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
黄老之学体现了稷下学者因应战国中晚期的形势，与田齐称霸称王的需要，所发展出来的一套非常积极进取，又足以支撑整个文明体系各方面发展的学说。此学说以道家与阴阳家为本，吸收了儒、墨、兵家的内涵，而以道、法、理、形、名之说为中心，建立其宏大的政教体系。黄老之学认为，一切的法、理、形、名是从无形无名，作为万物之始，从“无始而有应”的道而来。人心必须虚静专一，方能看清楚它的内含与起伏变化。因其直探根本，如实对应万物与万变，所以蕴含无穷，而可以生出并吸收各种学理，成为战国晚期至汉初最重要的一种学说体系。此道、法、理、形、名之学，成为申不害与韩非学术思想的基础，也开启了汉代的形名法理之学，从而成为中华法系的基础。本文企图指出“黄老帛书”中的道、法、理、形、名思想，主要表现出一种“自然法理学”的特质，与西方法系之根源于“超越性法理”有本质性的不同。
传统上常认为中华法系源于李悝以治民为目标的严刑峻法，其主要是为专制君主服务的，并对韩非的学术也采取类似的认识。殊不知韩非之学“本于黄老”，有深刻的“自然法理学”基础。《韩非子》一书中，本有大量有关天地自然之法理的论述，可惜多为后人所忽略。黄老之学的再发现，可以让我们对中华法系的根源有跳跃式的新认识。
不仅如此，因为立法者均为君王大臣，所以即使号称虚无因应，所立之法依然难免有其障蔽与限制，为政者更应时时回到“道原”，以检视其所立之法是否依然符合天地之道、自然之理。这样就可以大幅延长此种法律体系的生命。
从好的方面看，古人也并非不守法，只是必须衡情论理，才能彰显自然法理的精神。儒、道、法混融的中国社会讲究所谓的“情理法”，情理常在法之上。如果硬要人民不问条件地遵守政府所立之法，反而容易造成系统性崩溃，秦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可不为当政者戒。在传统的中华法系中，礼与法都必须顺乎人情、顺乎天地之道与历史文化发展的自然。换言之，符合自然、符合人情的礼与法才能长久。中华法系绵延数千年，其实有其伟大的价值与“持续性”。若不顺乎人情与人事立法，则人民是否守法守纪完全看当政者控制的力度，以及社会当时是否尚称繁荣合理，势必难以持久。
法律的根源最为重要，当代西方的宗教性与理性精神一衰，西方人民守法的态度立刻随之而衰，不法失序的情况激增，这是西方当代所面临的一大根本问题。西方学界有深识者普遍认识到超越性概念的崩溃，是西方当代学术思想与文化最本质性的问题。此因西方传统上一切事物的道理源于超越性本体——事物不变的存有性（ontological）源头以及与之相应的不变真理。从19世纪后期以降，此种思想逐渐崩溃，变化（becoming）盖过了存有（being），使超越性学理再也无法重建。任何建立于宗教、理性观念或超越的本体世界、超越的形上世界、不变的真理的思想，都快速崩毁，从而需要一套新生事物。
中华法系的传统固然也有不少缺点，中间更受到专制暨封建思想的各种扭曲，但其自然法理的源头是高超而有道理的。如何继承此传统，取其长而去其短，以用于现代社会，这当然需要做长期而深入的探讨。但无论是从中国的传统还是从西方现当代的思想文化而言，未来中华法系的根源，都依然难以走向超越性法理。因为宗教性或理性主义的源头，在西方已经衰落了，而在中国更是从来难以建立。是以我们今天不能小看黄老之学所揭示的自然法理学，它很可能依然会是未来中华法系必须依靠的根源。
当代论黄老道家思想的价值，往往多从其所具有的自由、民主乃至法治的内涵立论。这种看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然而若论其实，中国的黄老思想，虽具有一定的自由民主法治倾向，却基本上属于另一体系：一个凡事从整体出发，深观作为世界根本的天地人事之道，从而深论当如何掌握与调节整体运行之理的体系。此体系最适用于大型的帝王之国，而非事事从个体出发，起源于城邦或小国的自由民主政治。本文主要分析了黄老系法理与西方法理的根本性差异。日后当进一步分析黄老式鼓励万民自发与自主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想”与西方现当代自由民主思想的根本差异。但此处必须说明的是，中国体系自古有其特性，几千年来也始终走着与西方文明不同的道路。无论我们多么欣赏西方现当代的种种成就，当我们讨论黄老思想的价值时，都必须从中国自身的背景与特色出发。
【注释】
[1]曹峰认为，可以从“道论”与“天道论”区分“老子类型的道论和政论”与“黄帝类型的道论和政论”，然而该学者同时指出，这两种论述“未必呈现于不同的文本”，也就是同时见于黄老帛书。丁四新、王博、曹峰、梁涛：《出土简帛文献与先秦思想世界》，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道论”与“天道论”可分但又难以二分，而且事实上又经常呈现于同一批文本中，是以“黄帝学”是否能单独成立，依然是个问题。贸然将此四篇称为黄帝四经，也会产生类似的问题。熊铁基先生则主张新道家一说，参见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3]〔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03页。
[4]熊铁基：《秦汉新道家与黄老之学》，载《光明日报》2016年5月16日。
[5]姜齐祖炎帝，相传黄帝与炎帝同出于少昊，黄帝又曾打败炎帝，出于陈国的田氏是以追祖黄帝，以增强其“代齐”之合法性。老子又是田齐故乡陈国人，所以田齐大尊黄帝与老子。参见陈丽桂：《黄老与老子》，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article.php？id＝1290；李学勤：《简帛佚籍的发现与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载《河北学刊》2013年第1期。
[6]李学勤主张：“马王堆帛书中的黄老典籍中，与《老子》并行的有《黄帝书》，其思想内容和风格近于《国语·越语》《文子》《鹖冠子》等书。这些都是南方的作品，代表了南方道家一派的传统。《老子》的作者是楚国苦县人……楚地黄老简帛的发现，正好可以弥补了这一缺环。”又说：“通过对楚帛书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楚文化与黄老思想的联系。”李学勤：《简帛佚籍的发现与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载《河北学刊》2013年第1期；龙晦：《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前古佚书探原》，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7]陈鼓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7页。
[8]陈丽桂：《黄老与老子》，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article.php？id＝1290；［英］雷敦龢：《关于马王堆黄帝四经的版本和讨论》，见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62～363页。
[9]李夏：《帛书黄帝四经研究》，山东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3页。
[10]［英］雷敦龢：《关于马王堆黄帝四经的版本和讨论》，见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60～362页；李夏：《帛书黄帝四经研究》，山东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战国中期说首见于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11]例如，姜广辉主张：“‘唯余一人，兼有天下’‘矫抑苛暴’‘养民安治’等思想，可以在汉初政治的历史背景中得到印证。”（李夏：《帛书黄帝四经研究》，山东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唯余一人，兼有天下”确实是秦汉时期才有的思想。所以有些论点也可能是秦汉时期才加入的。
[12]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13]〔汉〕司马迁撰：《史记·乐毅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36页。
[14]李学勤：《简帛佚籍的发现与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载《河北学刊》2013年第1期。
[15]陈丽桂：《黄老与老子》，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article.php？id＝1290。
[16]曹峰：《出土文献视野下的黄老道家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三德》开宗明义说：“天供时，地供材，民供力，明王无思，是谓三德。卉木须时而后奋，天恶如忻。平旦毋哭，晦毋歌，弦、望斋宿，是谓顺天之常。敬者得之，怠者失之，是谓天常。”足以证明其重天道。
[17]曹峰：《出土文献视野下的黄老道家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太一生水》《恒先》《凡物流形》从其篇名、开宗明义以及主体文字，亦足以证明其重天道。
[18]陈丽桂：《黄老与老子》，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article.php？id＝1290。
[19]《中文百科》，黄老条。
[20]陈丽桂：《黄老与老子》，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article.php？id＝1290。
[21]陈丽桂：《黄老与老子》，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article.php？id＝1290。
[22]陈丽桂：《黄老与老子》，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article.php？id＝1290。
[23]按，《管子》不是管仲所作，其中黄老的成分很重，是很多后代人托名而著。早期版本的《老子》特重政教，与后期《老子》不同。唐兰此处仍受限于旧说。
[24]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25]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26]〔汉〕司马迁撰：《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46页。
[27]〔汉〕司马迁撰：《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46页。
[28]〔汉〕司马迁撰：《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46页。
[29]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该文附录一，有详细古佚书引文。
[30]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31]唐兰曾指出：“《老子》在政治上是消极的，这本《黄帝四经》则比较积极。”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32]唐兰归纳：“第一篇《经法》，主要讲的是法。第二篇《十大经》，主要讲的是兵。第三篇《称》，主要讲的是朴素的辩证法。第四篇《道原》，讲的是道，即事物的客观规律。”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33]陈彭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5页。
[34]熊铁基指出，“黄老帛书”中的法应为法则、规律之意，而非法治或法令意，论者以为卓见。（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89页；阎鸿中：《试析〈黄老帛书〉的理论体系》，载《台大历史学报》1990年第15期。）“黄老帛书”中的法诚非法治或法令，然窃谓“法则、规律”二词仍太具普遍性，道家因时而变化，不如用法理或法度二字为宜。陈鼓应亦以“法度”释此处之法字。陈鼓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页。
[35]《韩非子·定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
[36]陈鼓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0页。
[37]陈鼓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0页。
[38]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39]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40]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41]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42]陈彭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版，第16页。
[43]陈彭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版，第25页。
[44]陈彭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99页。
[45]陈鼓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09页。
[46]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47]陈鼓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44页。
[48]陈彭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45页。
[49]陈鼓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62页。
[50]陈鼓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48页。
[51]吴展良：《动态感应与理性分析》，载儒家网2019年7月15日。
[52]陈鼓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88页。
[53]〔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39～540页。
[54]陈鼓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48页。
[55]陈鼓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66，169页。
[56]陈丽桂：《黄老与老子》，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article.php？id＝1290。
[57]陈鼓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94页。
[58]学者或谓此处：“一切正面的、好的，都归属‘阳’；负面的、低下的、坏的，都归属‘阴’。”（陈丽桂：《黄老与老子》，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article.php？id＝1290），恐非。例如，“客阳主人阴。师阳役阴。言阳黑（默）阴”，岂有阳皆善之义。
[59]陈鼓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94页。
[60]陈鼓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52～353页。
[61]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62]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63]陈鼓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30页。
[64]至于汉代经学，学者早已明白其说不仅是受了儒家的影响，而且大量吸收了先秦诸子的说法。在诸家不断相互影响的情况下，研究者所要辨别的，是每家各自的主要特性。其实先秦各家都受到别家影响，这大体是中国思想的一大特色。
[65]陈鼓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87～188页。
[66]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67]陈鼓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88页。
[68]陈鼓应注译：《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9页；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