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瑞”级练习巡洋舰

二、“应瑞”级练习巡洋舰

清末重建海军计划的提出与实施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不复存在。虽然此后一度有振作之意,向英、德等国购入了数艘防护巡洋舰、驱逐舰,形成了新建北洋海军的架构,但1900年又经历庚子国变,海军重建计划再度被人遗忘。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再次刺激了清廷立宪变法的决心。1906年,清政府派出镇国公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西方先进的海陆军组织给考察大臣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其归国后上呈的奏折中,已提出了兴复海军的设想。

此后,清政府逐步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于1906年底改兵部为陆军部。1907年6月7日,清廷批准在陆军部下设立海军处,由练兵处军学司原设水师科改设。海军处下设机要司、船政司、运筹司、储备司、医务司、法务司六司,以为将来重建海军的机构基础。同月,清廷招北洋海军统领萨镇冰北上来京,研究整顿船政与重建海军问题——“面询一切机宜,妥定善法”。[1]

在海军处甫设,尚未正式运作之时,陆军部委派原练兵处提调姚锡光开始酝酿重建海军的具体办法。姚锡光曾任李鸿章、李秉衡、张之洞等人幕僚,见识广博,对于海军也有一定的研究——“(光绪三十三年)夏四月,议复海军,当道谓不才稍晰海军规制也,令属稿图经始”。[2]姚锡光经过月余的研究,拟就了三份说帖:一为《拟就现有兵轮暂编江海经制舰队说帖》,二为《拟兴办海军经费五千万两作十年计划说帖》,三为《拟兴办海军经费一万二千万两作十二年计划说帖》。在后两份说帖中,姚锡光都建议增购包括战列舰在内的主力舰只数万吨,虽然雄心勃勃,但囿于财力,难以为当局所接受。第一份说帖则考虑就现有舰艇,编为巡洋、巡江两舰队,将来陆续添置巡洋舰、炮舰、鱼雷艇数艘,形成完备的舰队体系,尚属切实可行。[3]

萨镇冰来京后,姚锡光曾就自己拟就的三份说帖征求萨镇冰的意见,但“不得要领”,随后这些说帖便被束之高阁了。7月,陆军部根据与萨镇冰的讨论,授意姚锡光先拟出一份三年计划,姚锡光便根据这个意思编制了一份《拟暂行海军章程》。这份章程主要提出了以下几点:

一、除现有舰艇外,须增购“海圻”式巡洋舰2艘,“海容”式巡洋舰1艘;增购600至800吨守口炮舰17艘,与原“广玉”“广金”“安澜”“镇涛”合计为21艘;增购1艘2000吨级的训练舰(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清末海军购置练习巡洋舰最早可溯的缘起)。

二、将沿海七省每省作为一个海军军区,各辖巡洋舰1艘、炮舰3艘。

三、全军设海军提督一名,以及若干幕僚人员。

四、以象山港暂作海军军港。[4]

1907年9月8日,陆军部大臣庆亲王奕劻等根据姚锡光所编《拟暂行海军章程》,上《奏为筹议兴复海军酌拟次第办法事》,正式向慈禧太后提出了重建海军计划。这是甲午战争失败12年之后,清廷中枢又一次兴起重建海军的筹议。在奏折中,奕劻分析了在列强纷纷进行海军竞赛的大环境下,中国门户洞开、海防危殆的时局:“当此竞争剧烈之时,不得不力图兴复。况俄、法、日本协约已成,势将协而谋我,时机所迫,间不容发,若非急起直追,恐将来欲图布置且有起而干涉者。臣等言念及此,椎心衡虑,寝馈难安。”随后,奕劻等提出了两套海军重建方案:短期计划即姚锡光所拟三年计划,约需费用1500万两白银,常年经费150万两。长期计划是添置战列舰10余艘,巡洋舰20余艘,炮舰、驱逐舰、鱼雷艇各数十艘,约需银3亿两,以十年为期告成。[5]

可以看出,奕劻等所提十年远期计划属于不着边际的画饼,其所力推者应是姚锡光所拟的三年计划。奏折呈上后,慈禧太后批示:“军机大臣会同度支部、陆军部妥议具奏。”但此后由于“购置船械需款浩繁”,这份奏折竟迟迟未得定议,如此一份来之不易的计划就这样被束之高阁了。

转眼到了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殡天,年幼的宣统皇帝溥仪即位,其生父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隆裕皇太后垂帘听政,大清帝国的末代王朝——宣统朝开始了。新王朝年轻的王公贵胄们受到较多新思想的浸染,对于改革的态度更为激进。时有报云:“日前摄政王语陆军部铁尚书(铁良),以大行太皇太后临崩时,犹殷殷以兴复海军为念,予等誓必尽心筹画一切,以符大行太皇太后之遗志。闻现已与枢臣筹商,决议明年兴办云。”[6]果不其然,宣统朝开始仅仅3个月,1909年2月19日,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便上《奏为早定海军基础以维时局敬陈管见事》,他在奏折中说:

窃东西各国所以并峙地球者,固赖工商各业以致富,尤赖海陆各军以致强。就现今大势而论,海军尤为重要,盖海权若不巩固,万不能言战守……以我国海岸自奉直以迄闽广,延亘几一万余里,若无海军以资控驭,则联络之策应不灵,饷械之转输不便。设遇要挟,非但海上财产尽在敌人权力之下,即设防自守亦有顾此失彼之虞……总之时局如此,宜示天下以必办海军之宗旨,庶国人耳目一新,争相策励。奴才非不知方今财政为难,然际此海军角逐之时,海权被侵之候,若不速将现有者先定基础,恐将来虽欲扩充,亦无从措手矣……[7]

收到善耆的这份奏折后,清廷十分重视。同日,摄政王颁布谕旨:“方今整顿海军,实为经国要图,着派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尚书铁良、提督萨镇冰按照所陈各节,妥慎筹画,先立海军基础。”[8]这标志着兴复海军的计划已从国家最高层面确定。善耆(民政部尚书)、载泽(度支部尚书)、铁良(陆军部尚书)、萨镇冰(南北洋海军提督)等人遵旨开始对重建海军计划进行切实认真的谋划。在接下来的数月中,这个“四人小组”多次开会讨论,筹办海军基础的新闻也闹得沸沸扬扬。如1909年6月4日的《申报》上就有关于增购军舰讨论的报道:

筹办海军大臣昨日在陆军部内海军处会议扩充新式军舰办法,各王大臣拟将战斗舰式样一律改建新式,第一次应添造若干舰,款项应需若干,均经详细核议。闻此议系提督萨镇冰提出者。[9]

经过了4个多月的调查和筹划,7月9日,“四人小组”终于拿出了一份较为详尽的实施办法,在《奏为遵筹海军基础先拟入手办法》中,善耆等人从“划一海军教育、编制现有舰艇、开办军港、整顿厂坞台垒”4个方面对重建海军计划进行了阐述:

一、划一海军教育。拟将原烟台海军学堂改为驾驶学堂,将黄埔海军学堂改为轮机学堂,将福州海军前学堂改为工艺学堂;拟在象山港设立枪炮练习所、水雷练习所,用以训练水兵;拟在北京设立海军大学,用以深造海军军官。

二、编制现有舰艇。拟将堪充巡洋舰、堪充沿海巡防舰、堪充练习舰、堪充长江巡防舰、堪充守口雷艇者先行编队,其余舰艇编为内河巡缉队。

三、开办军港。拟开办浙江象山军港,设置各种设施,逐渐兴办。

四、整顿厂坞台垒。将现有大沽、上海、福建、黄埔四处厂坞先行整顿,将来拟在象山港择地兴建造船厂、船坞。改良现有炮台,并逐渐以海军人员更替守台官兵。[10]

图示

筹办海军大臣载洵

清廷随即批准了善耆等人的这些建议,这标志着清朝最后一次建设海军的努力终于正式拉开了大幕。[11]

7月15日,清廷宣布以宣统皇帝为大清帝国统率陆海军大元帅,又派郡王衔贝勒载洵、提督萨镇冰担任筹办海军大臣。[12]载洵是醇亲王奕图示第六子,摄政王载沣的亲弟弟、宣统皇帝的亲叔叔,虽然他当时只有24岁,对于海军事务也是白纸一张(他之前只担任过监修光绪皇帝崇陵的职务),但他正宗的皇叔身份已足以彰显清廷对于重建海军计划的重视了。至于其他的具体事务,则只须交给萨镇冰等海军行家里手操办即可。

载洵的上任俨然为重建海军计划带来了全新的气象。仅仅一个月后,8月13日,陆军部会同筹办海军处便上《奏为遵筹海军基础办法各条事》,这份奏折从预算经费、编练舰队、开辟军港、筹办学堂、改良厂坞、整顿炮台6个方面对重建海军基础进行了阐述,实际上基本是之前《奏为遵筹海军基础先拟入手办法》思路的延续。奏折中提到拟设开办经费1800万两,常年经费200万两(对比光绪末年《奏为筹议兴复海军酌拟次第办法事》中预计开办经费1500万两,常年经费150万两有所增加),并以“海圻”“海筹”“海容”“海琛”“飞鹰”“辰”“宿”“列”“张”“湖鹏”“湖隼”“湖鹰”“湖鹗”,及新购之巡洋舰3艘、鱼雷艇2艘为巡洋舰队;以“通济”及新购之训练舰2艘、航海炮舰10艘为练习舰队;以“建安”“建威”“江元”“江亨”“江利”“江贞”“楚豫”“楚观”“楚泰”“楚同”“楚有”“楚谦”为长江舰队;以“保民”为运输舰,各设指挥官,并聘请英国顾问官、教习。[13]至此,订购巡洋舰和训练舰的计划正式确定,但直至此时仍是买巡洋舰归买巡洋舰、买训练舰归买训练舰的传统思路,并没有如同后来一样将二者合而为一。

考察海军大臣访问欧洲[14]

复兴海军的大幕既已拉开,首先提上筹办海军大臣日程的就是前赴国内各舰队和海防要地考察,并到欧美国家去学习海军建设的先进经验。

1909年8月20日,载洵等上《奏为拟定日期出巡各省并赴外洋考察由》,向摄政王汇报了出巡各省和出国考察的时间安排。[15]8月24日,载洵、萨镇冰等筹办海军处官员向摄政王请训出京,随后经天津、烟台、上海、宁波象山、三都澳、福州、香港、广州、厦门、杭州、江阴、镇江、江宁、田家镇、汉阳等地,沿途考察舰队和海防、工业设施。最后于9月底返回北京。[16]经过这一个月的考察,筹办海军处对全国各地的海军、海防情况有了一个基本的摸底,载洵也首次对海军这个新鲜事物有了直观的认识。

回到北京后,载洵除了向摄政王汇报此次巡阅海防的经过外,又呈上一份奏折,报告即将前赴欧洲各国考察的计划。这份《奏为出洋考察海军拟定期前赴欧美两洲大概情形由》中称,原本这次筹办海军处只安排了英国、德国、法国等三国的考察行程,但意大利、奥匈和俄国的驻华使节得知后便邀请载洵等人顺道赴该三国参观,于是考虑从上海乘船出发后即在意大利热那亚登岸,随后改乘火车前往英国和法、意、奥、德、俄五国,预计到俄国时已届岁末,便由西伯利亚铁路回国,须赶在年底前到京处理事务,以免积压,来年再前往美国和日本考察。计划旋得批准。[17]

另外,为出国考察选择随员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着,从8月20日至10月6日,筹办海军处连上数份奏折报告考察人员的安排。除载洵、萨镇冰外,还有筹办海军处官员曹汝英、荣志、蔡朝栋、彭璨昌、冯恕、赵鹤龄、关景贤,外务部官员郭家骥,以及梁诚、魏瀚、陈恩焘、蔡灏元、周谦、张步青等相关人员,均入选考察团员之列。[18]

10月9日,载洵一行从北京出发,乘坐火车前往汉口,随后乘坐“海圻”号巡洋舰前往上海。10日,载洵等上《奏为酌拟聘请海军顾问各项教习及订购船舰办法事》,提出在赴欧考察期间在英国详慎访求,聘雇一名海军顾问官和数名教习的计划;并且“拟每至一国,先周历其国中各厂,逐加调查,然后将奏准添购各船,令其核实估价,如有工作精良而取价最廉者,乃与磋商一切,议定购买之法”。[19]

10月16日,考察团从上海乘坐北德意志·劳埃德公司(Nord-deutscher Lloyd)邮轮“吕佐夫”号(Lützow)出发,到香港后,考察团接到摄政王电谕,命其勿立即订购军舰:“应俟考察完竣,再行订购,勿稍冒昧致涉靡费。”[20]“吕佐夫”号沿南中国海、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航线前往欧洲,经过整整一个月的航行后,11月16日,抵达意大利那不勒斯港外,但邮轮不慎搁浅,费了一番周章方才起浮。载洵在此受到了意大利海军部人员的欢迎,随即继续前往意大利西北部海港城市热那亚登岸,改由陆路坐火车,经都灵、巴黎等城市,抵达法国加莱,再乘坐渡轮前往英国。[21]

19日下午2时35分,载洵一行抵达英吉利海峡沿岸城市多佛,受到英国大西洋舰队司令巴腾堡亲王路易斯(Prince Louis of Battenberg)等官员的欢迎。考察团旋乘坐火车前往伦敦,并于下午5时12分抵达伦敦查令十字车站,乘坐皇家车辇,入住克拉里奇酒店(Claridge Hotel)。20日上午,考察团在中国驻英公使李经方、中国使馆参赞柏卓安(John McLeavy Brown)、英国海军部官员威廉·洛瑟·格兰特(William Lowther Grant)海军少将、英国外交部官员贝尔比·阿斯顿(Beilby Alston)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觐见英王爱德华七世和王后,中午英王在橡木大厅为载洵一行设宴款待,并特地准备了米饭和绿茶。[22]下午考察团返回伦敦市内。当天晚上,曾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的女儿玛贝尔·米尔本·赫德(Mabel Milburne Hart)在威斯敏斯特的圣玛格丽特教堂举行婚礼,载洵、萨镇冰、梁诚、李经方等人亦应邀参加。[23]

图示

在英国访问期间的载洵一行,与载洵同坐者为驻英公使李经方

21日星期天,载洵一行参观了伦敦动物园。22日,一行人于中午11时半前往英国海军部拜访,受到了海军部大臣雷吉纳德·麦克科纳(Reginald McKenna)的接待。回酒店用过午餐后,考察团又前往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School Greenwich)参观,并与校长凯古柏(Cooper Key)一同进下午茶。晚间,部分考察团成员访问了议会上院,日本驻英大使加藤高明则前往克拉里奇酒店拜访了载洵一行。

23日上午,载洵等人前往看望了退休回乡的赫德爵士,这是大清第一代海军建设者和新一代(也是末代)海军建设者的会面,从“阿斯本舰队”至今,五十余载沧海桑田,令人不胜唏嘘。考察团随后前往英国外交部,中午载洵与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共进午餐。15时45分,考察团乘坐火车前往英国最重要的海军基地朴次茅斯,并于17时55分到达。基地司令亚瑟·达尔林普尔·方肖(Arthur Dalrymple Fanshawe)海军上将等官员在车站迎接载洵一行,随即用汽车将载洵、萨镇冰、李经方、梁诚等人接往海军司令部大楼,其他考察团员则入住南海城(Southsea)的女王酒店(Queen's Hotel)。[24]

图示

载洵一行在朴次茅斯与基地司令方肖上将的合影

24日,考察团继续在朴次茅斯访问。当天港内的英国军舰均悬挂满旗和黄龙旗,并鸣礼炮致意。载洵等人在英国海军官员的陪同下参观了船坞区,随后登上纳尔逊(Horatio Nelson)当年的旗舰“胜利”号(H. M. S. Victory)和新锐战列巡洋舰“无敌”号(H. M. S. Invicible),并参观了鲸岛(Whale Island)的炮术学校和“弗农”号鱼雷学校。25日上午,载洵一行在基地司令的陪同下参观了海军战争学校(Naval War School),又在船坞区乘坐海军司令游艇“火皇后”号出海,港内各舰纷纷鸣礼炮致敬,一行人先到斯皮特黑德(Spithead)观摩了潜水艇演练,[25]随即前往怀特岛的奥斯本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 Osborne)。考察团受到了校长亚瑟·克里斯蒂安(Arthur H. Christian)上校的接待,对海军学院进行了全面的参观。下午,一行人乘坐“火皇后”号返回南安普顿,并乘火车返回伦敦,18时45分到达滑铁卢车站。[26]

26日,回到伦敦后的载洵一行又前往伦敦塔、皇家造币厂等地游览。27日又参观了圣詹姆斯宫(St. James's Palace)、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邱园(Kew Garderns)等地。[27]28日,载洵一行从伦敦帕丁顿(Paddington)车站出发,前往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Devonshire)的海滨城市托基(Torquay),并于下午6时半抵达,入住皇家酒店(Imperial Hotel)。29日上午10时15分考察团前往达特茅斯(Dartmouth)的不列颠尼亚海军学院(Britannia Naval College),但不巧的是天降大雨,给行程带来了诸多不便。载洵一行参观了海军学院的建筑和海军学员的学习状况,并被介绍给当时正在海军学院学习的威尔士亲王(后来的英王爱德华八世)。中午在学院用餐后,于下午4时20分乘火车继续前往普利茅斯。[28]

当天下午5时40分,载洵一行抵达戴文波特(Devonport),受到当地海军官员和政府官员的欢迎,晚间一行人在海军司令部用餐。30日,普利茅斯港内的英国舰船均悬挂满旗和黄龙旗,在英格兰冬季的晴朗蓝天下熠熠生辉。考察团首先在海军司令部接受了当地政府官员的欢迎致辞,随后乘坐蒸汽舢板出海,港内各舰鸣炮致礼。考察团先登上风帆训练舰“坚固”号(H. M. S. Impregnable)拜访,然后又前往“新西兰”号(H. M. S. New Zealand)战列巡洋舰、“博内塔”号(H. M. S. Bonetta)驱逐舰参观,并考察了港内的技工训练所和鱼雷学校。随后考察团乘船上溯泰马河(River Tamar),在皇家海军军营码头登岸,前往军官餐厅用餐。午餐后,一行人又参观了普利茅斯船厂,载洵等人对160吨吊车、建造中的“科林伍德”号(H. M. S. Collingwood)战列舰产生了很大兴趣。参观结束后,一行人乘车回到蒙特怀斯(Mount Wise)。晚间载洵一行受邀来到海军司令部,在画厅举行晚宴。

12月1日是英国王后生日,在向王后鸣礼炮庆贺后,普利茅斯港内的各舰再次升起黄龙旗。上午9时30分,考察团离开海军司令部,参观皇家海军医院和陆战队兵营。下午,载洵一行离开普利茅斯,乘火车返回伦敦。[29]

2日,回到伦敦的载洵一行来到英国议会,并发表演讲。3日,考察团前往大英博物馆、英格兰银行、邮局等处参观。4日,载洵一行参观了邮局,并受邀赴伦敦市政厅,与伦敦市长共进午餐。[30]

图示

载洵与安德鲁·诺布尔的合影(The Graphic)

5日,载洵一行离开伦敦,坐火车前往纽卡斯尔,并于晚9时抵达,载洵来到公司董事会主席安德鲁·诺布尔在杰斯蒙德迪恩(Jesmond Dene)的别墅下榻。6日上午11时考察团开始对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斯公司——这个与中国海军有着深厚渊源的企业进行访问。载洵一行先来到炼钢厂,安德鲁·诺布尔作为向导,他的两个儿子萨克斯顿·诺布尔(Saxton Noble)和约翰·诺布尔(John Noble)在厂门外迎接。载洵一行随即参观了炼钢厂和火炮工厂,并在厂中与安德鲁·诺布尔共进午餐。下午载洵一行被安排参观野炮的制造、12英寸火炮炮架的制造、鱼雷发射表演等。当来到船厂时,阿姆斯特朗公司特地安排其参观了模型室,向其展示了该公司建造的各种舰船的模型。[31]晚间,载洵与安德鲁·诺布尔返回杰斯蒙德迪恩,参加了一场欢迎宴会。

7日,载洵一行继续其在泰恩河沿岸的访问。上午,一行人乘坐游艇前往下游的杰罗(Jarrow),首先来到帕尔默造船厂(Palmers Shipbuilding and Iron Co.),受到了公司高管们的欢迎,但由于天气过于恶劣,载洵等人并未参观船厂。午餐后,一行人又前往霍索恩·莱斯利公司。晚上载洵一行回到纽卡斯尔市内,参加在阿姆斯特朗学院(Armstrong College)的国王大厅举行的欢迎宴会,纽卡斯尔市长、梁诚、李经方、乔伊西勋爵(Lord Joicey,英国自由党政治家)、本杰明·布朗(Benjamin Browne,霍索恩·莱斯利公司董事会主席)等人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32]

8日上午,考察团前往霍索恩·莱斯利公司的轮机工厂参观,下午2时45分,载洵一行从纽卡斯尔乘火车前往巴罗因弗内斯,并于晚上8时10分抵达,入住弗内斯大教堂酒店(Furness Abbey Hotel)。9日便开始对维克斯父子-马克西姆公司的访问。上午,考察团在公司董事会主席阿尔伯特·维克斯(Albert Vickers)和经理亚瑟·特雷弗·道森(Arthur Trevor Dawson)的陪同下乘火车前往埃斯科米尔斯(Eskmeals)的火炮试验场,观摩了包括12英寸炮、乓乓炮、榴弹炮在内的各式维克斯火炮的射击表演。在回巴罗的火车上用了午餐,下午又前往维克斯公司的船厂参观,登上了新建的“前卫”号(H. M. S. Vanguard)战列舰。[33]晚间维克斯公司以盛宴招待载洵一行,并举行了花费不菲的一场烟火表演。

10日上午,载洵一行来到维克斯公司的工厂车间参观,下午1时一行人离开巴罗因弗内斯前往克莱德河畔(Clydebank)的格拉斯哥(Glasgow),并于当日晚间8时25分抵达,入住圣以诺车站酒店(St. Enoch Station Hotel)。[34]

11日,载洵一行乘车来到克莱德河畔的约翰·布朗公司(John Brown & Co., Ltd.),受到了公司董事会主席约翰·麦克莱维·布朗(John McLeavy Brown)等人的欢迎。一行人直接来到船台边,建造中的驱逐舰“猎狐犬”号(H. M. S. Foxhound)已经做好了下水的准备,载洵亲自按动电钮,将其送入水中。随后一行人乘汽车来到布朗公司的模型水池,这是全世界私人船厂中最大的模型水池,船厂人员向载洵展示了制作蜡制船模,并将船模放置在水池中试验的过程。在品尝了一些点心后,载洵在梁诚的陪同下先回酒店休息,其他考察大臣又前往轮机车间参观了各式为大小战舰和邮轮制造的蒸汽轮机。在模型陈列室内,该公司建造的“不屈”号战列巡洋舰和俄国轮船“莫斯科”号(Moskva)的船模吸引了访客们的目光。午餐后,中国来宾告别约翰·布朗公司。该公司还特别以一艘驱逐舰的模型相赠,不知是为了答谢载洵主持了“猎狐犬”号的下水礼还是包含向中国推销之意。[35]晚间,载洵一行来到皇家剧院,欣赏约翰·布朗公司举行的哑剧表演。

12日,载洵与考察团的部分成员驱车前往海伦斯堡(Helensburgh)和盖尔洛赫(Gairloch)参观。13日,载洵一行继续在克莱德河畔的访问。他们首先来到曾为中国建造过“左一”号鱼雷艇的阿尔弗雷德·亚罗公司(Alfred Yarrow & Co.),载洵在阿尔弗雷德·亚罗(Alfred Fernandez Yarrow)的陪同下前往私邸会晤,亚罗向其展示了许多鱼雷艇和驱逐舰的模型、舰船的照片和影片;考察团的其他成员则在阿尔弗雷德之子哈罗德·亚罗(Harold Edgar Yarrow)的陪同下参观工厂。亚罗公司向中国人展示了各种鱼雷艇、摩托艇的模型,以及著名的亚罗式水管锅炉的制造过程。[36]中午时分,考察团又前往另一个著名的造船企业费尔菲尔德公司(Fairfield Shipbuilding and Engineering Company)参观,受到公司董事会主席亚历山大·格雷西(Alexander Gracie)的欢迎,并在厂中午餐。随后参观了工厂中正在建造的驱逐舰、巡洋舰和邮轮。晚上受到当地市议会的邀请,出席晚宴。14日一行人前往另一家造船企业威廉·贝德摩尔公司(William Beardmore & Co.)参观,晚上载洵在格拉斯哥中央车站酒店(Central Station Hotel)与格雷厄姆侯爵(Marquis Graham)及夫人共进晚宴。15日上午,载洵等人从格拉斯哥乘火车返回伦敦。[37]

16日,载洵一行结束了在英国将近一个月的考察,离开英伦乘船前往法国。临告别伦敦维多利亚(Victoria)车站之时,赫德夫妇与英国一众官员赶到车站送行,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奏大清国国歌。当考察团的列车抵达多佛时,受到多佛炮台的礼炮致意以及巴腾堡亲王的欢迎,在检阅了仪仗队之后,考察团登上渡轮前往法国,港内英国军舰鸣礼炮欢送。在英国期间,载洵被授予一等巴斯勋章(Knight Grand Cross of the Most Honourable Order of the Bath),萨镇冰被授予二等圣米歇尔与圣乔治勋章(Knight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St. Michael and St. George),李经方和梁诚也被分别授勋。

当天晚些时候,载洵一行乘坐的渡轮抵达法国加莱,旋乘火车前往法国西部沿海港口城市圣纳泽尔(St. Nazaire),并于17日早晨抵达,入住大陆酒店(l'hôtel Continental)。上午考察团在圣纳泽尔参观了该地的船厂和军港设施;[38]下午2时,载洵一行又从圣纳泽尔前往特立尼亚克(Trignac)的钢铁厂,参观了马丁钢(Martin steel)的生产工艺。离开特立尼亚克后,考察团前往圣纳泽尔车站,乘坐专列前往巴黎,并于次日上午抵达。[39]

18日中午,载洵一行在仪仗队的护送下来到爱丽舍宫,受到了法国总统阿尔芒·法利埃(Clément Armand Fallières)及总统夫人的接见。载洵检阅了法军仪仗队,乐队奏大清国国歌。随后,法国总统夫妇设宴款待考察团,并为载洵颁发了法国政府颁发的大十字勋位荣誉军团勋章(Grand-Croix de la Légion d'honneur),为萨镇冰颁发了高等骑士荣誉军团勋章(Commandeur de la Légion d'honneur)。下午,载洵一行拜会了法国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随后于晚间前往勒克鲁佐(Le Creusot)和土伦(Toulon)进一步访问。[40]

22日,载洵一行抵达法国地中海港口城市土伦,由于一路过于劳累,因此载洵在中途的马赛(Marseille)休息了一阵,使得到达土伦的时间较原计划推迟了不少。考察团于11时开始参观港内的战列舰,原计划参观“絮弗伦”号(Suffren)前“无畏”舰,但临时改成了参观较为现代化的“真理”号(Vérité)前“无畏”舰。尽管如此,相较于英国现代化的“无畏”舰,法国的战列舰仍显得老旧寒酸。当载洵一行乘坐的蒸汽舢板驶入港内时,停泊在港中的法国军舰均鸣21响礼炮。午餐后,考察团又观摩了港内的潜水艇演习。之后载洵由于体力不济,只能待在室内休息,考察团其余成员则继续参观了铁厂、船厂和蒸汽轮机车间。晚间,考察团又出席了当地官员安排的晚宴。[41]

24日下午5时30分,载洵一行从法国抵达意大利热那亚。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访问了市政厅和博物馆,晚间又在卡洛·费利切剧院(Carlo Felice)观看了演出。次日是圣诞节,考察团赴该地著名的安萨尔多公司(Gio. Ansaldo & Co.)的造船厂参观,随后前往罗马。[42]

26日上午9时40分,考察团抵达罗马火车站,受到了宫廷侍从长嘉诺蒂伯爵(Conte Gianotti)等意大利政府官员的迎接。在检阅了仪仗队之后,载洵一行乘坐王室马车前往埃克塞尔西奥酒店(Hotel Excelsior),随后前往奎里纳雷宫(Palazzo del Quirinale)觐见意大利国王,载洵被授予了圣莫利斯骑士十字勋章(Cavaliere di Gran Croce dell'Ordine dei Santi Maurizio e Lazzaro)。中午12时半,罗马市长在大酒店(Grand Hotel)招待考察团午餐。下午载洵一行前往看望了意大利王太后。晚上8时意大利国王在奎里纳雷宫设宴款待中国来客。[43]

27日上午10时10分,考察团离开罗马前往特尔尼(Terni),并于中午12时15分抵达。下午2时考察团来到当地著名的特尔尼钢铁厂(Acciaierie di Terni)参观,观摩了25吨马丁炉炼钢和轧钢的工艺,以及火炮和装甲的制造过程。下午5时半,参观结束后,钢铁厂设宴款待了载洵一行。当天晚上考察团又向下一个目的地——意大利西北部最重要的海军基地拉斯佩齐亚(La Spezia)进发,并于28日上午9时30分抵达,一行人参观了该港的军事设施和造船厂,并登上意大利海军新锐战列舰“罗马”号(Roma)和装甲巡洋舰“比萨”号(Pisa)。晚上9时半,考察团又乘火车前往威尼斯。[44]

29日上午9时半,考察团乘坐的专列抵达威尼斯,随即载洵前往不列颠尼亚酒店(Hotel Britannia)休息,考察团的其他成员在萨镇冰的率领下由意大利海军官员陪同,参观了威尼斯兵工厂(Arsenale di Venezia)和意大利海军新型的“海象”号(Tricheco)潜艇。中午,乌迪内亲王(Principe di Udine)在不列颠尼亚酒店设宴招待载洵一行。下午,考察团观摩了“海象”、“独角鲸”(Narvalo)和“格劳哥”(Glauco)3艘潜艇的鱼雷发射演习。当晚11时40分,一行人从威尼斯火车站出发,离开意大利,前往奥匈帝国继续考察。[45]

30日上午9时半,考察团的火车从威尼斯抵达奥匈帝国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Triest,位于亚得里亚海北岸,今属意大利),在车站受到了中国驻奥公使雷补同以及霍恩洛厄亲王(Prinz Hohenlohe)等奥匈官员的欢迎。一行人先前往城市酒店(Hotel de la Ville)休息,当天上午前往当地著名的的里雅斯特造船厂(Stabilimento Tecnico Triestino)参观。下午1时霍恩洛厄亲王夫妇设宴招待载洵一行。下午3时半,考察团登上奥匈海军战列舰“弗里德里希大公”号(S. M. S. Erzherzog Friedrich),随即起航前往波拉(Pola,位于亚得里亚海北岸,今属克罗地亚)继续参观。[46]

当天晚上7时,“弗里德里希大公”号抵达波拉,考察团受到了军港司令冯·里佩尔(von Ripper)等官员的欢迎,随即前往里维埃拉酒店(Hotel Riviera)下榻。[47]31日下午1时半,奥匈海军部在当地海军俱乐部举行自助午宴,但载洵因劳累未能参加,由萨镇冰代表。下午,考察团游览了一番风景秀美的布里奥尼岛(Brioni)。5时半,载洵一行再度乘上“弗里德里希大公”号前往阜姆(Fiume),并于当天晚间抵达。[48]阜姆港内的奥匈军舰鸣礼炮致意。1910年1月1日元旦,上午考察团参观了阜姆当地的达努比乌斯造船厂(Danubius-Werft)和怀特海德鱼雷厂(Whitehead-Werft)。中午奥匈政府设宴招待载洵一行。下午考察团参观了当地的海军学院,晚8时乘坐火车前往维也纳。[49]

1月2日下午2时,考察团抵达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一行人在维也纳西站受到奥匈帝国海军部官员的迎接,随即坐车前往皇家酒店(Hotel Imperial)入住。[50]3日中午12时,载洵一行觐见了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西斯·约瑟夫(Francis Joseph)。晚上6时,皇帝在美泉宫(Schönbrunn)设宴招待载洵一行,载洵被授予利奥波德大十字勋章(Großkreuz des Leopold Ordens),萨镇冰被授予一级铁冕勋章(Orden der Eisernen Krone 1. Klasse),梁诚被授予弗朗茨·约瑟夫大十字勋章(Großkreuz des Franz Josef-Ordens),考察团的其他成员均被授予弗朗茨·约瑟夫骑士十字勋章(Ritterkreuz des Franz Josef-Ordens)。[51]4日晚8时25分,考察团从维也纳西北火车站乘坐火车离开奥匈帝国,前往德意志帝国首都柏林。

5日上午,考察团抵达柏林,中国驻德公使荫昌与奥斯卡亲王(Prinz Oskar)等德国政府官员在车站迎接。载洵一行旋下榻菩提树下大街的阿德龙酒店(Hotel Adlon)。当天下午1时,载洵等人觐见了德皇威廉二世,包括皇储在内的许多德国皇室成员陪同。在会谈中,载洵表达了他对德国在海军建设方面成就的钦佩之情,并希望中德两国永远和平友好;威廉二世则感谢了载洵的祝福,并预祝考察团一行在德国的访问取得圆满成功。载洵旋被威廉二世授予一级红鹰十字勋章(Großkreuz des Roten-Adler-Ordens)。下午,载洵等人又拜访了帝国总理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晚上与德国海军部长、“公海舰队”(Hochseeflotte)之父——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海军上将共进晚餐。[52]

图示

载洵一行在伏耳铿公司参观(国家图书馆)

6日上午8时16分,考察团离开柏林,前往德国之行的第一站——士旦丁的伏耳铿造船厂(Aktien-Gesellschaft Vulcan Stettin)。该厂与中国海军的深厚渊源毋庸多言,自从1880年中国驻德公使李凤苞选择该厂为中国海军建造第一艘铁甲舰“定远”号开始,它已为中国海军建造了“定远”级、“济远”级、“经远”级、“飞鹰”级、“海容”级等大量舰艇。考察团乘坐的列车于上午10时半抵达士旦丁,伏耳铿的经理岐麦迈(Robert Zimmermann)、士答而(Hermann Stahl)等在车站迎接。在参观了工厂后,下午5时一行人来到普鲁士宫酒店(Hotel Preußenhof)参加当地官员举行的欢迎宴会。晚上10时,考察团乘坐列车前往汉堡(Hamburg)继续访问。[53]

7日上午,考察团抵达汉堡。上午汉堡当地政府在市政厅设宴招待载洵等人。在当天的考察中,载洵一行参观了汉堡港的军事设施、布洛姆-福斯船厂(Blohm & Voß)和伏耳铿公司新成立的汉堡船厂(Aktien-Gesellschaft Vulcan Hamburg)。下午4时15分,考察团离开汉堡赴基尔(Kiel),并于当天晚间7时抵达,入住日耳曼尼亚大酒店(Grand Hotel Germania)。8日,考察团对该港进行了参观,当考察团乘坐的蒸汽艇驶过学院桥(Akademiebrücke)时,港内悬挂黄龙旗的德国军舰纷纷鸣响礼炮。上午载洵一行赴克虏伯公司的日耳曼尼亚造船厂(Friedrich Krupp Germaniawerft),观摩了远洋鱼雷艇和潜水艇的下水仪式;中午登上战列舰“威斯特法伦”号(S. M. S. Westfalen),并在舰上用午餐;下午德国海军在港中为载洵一行进行了鱼雷艇攻防演练;晚间德国公海舰队司令普鲁士亨利亲王(Prinz Heinrich von Preußen)在基尔城堡主持宴会招待载洵一行。[54]

9日,考察团前往德国西部的鲁尔工业区,参观德国最著名的军火企业——埃森(Essen)的克虏伯公司(Krupp Gussstahlfabrik)。克虏伯公司是中国最重要的军火供应商之一,曾向中国出口了大量火炮,装备了海军舰艇、岸防炮台和陆军炮兵。载洵一行不仅访问了克虏伯工厂,还前往梅本(Meppen)的火炮试验场观摩了火炮试射。[55]考察团于11日返回柏林。

12日晚,德国皇后在柏林皇宫(königlichen Schlosses)的法伊勒厅(Pfeiler-Saale)宴请载洵一行,为其送行。随后德皇威廉二世、皇后和载洵等人又一同前往剧院观看了歌剧《沙尔丹拿帕》(Sardanapal)。[56]13日上午9时,载洵一行从弗里德里希大街(Friedrich Straße)火车站乘坐专车离开柏林,前往俄罗斯帝国首都圣彼得堡。[57]途中还顺道访问了曾为中国建造过“福龙”号鱼雷艇和“海龙”级驱逐舰的著名鱼雷艇生产商——埃尔宾的希肖公司(Schichau-Werke Elbing)。

考察团访问的最后一站是俄罗斯帝国。1月14日是俄历元旦,晚上6时40分,考察团抵达圣彼得堡华沙车站(Bapшáвcкий вoкзáл),受到鲍里斯·弗拉基米洛维奇(Бopиc Bлaдимиpoвич)大公的迎接,在检阅了仪仗队后,一行人随即前往欧罗巴酒店(Γocтиницa Eвpoпeйcкaя)下榻。15日上午,载洵一行先来到历代沙皇墓,向亚历山大三世墓献了花圈。下午2时半,一行人来到圣彼得堡以南沙皇村(Цapcкoe Ceлo)的叶卡捷琳娜宫(Eкaтepининcкoгo двopцa)觐见沙皇尼古拉二世,沙皇向载洵颁发了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Opдeн Cв. Aлeкcaндpa Heвcкoгo)。

16日上午,考察团前往圣彼得堡海军博物馆参观,晚间,载洵等人出席俄国海军大臣举行的晚宴并观看了表演。17日,考察团参观了波罗的海造船厂(Бaлтийcкий зaвoд),晚间在中国驻俄使馆举行晚宴。18日上午考察团前往海军学院和海军大学参观,午后游览了冬宫、宫廷博物馆等地,萨镇冰则单独参观了近卫海军团的兵营。当晚10时考察团离开圣彼得堡前往莫斯科。

19日上午10时40分,考察团的火车从圣彼得堡抵达莫斯科的尼古拉火车站(Hикoлaeвcкий вoкзaл),旋被接往都市酒店(гocтиницы Metropol)。中饭后,载洵一行参观了克里姆林宫。晚11时,考察团乘上火车,离开莫斯科,沿西伯利亚铁路返回国内。[58]经过十多天的颠簸,最终于1月30日晚间抵达北京。2月1日即被摄政王召见。[59]

以载洵、萨镇冰等为首的中国海军考察团此次出访,共历时3个多月,沿途访问了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匈、德国、俄国6个国家几十座城市,受到各国元首和政府官员的欢迎和招待;考察团不辱使命,对各国的海军机构、造船厂坞、舰队基地、海军学校等海军相关设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基本了解了在世界海军军备竞赛大背景下各国海军的发展情况,这对于中国自身的海军建设有着直接的参考意义。

1910年4月8日,筹办海军处根据在欧洲考察的情况,上《奏为原拟海军基础办法酌分次第由》,对去年《奏为遵筹海军基础办法各条事》中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具体规划。

首先,载洵等人分析了当今欧美各国海军军备竞赛如火如荼的现实情况:“就臣等所历各国而论,其于船舰一项,自战斗舰以至潜航艇无一不备,而所配炮甲轮机亦无一不精,盖求精以期争胜国中各厂。”在赴欧考察时,考察团便已“拟将奏准添购各船令其核实估价,以便就近磋商定购之法”,但考虑到购舰容易,而训练人才、建置军港则较购舰更为困难且急迫,因此在这份奏折中,载洵等人着重提出了训练人才和建置军港办法:

训练人才:拟将原烟台海军学堂改为海军初级学校,仿照英国奥斯本海军学院;在象山港设立海军中学校,仿照英国达特茅斯海军学院。将其他原有海军学堂一律裁撤。远期考虑设立海军军官学校,仿照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学院。

向英国订购最新式训练舰2艘,聘请英国教习,用以学生实习之用。

建置军港:从速经营象山军港,首先建设海军中学校、水雷鱼雷练习所、枪炮练习所、练兵学堂等设施,并预留船坞建设地段。[60]

事实上,在载洵呈上这份奏折的同时,其中的一些具体事务已然在紧锣密鼓的筹办之中了,如在英国订购2艘新式训练舰的厂商,筹办海军处早已有所属意。

“应瑞”号、“肇和”号的设计与订购

在欧洲考察期间,中国海军考察团虽然并未直接向任何厂家订购军舰,但已基本确定了优选厂家的范围。回国后,筹办海军处即首先开始就2艘练习巡洋舰的方案向英国厂家发起招标。

据阿姆斯特朗公司的驻华代理公司——瑞生洋行经理隆特(R. Lundt)后来回忆,1910年1月,刚刚回到国内的萨镇冰便通过他们向阿姆斯特朗公司递交了一份简短的说明,对中国希望购买的练习巡洋舰提出了一些主要的性能要求。[61]估计同一时间,筹办海军处也向维克斯公司和其他一些英国造船厂商提交了类似的说明,目的是在英国造船厂商内部进行一次小型投标。

先说维克斯公司方面。同年2月12日,该公司针对中国方面的要求拿出了一份编号为450的设计方案,这艘排水量2460吨的巡洋舰即为“应瑞”号的最初设计方案,与“应瑞”舰最终完成状态出入不大。两者的数据对比参见下表:

表1 维克斯公司450号设计方案与“应瑞”舰完成状态数据对比[62]

450号设计方案 “应瑞”舰
主尺度(英尺) 330’0”×39’0”×13’0” 330’0”×39’6”×13’0”
航速(节) 21 20
马力(匹) 7200 6000
排水量(吨) 2400 2460
武备 4英寸炮×8
3磅炮×6
马克沁机关炮×2
18英寸水下鱼雷管×2
6英寸炮×2
4英寸炮×4
3英寸炮×2
3磅炮×6
马克沁机关炮×2
18英寸甲板鱼雷管×2
防护(英寸) 防护甲板平段3/4
轮机舱上方倾斜段1½
艏艉倾斜处1
防护甲板平段3/4
轮机舱上方倾斜段1½
艏艉倾斜处1
定员(人) 250 官兵230
学员40
造价(英镑) 218000(1910年2月12日报价)
211000(1910年2月18日报价)
204000

可见,在主尺度、排水量等数据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应瑞”舰主要降低了轮机的功率标准,并且将原设计较为划一的武备改为更多样的武备种类,以更好地满足人员训练的要求。

维克斯公司的这一设计很快得到了中方的认可。3月23日,筹办海军处与维克斯公司的代表签订正式合同,向其购买一艘练习巡洋舰,这便是“应瑞”号巡洋舰的由来。[63]

4月10日,筹办海军处正式上奏,汇报了向维克斯公司订购一艘练习巡洋舰的情况:

嗣经臣等出洋考查〔察〕造船各厂,查悉英厂唯格斯〔维克斯〕于造船工艺尚称精良,不仅英国战舰令归承揽修造者,即各国海军船舰亦多购自该厂。等回京后即在臣处与该厂代理人再四磋商,先行订造穹甲巡洋练船一艘,其余练船一艘,航海炮船十艘,容俟察看情形再行奏明办理。此次所订之练船其造法与巡洋舰相类,而所应配各种练习器械一律齐备,俾派登该船见习生得以练习最新最近船艺。该船造成后既可训练人才,复可充任巡洋之责,诚一举而两得也。[64]

奏折中称,该舰总造价为204000英镑,分5期付款:第一期于订立合同之日交付,第二期于龙骨造成大半、包钉钢板之时交付,第三期于下水时交付,第四期于试验合式后交付,第五期于舰抵上海一星期后交付。所有款项应由开办海军经费项下支付,并定于1911年9月之前完工。[65]付款交货定明由上海荣华银行代为经理。[66]

再说阿姆斯特朗公司方面。其实早在1909年12月3日,即载洵一行访问该公司的2天前,该公司就拿出了2份不同的练习巡洋舰设计方案,这显然是为了在载洵一行前来该厂访问时向其推销,也说明阿姆斯特朗公司很早就了解到中国政府希望采购练习巡洋舰的打算,并对此进行了精心的准备。这2份方案也可视为“肇和”舰的设计渊源。

其中编号为549的方案设计舰长270英尺,宽40英尺,深24英尺,前部吃水12英尺,后部吃水16英尺,排水量1800吨。武备包括4门4英寸炮、4门3英寸炮、4门57毫米炮、2门47毫米炮、2门37毫米炮,以及1具可拆卸式鱼雷管。计划使用水管锅炉和蒸汽轮机,设计航速17节,通常载煤150吨,满载煤300吨,估价为125000镑。[67]

另一份编号为498的方案,设计舰长260英尺,宽46英尺,深27英尺6英寸,前部吃水16英尺6英寸,后部吃水17英尺6英寸,排水量2500吨。武备包括4门4英寸炮、4门3英寸炮、6门3磅炮、2门机关炮以及1具可拆卸式鱼雷管。计划使用水管锅炉和蒸汽轮机,设计航速15节,通常载煤300吨,满载煤400吨,估价为130000镑。[68]

或许是认为以上两份方案不是舰体过小就是航速过缓,中方显然都觉得不太满意。1910年1月,萨镇冰回国后便通过瑞生洋行向阿姆斯特朗公司递交了一份说明,对练习巡洋舰的性能做了一些总体要求。[69]2月23日,阿姆斯特朗公司拿出了编号为635的设计方案,将巡洋舰的线型设计得更为修长,与普通的防护巡洋舰并无二致。从各方面来比较,此方案已开始与最终的“肇和”舰方案趋近。该型舰长320英尺,宽38英尺,深23英尺,平均吃水13英尺5英寸,排水量2400吨。武备包括8门4英寸炮,6门3磅炮,1门机关炮和2具18英寸水上鱼雷发射管。采用亚罗水管锅炉和蒸汽轮机为动力,航速可达20节。估价为155000镑,如果需要包舰底铜皮,则需加价17000镑。[70]

同年3月4日阿姆斯特朗公司又对635号方案进行了修正,修正设计编号为635A。将舰宽放大到了39英尺,吃水增加到14英尺,排水量也相应增至2600吨。主要武备基本不变,但将机关炮的数量增至2门。估价为164000镑。如不包舰底铜皮,建造周期为18个月,如包铜皮则需21个月。4月1日,阿姆斯特朗公司对635A号方案的价格进行了进一步修正,增加了燃油费、装潢费等额外费用共12400镑,总价亦增至176400镑。7日,又减少了燃油载量,并将总价调整为173500镑。[71]

8日,该公司在635A方案的基础上调整了武备,形成了638号设计方案。在此方案中,武备更改为2门6英寸炮、4门4英寸炮、2门3英寸炮、6门3磅炮、2门1磅炮和2具水上鱼雷发射管,即已与“肇和”舰的最终武备方案一致,估价为218000镑。[72]至此,可以认为“肇和”舰的设计方案已经成形。

在之后的3个月里,阿姆斯特朗公司方面又根据瑞生洋行转达的筹办海军处意见进一步调整了设计和造价。如5月12日根据瑞生洋行提供的修改草案将估价增加1200镑;6月14日同意为该舰配置巡航燃气轮机;又如7月18日收到瑞生洋行的电报,要求增加双层舰底,需增加费用3000镑,但可将舰体建造费用减至151000镑,等等。[73]随后“肇和”舰的最终方案被定案为663号设计。

表2 阿姆斯特朗公司1909年12月至1910年7月为中国设计的 练习巡洋舰方案与“肇和”舰最终方案对比

图示

在经过了大半年的方案调整之后,1910年8月1日,“肇和”舰的订购合同正式签订。[74]14日,筹办海军处向朝廷奏报了向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第二艘练习巡洋舰的事宜。奏折中称该舰总造价为210000镑,分5期付款:第一期30000镑于订立合同之日交付,第二期45000镑于骨架造成2/3时交付,第三期45000镑于下水时交付,第四期45000镑于试验合式后交付,第五期45000镑于到上海时交付。所有款项应由开办海军经费项下支付,规定18个月内完工。同时,在这份奏折中载洵等人还奏报了拟向德国订购驱逐舰一艘(后增为3艘,即“长风”/“豫章”、“伏波”/“建康”、“飞云”/“同安”)、浅水炮艇2艘(“新璧”/“江犀”、“新珍”/“江鲲”),向美国订购三等巡洋舰一艘(“飞鸿”),向日本订购航海炮舰2艘(“永丰”“永翔”),向意大利订购驱逐舰一艘(“鲸波”),向奥匈帝国订购驱逐舰一艘(“龙湍”)——“各国图式价值业经饬令各该厂呈送臣处,俟公同核定图式,切实磋商价值,再行订立合同。”[75]

筹办海军大臣访问美日[76]

1909年10月6日,载洵在《奏为出洋考察海军拟定期前赴欧美两洲大概情形由》中就曾说明,待访问欧洲完毕后,来年将率团访问美国、日本。因此,在载洵从欧洲返回后,美国方面就发出了对载洵访美的邀请,但由于当时陆军大臣载涛也在美国访问,因此载洵表示考虑将访美时间推迟到下半年。

另一方面,嗅觉灵敏的欧美军火厂商正一直关注着中国海军重建的一举一动。中国与维克斯公司签订“应瑞”号巡洋舰的合同后,德国伏耳铿公司总设计师岐麦迈就亲自前来中国联系业务,奥、意等国亦积极运作,争取中国的舰船订单。[77]美国厂商自然也没有置身事外,霍河造船公司(Fore River Shipbuilding Company, Quiney)就于1910年5月7日致函美国国务院,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在购买军舰的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以使美国企业能获得同等机会。收到霍河公司的来函后,美国代理国务卿威尔逊于12日致电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William James Calhoun),指示他与中国外务部进行交涉。

嘉乐恒于20日前往筹办海军处,与筹办海军副大臣谭学衡进行了会晤,谭学衡承认已从维克斯公司订购了一艘练习巡洋舰,但表示并未从其他国家(如德国)购舰,并承诺当订购另一艘练习巡洋舰时将通知美国方面,以便美国造船厂商有参与投标的机会。

6月13日,美国国务院再次收到霍河公司的来电,称该公司代理人得到消息,中国将于近日与德国签订购舰合同,因此美国政府再次指示嘉乐恒与清政府交涉。14日,嘉乐恒与载洵进行了会晤,载洵向他表示中国并未与德国进行任何购舰谈判,而一同参与会谈的谭学衡则私下向嘉乐恒透露,中国正考虑购买10艘1000吨级的航海炮舰。得到这一消息后,威尔逊代理国务卿直接秘密通知当时有意竞争中国造船合同的纽约造船公司、克兰普斯造船公司(William Cramp and Sons Ship and Engine Building Company)、纽波特纽斯造船和船坞公司(Newport News Shipbuilding and Dry Dock Company)及霍河造船公司等造船企业,建议它们采取合适的行动。

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筹办海军处于6月下旬决定将美国造船厂家纳入订购范围,计划在美国订购三等巡洋舰一艘,作为在英国订购2艘练习巡洋舰的补充。8月14日,载洵在《奏报续购新式各式海军军舰事》中奏报了此事,但此时尚未决定向何厂订购,最终的选择将在其出访回国后确定。[78]

对于何时前赴美日,筹办海军大臣起初也并无确定计划,一方面是因为兴办海军事务繁多,不胜其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开办海军经费拮据,萨镇冰亦多次向载洵建言出访从缓。[79]筹办海军处正式确定访美的时间大约是在7月中下旬,并于8月11日由驻美公使张荫棠告知了美国国务卿。18日早晨,载洵一行由北京起程,由京汉铁路乘坐专列前往武汉,[80]并于19日下午4时到达汉口刘家庙火车站,随后登上等候在此的“联鲸”号游艇,由“海筹”号巡洋舰护送,顺江而下前往南京,[81]到南京后,又乘坐火车前往上海。[82]载洵一行在上海逗留至24日,下午6点,在江南制造局码头乘坐“联鲸”舰,至吴淞口外,换乘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的“满洲”号(Manchuria)邮轮出海。[83]此次出访团队除载洵、萨镇冰外,还包括外务部官员周自齐,海军处官员曹汝英、郑汝成、徐振鹏、郑祖彝、林葆纶、赵鹤龄、冯恕、李景鉌,邮传部官员张步青,民政部右丞延鸿,江苏补用道冯国勋等。

考察团的第一站是日本,其目的是视察承造中国“永丰”“永翔”炮艇的三菱公司和川崎公司,而并非对日本的正式访问。26日早晨6时“满洲”号抵达长崎港外,受到日本海军派出的“浅间”“笠置”“最上”等舰的欢迎。上午9时40分,载洵一行乘坐“浅间”舰的舰载鱼雷艇到达三菱造船所,该公司邀请其入住三菱财阀掌门岩崎家族的岩崎别墅。用过午餐后,下午2时考察团便开始在厂内参观。

27日上午8时,载洵一行再度莅临三菱造船所,参观了正在建造中的舰艇。9时45分,一行人结束在三菱造船所的参观,前往长崎火车站。10时25分离开长崎,晚6时27分抵达门司,随后从门司坐船前往下关,并于晚6时55分抵达。晚上10时半离开下关, 28日午后1时50分到达神户三宫车站,入住川崎财阀的宅邸,次日参观了川崎神户造船所和三菱神户造船所。

29日晚9时半,载洵一行离开神户,随后在大矶的岩崎别墅停留一日,于31日上午10时25分抵达横滨。原定于横滨继续乘坐“满洲”号前往美国,但“满洲”号上突然发现有乘客感染鼠疫,因此紧急进行消毒作业。载洵一行访美的行程不得不被耽搁。因此,日本政府临时决定安排载洵参观横须贺海军基地和东京湾第二海堡。

9月2日上午9时15分载洵一行离开镰仓,前往横须贺,并于9时39分到达田浦车站,日本海军大臣齐藤实、海军军令部长伊集院五郎均在车站欢迎,港内停泊的日本海军军舰均挂满旗,鸣礼炮致意。考察团旋前往横须贺造船厂和“筑波”号战列巡洋舰参观,该舰为载洵表演了战斗准备和炮术演练。下午4时50分考察团乘车返回镰仓。3日上午9时15分载洵一行又从镰仓出发,前往海军水雷学校、陆海军炮术学校和轮机学校参观。水雷学校为载洵表演了鱼雷艇发射鱼雷和引爆水雷等;炮术学校表演了外膛炮射击、步枪打靶和剑术等,在该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则表演了舰炮操法和水雷术教授的场景。下午一行人登上“高千穗”号巡洋舰,前往东京湾口第二海堡参观。下午4时50分乘火车返回镰仓。

由于“满洲”号消毒作业的持续,载洵一行拟改于7日乘坐日本“天洋丸”邮轮赴美,[84]在等待期间又准备乘车前往日本著名的炮厂——北海道的室兰制钢所参观。但“满洲”号不久后消毒完毕,因此载洵一行便于4日中午乘坐该船离开横滨,前往美国。[85]

经过9天的航行,13日上午10时,“满洲”号抵达夏威夷檀香山。受到夏威夷州务卿、夏威夷海军基地司令等美国当地军政官员的欢迎。随后载洵一行乘坐汽车,在骑警和美国陆海军仪仗队的护卫下来到伊奥拉尼宫(Iolani Palace),夏威夷州长等官员在此迎接。宾主寒暄一番后,一行人离开伊奥拉尼宫,下榻小亚历山大酒店(Alexander Young Hotel),州长又来到酒店进行了回访。随后考察团来到海军基地,拜访了里斯上将。载洵因患感冒而留在中国驻夏威夷领事馆,萨镇冰等人则乘坐灯塔船“石栗”号(U. S. S. Kukui)参观了尚在建设中的珍珠港。当日下午,载洵一行在卫兵的护送下返回“满洲”号,邮轮在礼炮声中离开码头,继续驶往美洲大陆。[86]

图示

在美国访问的载洵一行(National Congress Library)

图示

在美国访问的载洵一行,可辨认者从左往右依次为冯恕、(不详)、周自齐、载洵、萨镇冰、赵鹤龄、郑汝成

19日上午10时许,考察团终于抵达美国西海岸城市旧金山,在经过金门(Golden Gate)时两侧的炮台鸣炮致意。当载洵一行走下接驳的渡轮时,受到了包括美国海陆军官员、旧金山市长在内的美国官员和驻美使馆秘书荣揆、驻旧金山总领事黎荣耀等华人代表的热烈欢迎。欢迎队伍中最为特别者是美国的钢铁大亨——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 Corporation)总裁查尔斯·施瓦布(Charles Michael Schwab),长久以来他对中国重建海军的动作十分关注,曾多次请求美国政府对此事予以重视。此次载洵一行访美,施瓦布亲自从纽约前来旧金山,并将一路陪同载洵视察美国各地,其态度之殷勤令人叹服。在码头边短暂停留后,一行人坐上汽车,在卫队的护送下前往圣弗朗西斯酒店(St. Francis Hotel)。由于载洵的病情有所加重,因此他只在当天晚间的欢迎宴会上稍许露面,便回房间早早休息了。[87]

20日上午10时40分,载洵一行登上施瓦布为其准备的火车专列,一路向东前往五大湖区。[88]由于行程已被“满洲”号的检疫过程耽搁,因此接下来的行程被压缩得较为紧凑。专列以超乎寻常的高速疾驰,在沿途城市均未作停留,于23日上午到达芝加哥,并继续向尼亚加拉大瀑布进发,终于在下午4时抵达大瀑布附近的水牛城(Buffalo)。在参观了一番大瀑布的壮美景色后,便向美国东海岸继续前行。[89]

考察团的下一站是伯利恒公司的总部——南伯利恒。24日上午9时许载洵一行抵达此地,伯利恒钢铁厂悬挂中美两国国旗,盛装迎接。尽管身体依然不适,载洵仍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伯利恒公司的生产车间,尤其对该厂为美国和阿根廷海军战舰生产的装甲板和火炮加以特别的注意。在1小时的短暂参观之后,载洵一行于10时35分离开伯利恒,继续前往美国东部的大都市费城,并于当天下午1时30分到达百老街车站(Broad Street Station),随后在骑警的护送下前往贝尔维尤——斯特拉福德酒店(Bellevue-Straford Hotel)下榻。[90]

25日整个上午载洵都在酒店里休息调养,直到下午4时才在美国第三助理国务卿钱德勒·海尔(Chandler Hale)的陪同下乘坐汽车游览了费城的费尔芒特公园(Fairmount Park),而这仅有的出游又使得他的病情再次加重。当晚载洵与海尔、施瓦布,以及纽约造船公司经理德·库西·梅(De Coursey May)和克兰普斯造船公司经理查尔斯·兰德(Charles H. Land)共进了晚餐。中国驻美公使张荫棠也从墨西哥赶来费城,拜见了载洵。[91]26日上午费城市长前来酒店拜会载洵,随后载洵也前往市政厅进行了回访。当天考察团便在费城周边的费城海军造船厂(Philadelphia Naval Shipyard)、纽约造船公司和克兰普斯造船公司参观,由于载洵的身体原因,这次参观主要由萨镇冰领队。当天下午,考察团在张荫棠的陪同下离开费城前往华盛顿。[92]

26日晚8时,载洵一行抵达华盛顿联合火车站(Union Station),随后驱车前往新维拉德酒店(New Willard Hotel)。[93]27日上午10时,载洵在张荫棠的陪同下前往美国外交部,拜会了国务卿费兰德·诺克斯(Philander Chase Knox),随后又前往海军部和陆军部拜会了各部部长。返回酒店后,国务卿、海陆军部长又来到酒店进行了回访。午餐后,载洵一行于下午2时30分来到白宫,受到美国总统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的接见。随后又来到迈尔堡(Fort Myer),观摩了第15骑兵团和第3炮兵团的演习,载洵对此颇感兴趣,赞不绝口。阅兵结束后,载洵返回酒店休息,萨镇冰则在美国海军官员的陪同下参观了华盛顿海军造船厂(Washington Navy Yard),该厂是美国最著名的火炮生产厂家之一。[94]晚间塔夫脱总统举行宴会,招待载洵一行,众多美国政要到场。

28日,考察团又从华盛顿出发前往安纳波利斯(Annapolis)访问当地著名的海军学院。12时30分,一行人抵达安纳波利斯,受到校长约翰·鲍威尔(John M. Bowyer)的迎接,载洵一行随即前往校长寓所用午餐,随后便开始了对海军学院的参观。在大约4小时的参观后,考察团坐车返回华盛顿。[95]

次日,萨镇冰、郑汝成、徐振鹏和郑祖彝等人乘坐美国总统游艇“五月花”号(Mayflower)顺波多马克河(Potomac River)和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南下,前往纽波特纽斯参观当地的造船厂,同行的还有伯利恒公司和克兰普斯造船公司的负责人。下午,萨镇冰一行又前往纽波特的海军战争学院(Naval War College)和鱼雷营等处参观学习,萨镇冰还进入潜水艇“章鱼”号(U. S. S. Octopus),在纳拉干西特湾(Narragansett Bay)中下潜巡航,并发射了鱼雷。[96]随后萨镇冰等人乘坐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总经理的游艇,前往门罗堡(Fort Monroe)参观,至晚间才返回华盛顿;而载洵当天因感冒仍未完全康复而留在了华盛顿,并于当天下午4时乘坐火车前往纽约。[97]晚上9时,载洵抵达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纽约市长等官员已在车站迎接,随后他乘坐警务船至曼哈顿35大街码头上岸,又在骑警的护卫下前往广场酒店(Plaza Hotel),一路上受到华侨的夹道欢迎。到达酒店后,载洵还在周自齐的陪同下接见了华侨代表。[98]

30日上午10时许,载洵与周自齐等人离开广场酒店,乘渡轮至西岸车站(West Shore Station),乘坐火车前往西点军校。12时15分,一行人到达西点车站,受到军校领导的欢迎,随即乘车前往军校。军校学员为载洵表演了20分钟的操练,载洵对此十分满意,称西点军校训练出的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年轻军官。随后,载洵一行又参观了学员宿舍及其他建筑。下午3时考察团返回纽约。到达酒店后,载洵又前往跑马场观看表演,晚上则在施瓦布的河岸寓所参加晚宴。[99]

10月1日上午9时,载洵一行离开酒店,首先坐车穿过威廉斯堡大桥(Williamsburg Bridge),前往位于布鲁克林(Brooklyn)的海军造船厂(United States Navy Yard),在船厂总监欧根·劳埃茨(Eugene Leutze)少将的陪同下参观了接近完工的“佛罗里达”号(U. S. S. Florida)战列舰,又在大西洋舰队司令西顿·施罗德(Seaton Schroeder)少将的陪同下参观了其旗舰——“康涅狄格”号(U. S. S. Connecticut)战列舰。随后载洵一行经过布鲁克林大桥返回曼哈顿,前往位于金融区的纽约市政厅,拜会了纽约代理市长。在前往雪莉饭店(Sherry's)参加午宴的途中,载洵来到大都会保险大厦(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Tower),乘坐电梯来到45层,驻足远眺,兴致盎然。下午1时午宴开始,除纽约市长外,还有约翰·摩根(John Pierpont Morgon)、雅各布·希夫(Jacob Henry Schiff)、施瓦布等美国著名资本家和政要出席。午餐后,考察团前往位于加登城(Garden City)的飞机场,参观了飞行表演,其中的一架飞机还因为遇上了涡流而坠毁,好在飞行员平安无事。晚间载洵返回广场酒店,首先宴请了一些华商代表,又参加了海尔助理国务卿举行的招待宴会。[100]

2日,载洵一行离开纽约,继续乘坐施瓦布的专列返回西海岸。列车在圣路易斯、丹佛、盐湖城等地短暂停留,于6日下午抵达旧金山。当载洵在奥克兰码头(Oakland Mole)走下火车,准备登上等候在此的“地洋丸”邮轮时,险遭革命党人邝佐治(George Fong)刺杀,所幸刺客被美国便衣警察及时发现并制服。[101]当晚,载洵一行乘坐“地洋丸”离开美洲大陆。此时美国报章上已经开始疯传载洵已在美国签订了订购数艘战舰合同的消息,有称购买了2艘战列舰的,有称购买了3艘巡洋舰的,不一而足。实际上,考察团在美国期间并未签订任何购舰合同。

“地洋丸”于12日到达檀香山,载洵并未下船。邮轮未作过多停留,便于当日驶往横滨。[102]23日早晨,“地洋丸”驶过馆山附近海面,日本海军派出“筑波”“高千穗”等舰出港迎接。上午9时,“地洋丸”进入横滨港,停泊在横滨的日本舰队齐放礼炮。载洵一行下船后,受到中国驻日公使汪大燮等官员的欢迎,考察团随即乘坐火车直接前往东京,并于11时43分到达东京新桥车站,受到伏见宫贞爱亲王的迎接。载洵于是被送往芝离宫下榻,又在住处先后受到了海军大臣斋藤实、海军军令部长伊集院五郎等人的拜见。下午5时45分,载洵一行前往水交社,参加日本海军举行的晚宴。出席晚宴的除斋藤实、伊集院五郎外,还有陆军元帅大山岩、海军元帅伊东祐亨、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等,可谓日本军政界名流济济一堂。9时10分晚宴结束,载洵一行返回芝离宫。

24日上午9时30分,载洵等人前往海军省、军令部。一行人来到水路部,参观了测量仪器、海图、水路志等,中午返回芝离宫用午餐。下午再次出发,前往商船学校,慰问了在此留学的中国学生。此后,考察团又前往岩崎别墅,与三菱财团掌门岩崎久弥等人散步交谈。晚间,载洵又来到日本总理大臣桂太郎的官邸,与其共进晚餐。

图示

载洵一行在水交社与日本海陆军要员的合影

25日凌晨,日本发生了一次地震,所幸并无大碍。上午10时,日本方面派遣特使为载洵颁发了勋一等旭日桐花大绶勋章,并为萨镇冰及以下随行官员一一授勋。中午时分,考察团乘上马车,前往日本皇宫,拜见了日本明治天皇与皇后。当晚,中国公使馆举行晚宴,招待贞爱亲王、依仁亲王、博恭王等日本要员。

26日上午考察团前往位于东京筑地的海军大学校,在进行了简单的参观后载洵先行返回住所,萨镇冰等人继续前往军医学校,至午时返回。中午载洵等人前往伏见宫御殿参加宴会,日本各内阁大臣、元帅均赴宴。下午载洵又来到陆军士官学校,慰问了在此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随后,一行人前往代代木演习场,观摩了步炮兵对抗演习,观摩完毕载洵等又在御苑稍许参观,便返回住地。晚间在住地与伏见宫以下各大臣、元帅共进晚宴。

27日并未安排过多参观活动,晚间载洵一行前往帝国饭店,参加东京市举行的欢迎晚宴,有百余名日本各界人士参加;宴会后在博恭王与王妃的陪同下前往歌舞伎座观看了演出。28日上午一行人参观了贵族院和众议院,随后又来到浅草公园游览一番。下午载洵一行在伏见宫亲王的陪同下前往新桥火车站,于4时10分离开东京,前往本州岛西南的军港城市——吴继续访问。

29日,考察团的专列经过京都、大阪,均未作过多停留,于下午5时42分到达吴市车站,在港的日本军舰均鸣礼炮致意。吴镇守府司令长官加藤友三郎等日本海陆军官员在车站迎接,随后一行人乘坐马车前往水交社住宿。当晚港内日军舰船均打开探照灯,向四周照射,以示隆重,加藤友三郎即在水交社设宴款待载洵一行。

30日上午8时30分,萨镇冰等人先来到吴海兵团,参观了兵营与水兵的训练情况;又来到吴海军工厂,视察在建的战列舰“摄津”和该厂制造的各种火炮、弹药、装甲板等。载洵于11时到达工厂贵宾室,在拍摄了纪念照片后即从工厂栈桥登上日本海军新锐的“伊吹”号战列巡洋舰,航向江田岛,“龙田”号鱼雷炮舰和4艘驱逐舰随同护送。在“伊吹”舰内用过午餐后,载洵等人于下午2时到达江田岛,对该地的海军兵学校进行视察。载洵观摩了柔道、剑术训练和炮队操练,萨镇冰则前往各教室参观学习。4时15分一行人离开海军兵学校,返回“伊吹”舰并驶往宫岛,途中“伊吹”舰进行了战斗操练,驱逐舰队和潜水艇队也分别进行了演习。萨镇冰等人登上舰桥,兴致勃勃地瞭望观摩,载洵则显得兴致索然,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军官舱中。傍晚6时“伊吹”舰到达宫岛,一行人前往御门酒店(Mikado Hotel)下榻。

31日早晨考察团从宫岛车站坐车,中午到达下关,并在此乘船前往九州岛的门司。下午3时54分到达博多(今属福冈),并在此地的县公会堂、松岛屋和荣屋住下。闻得载洵到达博多,一位正在大阪学习船用轮机的年轻人专程前来,欲拜谒贝勒爷,向其表达加入海军的意愿。但因为这个年轻人加入了同盟会,早已被日本警察盯上,为安全起见,载洵委派手下冯恕代为接见了他。这个年轻人名叫李四光,后来成为了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

11月1日上午考察团从博多发车前往九州岛西岸的佐世保。11时40分到达佐世保站,镇守府司令长官出羽重远前来迎接。在举行了欢迎午宴后,一行人参观了佐世保海军工厂及“萨摩”号战列舰。下午3时30分载洵等人离开“萨摩”舰,登上已在此等候的中国“海圻”号巡洋舰和“新铭”号轮船。4时“海圻”“新铭”驶出佐世保港,返航回国。港内日本舰艇鸣礼炮,“肥前”“周防”“相模”等舰在黑岛附近护航欢送。[103]载洵一行回国途中乘船前往秦皇岛视察,而后由天津登岸,前往北京。

6日,回到北京的载洵和萨镇冰进宫觐见了摄政王。[104]在美国与日本的访问对载洵等人的震动极大,11月24、25、26日,载洵、萨镇冰又接连三天入宫,所讨论的问题不外乎海军的扩充问题。26日,载洵等人呈上《奏为拟设海军第一舰队并厘订海军部官制各情事》折,正式提出了一个宏大的海军建设计划:

……现当日韩合并,我国时事日亟,加以海疆延亘七千余里,外国战舰常川游弋,非设数支舰队即不足以保海权而资策应……窃以为欲保海权,似宜将上年臣等所拟编之巡洋舰队略为变通,增购战斗舰二艘、钢甲巡洋舰二艘、鱼雷猎船八艘,益以原有之巡洋各舰合成一支,名曰第一舰队,以为续设各舰队之模范……统计所筹第一舰队约需银三千五百万两,为数颇巨,如蒙恩准筹办,容臣等妥拟筹措之法,会同度支部具折请旨办理。[105]

对于这样一份堪称宏大的海军建设蓝图,摄政王不敢轻易拍板,只得批道:“着该大臣将所需款项应如何筹画之处妥慎筹拟办法,先行会商度支部,并会同密陈,候旨办理。”[106]然而根据后来的情况可知,此一计划显然受到了极大的阻力而未能被通过。《申报》曾披露道:

内廷人云,近日海军大臣洵贝勒、萨军门及度支部泽尚书连日召见,系为筹补海军经费问题,并于退后连次密议,唯仍无相当之办法。据闻洵贝勒意见拟筹海军公债,以资补苴,而泽尚书则不以为然,以此事虽为救急之办法,然按现在情形恐难收成效,须详慎筹拟,再行决定。闻将于日内在海军处会同军咨、政务王大臣特开会议研究一切。[107]

12月4日,因海军扩建计划挫败,心灰意冷的载洵居然向摄政王呈上了一份《奏请开去海军要差另简贤能事》,提出了辞呈。这份保存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朱批奏折不知是由于保存不善还是人为损坏,许多部分都有遭到撕扯的痕迹。在仅可辨识的只言片语中,有这样的一些字句:(https://www.daowen.com)

窃唯时事日棘,凡属臣工皆应振刷精神,藉挽危局,况臣以皇室懿亲,受两朝恩遇,浃髓沦肌,尤当忠贞自矢,勉效驰驱,固不可贪图安逸,自外生成。尤不可尸位素餐,妨贤误国……唯查各国海军之强盛,军舰之美备,是皆赖精神贯注、政策坚持、尝胆卧薪,用意宏远,不特生聚教训已也;更赖海部长官之布置得宜,任劳任怨。中国地大物博,苟生财有道,无患无款以建设海军,而患海□□官不能尽职耳……唯有仰恳□□,……另简贤能,俾臣得……赓续研究海军学问,一俟揣摩有成,再行泥首宫门,求赏差使,以图坠露轻尘之报。[108]

细细品读以上这些文字,与其说载洵是真要辞职,不如说他是在以辞职相逼,要他的亲哥哥摄政王批准他的海军扩建计划。奏折中甚至几次提到“皇室懿亲”“两朝恩遇”“先帝”等字眼,大有抬出光绪皇帝来示威的意思。对于自己亲弟弟的逼宫,载沣显得非常无奈。同日,他颁布谕旨,将筹办海军处升格为海军部,让他的弟弟正式当上了海军部长,才暂时平息了矛盾。[109]

虽然海军处摇身一变成了海军部,愈发显得冠冕堂皇了,但增购战舰、设立第一舰队的事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中国又一次遗憾地错过了海军大发展的契机。而此时,列强已经纷纷展开军备竞赛,海军建设如火如荼;大清王朝却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在这种时局之下,中国海军的发展机会还剩下多少呢?

“飞鸿”号的订购[110]

如同赴欧考察一样,在美国期间中国考察团虽然未正式订购任何军舰,但已对有意向参与中国军舰投标的主要厂家进行了考察。回国之后,即在美国部分厂商中进行了一次小型投标,舰型与在英国订造的“应瑞”“肇和”型巡洋舰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方面很有可能指定在这艘巡洋舰上须安装阿姆斯特朗公司生产的火炮,以便今后的弹药、配件等可以通用

图示

特拉华河畔的纽约造船公司(The Library Company of Philadelphia)

目前可知参加投标的厂商包括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和纽约造船公司等。访美期间,萨镇冰曾在这两个船厂进行过短暂的考察。这两个船厂的历史都不长,但是借助美国海军大发展的东风,它们的扩张都十分迅速。其中纽约造船公司成立于1899年,虽然它的名字中包含“纽约”二字,但其实与纽约没有什么关系,之所以起了这个名字是曾经考虑将船厂建在纽约的史坦顿岛(Staten Island),但最后在进行了各方面的选择后,决定在新泽西州的肯顿南郊、特拉华河(Delaware River)的东岸征地建厂。公司的首任主席是亨利·G.莫斯(Henry G. Morse),他之前曾从事桥梁和隧道建设,后进入哈兰和霍林斯沃斯公司(Harlan and Hollingsworth Company),开始了其造船事业,最后在公司主席的位置上退休。退休之后,莫斯着手建立自己的造船企业,在纽约造船公司成立和初期发展的过程中,莫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肯顿船厂的建设中,莫斯采用了当时世界顶尖的造船厂建设技术和理念,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在舰船列板的制造过程中采取了放样模板系统;2.在造船中引入了模块化建造方式;3.在总装车间安装了一台100吨天车,可以吊运预制的舰船模块。正是由于采用了这些先进的制造方式,使得肯顿船厂有着其他造船厂难以媲美的后发优势,其采用的许多先进的造船技术直到“二战”以后才被全面推广。

船厂承建的第一艘船是油轮“J. M.古菲”号(J. M. Guffey),于1900年11月开始建造。在船厂开张的头几年里,承建了油轮、邮轮、货轮等民用船舶,而该厂建造的第一艘军用舰船是1903年开工的装甲巡洋舰“华盛顿”号(U. S. S. Washington)。此后至1910年的几年间,纽约造船公司又为美国海军建造了“堪萨斯”号(U. S. S. Kansas)、“新罕布什尔”号(U. S. S. New Hampshire)、“密歇根”号(U. S. S. Michigan)、“犹他”号(U. S. S. Utah)和“阿肯色”号(U. S. S. Arkansas)战列舰以及“普雷斯顿”号(U. S. S. Preston)驱逐舰,并取得了阿根廷海军“莫雷诺”号(Moreno)战列舰的订单,发展速度令人瞩目。[111]

在参加投标的美国船厂中,中方最初属意的是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该公司对于争取中方订单的态度最为积极,且载洵在访美期间也对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中方曾表示只要该公司的价格不超过英国公司的10%(约20000镑),便可与之签订合同,但最终该公司的价格还是超出了约20000镑(估计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的报价在220000镑左右),因此中方最终不得不选择了纽约造船公司负责练习巡洋舰的建造。可以相信,在舰船性能已做出了严格规定的情况下,纽约造船公司之所以能够以较低的价格中标,是与该公司先进的造船技术和高效的管理水平分不开的。据当时报章称,在得知中国将巡洋舰订单交给纽约造船公司后,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十分震惊”,“正当该公司(指纽波特纽斯公司)起草合同,洵贝勒的代表准备签字时,从北京传来消息,纽约造船公司的驻京代表从海军部得到了建造巡洋舰的订单”。[112]

图示

美国海军驻华代表义理寿

1910年12月21日,筹办海军处与美国海军派驻中国的代表义理寿(Irvin Van Gordon Gillis)少校签订合同,正式向纽约造船公司订购一艘练习巡洋舰,但采用阿姆斯特朗公司提供的火炮系统,总合同价格为200000镑,较“应瑞”“肇和”二舰均为便宜。[113]

“应瑞”号巡洋舰的技术性能[114]

“应瑞”级巡洋舰三姐妹虽然技术性能差距不大,但因由不同厂家设计建造,因此在细节上彼此存在诸多不同之处。该级巡洋舰的建造细节和技术性能,为现保存在英国国立海事博物馆的“肇和”号设计说明书(Design for a Fast Proteted Cruiser of 2750 tons)叙述最为详细。而该级舰的内部构造,则可以该博物馆保存的“应瑞”号巡洋舰纵剖图和各层甲板平面布置图作为参照。

图示

“应瑞”舰纵剖图与各层平面图

“应瑞”号巡洋舰为钢制舰体,柱间长330英尺,全长347英尺2英寸,水线长347英尺,型宽39英尺6英寸(也有39英尺7英寸的记载),型深23英尺9英寸,舰艏吃水12英尺3英寸,舰艉吃水13英尺9英寸,平均吃水13英尺(一说12英尺8⅜英寸),排水量约2450吨(因设计阶段和计算标准不同也有2378吨、2453.5吨、2460吨等记载),采用艏艉楼船型。设计航速为20节,实际公试航速21.21节。煤仓载煤量为600吨(一说596吨),载油55吨,通常载煤225吨。定员230名官兵与40名学员。

该舰武备样式繁多,包括2门6英寸50倍径维克斯主炮、4门4英寸50倍径维克斯副炮、2门3英寸50倍径维克斯副炮、6门3磅50倍径速射炮、2门37毫米马克沁机关炮,以及2具18英寸水上鱼雷发射管。

该舰拥有通长的防护甲板,水平段厚度为3/4英寸,倾斜段厚度为1英寸,轮机舱上部倾斜段为1½英寸。指挥塔以克虏伯表面硬化钢制造,厚度为3英寸。指挥塔连接底舱的通信管(用以保护通语管、舵索、电线等)厚度为1英寸。

从图纸上看,该舰拥有完整的双层底,双层底之间用以作为燃油舱、淡水舱和压载水舱。该舰从艏柱至艉柱共有肋骨101根,从艏柱至23号肋骨间距为2英尺,从23号至75号肋骨间距为4英尺,从75号至艉柱肋骨间距为2英尺。该舰艏柱平直,不再设计撞角,舰体左右从40号至70号肋骨之间安装有舭龙骨。该舰以1主2副共3个螺旋桨驱动,艉舵为平衡舵。舰艉为巡洋舰艉。

该舰底舱最前端(艏柱到8号肋骨)为压载水舱,8至15号肋骨为锚链舱,15至19号肋骨为锚机底座,19至23号肋骨为淡水水箱,23至28号肋骨间舱室主要为帆缆舱和食品仓库。从28号至43号肋骨,内侧为弹药库,外侧为其他仓库:弹药库从前向后依次为轻武器弹药库、6寸炮弹药库、4寸炮弹药库和3寸炮弹药库,位于两侧的库房包括主计馆库房、水手长库房、木匠库房、炮手库房、鱼雷员库房等。从43号肋骨至55号肋骨为前部锅炉舱,安装有4座水管锅炉,从55号肋骨至62号肋骨和63号肋骨之间位置为后部锅炉舱,安装有2座圆柱形锅炉,锅炉舱外侧均有煤仓包覆。从62号肋骨和63号肋骨之间位置至75号肋骨为轮机舱,安装有1座高压蒸汽轮机和2座低压蒸汽轮机,以及冷凝器、2座怀特——福斯特式(White-Forster)发电机等设备。从第75号肋骨至舰艉依次为轴系和配平油箱等。

该舰底舱夹层分为3段,前段为15至19号肋骨的锚机舱。中段为28至43号肋骨的弹药库夹层,主要设有制冷机舱、粮舱和3磅炮弹药库等,制冷机可以使得弹药库保持恒定的低温,防止火药过热爆炸。后段从75号肋骨至舰艉,其中75号肋骨至83号肋骨为后部弹药库,主要设置棉火药库、鱼雷头库、4寸炮弹药库和6寸炮弹药库等;从83至93号肋骨为舵机舱,内设一部标准罗经和一部三联人力舵轮;从93号肋骨至舰艉为舵柄舱。

防护甲板前部从艏柱至10号肋骨为艏尖舱和压载水舱。从10号肋骨至43号肋骨为船员住舱,其中除有用于悬挂船员吊床和摆放餐桌的空间外,还有冷冻机舱、电气用品仓库、高级士官长餐厅、轮机技师餐厅等舱室。从43号肋骨至62号肋骨和63号肋骨之间位置,外侧两舷各有3个煤仓,内侧除锅炉烟道和通风管通道外,还有船员浴室和管轮车间等舱房,内侧舱房和外侧煤仓之间为一条通道。从62号肋骨和63号肋骨之间位置至81号肋骨为低级军官住舱,包括鱼雷修理舱、准尉住舱、大管轮餐厅、二管轮住舱、三管轮住舱、电工和鱼雷炮手住舱等。从81号肋骨至舰艉为高级军官住舱,包括大管轮住舱、总管轮住舱、尉官住舱、军医住舱、主计官住舱、主计官办公室、海图室、舰长库房等。

上甲板从艏柱至34号肋骨为艏楼,内部主要为水手生活舱室和军医院,并安装有一部锚机。从34号肋骨至77号肋骨为露天甲板,两舷依次安装1对4英寸副炮、3对3磅速射炮、1对3英寸副炮、1对18英寸鱼雷管和1对4英寸副炮,前后2对4英寸副炮射界为150度,其余副炮射界均为120度,鱼雷管射界为60度;中部最前方为前桅,后有3段甲板室,前部甲板室内除容纳前部烟囱竖井和通风井外还有水手厨房和吊床库等,中部甲板室内除容纳后部烟囱竖井和通风井外还有学员厨房、军官厨房等舱房,后部甲板室内为无线电报舱和轮机舱口,上方搁放1艘14英尺定纪艇和1艘10英尺轻木筏(balsa raft);后桅安设在甲板室后方。中部露天甲板两侧舷墙上还安装有吊艇柱,可以收放7艘舰载舢板,左舷从前向后依次为24英尺纪格艇、30英尺蒸汽舢板(航速8节)、30英尺卡特救生艇(life cutter),右舷从前向后依次为27英尺捕鲸艇、16英尺定纪艇、27英尺卡特救生艇、30英尺卡特救生艇。从77号肋骨至舰艉为艉楼,内部为军官生活区,中间有一条走道,左侧依次为尉官住舱、浴室、舰长浴室、卧室、办公室等,右侧依次为军官会议室、航海长住舱、大副住舱等,最靠舰艉处为舰长沙龙和酒窖。

艏楼甲板最前部为锚甲板,安装有锚绞盘等设备,“应瑞”舰装备有3具45英担的山字艏锚、1具15½英担的艉锚、1具7½英担的小型海军锚和1具3¾英担的小型锚,配备275英寻图示英寸直径的锚链。锚甲板后方为一道放浪板,6英寸前主炮安装于防浪板后,有从舰体中线起向两舷各150度的射界。装甲指挥塔设置在艏楼甲板后部,内有通语管、电话、车钟、罗经、蒸汽舵轮等设备,指挥塔后方为舰长战时住舱;指挥塔上方为罗经舰桥,中部为一个半封闭的罗经室和海图室,内有蒸汽舵轮、标准罗经等设备。两翼各安装一门37毫米马克沁机关炮,射界从正前方起各向左(右)舷120度;罗经室上方平台为测距仪平台,安装有1部标准罗经、1部巴尔-斯特劳德式(Barr and Stoud)测距仪、1个摇臂信号机和1部24英寸直径探照灯。

图示

“应瑞”舰蒸汽轮机图纸(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艉楼甲板最前端为探照灯台,设置1部24英寸直径探照灯,探照灯台下部为厕所水箱;6英寸后主炮安装在艉楼甲板中部,有从舰体中线起向两舷各150度的射界;甲板后部为通向艉楼内部的舱口和天窗等。

前后桅杆各有1个吊杆,并安装有横桁和斜桁,桅杆顶部为无线电报天线。

“应瑞”舰的锅炉系统由4座水管锅炉和2座火管锅炉组成,公试马力6375匹,其中水管锅炉为怀特——福斯特式,提供约2/3的功率。火管锅炉为单面回焰式,直径为12英尺3英寸,长度为11英尺,可在强压通风下工作。锅炉总受热面积为287平方英尺,工作压力为200磅。锅炉系统由6个蒸汽动力双进气道式风扇提供空气,风扇有加压润滑装置。锅炉给水泵为威尔直动式(Weir directacting)。

“应瑞”舰装备有1座高压蒸汽轮机、1座供前进的低压蒸汽轮机和1座供倒车的低压蒸汽轮机,高压蒸汽轮机连接中央螺旋桨,两部低压蒸汽轮机连接同一套轴系,驱动2个侧翼螺旋桨,高压轮机上装有供低速巡航用的装置。该舰轴系设计有加压润滑系统,安装有加压泵和油冷却器。螺旋桨桨盘直径为5英尺2英寸,桨距为4英尺11英寸。[115]

“应瑞”舰装备有2门维克斯6英寸主炮,炮身总长310英寸,为51.68倍径,膛长300英寸,为50倍径;药室口径为8.5英寸,长38.107英寸;炮膛内共有膛线58条。尾闩采用“维克斯”式改进型断隔螺纹炮闩,可使用撞针式击发装置或电击发装置。该炮采用分装式弹药,可发射100磅的被帽通常榴弹、立德炸药榴弹(lyddite shell)、榴霰弹和练习弹(practice shot),其中被帽通常榴弹采用弹底触发引信,立德炸药榴弹采用弹头触发引信,榴霰弹采用定时与触发引信。发射药包内装有38磅无烟火药,外包绸布。每门炮备弹80发。

6英寸炮安装在管退速射炮架上,炮尾部分连接炮身正下方的液压驻退器,左右两侧则各连接一个弹簧复进机,炮身在摇架上的后坐距离为16.5英寸。摇架左右两侧上部各安装有一个瞄准具,可进行昼间和夜间操瞄。下炮架左侧安装有俯仰手轮,右侧安装有旋回手轮。火炮的俯仰角度为15度到-7度。炮盾装甲以镍钢制造,前部厚1.5英寸,侧边厚0.75英寸,顶部厚0.5英寸。整个6英寸火炮炮身部分重7925公斤,摇架部分重2743公斤,下炮架部分重2324公斤,底座部分重1448公斤,炮盾部分重2578公斤,合计重17018公斤。每门炮备弹160发。

图示

“应瑞”舰装备的维克斯6英寸主炮(Vickers Ordnance Books)

图示

“应瑞”舰装备的维克斯4英寸副炮(Vickers Ordnance Books)

图示

“应瑞”舰装备的维克斯3英寸速射炮(Vickers Ordnance Books)

“应瑞”舰装备有4门维克斯4英寸副炮,炮身总长208.45英寸,为52.11倍径,膛长201.15英寸,为50.3倍径;药室口径为5.3英寸,长28.57英寸;炮膛内共有膛线38条。该炮采用分装式弹药,可发射31磅的通常榴弹、立德炸药榴弹、榴霰弹和练习弹。发射药包内装有11.445磅的无烟火药。每门炮备弹100发。4英寸炮亦采用速射炮架,后坐距离为28英寸,俯仰角度为15度到-10度。整个4英寸火炮炮身部分重2115公斤,摇架部分重1207公斤,下炮架部分重529公斤,底座部分重580公斤,炮盾部分和支撑部分重1871公斤,合计重6302公斤。每门炮备弹200发。

“应瑞”舰装备有2门维克斯3英寸Mark A型火炮,炮身总长156.995英寸,为52.33倍径,膛长150英寸,为50倍径;药室长20.1英寸;炮膛内共有膛线30条。尾闩采用立楔式炮闩。该炮采用整装式弹药,可发射14磅的通常榴弹和穿甲榴弹(armour piercing shell),发射药为3磅无烟火药。每门炮备弹180发。3英寸炮亦采用速射炮架,后坐距离为10英寸,俯仰角度为20度到-10度。整座3英寸炮连同炮架、炮盾等总重约3.4吨。每门炮备弹1000发。

“应瑞”舰装备有6门维克斯3磅Mark A型火炮,口径为1.85英寸,炮身总长98.9英寸,膛长92.6英寸,为50.05倍径,药室长14.948英寸,炮膛内共有膛线22条。尾闩采用立楔式炮闩。该炮采用整装式弹药,可发射3磅4盎司的通常榴弹和穿甲榴弹,发射药为1磅1盎司的无烟火药。每门炮备弹250发。该炮采用速射炮架,后坐距离为7英寸,俯仰角度为20度到-20度。

“应瑞”舰还装备有2门37毫米马克沁机关炮,发射1¼磅的子弹。既可安装于军舰上又可安装于舢板上。俯仰角度为15度到-20度。

图示

“应瑞”舰装备的维克斯3磅速射炮(Vickers Ordnance Books)

图示

“应瑞”舰装备的37毫米马克沁机关炮(Vickers Ordnance Books)

图示

“应瑞”舰装备的18.5英寸鱼雷发射管(Vickers Ordnance Books)

“应瑞”舰的上甲板上安装有2具18.5英寸“埃尔斯威克”式露天旋回式鱼雷发射管,鱼雷管总长20英尺,重440公斤,空气推动装置重130公斤,底座等重90公斤,可使用压缩空气或5¾盎司的无烟火药和0.5盎司的黑火药发射。每具鱼雷管备雷4发。

“肇和”号巡洋舰的技术性能[116]

据“肇和”号设计说明书记载,该舰为钢制舰体,总长346英尺,柱间长330英尺,总宽42英尺2英寸,型宽42英尺,型深23英尺6英寸,吃水14英尺9英寸,排水量约2750吨(一说2725吨)。舰艏舷弧高3英尺,舰尾舷弧高1英尺6英寸,干舷高9英尺2英寸。设计航速为20节,实际航速在强压通风情况下可达22.257节。煤仓载煤量为550吨(一说554吨),载油100吨(一说118吨),通常载煤150吨。定员为18名军官,215名水兵,以及97名士官与学员,总共330人。

该舰武备与“应瑞”舰基本一致,但主要火炮均采用阿姆斯特朗式,包括2门6英寸50倍径主炮、4门4英寸50倍径副炮、2门3英寸50倍径副炮、6门3磅50倍径速射炮、2门37毫米马克沁机关炮,以及2具18英寸水上鱼雷发射管。

图示

“肇和”舰侧视图、俯视图(The Engineer

该舰拥有通长的防护甲板,在普通区域材质为3/4至1英寸的软钢,在动力舱段和弹药库区域,防护甲板的水平段加厚至1英寸,倾斜部分加厚至2英寸。指挥塔以镍钢制造,厚度为3英寸,指挥塔连接底舱的通信管也以镍钢制造,厚度为1½英寸。6英寸、4英寸和3英寸炮的扬弹机以1英寸的特种钢制造。

“肇和”舰的舰体基本构造情况如下:该舰垂直龙骨在轮机部分,前后弹药舱部分深度为30英寸,向舰体前后方向渐减至18英寸;在舰体舯部重量为17½磅/平方英尺(约7/16英寸厚),向艏艉渐减至15磅/平方英尺(约3/8英寸厚)。垂直龙骨以角钢连接在水平龙骨上,水平龙骨以2块钢板叠加而成,重量分别为22½磅/平方英尺(约9/16英寸厚)和20磅/平方英尺(约1/2英寸厚),向艏艉渐减至17½磅/平方英尺和15磅/平方英尺。艏柱以8英寸宽1½英寸厚轧钢制成,铆接在水平龙骨上;艉柱为钢铸件,亦铆接在水平龙骨上。

肋骨以10磅/平方英尺(约1/4英寸厚)钢板制造。防护甲板以下除弹药库底部的肋骨间距4英尺外,其余部分肋骨间距均为2英尺;防护甲板以上部分的肋骨间距为2英尺。纵骨由15磅/平方英尺钢板制成。舰体列板以5磅/平方英尺(约1/8英寸厚)至22½磅/平方英尺的钢板制造;内层舰底以10磅/平方英尺的钢板制造。舭龙骨宽度为12英寸,以10磅/平方英尺的钢板制造,用角钢连接到外层船壳板上,长度约为100英尺。

横向水密隔舱壁重量为7磅/平方英尺(约3/16英寸厚)。防护甲板以下的煤仓纵向水密隔舱壁为7—10磅/平方英尺,防护甲板以上的煤仓纵向水密隔舱壁为7磅/平方英尺,其他纵向水密隔舱壁也大多为7磅/平方英尺。非水密隔舱壁为5磅/平方英尺。

甲板梁在艏艉楼部分为5英寸×2½英寸、10磅/平方英尺的角钢,间距4英尺;在主炮底部为6英寸×3英寸、16磅/平方英尺的角钢,以3英寸直径的钢柱支撑。上甲板梁为6英寸×3英寸、16磅/平方英尺的角钢,间距4英尺,艏艉部分减为5英寸×2½英寸、10磅/平方英尺的角钢,以2½英寸直径的钢柱支撑。防护甲板梁为4英寸×3英寸、7磅/平方英尺的角钢。底舱甲板梁为3英寸×2½英寸、5½磅/平方英尺的角钢,以3英寸直径的钢柱支撑。

艏艉楼甲板设有18英寸宽、10磅/平方英尺厚的纵梁,上铺7磅/平方英尺的钢板,在钢板上铺设2½英寸厚的柚木甲板;上甲板纵梁从48英寸宽、15磅/平方英尺厚渐减至30英寸宽、10磅/平方英尺厚,上铺10磅/平方英尺的钢板,在钢板上铺设2½英寸厚、7英寸宽的柚木甲板。防护甲板在弹药库和轮机舱部分水平段以双层20磅/平方英尺(约1/2英寸厚)软钢板制造,倾斜段以双层40磅/平方英尺(约1英寸厚)软钢板制造;前部防护甲板水平段和倾斜段均以双层15磅/平方英尺软钢板制造;后部防护甲板水平段和倾斜段均以双层20磅/平方英尺软钢板制造;防护甲板上的舱口设有15磅/平方英尺的盖板。底舱甲板以7磅/平方英尺的钢板制造。

该舰装备有2座亚罗水管锅炉和4座圆柱形锅炉,水管锅炉靠近炉膛部分的两排水管直径为1至3/8英寸,其余水管直径为1至1/8英寸,受热面积为8000平方英尺,炉篦面积为138平方英尺;圆柱形锅炉为煤油混烧锅炉,直径为12英尺9英寸,长度为9英尺,受热面积为6000平方英尺,炉篦面积为200平方英尺。锅炉最大工作压力为235磅/平方英寸,测试压力为350磅/平方英寸。锅炉舱为密闭式,可以风扇进行强压通风。

该舰轮机舱内安装有霍索恩·莱斯利公司生产的1座高压蒸汽轮机和2座低压蒸汽轮机,高压蒸汽轮机连接中央螺旋桨,每座低压蒸汽轮机由1个前进轮机和1个倒车轮机组成,分别连接一套轴系,驱动侧翼螺旋桨。在锅炉最大压力情况下可达到6500匹马力,使螺旋桨达到每分钟500转的转速,推动军舰以22节的航速航行。蒸汽轮机连接轮机舱中的2个威尔式整流冷凝器(Weir Uniflux condenser),总冷凝面积达5600平方英尺,冷凝管径为5/8英寸。锅炉蒸汽除驱动蒸汽轮机外还通过管路连接到数个辅机上,包括3座发电机、1具锚机、1具空气压缩机和1个吊艇杆绞盘。

该舰装备的部分辅机性能:发电机为3座并激式发电机(shunt wound dynamos),每座发电机在每分钟400转情况下产生电流150安培,电压225伏特,可提供全舰约450盏电灯的照明。上甲板安装有一具锚机,可以每分钟19吨、25英尺的速度提升锚链。弹药库设置有制冷机,以二氧化碳作为冷却剂,每小时可冷却不小于27000BTU的热量,同时可用以制冰作业。

从外观看,“肇和”舰与“应瑞”舰多有相似之处。该舰亦采用艏艉楼船型,双桅双烟囱布局,长度与“应瑞”舰一致,而宽度略大。艏楼甲板最前方为锚甲板,有左1右2共3个导锚孔。该舰共装备有3个40英担山字艏锚,1个10英担艉锚,另有2个8英担和3英担的小型锚;共备有375英寻直径1⅞英寸的锚链。锚甲板后方为一道弧形的防浪板,以10磅/平方英尺钢板制造。防浪板后方安装6英寸前主炮,射界从舰体中线起算左右向舰艉方向各140度。指挥塔围壁以120磅/平方英尺(约3英寸厚)的镍钢制造,塔顶为40磅/平方英尺的软钢板,地板为15磅/平方英尺软钢板。指挥塔内装备有通语管、电话、车钟、罗经、蒸汽舵轮等设备。指挥塔下方有保护舵索、通语管的装甲管道,以60磅/平方英尺(约1.5英寸厚)的镍钢制造。指挥塔上方设有航海舰桥,两翼向舷侧伸出,上铺2英寸厚的柚木,内部安装有罗经和车钟等设备,两翼安装有2座24英寸直径的探照灯。航海舰桥上方为露天平台,安装有一座标准罗经和一座巴尔-斯特劳德式测距仪。前桅紧贴在舰桥之后,下桅为钢制,安装有一根收放救生筏用的吊杆;上桅以范库弗(Vanccuver)松木制造,连接有无线电报天线,并安装有横桁,前后桅均可张挂三角帆与纵帆。舰桥两侧舷侧各有一根35英尺长的系艇杆,以俄勒冈松木制造。

中部上甲板为露天甲板,内侧为数个甲板室,推测功能与“应瑞”舰相仿,包括厨房、无线电报舱等,还有容纳两个烟囱和通风筒的竖井。轮机舱天窗在烟囱甲板室之后。上甲板两侧安装有一系列的副炮和鱼雷管。从前向后依次为1对4英寸副炮,1对3英寸副炮,3对3磅速射炮,1对37毫米马克沁机关炮,1对18英寸鱼雷管,以及1对4英寸副炮。前后2对4英寸副炮射界为150度,其余副炮射界均为120度,鱼雷管射界为120度。

上甲板两侧有一圈舷墙,外板以8磅/平方英尺钢板制造,内侧以5磅/平方英尺钢板制造,舷墙内设有吊床柜。舷墙外侧安装有一系列吊艇杆,用以悬挂舰载舢板,“肇和”舰共装备有8艘小艇,左舷从前向后分别为1艘16英尺的定纪艇,1艘32英尺的中型艇(pinnace),1艘28英尺的卡特艇,1艘27英尺的捕鲸艇;右舷从前向后依次为1艘30英尺的卡特艇,1艘28英尺的摩托艇,航速为8节,1艘27英尺的捕鲸艇;烟囱前部甲板室上方还安放有1艘11英尺6英寸的救生筏(life raft)。[117]

艉楼甲板前段安装后桅杆,桅杆下方安设有一个罗经平台。艉楼甲板上还安装有6英寸后主炮,射界从舰体中线起算为左右向舰艉方向150度。

“肇和”舰的6英寸阿姆斯特朗主炮膛长300英寸,药室长31.683英寸,总长310.425英寸,内有膛线36条,炮身总重8862公斤。发射弹种与“应瑞”舰6英寸炮一致。为在训练中减少炮膛损耗,该炮还可安装25毫米口径的内膛炮。

图示

“肇和”舰装备的6英寸阿姆斯特朗主炮(Elswick Ordnanc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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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和”舰装备的打点式炮术训练装置(Elswick Ordnance Books)

图示

“肇和”舰装备的4英寸阿姆斯特朗副炮(Elswick Ordnance Books)

该炮安装在速射炮架上,炮架结构与“应瑞”舰6英寸炮类似,炮身可进行13度至-7度的俯仰,最大后坐距离为18英寸。弧形的炮盾厚3英寸。该炮架摇架部分重2540公斤,下炮架部分重2336.8公斤,底座部分重1422.4公斤,炮盾重4876.8公斤,炮架总重11176公斤。该炮还可外设一种英国海军发明的打点式炮术教练仪,以模拟在舰船摇动的情况下对敌方目标的照准。

6英寸火炮配备电动扬弹机,最快可在1分钟内扬弹22发。

“肇和”舰的4英寸阿姆斯特朗炮膛长201.5英寸,药室长27.0825英寸,总长208.45英寸,内有膛线32条,炮身总重2194公斤。发射弹种与“应瑞”舰4英寸炮一致。该炮亦可在训练中使用25毫米口径内膛炮。[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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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和”舰装备的3英寸阿姆斯特朗速射炮(Elswick Ordnanc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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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和”舰装备的3磅阿姆斯特朗速射炮(Elswick Ordnance Books)

该炮可在速射炮架上进行16度至-5度的俯仰,炮身最大后坐距离为16英寸。弧形炮盾厚3英寸。该炮架摇架部分重1016公斤,下炮架部分重914公斤,底座部分重813公斤,炮盾重3962公斤,炮架总重6705公斤。该炮亦可使用打点式炮术教练仪,并另配备一种装填训练器。该炮亦使用电动扬弹机,最快可在1分钟内扬弹30发。

“肇和”舰的3英寸炮膛长150英寸,药室长19.87英寸,总长155.35英寸,内有膛线24条,炮身总重920公斤。与“应瑞”舰的3磅炮使用立楔式炮闩不同,该炮使用的是断隔螺纹式炮闩。发射弹种与“应瑞”舰3英寸炮一致。该炮可在训练中使用内膛枪。

该炮可在速射炮架上进行15度至-10度的俯仰,炮身最大后坐距离为14英寸。该炮架摇架部分重444公斤,下炮架部分重386公斤,底座部分重525公斤,不安装炮盾,炮架总重1355公斤。该炮亦使用电动扬弹机,最快可在1分钟内扬弹20发。

“肇和”舰的3磅炮膛长92.5英寸,总长100英寸,炮身总重372公斤,使用立楔式炮闩。发射弹种与“应瑞”舰3磅炮一致。该炮可在训练中使用内膛枪。

该炮可在速射炮架上进行20度至-20度的俯仰,炮身最大后坐距离为8英寸。该炮架摇架部分重163.7公斤,下炮架部分重53.1公斤,底座部分重134.7公斤,不安装炮盾,炮架总重351.5公斤。该炮可使用陆用炮架供陆战队使用。

该舰所装备之马克沁机关炮与18英寸水上旋回式鱼雷发射管与“应瑞”舰一致。

“飞鸿”号巡洋舰的技术性能[119]

“飞鸿”舰总长322英尺,柱间长320英尺,型宽39英尺,型深22英尺6英寸,通常吃水14英尺,标准排水量2600吨(一说2730吨)。前部干舷距水线18英尺3英寸。煤仓载煤量600吨,载燃油100吨。艏楼长度87英尺,艉楼长度58英尺。“飞鸿”舰仅在轮机舱和煤仓下方设有双层底,长度为117英尺。该舰主要依靠通长的防护甲板为水线以下提供保护,防护甲板平坦处厚度为1英寸,倾斜处厚度为2英寸。该舰定员230人。

“飞鸿”舰的外观与“应瑞”舰非常类似,不再赘述。所不同的是2门马克沁机关炮安装在舰桥两侧的甲板上,3英寸和3磅副炮的排列方式则类似“肇和”。该舰内部舱室布局推测亦与“应瑞”舰类似,所不同的一点是艏楼内部与主甲板前部为军官住舱,艉楼内部与主甲板后部为水兵住舱和军医院。英制军舰水兵住舱在前,军官住舱在后,1900年代之后的美制军舰则恰好相反。

该舰的锅炉系统不同于“应瑞”“肇和”,独树一帜,包括3座桑尼克罗夫特式水管锅炉,分置在2个锅炉舱中,前部锅炉舱安装1座,后部锅炉舱安装2座,均位于军舰中轴上。两座锅炉舱的中间与舷侧都设置煤仓。锅炉总受热面积为14493平方英尺,炉篦面积为270.75平方英尺,工作压力为240磅/平方英寸。前部锅炉为煤油混烧锅炉,安装有机械喷油装置;后部2个锅炉为燃煤锅炉。锅炉舱可密闭,进行强压通风。

“飞鸿”舰的蒸汽轮机由帕森斯船用蒸汽轮机公司(Parsons Marine Steam Turbine Company)授权纽约造船公司生产。轮机舱布局与“应瑞”“肇和”类似,高压汽轮机在中间,低压汽轮机在两侧,高压汽轮机的汽缸上有56排静叶片,转子上则有相同数量、直径39英寸的动叶片。高压汽轮机前部安装有巡航装置,其汽缸和转子上各有16排叶片,其作用是提高巡航速度下的轮机效率。

每座低压汽轮机各包括1个前进轮机和倒车轮机,前进轮机内有54排叶片,鼓形转子直径55英寸;倒车轮机内有40排叶片,鼓形转子直径44英寸。该舰轴系有加压润滑系统,轮机舱中安装有1个150加仑的润滑油箱。轮机产生的剩余蒸汽通过2个圆柱形主冷凝器凝结,内径为5英尺,冷凝管束板间距为10英尺8英寸,冷凝面积为4272平方英尺。

该舰3个螺旋桨以锰铜制造,各有3片桨叶,桨盘直径66英寸,桨距62英寸,三片桨叶投影面积为1716平方英寸,展开面积为1959平方英寸。前进状态时两翼螺旋桨外旋,中心螺旋桨向右侧旋转。

“飞鸿”舰还安装有诸多辅机:该舰有3个用以强压通风的特洛伊·西洛可(Troy Sirocco)5号双倍进风风扇,以特里(Terry)式汽轮机驱动,该种风扇在1200转情况下可鼓风30000立方英尺,使得锅炉舱获得3英寸水柱的稳定压强,每个锅炉舱各有2个通风筒,轮机舱也有2个通风筒。

该舰有2个蒸发器和2个“雷利”式(Reilly)立式多盘管冷凝器,能够在24小时内制备9000加仑的锅炉水和6000加仑的饮用水。该舰还有1台冷凝面积约400平方英尺的辅助冷凝器,通过管道连接所有的辅机。轮机舱中安装有1台舒特——科尔丁式(Schutte-Koerting)锅炉水加热装置,利用剩余蒸汽,每小时可将100000磅的水从90华氏度加热到200华氏度,轮机舱中则设置有1个650加仑的给水过滤水箱。

该舰艏楼甲板安装有1座垂直式锚绞盘,用以卷扬1⅝英寸的锚链,锚绞盘以1个立式蒸汽机驱动,每分钟可提升6英寻的锚链。该舰还有2个电动卷扬机,可将2000磅的重物以每分钟100英尺的速度提升。

该舰舵机为1个10英寸×8英寸的水平“海德”式(Hyde)蒸汽机,当军舰以20节航速航行时,可在25秒钟的时间内将舵叶由左满舵转至右满舵。

该舰安装有2个阿姆斯特朗公司生产的空气压缩机,用以鱼雷压缩空气的压缩,每台压缩机可在70分钟内将10立方英尺的空气压缩至2500磅/平方英寸压力,压缩空气被储存在2个10立方英尺容量的气罐中,制备的压缩空气还可用作其他用途,如吹除锅炉管道中的煤渣等。

该舰装有1个2吨的“亚伦”式(Allen)制冷机,由蒸汽驱动,可为大约1600立方英尺的空间制冷(主要是弹药库和食品仓库),并可每日制备5英担的冰块。食品冷库位于舰体中部防护甲板以上的位置。[120]

该舰装备有2个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制造的50千瓦发电机,每分钟3300转情况下产生电压为125伏特。

“飞鸿”舰装备的火炮和鱼雷等武备均由阿姆斯特朗公司生产,与“肇和”舰装备的一致。

综上所述,“应瑞”级三姐妹在诸多方面均十分相似,如主尺度、总体布局、武备的配置(“应瑞”舰采用维克斯公司制火炮,“肇和”“飞鸿”采用阿姆斯特朗公司制火炮)等。也有若干明显不同之处,如锅炉的设置(“应瑞”舰采用4座亚罗式水管锅炉与2座火管锅炉,“肇和”舰采用2座亚罗式水管锅炉与4座火管锅炉,“飞鸿”舰采用3座桑尼克罗夫特式水管锅炉),部分舱室的设置(“应瑞”“肇和”采用英式的前水兵舱后军官舱的布置,“飞鸿”采用美式的前军官舱后水兵舱的布置)等。各厂商在达成中方要求的情况下既相互借鉴,又发挥自身的设计能力,建成了这一级别具特色的练习巡洋舰。

从总体性能上来说,“应瑞”级即便与当时同级别的三等巡洋舰相比也并不突出,但是其特殊的设计正好符合了中国海军训练、作战两用的要求:1.其武器种类繁多,能够满足不同口径火炮的训练需求;2.其锅炉类型五花八门,能够让官兵熟悉各种类型锅炉的性能和煤、油两种燃料的使用;3.其作为中国海军中第一级安装了蒸汽轮机的军舰,能使官兵了解熟悉这种先进的动力样式;4.其装备了各种类型的辅机,能够使官兵了解各种机械的作用和使用方式;5.其弹药储量大于普通的巡洋舰,能够适应长时间训练和作战的需要。按照设计的初衷,这型巡洋舰将快速地为中国培养一批熟悉现代技术的海军兵员,为规划中的大舰队提供充足的人员保障,而其平庸的航速在作为训练和近海防御之用时也并不会成为突出的弊病,武备和防护水平则足以胜任小规模作战的需要。应该说,“应瑞”级练习巡洋舰作为大清帝国重建新式海军的奠基之作,体现了当局者的务实态度和宏远目标。

“应瑞”“肇和”的建造与回航

“应瑞”“肇和”二舰的合同先后于1910年3月23日、8月1日与维克斯父子-马克西姆公司、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斯公司签订。为监造在英国订购的两艘巡洋舰,中国向维克斯公司派出李和(船政驾驶班第一期)、黎弼良(船政管轮班第二期),向阿姆斯特朗公司派出林葆怿(船政驾驶班第九期)等监造委员,负责监督军舰建造的全过程。[121]其中黎弼良于1910年8月率先到达英国,[122]李和与林葆怿则于1911年6月乘坐赴英参加英王加冕典礼的“海圻”舰到达英伦。

“应瑞”舰的合同签订后,维克斯公司即开始了开工的准备工作。该舰由维克斯公司造舰总监托马斯·乔治·欧文斯(Thomas George Owens,后册封为George Thurston爵士,并改名为Thomas George Owens Thurston)设计。欧文斯早年在利物浦的米尔福德港船厂(Milford Haven)学习船舶设计,并取得了皇家舰船设计学院(Royal School of Naval Architecture)的荣誉学位。后于1889年进入阿姆斯特朗公司,跟随菲利普·瓦茨从事舰船设计,积累了大量的设计经验。1898年,时年28岁的他转入维克斯公司,后来在该公司一直工作到1930年,并长期担任该公司的造舰总监。在此期间他负责设计了许多世界名舰,如日本战列舰“三笠”号、“香取”号,战列巡洋舰“金刚”号,巴西战列舰“圣保罗”号(Sao Paulo),俄国装甲巡洋舰“留里克”号(Pюpик)等。[123]

“应瑞”舰于1910年夏季在巴罗船厂开工,船厂编号为410。该舰的建造过程并不顺利,当年9月由于英国锅炉工会和造船业雇主联盟(Shipbuilding Employers' Federation)产生纠纷,雇主联盟宣布对锅炉工人予以闭工,大量英国的锅炉工人因此而失业,全英的造船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应瑞”舰的建造受到了此次闭工事件的影响,但巴罗船厂也是此次事件的重灾区之一,该舰显然不能幸免。由于维克斯公司档案的缺失,目前可追溯的“应瑞”舰建造过程从1911年6月27日开始,当天该舰的4台水管锅炉和烟箱装舰;同日左舷、右舷螺旋桨和桨轴安装到位。29日,中心螺旋桨轴安装到位。30日,中心螺旋桨安装到位。数日后,主机上舰并安装完毕,“应瑞”舰做好了下水的准备。[124]

7月14日,“应瑞”舰在维克斯公司的巴罗造船厂成功下水,中国驻英公使刘玉麟出席了下水仪式。为该舰洗礼的是刘玉麟的女儿梅·刘(May Lew,中文名待考)。[125]下水后的“应瑞”舰随即被拖去巴罗船厂的德文郡船坞(Devonshire Dock)上坞,进行下一步的舾装工作。19日,2台火管锅炉被吊装上舰;20日,2座烟囱安装完毕。11月21日,“应瑞”舰进行了坞内试车,情况良好;23日该舰出坞,前往克莱德河口的格里诺克(Greenock),准备进行海试。

从11月27日至29日“应瑞”舰在克莱德河口的斯凯尔莫利(Skelmorlie)共进行了6次标柱间公试,试航排水量为2428至2430吨。试航内容包括在12节经济航速下在标柱间往返6次的煤炭消耗测试、开足马力在标柱间往返6次的航速测试、前进和倒车状态下的转舵测试、人力操舵测试、锚机测试、火炮鱼雷测试等。[126]在24小时航行中测得平均轴马力为1278匹,轮机每分钟330.6转,航速为13.14节;在6小时全速航行中测得平均轴马力为6375匹,轮机每分钟556.5转,航速为21.213节;在2小时仅用圆柱形锅炉和燃油的航行中,测得平均轴马力为2088匹,轮机每分钟396转。12月2日,试航全部结束,成绩令人满意,“应瑞”舰随即返回巴罗因弗内斯。[127]1912年1月16日,该舰在进行了最后的舾装和调试工作后宣告完工。[128]

“肇和”号巡洋舰的合同于1910年8月1日签署,阿姆斯特朗公司随即开始了该舰的初步设计和建造准备工作。承担“肇和”舰设计工作的是阿姆斯特朗公司的第4任造舰总监约西亚·佩雷特(Josiah Perrett)。佩雷特年轻时曾在伦敦南肯星顿的皇家舰船设计学院学习,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担任傅汝德父子的助手,从事海军部舰船线型的水池实验工作,期间也与菲利普·瓦茨共事。当1886年瓦茨从海军部来到阿姆斯特朗公司担任造舰总监时,佩雷特也随他一同前来,担任其助手。而当瓦茨于1903年返回海军部担任总设计师(Director of Naval Construction)时,佩雷特便接替了他的职位,一直在阿姆斯特朗公司工作至1916年退休。在约西亚·佩雷特的时代,阿姆斯特朗公司虽然也承造了不少出口舰船,但更多的是为英国海军开足马力生产军舰,因此佩雷特也没有瓦茨那么多的发挥其设计能力的机会。但仍然不可否认,佩雷特也是一位非常卓越的舰船设计师,其作品包括日本战列舰“鹿岛”、巴西战列舰“米纳斯·吉拉斯”号(Minas Geraes)、英国战列舰“阿金库特”号(H. M. S. Agincourt)等世界名舰。

经过了几个月的设计,1910年11月7日,“肇和”舰在埃尔斯威克船厂铺下了龙骨,[129]船厂编号为835。但该舰刚刚开始建造就遇上了全英国范围的锅炉工闭工事件,使得船厂雇用的工人数量骤减。为保证舰船的建造进度,船厂不得不招募学徒代工,“肇和”舰的建造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在铺设龙骨的同时,学徒工们也开始建造该舰的烟囱和甲板。[130]至12月15日船厂全部复工时,学徒工已经完成了该舰的龙骨、纵骨架和大部分的肋骨,该舰的肋骨已经搭建到了防护甲板的高度。[131]

1911年3月,“肇和”舰已经完成了上甲板以下部分骨架的建造,防护甲板的底板已经建造完毕,防弹钢板正在铺设,主机和锅炉的建造也正在有序进行。[132]至当年5月,防护甲板、船壳板以及弹药库、储备品仓库等的钢板已接近完工,水泵、排水系统、通风系统等设施也在施工中。[133]至当年7月,该舰的螺旋桨已由霍索恩·莱斯利公司加工完毕,锅炉已经被安装上船,蒸汽轮机也已接近完工。[134]但霍索恩·莱斯利公司在交付该舰轮机和锅炉舱风扇的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些拖延,以至于阿姆斯特朗公司不得不取消原定于9月下旬将该舰下水的计划。[135]至当年10月上旬,轮机和风扇终于被安装上舰,烟囱也竖立了起来,“肇和”舰以非常高的完成度做好了下水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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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和”舰的下水仪式(Newcastle City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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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和”舰的下水纪念卡

10月23日下午,阿姆斯特朗公司埃尔斯威克船厂再一次被浓厚的东方氛围笼罩,在1898年“海圻”舰下水的13年之后,终于又有一艘中国海军的舰艇在阿姆斯特朗公司的船台上诞生了。“肇和”舰的下水仪式由80岁高龄的阿姆斯特朗公司主席安德鲁·诺布尔主持,中国驻英公使刘玉麟、中国海军驻英监造委员、英国和其他国家驻埃尔斯威克的海军官员以及当地官绅等数百人济济一堂。下午3时15分,刘玉麟的另一位女儿艾米·刘(Amy Lew,中文名待考)作为“肇和”舰的教母,在艏柱上砸碎了香槟,“肇和”的舰体缓缓滑入泰恩河。该舰下水时排水量为1626吨。[136]

在随后的午宴上诺布尔进行了发言,他提到“肇和”是阿姆斯特朗公司为中国建造的第22艘舰船(包括19艘军舰和3艘海关巡船),她的前辈包括“致远”“靖远”“海天”“海圻”、11艘“蚊子船”和“超勇”“扬威”等,随后又介绍了该舰的技术性能和建造过程。刘玉麟则代表中方致辞,他说自己希望这艘舰不是第22艘,而是第122艘为中国建造的舰船;英国的造船工业十分发达,其他国家需要向英国学习;11年前他曾造访过埃尔斯威克,而今故地重游,发现这里变化甚大;最后他祝愿诺布尔爵士身体健康。出席宴会并发言的还有前驻美公使伍廷芳之子伍朝枢,他当时正在伦敦学习法律。与刘公使的官腔不同,伍朝枢的发言显得锋芒毕露,他直截了当地谈到了最近甚嚣尘上的“黄祸论”(yellow peril),称这是赤裸裸的侵略者言论,是对中国名誉的肆意抹黑。中国是世界上最热爱和平的国家,他们不相信大炮和刺刀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137]联系当时的国际局势正处于滑向世界大战的边缘,伍朝枢的言论显得极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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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尔斯威克岸边舾装的“肇和”舰(中间外侧军舰)(Newcastle City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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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恶劣海况中试航的“肇和”舰(Newcastle City Library)

而就在“肇和”下水之时,武昌城头已经响起了革命的枪声,一个腐朽的旧王朝迅速崩塌,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取而代之。虽然国内正上演着朝代更替的大戏,但巡洋舰的建造工作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在经过了几个月的舾装后,“肇和”舰的武备、桅杆等舾装件已基本安装就绪。1912年1月15日上午,该舰驶离埃尔斯威克,前往泰恩河下游的赫本(Hebburn)上坞,检查水下部分船体,并油漆船底,准备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进行试航。[138]23日,“肇和”舰开始了一系列试航工作,包括以1000匹轴马力进行24小时的持续航行(以检测煤炭消耗量),以5200匹轴马力进行12小时的航行,以及开足马力进行4小时的航行等。全速标柱间试航于2月15日进行,该舰在8797匹马力的情况下轮机转速达到每分钟558.75转,获得了22.257节的航速,超出了合同航速2.257节,令阿姆斯特朗公司十分满意。[139]2月21日该舰又进行了火炮测试,随后该舰返回埃尔斯威克,进行完工前最后的整备工作,并等待着中国方面的安排。[140]

“应瑞”“肇和”二舰相继建成时,中国国内正经历着改朝换代的剧变,在国内动荡的局势下,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新生的民国政府一时都无暇顾及远在英伦建造的两艘巡洋舰。至两舰建成时,“应瑞”舰在5期付款中只交付了前3期(付款至下水节点),“肇和”在5期付款中只交付了前2期(付款至骨架造成2/3节点),分别欠款81600英镑和135000英镑。[141]“应瑞”舰本拟由赴英参加英王加冕典礼的“海圻”舰官兵驾驶,一同归国,由于欠款未能付清,此计划亦不得不被取消。阿姆斯特朗公司于1912年3月通过瑞生洋行向民国海军部提出“肇和”回航事宜,但也没有收到明确答复。[142]

1912年4月底,以刘冠雄为首的民国海军部接手前清海军部事务后,终于着手清理清政府留下的烂账。5月1日,国务总理唐绍仪召集各部总长召开国务会议,海军总长刘冠雄即提出首先应速筹款接收在英国订造的两艘练习巡洋舰;[143]13日,刘冠雄又在参议院会议中提出海军部需银1000万两,以收回清朝在各国订造的军舰。[144]6月7日,刘冠雄向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呈文,请求筹款收回“应瑞”“新璧”“新珍”三舰。[145]然而此时民国国库一贫如洗,正在向列强银行团商议借款而尚未成议,经国务会议讨论决定,收回军舰之事应俟借款成立后再行办理。刘冠雄对国务会议的这一结果十分不满,7月12日,他再次致函国务院,据理力争:

查现有财政困难,凡可稍缓举办之事本部何至不知轻重,上费荩筹,唯前项所定大小军舰或久经告竣,或将次落成,如不能按期拨款收回,寄泊有费,逾期有息,是以后负担愈重,而仍不能短少分文。查现在海军候补人员甚多,无船可练,又不能给以坐薪,借示羁维之意,虚糜公款,所失尤多。日来各厂商到部请示还款收船之期及函索者语带讽刺,使人难堪;且现因各省萑苻不靖,请派船巡缉者纷至沓来,原有各舰实亦不敷分派,是款既还,船复需用,所有应找舰艇洋一千万元一款万难候。至借款成立再议,应请贵院再行特别提议,无论何款,总当其所急,必得借手而后已,如仍再延,匪特海军乏船,难望扩张之日,且恐于外人失其信用,酿成国际交涉,有损政体,贻笑邻封,实非我国前途之福。[146]

约在1912年8月初,海军部与维克斯公司驻华代表谭诺森(Henry Beaumont Donaldson)达成协议,“应瑞”舰欠款准以1年期国库券抵付。10月9日,海军部将收船付券办法提请国会公决通过。[147]11日,海军部与谭诺森在北京签订收船付券合同,定于1913年10月31日将国库券兑付现金,[148]同时,海军部还电请驻英代表刘玉麟援照“应瑞”舰办法与阿姆斯特朗公司进行商议。但就在这时,海军部接到谭诺森通报称,有他国意欲购买“应瑞”“肇和”二舰。考虑到筹付舰款艰难的实际情况,海军部并未明确拒绝这一动议,而是转告谭诺森,如果能在原定船价上增加一半,并将原付之款如数退回,则可与之商议。[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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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泊在埃尔斯威克岸边,锈迹斑斑的“肇和”舰(lllustrated London News)

虽然当时欧洲大陆战云密布,英国报刊上也早有将“应瑞”“肇和”二舰收入皇家海军的提议,[150]但其实真正意欲购买二舰的是地处欧洲一隅的小国——希腊。当时希腊等巴尔干同盟国正处在与奥斯曼土耳其开战的边缘,作为海军实力唯一可与土耳其匹敌的国家,希腊负有控制爱琴海制海权的职责,因此从欧洲国家购买现成军舰以加强海军实力就成了希腊的当务之急。1912年10月初,希腊政府找到了阿姆斯特朗公司和维克斯公司,立即展开了购买中国巡洋舰的谈判。尤其是阿姆斯特朗公司方面,不知为何购买“肇和”舰的消息被披露于报章,该舰于是受到了公众舆论的极大关注。当时“肇和”舰已久泊埃尔斯威克岸边,船身锈迹斑斑,火炮弹药尚未齐备,阿姆斯特朗公司开足马力赶工,将其修缮至能够在24小时内离开泰恩河的状态。[151]据当时报章消息称,10月10日晚,阿姆斯特朗公司与希腊政府达成协议,将“肇和”舰售予希腊,价格将近300000英镑,较原价将近高出50%。当时希腊已从卡梅尔·莱尔德公司紧急购买了原为阿根廷建造的4艘“圣路易斯”级(San Luis)驱逐舰,“肇和”舰的加入无疑将进一步增强希腊海军的实力。[152]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很快爆发,希腊亦于10月18日向土耳其宣战,英国旋即保持局外中立。为了避免外交上不必要的麻烦,希腊政府很快便放弃了购买“应瑞”“肇和”二舰的计划。[153]

10月中下旬,中方与阿姆斯特朗公司也达成了以国库券抵付船款协议,“肇和”舰的工程得以继续,其重新上坞油漆了舰底,随后停泊在南岸的佩劳(Pelaw)贝尔码头(Bell Quay),等待涂刷舰体油漆,以及最后一些部分的完工。[154]

12月12日,中国海军部与阿姆斯特朗公司代理商——瑞生洋行签署了《运送“肇和”练习巡洋舰一艘由英国泰因河钮克塞而埠来沪草案合同》,合同规定由瑞生洋行承办“肇和”舰回航事宜,其回航费用需12300英镑。[155]30日,瑞生洋行代表阿姆斯特朗公司收讫中国交付的国库券面值172430英镑,规定1913年11月30日到期。[156]1913年1月13日,“肇和”舰收船付券事宜经民国国会公决通过。[157]

“肇和”舰的付款问题得到暂时解决后,阿姆斯特朗公司遂着手准备其回航事宜。根据1912年2月该公司与利奥波德·华尔福德航运公司(Leopold Walford & Co.)签订的合同,“肇和”舰由华尔福德公司负责运送回华。1913年1月31日,该舰离开泰恩河,由H. G. 阿尔斯通(H. G. Alston)上校驾驶,返航中国。[158]船员中包括18名欧洲船员与47名亚洲水手。[159]该舰首先前往泰晤士河,接受了中国驻英代表刘玉麟的视察。2月2日晚7时5分,该舰离开泰晤士河,南下英吉利海峡,一路上风平浪静。因为该舰的1号、2号和3号、4号圆柱形锅炉舱之间的煤仓门只能向前打开,使得3、4两号锅炉缺煤,所以9日下午2时45分该舰不得不改用亚罗式水管锅炉。因为雇用的中国火夫们对水管锅炉不熟悉,所以9日、10日两天的锅炉蒸汽十分不稳定,但随后情况便渐渐好转。12日该舰抵达塞得港,添加了545吨煤炭,并于13日上午7时离开。14日凌晨1时20分抵达苏伊士,随后经历了一段风高浪急的天气,于17日下午1时15分抵达红海南部的丕林岛(Perim)。在添加了207吨燃煤后,于17日晚8时离开丕林岛。19日上午9时30分驶过亚丁湾东端的瓜达富伊角(Cape Guardafui),航向印度洋,并于24日抵达科伦坡。[160]3月4日该舰抵达新加坡,暂泊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码头,“本坡侨胞见此舰者谓其制造精锐异常,而桅中高竖我中华民国之五色国旗,尤令见者精神为之一振云”。[161]

3月14日,“肇和”舰抵达上海。中国海军总司令李鼎新即委派参谋毛仲方等人按照合同点验,一切与合同均相符。[162]26日晚,瑞生洋行举行了一场宴会,庆祝该舰归来,邀请的嘉宾中包括李鼎新和萨镇冰等人。宴会上,瑞生洋行的经理隆特回顾了“肇和”舰订购和建造的过程;阿尔斯通上校则抱歉地说在经历了从英国到中国的长途航行后,“肇和”舰看上去有些“蓬头垢面”,他保证在几个月后这艘船就会如同“海圻”舰一样干净整洁,他曾在纽卡斯尔登上过该舰(当时“海圻”正进行环球访问),并为其整洁程度所惊叹。在泰晤士河停靠期间,阿尔斯通上校对刘玉麟公使说他希望英国海军也能够建造这样的练习巡洋舰,用来教练海军学员,因为她有着各种类型的火炮、水管锅炉和圆柱形锅炉,以及煤炭和重油两种燃料。他希望在“肇和”舰上受训的学员有朝一日能够晋升为将军,当他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定会将在“肇和”舰上受训的日子视为他们生命中最愉快的时光,因为“肇和”舰举世无双。[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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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建成的“应瑞”舰(作者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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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离开巴罗因弗内斯拉姆斯登船坞(Ramsden Dock)的“应瑞”舰(作者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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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瑞”舰舷侧副炮

3月28日晚,李鼎新在浦江饭店回请了阿尔斯通和隆特等人。29日,“肇和”舰被中国海军正式接收,霍索恩·莱斯利公司的轮机师希德(T. J. Seed)作为管轮教习随舰留驻,负责轮机的教练和保修。阿尔斯通上校等官兵则返回英国。[164]

“应瑞”舰则于1912年12月2日离开巴罗因弗内斯回航中国,该舰首先前往不列颠岛西南端的法尔茅斯(Falmouth)装载弹药,但当其驶入英吉利海峡时,该舰的一名轮机员不小心损伤了锅炉,于是不得不返回巴罗,并于1913年1月8日抵达,随即对锅炉进行维修。2月6日,“应瑞”舰再次上坞,做回航前的整备,至10日整备完毕出坞。2月20日,该舰终于离开巴罗因弗内斯,在盖伊(Guy)上校的率领下踏上归程。[165]4月16日,该舰抵达上海,26日,包括沪军都督陈其美在内的中英双方官员参观了停泊在江南制造局对面的“应瑞”舰和“肇和”舰。晚间维克斯公司代表谭诺森主持,在浦江饭店举行宴会,英国驻沪领事法磊斯(Everard Duncan Home Fraser)、萨镇冰、李鼎新、李和、刘冠南、毛仲方、毛根等中国军官和其他中方人员均参加。谭诺森首先致祝酒词,他赞赏了中国海军最近在对舰船的保养和对军官的培养等方面的长足进步,以及对于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不懈追求。李鼎新随后回应,他感谢了维克斯公司的出色工作,并回想起从前中国船政学生在英国受训的往事,他称赞“应瑞”舰是一艘现代化的卓越练习舰,它的军官们将为它而感到自豪。随后法磊斯、萨镇冰、盖伊、毛仲方、毛根等人一一发言。[166]

“应瑞”舰旋于4月29日正式交付中国海军,二舰分别留用一名管轮洋员,“应瑞”为异提(John Yates),“肇和”为西特。[167]因长途航行,该舰油漆剥落,遂在江南制造局上坞修整,至5月4日油漆完毕。[168]根据海军部的安排,二舰舰长分别以毛仲方(“应瑞”)和葛保炎(“肇和”)担任,但新加入两艘军舰的人员配置问题颇令海军部犯愁,因未曾预先为二舰配置人员,而不得不将即将裁撤的“保民”舰的水兵临时调入。[169]

根据前清海军部的设想,“应瑞”“肇和”二舰应编入新成立的练习舰队,以资海军学员训练之用,民国海军亦延续了清政府的这一设想。6月7日,刘冠雄呈文袁世凯,请将“肇和”“应瑞”“飞鸿”“通济”4舰编为练习舰队,“现在官佐士兵既受海军学校教育,尚缺练习之功者,及今后新从海军学校卒业者,陆续登舰练习,先历国内南北港湾,次复遍航南洋及日本、欧美等处,劳之以风涛,益之以经验,并令习审国内以及环球海洋形势、政俗人情,庶几克成全材,足堪任使”[170]。由此,“应瑞”“肇和”二舰开始了在民国海军练习舰队中服役的生涯。

“应瑞”“肇和”遗留之尾款问题

“应瑞”“肇和”二舰的付款问题并未因二舰被中国海军接收而了结。维克斯公司方面,根据1912年10月11日签署的合同规定,民国政府应于1913年10月31日向该公司支付现金,而此时北洋政府的财政状况并未好转,且刚刚经历了“二次革命”的消耗,可谓是雪上加霜。当年9月23日,海军部向国务院提请向维克斯、阿姆斯特朗、纽约三公司支付巡洋舰款项,“若不照约付款,殊于国际信用有碍”。[171]财政部的回复却是:“……唯本部库储自南中多事,倍极艰窘,应付前项各号国库证券之款,一时尚无的款可指。”[172]于是,民国政府不得不命驻英公使刘玉麟与维克斯公司商议转期付款办法,后定议分为4批还款,首批于1913年12月1日到期,第二批于1914年1月1日到期,第三批于1914年1月31日到期,第四批于1914年2月28日到期。[173]然而到了第四批款到期之日,民国政府仍有逾9万镑未付,刘玉麟不得不再与维克斯公司商议,该公司同意将付款期限推迟至1914年8月31日。[174]然而到了最后时限,民国政府依然分文未付,维克斯公司不得不再次同意延期至1915年8月31日,但加上了附加条款,规定中国政府须在1年内另向维克斯公司购买至少50万镑的其他商品,该合同于1914年10月24日签署。[175]此后1915年5月底、8月底,民国政府先后2次向维克斯公司付款,终于将“应瑞”舰余款结清。[176]

阿姆斯特朗公司方面,根据1912年10月签署的合同,抵付“肇和”舰款的国库券本应于1913年11月30日到期,因为民国无钱可付,只能先将利息及回扣付清,余款延期至1914年11月30日支付。[177]到期之日舰款仍未付清,因此不得不再次延期。再者,因为此前民国政府曾向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了14门76毫米海军陆战队炮,另有向该厂订购“永健”“永绩”炮艇火炮及6英寸炮弹等项,也有款项未结清,于是从此以后将几项欠款合为一案考虑。在1915年12月1日签署的延期合同中,规定船、炮余款分为8期支付,最后一期延至1919年8月31日。[178]但是到了1919年夏天,船、炮余款仍有95000余镑未付。[179]财政部为此函询海军部,海军部认为所订海军陆战队炮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并未交货,火炮价格又与所欠尾款相差不大,所以此事可以暂缓,待火炮交清后再行办理,然后就没有了下文。

直到1924年8月,曹锟政府财政部海军部再次向海军部询问这一陈年旧事,希望能将之尽快了结。财政部建议取消购炮合同,同时取消支付尾款,阿姆斯特朗公司还应交还中方已付国库券利息并进行损失赔偿;而海军部则认为订购火炮一案关系海军军事计划,仍希望阿姆斯特朗公司将火炮交清后付款。既然商议不定,财政部只得将此案提请国会公决,但公决也未能议定最终办法。[180]1927年11月21日,张作霖政府财政部再度将此事向军事部海军署咨询,海军署同意取消接收火炮,并取消尾款支付,阿姆斯特朗公司则应交回利息并进行赔偿。财政部为此致函外交部,希望驻英公使与阿姆斯特朗公司进行交涉,最后此事结局未详。[181]为了区区一艘巡洋舰的付款问题,民国政府竟然前后拖延达15年之久,之于商业信誉、国际形象早已浑然不顾,也可称得上一桩奇闻了。

“飞鸿”号巡洋舰的建造与转售[182]

“飞鸿”舰的合同于1910年12月21日与美国纽约造船公司签订,然而该舰的订单并没有令美方感到满意,因为合同中规定须使用阿姆斯特朗公司生产的火炮,这令美国著名的火炮生产企业伯利恒公司大感恼火。在载洵访问美国的过程中,伯利恒公司对其照顾备至,而现今中国人的新巡洋舰却不采用自己的火炮!1911年1月30日,伯利恒公司致函美国国务卿,请美国政府对其在中国的军火出口给予支持;3月24日,美国国务院亦致电嘉乐恒,要求他与美国海军特派员义理寿一同与中国政府交涉,取消合同中的这一规定。嘉乐恒收到电报后,便派秘书拜访了海军部副大臣谭学衡了解情况,谭学衡解释说这是因为英国最先获得2艘军舰的合同(“应瑞”“肇和”),为了保证其他军舰的武备与之统一,因此要求全部采用英国制造的火炮。谭学衡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在海军贷款等方面与中国政府进一步合作,而不要纠缠于巡洋舰的火炮问题。

但伯利恒公司依然不依不饶,4月7日,该公司再次致函国务院,称得到消息,中国在日本建造的炮艇(“永丰”“永翔”)的火炮将由日本制造,因此其要求享有与日本和英国平等的待遇。但嘉乐恒对中国海军事务并不热心,他只是在向义理寿进行了询问后,向国务院报告说在日本建造的炮艇也将装备阿姆斯特朗炮,但由设在日本的英、日合资工厂(室兰制钢所)制造。一个月后的5月5日,伯利恒公司第三次向国务院申诉,要求国务院考虑国家利益,制止纽约造船公司使用阿姆斯特朗炮。国务院于是致电纽约造船公司,要求其暂停巡洋舰武备的谈判,并致电嘉乐恒,要求其再次与中国政府交涉,得到巡洋舰的火炮订单。

得到国务院的电报后,嘉乐恒再次询问了义理寿和谭学衡。义理寿向他表示当初投标时他曾尽一切努力让中国政府接受美国的火炮,并曾专门打电报给纽约造船公司,令其转告伯利恒公司降低火炮的价格,但没有接到回复,于是只好接受了使用阿姆斯特朗炮的要求。

与此同时,阿姆斯特朗公司也在火炮问题上向美方施加压力,他们提出如果不尽快签订火炮订购合同,将无法在指定的时间内交货。因此纽约造船公司于5月13日致电国务卿,请求其同意与阿姆斯特朗公司尽快签订火炮合同,否则将在交货时间上面临困难。于是,在综合判断了情况后,美国国务院决定放弃修改合同的努力,并于16日致电伯利恒公司,表示国务院已无能为力;同日国务院还将此决定告知纽约造船公司,允许其与阿姆斯特朗公司签订购买火炮合同。至此“飞鸿”舰的火炮风波终于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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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造船公司建造的“飞鸿”舰(National Congress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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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鸿”舰教母张玉仪为该舰洗礼(The Literary Digest

此时,“飞鸿”舰已经开始在肯顿船厂建造。该舰大约于1911年4月铺设龙骨,4月20日中国政府根据合同,向纽约造船公司汇去第一批船价30000镑。[183]同时,中国方面也派出杨敬修(威海水师学堂驾驶班第一期)、陈兆锵(船政管轮班第二期)、王良英(江南水师学堂驾驶班第二期)3人赴美监造。[184]该舰由纽约造船公司设计师欧内斯特·里格(Ernest H. Rigg)负责设计。里格于1876年1月17日出生于英国伦敦,少年时在英国接受教育,后考入苏格兰的皇家技术学院造船专业并于1900年毕业。此后,他在格拉斯哥的费尔菲尔德造船公司(Fairfield Shipbuilding & Engineering Company)工作了2年,便来到美国的纽约造船公司。在这里,他从绘图员做起,于1910年成为该公司的舰船设计师,后一直在此服务至1940年代。[185]虽然论资排辈,里格的设计经验远没有阿姆斯特朗和维克斯公司的主设计师们那样丰富,但他所设计的这艘练习巡洋舰亦不输于其英国姐妹们。

经过一年多的建造,“飞鸿”舰于1912年5月4日做好了下水的准备,此时清廷已经覆亡,民国取而代之,因此与姐妹舰“应瑞”“肇和”以祥瑞词命名的方式不同,“飞鸿”采用的是飞禽走兽的命名方式,相仿的还有“龙湍”“鲸波”“江犀”“江鲲”等。中国驻美代表张荫棠夫妇及其儿子、儿媳和两个女儿,参赞荣揆等使馆成员莅临下水仪式,同时参加仪式的还有来自华盛顿及周边的华侨商界代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代表、在纽约造船厂监造的美国和阿根廷海军军官等。[186]当天中午,张荫棠一行抵达费城,参加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留学生协会为其举行的欢迎午宴。下午4时,“飞鸿”的下水仪式正式开始,仪式是完全西式的,张荫棠17岁的小女儿张玉仪(Chang Yuyi之音译,原名待考,英文名为Alice Chang)作为教母为该舰施洗。她虽出生于广东,早年接受的是私塾教育,但在美国留学数年后已完全融入了西方社会。她身着华美的礼服,头戴夺目的礼帽,撑着阳伞,手捧花束,脚穿白色皮鞋,登上下水礼台,并朗读颂词道:“我为‘飞鸿’这艘强大的军舰洗礼,我和我的国民们衷心祝愿你的名字真切、美丽。”[187]但在砸香槟的环节,因为人们七嘴八舌,张玉仪太紧张而过早地砸碎了酒瓶,使边上的人们身上溅满了香槟,成为下水礼中一个意外的小插曲。[188]随后,工人们解开缆绳,“飞鸿”修长的舰体缓缓滑入特拉华河,中华民国的第一艘巡洋舰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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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速公试中的“飞鸿”舰(International Marine Engineering

但是与其他前清订购的军舰一样,该舰也遭遇了严重的付款拖延问题。除清政府于订购时付款30000镑外,此后再未付款,第二、第三批船款均逾期未交。经谈判,双方同意未交之第二、三批船款共8万镑援照其他军舰成例,以国库券抵付。12月6日,民国海军部与美国海军驻华代表义理寿拟定以国库券抵付船款草合同,[189]后于1913年1月9日正式签字。[190]3月26日,双方又就由纽约造船公司雇用舰员包送“飞鸿”舰返回上海一事订立合同,规定运费为15000镑。[191]

由于付款问题的耽搁,该舰在下水之后建造进度便十分缓慢,又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至1913年秋,该舰才基本接近完工状态。当年8月9日,搭载着800枚阿姆斯特朗公司制造的炮弹的轮船“南点”号(South Point)从英国驶抵肯顿,炮弹储存在费城的米夫林堡(Fort Mifflin),等待在该舰试航之前运上军舰。[192]与此同时,纽约造船公司也接到了中国海军部要求加速将该舰完工的指令。[193]10月4日,“飞鸿”舰离开肯顿,前往特拉华角,进行为期一周的试航,[194]杨敬修、王良英负责监督,纽约造船公司亦派出代表科尔嘉格(Colgarg)协助。[195]试航包括标准化试航、全速试航、24小时持续试航、火炮试验、转舵与操纵性试验,以及辅机试验等。试航因为糟糕的天气而耽搁数次,但在实际试航的时段天气尚好。在10月5日的标准化试航中,该舰取得了8642匹轴马力,螺旋桨平均转速为567转/分钟,航速22.332节,在“应瑞”级三舰中拔得头筹。6日该舰又进行了4小时全速试航,8日开始进行24小时18节匀速续航力测试,但为大雾天气所中断,直至12日才得以继续完成,前后两段成绩一致。但在续航力测试中发现该舰耗煤量较大,纽约造船公司的解释是试航所用的煤炭质量不佳。在转舵试验中,军舰以20节航速行驶,测得军舰回转一圈约需3分钟,回转直径约300码。在操纵性试验中,当以20节航速行驶时,车钟直接打到“全速倒车”,轮机可在1¾分钟的时间里切换到全速倒车状态,转速为350转/分钟。在倒车航行几分钟后,再切换至全速前进状态,用时需1分钟。[196]在火炮测试中,该舰测试了电控火炮齐射。[197]13日,结束了试航的“飞鸿”舰返回肯顿。但在上溯特拉华河的途中,应中国监造官的要求,该舰又试射了一枚鱼雷,但鱼雷进入河中后竟消失不见,四下搜寻无果,在周边区域造成了一定的风波。[198]

试航完成后,按照合同中方应向美方支付第四批船款,但民国财政状况仍然极为艰窘,因此海军部建议仍照前例,以国库券抵付。[199]经过一番艰难的谈判,纽约造船公司同意再延期一年付款,中国政府应于1914年2月15日发给纽约造船公司价值共253000英镑的国库券,以抵付第二、三、四、五批船款,并应于1915年2月15日前兑付,年利率为6%。但美国政府以中国国库券信用未著,要求以100镑国库券抵80镑,如按时兑付则仍付80镑,逾期则付100镑。纽约造船公司将于收款后2个月内将该舰由肯顿送出。合同于1914年3月3日由代理海军总长李和、财政总长周自齐、美国海军驻华代表义理寿签署。[200]

谁知一个月后,欧美的报章上突然传出了“飞鸿”舰被希腊买下的消息,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一年半前希腊谋购“应瑞”“肇和”的往事,而此时的巴尔干半岛形势已与当时不尽相同。在谋购“应瑞”“肇和”失败后,希腊所属的巴尔干同盟国随即与土耳其爆发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并取得了胜利;之后又紧接着爆发了各国对抗保加利亚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希腊再次成了战胜国。经过两次战争,希腊占领了原属于土耳其的部分马其顿、伊庇鲁斯地区和众多爱琴海北部岛屿。1914年2月,参与调停的列强决定将北爱琴海岛屿划归希腊,遭到了土耳其的拒绝,因此土耳其开始大举扩充海军力量,购买了阿姆斯特朗公司为巴西建造的“里约热内卢”号(Rio de Janeiro)战列舰。土耳其的这一敌对行为令希腊大感忧虑。此前英国海军驻希腊顾问马克·科尔(Mark Edward Frederic Kerr)曾建议该国建设一支适合爱琴海区域作战的以装甲巡洋舰、轻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为基干的小型舰队,但在土耳其订购了战列舰之后,希腊也决定建设一支以战列舰为主力的舰队,由此希、土两国展开了一场迷你版的“无畏”舰竞赛。根据此计划,除已在德国伏耳铿造船厂订购的“萨拉米斯”号(Σαλαμίς)战列舰外,希腊还向法国订购了一艘“布列塔尼”(Bretagne)级战列舰。而土耳其的战列舰这时已接近完工,局势又迫在眉睫。此时美国正好有两艘老旧的前“无畏”舰“密西西比”号(U. S. S. Mississippi)和“爱达荷”号(U. S. S. Idaho)准备出售,为弥补短时间内与土耳其的主力舰差距,希腊立即向美国购入了二舰。与此同时,希腊海军也在各处求购已建成而尚未交付的外贸军舰,长期滞留美国的“飞鸿”舰自然也进入了其视野。

5月中旬,中华民国驻美公使夏偕复致电外交部,称纽约造船公司告诉他,中国政府并未按照新合同付给利息,希望能将“飞鸿”舰出售。如果中国政府同意,该公司可以在16个月内建造一艘同型军舰,并可参用新式,“既省利息,所得新船,且全财政信用”。外交部将此电转达海军部后,刘冠雄恐怕此举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在欧洲各厂建造的尚未接收军舰都会生出同样变故,因此亲赴大总统袁世凯处请求指示。袁世凯考虑后认为:“‘飞鸿’舰能变价不制为妙,否则将价存该厂,俟日后财政稍裕,再行商定。”他的这一决定,等于已经断绝了“飞鸿”舰来华的可能性。刘冠雄于是只得转知外交部,令夏偕复公使与纽约造船公司商讨出售及善后事宜。[201]

1914年6月,希腊与纽约造船公司正式达成协议,购入“飞鸿”号巡洋舰,价格为240000英镑。希腊方面将该舰改名为“艾利”(Έλλη)[202],以纪念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希腊击败土耳其的艾利角(Eλλήσπoντoς)海战。6月18日,该舰的接收仪式在费城举行,时值土耳其国内迫害希腊裔人达到高潮,两国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因此数百名希腊裔人从美国各地赶来,目睹这艘崭新的巡洋舰加入祖国海军。在两名东正教神父为该舰进行了重新洗礼后,美国泛希腊人联盟主席西奥多·伊翁(Theodore Ion)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反土耳其演说,他宣称“这艘军舰将帮助解放在土耳其压迫下的希腊同胞。巴尔干战争是解放事业的开始,但尚未竟全功,这一解放事业必将继续,直到希腊的国旗在君士坦丁堡的上空飘扬,古希腊的领土得以光复为止”。随后,希腊海军的蓝白两色军旗在“艾利”舰的舰艉旗杆升起,人群爆发了一阵欢呼。[203]6月20日,“艾利”舰在希腊海军上校亚历山大·杜鲁提(Alexandre Durutti)指挥下从费城起航,回航比雷埃夫斯港(Pireaus),舰员大部分由希腊海军官兵组成,但也有包括轮机长亚历山大·博伊特(Alexander Boyt)在内的约65名美国轮机师负责协助。[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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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希腊海军的“飞鸿”舰(作者收藏)

至此,中国海军失去“飞鸿”舰的事实木已成舟。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纽约造船公司在与希腊谈判的过程中始终未将此事告知中方,因此直到7月底,中国海军部仍不知道“飞鸿”舰是否已经转售。刘冠雄于7月20日致信外交部:“未识该舰已否出售于何国,究竟如何办法,夏公使有无回信,本部无从揣测。”[205]外交部命夏偕复问询后,方才得知该舰已经售出,但因纽约造船公司并未与中方议定出售、结款细节,中方对此非常不满,屡次要求纽约造船公司认付监造员费用,该公司又屡次推诿延宕,完全不把中方的要求放在眼里。因此夏偕复向美国外交部东方股提及此事,如果该公司继续推延,将与美国外交部交涉。[206]在中国的压力下,纽约造船公司最终同意归还监造员费用,迭经核对金额数目后,双方于1915年1月21日在北京订立结款合同。合同规定纽约造船公司将第一批船款、监造员用款,以及代购打靶枪架(或指打点式炮术教练仪)和中式炉灶的款项退还中方,共计151100.63美元。[207]至此,“飞鸿”舰终于彻底脱离了与中国的羁绊,化作了远渡他乡的一点飞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