”。^［238］可见北洋的战备已基本就绪。

在中法马江海战之前，李鸿章都以北洋舰船有限为由不肯拨舰援闽。福建船政水师在马江海战覆师之后，清廷屡次催促南北洋拨舰，在上海会齐后增援闽台，李鸿章只得命丁汝昌率领“超勇”“扬威”二舰南下。此时琅威理已辞去总查一职，恰好李凤苞雇用的德籍洋员式百龄（Sebelin alias Wallison）^［239］到达天津，李鸿章遂派其统带“超勇”“扬威”二舰南下。11月20日夜二舰到达上海，23日赴祥生船坞修洗。式百龄与江苏候补道龚照瑗、统带南洋兵轮总兵吴安康进行了商议，并提出统一南北洋军舰旗号、加强协同操练等建议。^［240］二舰的南下令法国人大感紧张，法国海军及殖民地部长就在信中指示远东舰队司令孤拔（Ana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法国）政府和公众很担心我们的运兵船遭受中国巡洋舰的攻击。这将产生极坏的后果。应不惜一切代价，捕获或击毁这些中国军舰；不然，从西贡开始就要对我们的运输舰进行护航，而对台湾的封锁将受到影响。”^［241］而孤拔则以兵力有限为由表示对该二舰束手无策。二舰在上海期间，法国人还通过各种渠道打探其修理的情报，据称二舰在机舱上方加装了2法寸（约为2英寸）厚的装甲板，在烟囱附近的两舷也加装了2米高、1法寸（约为1英寸）厚的装甲板，还加装了4门哈乞开斯机关炮，火力和防护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242］

然而未等二舰修竣，12月4日，朝鲜又爆发甲申事变，开化党人刺杀亲华官员并控制王宫，中国驻朝军队发起反攻并与守卫王宫的驻朝日军交火，中日关系再度紧张。李鸿章闻讯后，认为“此事较援台尤急”，立即致电总理衙门请求将“超勇”等二舰调回，连同南洋的五艘援台军舰一起赴朝鲜弹压。^［243］未等总理衙门回复，二舰即于15日拔锚北返，错过了与法国海军交手的机会。^［244］

20日夜，丁汝昌会同式百龄带领“超勇”“扬威”“威远”三舰护送庆军方正祥一营由旅顺开往朝鲜马山浦（位于南阳外海），并于22日下午到达，“超勇”“扬威”停泊于口门，“威远”舰停泊于港内。^［245］在此之前，日本已有“日进”“海门”二舰在仁川停泊，事变发生后日本又增派“比睿”“金刚”“春日”等舰赴朝，狭窄的朝鲜近海再度挤满了中日双方的战舰。^［246］但甲申事变随即以外交方式解决，式百龄担心法国军舰北犯，建议派“超勇”“扬威”“威远”离开朝鲜，出巡洋面，随后回防旅顺。1885年2月，二舰先后返回旅顺口。^［247］

1885年2月13日，南洋援闽的“驭远”“澄庆”二舰被法舰包围于石浦港。事件发生后，署理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再次建议调两艘北洋巡洋舰赴援，南洋大臣曾国荃则致电李鸿章，亦委婉地表达了希望李鸿章拨派二舰的想法：“北洋两船，闻尚在朝鲜，一时难来救援，且两船亦未能横行洋面。亦不敢奏请，上烦宸虑。”^［248］李鸿章随即回复道：“即添北洋两船亦不足敌法之多舰，况两船冲冰多损，亟须修理。若奉旨调，恐难速往。”^［249］可见在黄、渤海冰封的冬季出航对于北洋军舰来说的确是一种考验。不久中法战争结束，“超勇”“扬威”终于未能与法国海军交手。

中法和议甫成，谁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85年4月，英国为制衡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而占领了朝鲜半岛南部的巨文岛。李鸿章得信后，立即电调丁汝昌来津，饬其于5月5日率领“超勇”“扬威”秘密前往朝鲜。^［250］二舰于8日抵达马山浦，10日丁汝昌觐见朝鲜国王，13日回船，“小民瞻望丰采，填街盈巷不下万人”^［251］。16日，舰队抵达巨文岛，丁汝昌偕朝鲜官员严世永、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德国人，受李鸿章之托监管朝鲜海关和外交）等登岸了解情况。^［252］舰队随即拔锚赴日本长崎，并于18日晨抵达，“即与炮台及各国兵船升炮致意”，“寄碇三日，游人纷纷上船观览，不独船坚炮利，且纪律严明，毫不滋事，洵节制之师也”。^［253］在长崎期间，丁汝昌等人晤见了英国东方舰队司令陶威尔（William Montagu Dowell）。21日午刻舰队离开长崎返回朝鲜。^［254］31日，丁汝昌由朝鲜返津。^［255］6月中旬，丁汝昌再次率领“康济”“超勇”“扬威”“镇东”“镇海”等舰东驶，巡防北洋、朝鲜各海口，7月11日方返回烟台。^［256］

当时庆军从朝鲜撤防，需要多艘北洋军舰担任护航、警戒工作，因此“超勇”“扬威”二舰仍回朝鲜，驻巡仁川。时帮办福建军务杨岳斌奏请拨巡洋舰到台湾备用，李鸿章以“超勇”等二舰须巡防朝鲜，“借资镇压，稍作声势”为由驳回。^［257］此后数月，二舰频繁往返于仁川、烟台、营口等北洋口岸。

1885年11月，中国在德国订购的“定远”“镇远”“济远”三舰回国，北洋水师实力大增，“超勇”管带林泰曾亦调赴“镇远”舰，该舰管带由叶祖珪接任。是年冬季，丁汝昌督率“定远”“镇远”“济远”“超勇”“扬威”等舰“前赴厦门、澎湖一带和暖之处，逐日勤操”。^［258］“超勇”“扬威”因连月在北洋、朝鲜各口岸往返，因此先在上海进坞修理。舰队甫抵上海，李鸿章突然接到密报，金玉均等流亡的开化党人准备潜回朝鲜起事，于是他急调“超勇”“扬威”二舰，于12月19日北上赴朝增援。^［259］是年冬季，二舰都驻于仁川，《北华捷报》在1886年6月19日的文章中写道：“这两艘阿姆斯特朗巡洋舰冬季驻于济物浦（仁川的别称），即朝鲜首都汉城的港口，在那里，它们勇敢的舰长、彬彬有礼的军官，以及出色的水兵们总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260］“超勇”“扬威”二舰1882年至1885年间在朝鲜的一系列眼花缭乱的“炮舰外交”行动助益了远东局势的稳定，也为新生的中国海军赢得了声誉，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1886—1894年间的“超勇”级巡洋舰

1886年4月中旬，“定远”“镇远”“济远”等舰南巡北返，“超勇”“扬威”也经由烟台、旅顺，与之会齐于大沽。^［261］5月1日至10日丁汝昌会同南洋水师总兵吴安康率领北洋“定远”“镇远”“济远”“超勇”“扬威”、南洋“南琛”“南瑞”“开济”等八舰前往旅顺、大连操演，此行颇有为新任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的校阅预演的意思。^［262］16日，醇亲王抵达天津，18日乘坐“海晏”轮在南北洋军舰的护卫下驶赴旅顺口，20日醇亲王在旅顺观看南北洋各舰演阵打靶，“各船旋转离合，皆视统领旗语为号，无不如响斯应”。^［263］此后南北洋军舰又前往威海卫、大沽口继续操演。28日，醇亲王结束了对北洋海防的校阅回京。

1886年7月18日，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六舰从威海卫出发，前往日本海巡航。舰队于21日抵达朝鲜釜山，23日抵达元山（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永兴湾内）测量港道，^［264］因俄国军舰那一段时间在永兴湾出没，北洋水师主力的出现颇具针锋相对的震慑意味。《申报》记载道：“一时岸上观者如堵，第三日（25日）系礼拜，各船管驾及买办等于是日登岸购买食物，并到各处游玩，先后约有一二百人，街市陡然热闹。”^［265］31日，舰队前往海参崴，并于8月1日到达，俄国官员应邀参观了北洋“定远”等军舰。参加中俄勘界谈判的钦差大臣吴大澂记述道：“是夜俄船悬灯数千，各俄馆及商家亦悬灯数千，我船以电气灯照耀海滨，光芒四射。海若有灵亦当凌波一笑也。”^［266］8月6日舰队将吴大澂送至摩阔崴（位于图们江口以北，现名波西耶特，Посьет），次日“定远”等四舰赴长崎进坞，留“超勇”“扬威”二舰在海参崴等候吴大澂。^［267］其间发生了中日军警冲突的长崎事件，“超勇”“扬威”因不在长崎而未卷入。10月21日，二舰送吴大澂返回烟台。^［268］

1886年冬季，北洋舰队“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康济”“超勇”“扬威”等舰南下上海停泊，直至1887年2月27日才由沪北上，3月4日到烟台，6日到旅顺，8日抵达天津。^［269］是年春，北洋水师为接收在英、德新购的巡洋舰而派遣管带赴欧洲，“超勇”舰管带叶祖珪、“扬威”舰管带邓世昌也在接舰团之列，因此二舰的管带分别由黄建勋、林履中接任。5月，“济远”“威远”“超勇”“扬威”四舰赴朝鲜海岸巡航，经马山浦、巨文岛等地返回威海。^［270］7月21日，招商局“保大”轮船在成山头触礁沉没，丁汝昌派“超勇”“扬威”二舰帮助救捞。^［271］然而当地村民捞取了部分失物，并与当地官匪发生了利益冲突，事情闹大后，登莱青道盛宣怀向李鸿章请示，派“超勇”“扬威”“泰安”三舰载陆军兵勇于8月18日驶抵龙须岛弹压，在武力威慑下将此事件平息。舰队于21日返回烟台。^［272］

11月16日，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济远”“超勇”“扬威”“威远”“康济”等舰抵达朝鲜仁川，19日离仁川南下香港、厦门等地越冬。^［273］12月10日，琅威理统带从欧洲归来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和“左队一号”鱼雷艇抵达厦门，与丁汝昌率领的大队会合。“遥见北洋各船满挂彩旗，继闻‘定远’舰中军乐迭奏”^［274］。1888年2月4日舰队前往福州过年，4月8日方才返回旅顺口。^［275］随着新型巡洋舰的到来，此时的北洋水师实力已如日中天，“超勇”“扬威”的主力位置也渐渐失落。

1888年7月，朝鲜爆发教案，各国均派军舰前往朝鲜沿岸，北洋亦派出“超勇”“扬威”二舰赴仁川驻扎。^［276］8月，“济远”同“超勇”“扬威”三舰巡阅北洋各口。^［277］根据当年10月奏准的《北洋海军章程》，“超勇”“扬威”二舰也被列入北洋海军编制。是年冬季，舰队前往上海、福州、澎湖、香港、厦门等地越冬，至1889年3月方才北返。6月，南北洋军舰共15艘离开威海卫举行会操，“舰队组成单纵队离开港湾，在收紧队形命令下每艘军舰相距2链，舰队总长度为3000码；在散开队形命令下距离为4链，总长度6000码，真是威风堂堂”。身处舰队中的英国洋员查理士·池舍（Charles Cheshire）感慨地如是说道。^［278］此后舰队分为两部分，A舰队“定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开济”“镜清”“寰泰”八舰由丁汝昌率领前往朝鲜半岛及海参崴，B舰队“镇远”“济远”“超勇”“扬威”“南琛”“南瑞”“保民”七舰由林泰曾率领巡航北洋各口，两支舰队于8月底返回威海集结。^［279］北洋海军有过中元节的习俗，因此8月26日“超勇”舰赴烟台采购物品，觅雇僧人，舰队从8月28日开始补过当年的中元节（当年中元节为8月11日）。^［280］

1889年11月28日北洋舰队南下越冬，“济远”“超勇”“扬威”与主队分开行驶，由“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领绕胶州湾到上海，之后巡航闽、浙海口，过福州到香港与大队会合。^［281］“超勇”“扬威”到港后入黄埔船坞油修，其间发生了激化琅威理与闽党矛盾的“撤旗事件”。^［282］此后丁汝昌、琅威理率领北洋舰队主力前往西贡、新加坡、马尼拉等南洋口埠访问，“超勇”“扬威”二舰并未随行，单独经厦门、福州等地返回威海。

1890年9月4日，“定远”“济远”“开济”“寰泰”“超勇”“扬威”等舰赴朝鲜仁川、天冠山、釜山等地巡航。^［283］当年的南巡，“超勇”“扬威”并未参加，由“致远”管带邓世昌督率在威海操练，“以省靡费”。^［284］1891年开春后二舰前往旅顺口上坞，例行修理。^［285］5月，李鸿章、张曜等赴旅顺、威海等地对南北洋海军进行三年一度的校阅，“超勇”“扬威”二舰亦参加。^［286］

1892年10月8日，“济远”“平远”“扬威”三舰由威海出洋，绕巡烟台、庙岛、大沽、营口、旅顺等地，至大连湾参加大操。^［287］是年底，因二舰前后主炮操放年久，膛内铜环松溢，^［288］由“致远”舰带同赴上海江南制造局修理。^［289］1893年3月11日，“致远”“超勇”“扬威”三舰由上海到达日本长崎访问。“唯闻炮声如巨霆，中外人□趋至大浦眺望，遥见‘致远’船上高揭副统领旗号，及入港悬日本国徽，燃炮二十一门以伸敬意。日本兵船‘海门’舰即悬旗燃炮答之。”^［290］三舰在长崎停泊至3月19日，旋赴朝鲜釜山、巨文岛、仁川等地，返回国内。^［291］当年的冬季南巡，“超勇”“扬威”二舰没有参加。

1894年5月，南北洋海军又迎来了三年一度的校阅。9日，李鸿章抵达大沽口，丁汝昌已率包括“超勇”“扬威”在内的北洋九舰，并南洋六舰在大沽口会齐。演习一直持续到27日，李鸿章对校阅结果非常满意。但他也敏锐地察觉到北洋海军的老态龙钟：“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292］这是北洋海军最后一次接受校阅，此时在黄海的另一边，朝鲜已经爆发了“东学党之乱”，中日战争的导火索已经点燃，北洋海军即将驶向其最终的归宿。

甲午战争中的“超勇”级巡洋舰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之乱”，北洋海军在结束校阅后即派舰前往朝鲜沿海，巡逻警戒并保护载运淮军的招商局轮船。6月4日，“济远”“扬威”二舰在方伯谦的率领下从威海卫出航前往仁川，二舰于5日下午抵达，与已在此地的“平远”号合为一队。7日，“超勇”号也从威海卫出发，于8日抵达牙山，护卫“图南”号轮船装载的淮军聂士成部在此地登陆。^［293］

6月14日早晨5时30分，北洋海军营务处道员龙殿杨搭乘“扬威”号由仁川赴牙山，与“超勇”会合；16日，停泊在牙山附近丰岛海域的日舰“赤城”号当值士官访问了“超勇”舰管带黄建勋，双方的问答记录仍保存在日本防卫省防卫厅的档案里：

（“赤城”士官）问：“朝鲜国内乱的情况如何？”

（黄建勋）答：“没什么事，已经趋于平稳。”

问：“我舰队为保护人民而派遣五百陆战队至京城，一切无事，前日归舰。贵国之兵是往京城吗？”

答：“不是，都在牙山。我军将依照来自天津的电报归国，两天内将有船来迎。”

问：“丁大人要率舰队来吗？”

答：“不会。”

（“赤城”士官）说：“我舰队本应航向北洋，因为此事件而暂留朝鲜海面。”

（黄建勋）说：“朝鲜有事之时，贵国与我国都应尽力。本港（牙山）煤水粮食缺乏，有所不便，我舰不日即将归国。”

（黄建勋）问：“贵舰从何而来？”

（“赤城”士官）答：“从仁川。”

（黄建勋）问：“丰岛海面有军舰吗？”(https://www.daowen.com)

（“赤城”士官）答：“没有。本舰即将出港，舰长他日当来访。”^［294］

同日，因为仁川与中国国内电报线不通，“济远”舰由仁川前往牙山，方伯谦令驻牙山的“超勇”号立即回航威海卫，向丁汝昌禀报军情。^［295］

北洋海军首批赴朝舰队兵力不足，难敷调遣，李鸿章对此非常不满，他在寄丁汝昌的电报中严厉斥责道：“倭兵船在仁七只，华兵船本只‘济’‘平’‘扬’‘操’，而‘扬’昨托故赴牙未回，‘济’‘平’又均赴牙，尚成何事！”^［296］进而要求丁汝昌增派兵力。于是丁汝昌又调派“镇远”“超勇”“广丙”三舰，由林泰曾率领，作为第二批入朝舰队于6月21日由威海卫开拔，22日下午3时到达仁川。6月底，北洋海军决定暂时将驻朝军舰撤回，待整备完成后再以大队进军朝鲜。7月1日，林泰曾率“镇远”“济远”“超勇”“平远”等舰回航威海卫，3日，“扬威”舰亦返回威海卫，至15日又再次前往仁川驻扎，这段时间里，“扬威”成为北洋海军驻朝的唯一主力军舰。^［297］

7月20日，丁汝昌致电李鸿章，决定派“济远”“广乙”“威远”三舰赴牙山护送“爱仁”“飞鲸”“高升”等运兵船，并由“威远”舰换回“扬威”。^［298］22日他再次发电报告，拟率北洋大队随后前往牙山，“威防无船，请帅饬‘扬威’速回，与‘平远’、四炮船、二雷艇聊辅炮台御守。”^［299］李鸿章随即批准道：“‘扬威’可即调回。”^［300］“扬威”遂返回威海卫，幸运地与7月25日爆发的丰岛海战擦肩而过。

丰岛海战后，丁汝昌立即率北洋九舰前往汉江外海寻敌，未遇敌舰而返。^［301］8月1日午后，北洋舰队再次出海，“丁军门自坐‘定远’铁甲兵舰，统率‘经远’‘来远’‘扬威’‘超勇’‘广甲’‘广丙’六艘，随带水雷船四艘，是为前矛；左翼总兵林君泰曾自坐‘镇远’铁甲兵舰，统率‘致远’‘靖远’‘平远’‘威远’四艘，随带水雷艇四只，是为后劲，结队东行”。^［302］这次巡航的目的地为大同江附近，同样未能发现日舰。9日上午，北洋海军“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平远”“广甲”“广丙”“扬威”十舰及“福龙”“左一”两鱼雷艇赴大同江、海洋岛等地巡击，仅留“超勇”及三艘“蚊子船”防御威海。^［303］主力舰队又一次扑了个空，而日本联合舰队却于10日突然出现在威海湾外，并与刘公岛炮台进行了对射。受此事件的影响，北洋舰队十舰于13日回到威海后，直接赶添煤炭，次日再度出发巡航渤海湾内各口，以肃清洋面，后于23日返回威海。^［304］29日，丁汝昌再度率北洋舰队出发，巡逻海洋岛、大鹿岛、大连湾等处。^［305］舰队于9月1日到达旅顺口，“扬威”号遂进入旅顺大坞进行修理，2日主力舰队返回威海。“扬威”于3日出坞，6日傍晚同“镇南”“镇西”“左一”“福龙”等舰艇一同返回威海。^［306］

综观北洋海军从7月25日战争爆发到9月以来的5次巡航，兵锋从未敢指向日本海军出没的仁川、牙山湾一带，遑论其根据地隔音岛或长直路，而是一直无关痛痒地在渤海湾内外梭巡，这固然有8月10日日军袭扰威海卫后，光绪皇帝严令北洋海军只得在北洋各要隘、门户间梭巡，不得远离的谕旨精神作祟，但也反映出许多北洋海军的高层将领只顾明哲保身，不敢也不愿稍有进取的鸵鸟心态。然而无论情愿与否，战争都会自动找上门来。

9月12日晚，“定远”“镇远”“靖远”“经远”“济远”“平远”“超勇”“扬威”“广丙”“镇南”及五艘鱼雷艇从威海卫出发，前往旅顺口，准备护送铭军刘盛休部在鸭绿江口大东沟登陆。舰队随后与护送吴大澂赴津的“致远”“来远”“广甲”三舰会合，^［307］北洋海军的主力全部到齐。13日午后，丁汝昌接威海电报称有两艘日舰在威海卫附近出没（为日军派出侦察的“吉野”“高千穗”二舰），遂带领大队返回山东半岛巡航，但并未发现日舰。14日中秋节夜晚，北洋舰队在山东成山角附近集结，随后返回辽东半岛，15日到达大连湾进行添煤作业。丁汝昌原计划派“超勇”“扬威”“平远”“广丙”“镇中”“镇南”和2艘鱼雷艇护送商船赴大东沟登陆，主力则赴成山、大同江等地巡航，18日在大鹿岛会合，但随即改变计划，决定以北洋海军全军护送商船，随后再南下巡弋大同江等处。^［308］

9月16日半夜1时，北洋海军从大连湾启航，10艘主力舰组成的舰队以双纵队航行，5艘运兵船以单纵队尾随舰队航行。“超勇”“扬威”两艘姊妹舰被编为第五小队。下午2时，舰队抵达大东沟外，碇泊于大东沟西南方约12海里处。

17日上午约10时30分，北洋舰队发现了从西南方向逼近的日本联合舰队12艘军舰，中午12时后起锚迎敌。根据当事者回忆，北洋海军以双纵队起锚后，右翼总兵刘步蟾在“定远”舰上下令变阵为小队横阵（夹缝雁行阵），这是早在琅威理时代就已既定的北洋海军基本战斗阵型。但由于起锚的仓促，处于队末的“超勇”“扬威”一开始就遥遥落后，而二舰又需要航行最长的距离才能到达右翼阵脚的既定位置，而二舰的航速又因为动力系统老化的原因而极为迟缓，英国《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后来报道称，由于保养不善，二舰的锅炉基本报废，烟管上结了硬壳，原本16节的航速降到了11节，^［309］因此在12时50分海战爆发前，二舰都没能就位。

与此同时，日军却针锋相对地采取了“邀击右翼之敌军”的战术，即由先头精锐的第一游击队首先击破北洋右翼最弱的“超勇”“扬威”二舰。12时30分左右，第一游击队加速至10节，航向北洋右翼。12时40分左右，日舰观察到落后的“超勇”“扬威”做出了一个左转的动作，意在拉开与第一游击队的距离，随即二舰又拨回原航向，这显然是一种避害举动。^［310］

12时50分，随着“定远”舰的开火，黄海大东沟海战爆发。12时55分，日本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号在3000米距离上开始向“超勇”“扬威”射击，随即第一游击队纷纷向二舰倾泻弹雨。第一游击队与“超勇”“扬威”的火力完全不在同一等级上，不仅炮位数量远远多于二舰，且装备的大量速射炮发射爆破榴弹，能够对二舰的无装甲舰体结构造成极大破坏，并引发火灾等二次损害。

13时05分，第一游击队已逼近到距离二舰2000米以内，几乎弹无虚发，“超勇”“扬威”在猛烈的炮火下先后发生了火灾。据“镇远”舰上的美国洋员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回忆，两舰上层的军官住舱涂着厚厚的油漆，且连接舰艏艉的走廊汇聚了气流，因此一旦中弹火势便很快蔓延。^［311］日本“高千穗”舰此时也观察到“超勇”号向右舷倾斜，无法运动，但仍用前主炮向右舷方向射击。随后第一游击队边右转边射击，将该舰火力完全压制。同时“扬威”舰转舵向后方遁走。^［312］二舰在海战爆发仅十余分钟后就丧失了战斗力。

13时30分，日舰观察到“超勇”号严重右倾，火势无法控制，停止航行，随后沉没。日军本队于14时20分左右驶近“超勇”号的沉没地点，从约300米内外通过。“松岛”舰上的联合舰队航海长高木英次郎观察到，“超勇”舰上过半数的官兵跳入海中，向海岸方向（北方）游去，有些向日舰呼救，有一名士官急忙向反向逃离，还有的残留在舰上的水兵用步枪向日舰射击。^［313］最终“超勇”舰沉没在距离大鹿岛约6海里处，^［314］成为大东沟海战中第一艘沉没的中国军舰。“超勇”舰管带黄建勋及以下125人战死，后来“镇南”号“蚊子船”赶到救援，救起30余人，其中有17人不同程度负伤。^［315］

“扬威”舰在发生火灾后并未立即沉没，之后又被“济远”舰误撞，进一步恶化了伤情。^［316］14时20分左右，该舰横过日军本队前方，全速向大鹿岛方向航行，最终在大鹿岛西南约3海里处搁浅，^［317］管带林履中及以下57人阵亡。《申报》后于9月29日登载了一篇报道，称有“扬威”舰落水水兵被救起带回烟台，回忆了该舰的作战经过：“本船与‘超勇’首先开仗，故受伤较早，各兵勇气百倍，仍燃炮击敌，奈炮身重大，燃放时不免震动，船遂沉没。”^［318］另有“扬威”舰幸存者回忆，该舰管带林履中头部、脚部均负伤，仍忍痛指挥一个小时，之后由先任士官接替指挥，方才驶离战场。^［319］

分析“超勇”“扬威”二舰之快速沉没的原因，主要应归结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二舰军官舱室位于上甲板中部，木质舱房和油漆极易燃烧，中央通道的气流更助长了火势，且使得弹药供应断绝；（二）二舰无防护甲板，锅炉、轮机、弹药库等舱室防御非常脆弱，“超勇”舰很早便丧失了动力，可能就与轮机部分受损有关；（三）二舰火炮过大，发炮的震动造成了损管的困难。大东沟海战中二舰实际有效的战斗过程很短，而且其主炮炮闩铜环虽曾经江南制造局修理，但“由于不到位的工艺和铜质的低劣，炮尾在战斗中故障”；另外二舰火炮的火药也陈旧老化，经常不起作用，甚至损伤火炮。^［320］因此二舰主炮发挥的效力非常有限，也没有击中日舰的明确记录。

次日，日本舰队再次返回原战场，14时15分发现了前日搁浅的“扬威”舰残骸，17时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命令“千代田”舰将之破坏，“千代田”先以练习弹向“扬威”射击数发，确认无人后派舰载蒸汽舢板将棉火药罐安置在“扬威”右舷侧，17时45分起爆炸药，将“扬威”彻底炸毁。“千代田”号上的水兵登上“扬威”号后，观察到该舰呈左倾状，上下甲板木材基本烧尽，仅剩肋骨，只有烟囱前部的上甲板部分残余，舰体扭曲，密布大小弹洞，仅左舷的弹孔就有11个，烟囱等处的机关炮弹孔状如蜂巢；水密甲板下方进水，锅炉和火药库均未发生爆炸；火炮基本完好，只有前主炮的尾闩被销毁；在前部副炮附近发现一具尸体。^［321］9月26日，“千代田”舰又受命返回战场，从“扬威”号上带走了10管格林炮2门、步枪3支、手枪2支等战利品。^［322］

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又多次组织了对“超勇”“扬威”等舰的打捞，1896年海军省将打捞“超勇”“扬威”的权利授予鹿儿岛县和熊本县的山本盛房、西之原铁之助、川村俊秀、浅山知定、高田露、木村万作等人。从该年4月至10月，高田露组织捞起“扬威”舰主炮2门、大小锚3只、吊艇杆5具、卷扬机1个等物品，均移交海军省。^［323］

1900年，受权人之一高田露将打捞权转让给旅顺的宫田仁吉，此后由宫田仁吉等人又对“超勇”“扬威”进行了多次打捞，“一战”爆发后1916年铁价暴涨，受权人之一的木村万作又欲重新开始打捞二舰，却听说宫田也在打捞，大惊之下将宫田告上了法庭，此事最后以和解协议的方式得到解决。1918年，大孤山商务会的孙廷梅在得到奉天督军的许可后，也开始对二舰进行打捞，日本政府得知后，以二舰是被日军击沉，应视为日本战利品为由提出了抗议。最后由大孤山商务会赔偿六百元，并放弃打捞权了结了此事。^［324］

2014年，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又赴黄海海战故地组织了一次对沉舰的调查工作，除在《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中“致远”舰沉没坐标位置处发现了较完整船体残骸外，在“超勇”“扬威”沉没位置均未发现大面积残骸。由此证明，在经历了甲午战后至20世纪初的多次打捞之后，“超勇”“扬威”的残骸均已荡然无存了。

日本海军的“筑紫”号巡洋舰

“筑紫”号巡洋舰于1883年9月19日抵达横滨，10月27日定级为三等舰，编制人员中佐舰长及以下186人，^［325］11月9日正式移交东海镇守府（位于横滨）。^［326］该舰随即进行了一些改造工作，最大的变化就是拆除了艏楼，成为与其姊妹舰“超勇”“扬威”一样的平甲板船型。^［327］

1884年5月30日，“筑紫”被编入中舰队；1885年12月，编入常备小舰队。^［328］作为日本海军最初的机动舰队，常备小舰队逐年操练演习，强化航海与战斗素养。如1888年6月17日“高千穗”“浪速”“扶桑”“筑紫”“海门”“武藏”六舰在伊东祐亨的率领下从品海出发，经长崎、冲绳和中国台湾基隆等地，于7月14日到达长江口，8月16日抵达芝罘，恰逢丁汝昌率领麾下“定远”“致远”“靖远”“来远”“威远”五舰从旅顺口前来，两国舰队进行了友好互访。舰队赴大沽后分头航行，“筑紫”“海门”二舰经由山海关、大连湾、旅顺口、海洋岛抵达仁川，拜谒了朝鲜国王及世子。之后舰队六舰又于釜山重新集结，9月17日驶往元山、海参崴等地，30日抵达隐岐西乡港，随后又经由舞鹤、小滨、敦贺、佐世保、长崎、鹿儿岛、神户等地，于11月11日返回品海。^［329］

1889年3月9日，“筑紫”舰从常备小舰队中撤编，改隶吴镇守府作为警备舰，^［330］8月该舰被派往朝鲜护侨，经由马关、长崎、釜山等地到达仁川，1890年1月返回横须贺，^［331］5月24日转入预备役。^［332］根据当年8月23日颁布的军舰种别文件，“筑紫”被定级为第一等舰。^［333］

1892年12月8日“筑紫”舰重新入役，作为吴镇守府警备舰。^［334］1893年2月28日该舰从吴港出发，前往中国保护侨民，经由长崎、佐世保，3月11日抵达上海。^［335］7月该舰抵达芝罘、旅顺口、威海卫、天津、牛庄等北洋口岸，在天津时该舰军官还拜访了李鸿章及盛宣怀等人。9月抵达朝鲜仁川，11月返回日本。^［336］

1894年4月4日，“筑紫”舰编入常备舰队。^［337］由于朝鲜爆发“东学党之乱”，4月21日，该舰再次被派赴朝鲜仁川保护侨民，^［338］6月，中日两国分别开始向朝鲜增兵，当“图南”轮载着中国第一批入朝的聂士成部进入牙山湾时，即被正在此处的“筑紫”舰侦知。^［339］6月底，日本海军进行战备，舰队在佐世保集结，驻朝的“松岛”“吉野”“千代田”“高雄”“筑紫”“大和”等舰亦先后返回日本国内。^［340］7月10日，日本海军颁布新的战时舰队编制，分为常备舰队与警备舰队，“筑紫”舰作为常备舰队附属舰，在必要时可作为鱼雷艇队母舰使用。^［341］19日，警备舰队改称西海舰队，并与常备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22日，联合舰队作战序列制定，“筑紫”舰作为本队的成员，与“桥立”“严岛”同编为第二小队。^［342］同日，“筑紫”“赤城”二舰作为先遣部队，离开佐世保，前往朝鲜忠清道西岸浅水湾测量水道，为设置联合舰队前进基地做准备。^［343］25日日本第一游击队在朝鲜丰岛海域偷袭中国运兵船队，甲午战争爆发。同日联合舰队主力进抵群山锚地，“筑紫”“赤城”亦前来与主力会合。^［344］31日，联合舰队在隔音岛锚地进行改编，“筑紫”与“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扶桑”等舰一同编入本队。^［345］

8月10日，联合舰队意欲引诱北洋海军出战而全军出动，炮击威海卫，“筑紫”舰从早晨7时10分开始在5500米距离上炮击，至29分炮击停止，共消耗10英寸炮弹3发、120毫米炮弹1发；有部分威海卫东泓炮台发射的炮弹在其周围100至200码处坠落。^［346］招摇过市一番后，联合舰队即返回隔音岛锚地。

此后，联合舰队又将根据地转移至朝鲜半岛南端的长直路，并进行了再一次改编，“筑紫”舰从本队调入第三游击队，下辖“大岛”“摩耶”“爱宕”“鸟海”“赤城”等炮舰。^［347］8月下旬第三游击队参与了援助野津道贯第五师团一部在仁川登陆的任务，9月上旬又参与护送山县有朋第一军剩余部队在仁川登陆。15日，为配合陆军平壤作战，第三游击队的“筑紫”“鸟海”“摩耶”等舰被派往大同江铁岛附近警戒。17日中日两国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爆发决战，“筑紫”舰未能参加。次日，在得到平壤之战结束和黄海海战的消息后，“筑紫”等舰才从大同江中驶出。^［348］

1894年10月底，日本发动辽东半岛战役，第二军在貔子窝登陆，“筑紫”等舰被编为第四游击队，主要从事登陆场警戒、援助工作。11月21日联合舰队配合陆军总攻旅顺口，第四游击队负责牵制旅顺口炮台，与旅顺最东面的崂嵂嘴（又称老蛎嘴）炮台展开对射，并炮击陆上集结的中国军队。^［349］

占领旅顺口后，日军又发动旨在一举歼灭北洋海军的山东半岛战役，“筑紫”舰随后参加了荣成登陆的护航行动。1895年1月30日，日军开始向威海卫发动攻击，联合舰队亦于同日出现在威海湾外，支援陆军作战。“筑紫”舰于早晨7时从鸡鸣岛启航，率领第四游击队的“赤城”“鸟海”“爱宕”“摩耶”，并会合第三游击队的“大和”“武藏”“葛城”，列成单纵队向阴山口进航。7时40分开始，威海卫陆路的杨峰岭、谢家所炮台开始向日舰射击；8时05分该舰驶抵距杨峰岭5000米，距谢家所3000米内外，开始还击，直至11时方才停止炮击，傍晚5时50分返回鸡鸣岛锚地。^［350］31日，“筑紫”舰长三善克己向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请示，希望于是夜尝试派海军陆战队占领日岛，但入夜后天气转恶，因此这一大胆的计划未能执行。^［351］

2月3日，天气转好，联合舰队开始对刘公岛和北洋海军发动总攻，“筑紫”舰与“大和”“武藏”“葛城”一同从刘公岛、日岛的正面发动攻击，并试图派遣海军陆战队登陆日岛；但炮台对其进行了猛烈的还击，一发刘公岛炮台发射的280毫米炮弹从“筑紫”舰左舷中甲板射入，从右舷穿出落入海中，打死3人，打伤5人，因此该舰不得不早早退出战斗，返回阴山口修理。^［352］

7日，在夜袭击沉了北洋海军的数艘军舰后，联合舰队再次于昼间发动了总攻，第二、第三、第四游击队在西海舰队司令相浦纪道的率领下于东口外展开炮击，上午8时20分“筑紫”舰在5000米距离上开始射击，不久后由于日岛炮台已被击毁，北洋鱼雷艇队出逃而炮击中止。^［353］入夜后，第四游击队被派去搜索、拖弋出逃途中搁浅的北洋鱼雷艇。8日上午，“筑紫”拖带“福龙”“左三”“定一”三艘返回。^［354］

12日，北洋海军遣使前来洽降；16日，“筑紫”“赤城”等舰作为联合舰队的先导，率先驶入威海卫港警备；17日，联合舰队大队进入威海卫，陆战队登陆刘公岛，北洋残存军舰升起旭日旗，日本海军终于取得了全歼宿敌北洋海军的大胜利。^［355］

27日，伊东祐亨率领常备舰队主力南下侵略澎湖，“筑紫”等舰则继续留在威海卫。5月8日中日烟台换约之际，“筑紫”等舰驶往长山列岛附近显示存在，并测量此处水文情况。^［356］此后“筑紫”返回日本国内，转为吴镇守府警备舰。^［357］

纵观甲午战争期间的“筑紫”舰表现，并无太多可圈可点之处，仅有与炮台的几次对战尚可一书；该舰也仅有一次中弹，并没有造成大的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其轮机曾于1894年3月12日进行过常压状态的测试，仍能跑出13.47节的航速，与设计时常压通风航速仅相差1节多。但战争中该舰并没有使用过10节以上的航速。^［358］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甲午战争时在该舰上担任航海士的是后来日本联合舰队的著名参谋、司马辽太郎小说《坂上之云》的主人公——秋山真之。

1895年7月24日该舰在从长崎返回吴港的途中突遭飓风，骤雨巨浪铺天而来，军舰数次横摇达到45度，好在有惊无险，在与暴风搏斗了一天之后并未触礁或有大的损失。^［359］此后该舰转为非役舰。

1897年4月12日，“筑紫”“鸟海”“赤城”三舰再次被编入常备舰队，至次年4月29日撤编。1899年10月18日，根据海军省颁布的《军舰及水雷艇类别等级》规定，“筑紫”舰被定级为一等炮舰。^［360］1900年，中国义和团运动蜂起，1月12日，“筑紫”编入常备舰队，次日被派往中国东南部保护日本侨民。^［361］当该年年中庚子之役爆发时，“筑紫”舰正在华南沿海巡航警戒。6月至9月该舰基本都在台湾、福建沿海活动，监视清军的举动，9月21日从上海启航返回日本本土。^［362］10月10日“筑紫”舰从常备舰队中撤编。^［363］

1903年12月下旬，为对俄备战，日本海军解散常备舰队，转而编制联合舰队第一、第二、第三舰队，“筑紫”舰于1904年1月14日编入联合舰队第三舰队第七战队（“扶桑”“平远”“海门”“磐城”“鸟海”“爱宕”“济远”“筑紫”“摩耶”“宇治”）。^［364］1月30日，第七战队离开对马竹敷港前往釜山，从事对马海峡一线的警戒任务。^［365］3月初，该战队前出至大同江渔隐洞，随后支援了第一军近卫师团、第二师团在镇南浦的登陆行动。^［366］4月下旬，“筑紫”舰又开赴鸭绿江口、大洋河口一带，支援第一军的鸭绿江战役。5月上旬，第二军第二批部队在大连盐大澳（今大连猴儿石）登陆，第七战队负责登陆场的警戒、掩护任务，随后返回大同江镇南浦锚地；5月中下旬又前往庄河南尖子，掩护第十师团在此登陆，任务完成后前往里长山列岛的联合舰队锚地。^［367］5月24日，“筑紫”“平远”“赤城”“鸟海”等舰受命前往苏家屯（今大连市苏家村），攻击俄军炮垒，支援南山战役；26日，“筑紫”等舰抵达苏家屯附近，于上午10时开始以前10英寸主炮向俄军炮击，至11时许，俄军炮垒全部沉默，于是“筑紫”“平远”舰于11时25分退出战斗，次日该舰返回里长山列岛。^［368］

7月底，“筑紫”“爱宕”“宇治”等舰从里长山列岛锚地出发，前往辽河口，监视停泊在河内的俄国“海狮”号（Сивуч）炮舰，并防止俄军利用此处运送军需物资。31日，“筑紫”等舰抵达辽河口，随即上溯至牛家屯附近停泊。8月2日“海狮”号自沉，随后“筑紫”支队对辽河的水文情况进行了调查，并为辽阳会战运输粮秣的船只提供警戒。11月初，辽河上游开始封冻，“筑紫”舰遂结束辽河警戒任务，返回大连湾。^［369］

11月20日，“筑紫”启航前往朝鲜仁川，接替“松岛”舰进行仁川警备任务，并看管战利舰^［370］“瓦良格”号（Варяг），直至1905年2月12日，方才由“高雄”舰接替其任务，“筑紫”舰回航大阪，进行修理。4月18日，“筑紫”舰出港试航，次日前往吴港入坞，5月3日前往竹敷港，9日前往本州西南端的油谷湾角岛锚地，之后逐日进行炮术训练，为截击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的决战做准备。^［371］

5月27日早晨5时10分，第三舰队接到发现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的电报，第六战队、第五战队、第七战队先后驶出角岛锚地。中午12时40分，第七战队与旗舰“扶桑”号会合，担任夜间对马海峡神崎、鸿岛间的警备工作。次日下午2时许，日本联合舰队主力与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在对马海峡爆发决战，经过一个下午的战斗，训练有素的日本海军基本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29日凌晨3时30分，第七战队接到命令，返回主战场歼灭残敌，于是以9节航速驶向冲之岛海域，但除了发现丧失战斗力的俄国装甲巡洋舰“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Адмирал Нахимов）之外并未发现其他敌舰。29日返回三浦湾锚地。^［372］9月，“筑紫”舰在神户港迎来了日俄战争的终结。^［373］

1906年5月28日，“筑紫”舰除役，定级为吴镇守府杂役舰。^［374］1911年12月21日作为废船处理，^［375］1912年3月变卖。^［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