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文所载史实辩证

一、铭文所载史实辩证

先录铭文如下:

惟王五年九月,既生霸壬午,王曰:师,令女(汝)羞追于齐,侪汝干五昜(锡)登盾生皇(凰)、画内(枘)、戈琱胾、(厚)必(柲)彤沙(苏),敬毋败(绩),敢昜扬王休,用乍(作)宝簋子子孙孙永宝用。[3]

“王五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金文历谱排在孝王五年[4],唐复年认为是周夷王五年[5]。大致不出西周中期晚段。“羞”,《尔雅·释诂》:“进也。”“羞追于齐”句式与不簋“羞追于西”、多友鼎“羞追于京师”相同,交代作战的地点。“侪”,赐。“干……戈……”被赏赐的内容。“败(绩)”,《左传·庄公十一年》:“大崩曰败绩。”“敬毋败(绩)”,不能打败仗。

很明显,师之所以被赏赐,得因于受王命出征,并被要求“毋败(绩)”。但出兵原因、讨伐对象及作战结果等,铭文都略而不提,在体例上与一般的军事铭文大有不同。学者因研究视角的差异,所得结论多有分歧。

唐复年、白川静等先生认为,该簋制作的背景与周王室烹杀齐哀公有关。周、齐之间因哀公的被杀而矛盾激化,彼此互有军事冲突,师奉王命追剿的,当是齐国的军事武装。李学勤、侯志义等先生认同此说。[6]

陈梦家先生对此提出疑义,他指出簋铭“羞追于齐……毋败(绩)”与不簋“驭方、)允(狁)广伐西俞,王令我羞追于西”同例,与禹鼎所载南淮夷入侵有关,而与周王室烹齐哀公之事无关。[7]李凯、赵庆淼等先生进一步指出,“羞追于齐”是在齐地作战,而非与齐国作战。师所追击的对象,当为齐地的淮夷部族,铭文记载的是周王室征讨淮夷的史实。[8]

对此争论,2010年山东高青陈庄遗址出土的引簋铭文,或可提供些许佐证。

引簋出土于陈庄遗址35号墓,共两件,器盖同铭。M35是一座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除引簋外,还出土了壶、盘、匜、戈、车马器等10余件青铜器,体现了墓主生前高级贵族的身份。其铭文曰:

唯正月壬申,王各于龚(共)大室。王若曰:“引,余既命汝更乃祖,司齐师,余唯(申)命汝,则汝彤弓一、彤矢百、马四匹。敬乃御,毋败。”引拜稽手,对扬王休,同追,俘吕兵,用作幽公宝簋,子子孙孙宝用。

“龚(共)大室”,周共王的宗庙,说明器物制作于周共王之后。“司”,管理。“齐师”,或认为是齐国的军队[9],或认为是周王室的军队[10],但周王明显拥有对齐师的直接掌控权。引的身份为率领齐师的高级军事将领。“败”,即五年师簋中的“败(绩)”,指战争时的大溃败。“同”,聚合。“”,读为随,训从。“俘吕兵”,俘获兵器,可知战争以胜利告终。

周天子在共王宗庙册命引,令其率齐师出征、毋败绩的对象,李学勤等先生都认为是齐国。[11]出征的原因是齐哀公被烹杀后,周王室为稳定齐国政局,而派兵征讨不服从统治的叛乱者。

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哀公当政时,荒淫失政,民多怨言[12],又与周边纪国关系恶化。之后,纪侯进谗言,周天子怒而烹杀齐哀公。为争夺君位,齐哀公的两个同族兄弟吕静和吕山彼此争斗,齐国政局动荡,周室东土不宁。后来,周王室大力扶持吕静继任,是为齐胡公。事情发生的时间,李学勤、李零等先生都认为在周懿王时期,司马迁所载周夷王时期并不可信。[13]今从之。

引簋所反映的是周王室为扶持齐胡公继位,而派遣齐师征讨反对胡公继位的、以吕山为首的军事武装。仔细体会“毋败”的告诫,可知周天子迫切需要出征者尽早稳定齐国政局。从“同追,俘吕兵”来看,引所率齐师最终大获全胜,齐胡公也顺利继位。

在西周铭文中,有“败绩”之称的,仅见于引簋与五年师簋。李学勤先生还指出,两器的形制、纹饰基本相同,时间都属于西周中期后段,铭文内容相近,应属于同一时事。[14]因此,由引簋铭文,似可佐证师簋中羞追的对象,也应该是齐献公吕山所率领的军事武装。

另外,从时间上看,五年师簋所载与周烹哀公的时间基本吻合。与五年师簋同出的还有四件同铭的元年师簋,其记载了师受周王册命之事。铭文中充当佑者的是迟公,即伊簋中伊的文祖皇考迟叔。伊簋作于周厉王二十七年。因厉王前的夷王、孝王在位时间都较短(详下),故其文祖皇考应主要活动于周懿王时期。此迟公既可作师册命时的佑者,说明师亦主要活动于同一时期。师作簋纪念的对象,是文祖益仲。唐复年先生已考证,此益仲即铭文中常见的益公,永盂、询簋、休盘、王臣簋、益公仲、王臣簋等对其皆有记载。益公于周共王九年(或更早)开始用事,共王十二年至懿王二年间担任要职。[15]作为益公子辈的师,或许即在益公用事的前后被任命,最晚也可至周懿王时期。再者,元年师簋在内容上属于一篇成熟的册命金文,“王乎乍(作)册尹克册命师”一句,可归于“王乎史官册命某”的格式,这种辞例主要流行于恭、懿时期,如“王乎乍(作)册尹册命山”(士山盘,《集成》14536),“王乎乍(作)命尹册命”(簋,《集成》5362),“王乎内史册命豆闭”(豆闭簋,《集成》5326)等。依此,五年师簋可能作于周懿王前后,与周烹哀公之事相近。

其实,从铭文体例上看,五年师簋与伐淮夷类铭文并不相同。在录卣、伯冬鼎(周穆王时期)、史密簋(共、懿时期)、敔簋(夷王时期)、翏生、伯父簋(厉王时期)、师簋、兮甲盘(宣王时期)等周伐淮夷铭文中,都明确提到交战的对象是淮夷、南夷或南淮夷,铭文的地名、人物也都可与伐淮夷之事相关联,大多还明确交代出征的原因和战后所获,却未见一例将出征原因、交战对象与战争结果都省略不提的。故五年师簋所记,当与周伐淮夷无关。

综合以上诸点,似乎可以确定,五年师簋中“羞追于齐”的对象,并不是南淮夷,更与淮夷侵略齐地和东土无涉。师所追讨的当为齐国,与周王烹杀哀公事件密切相关。

通过引簋与五年师簋所载内容,我们似可相信,在哀公被烹后齐国内乱过程中,周天子为确保齐胡公顺利继位,很可能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命引统帅齐师与吕山势力对抗;另一方面,又任命师整军备战,以备不时之需。师所统率的,应该是周王朝在王畿内的驻军。元年师簋中师的职官是“备于大左”,管理“丰还”的左右师氏。丰地位于周王畿内,丰地驻军理应属于王室直属的西六师之一。

五年师簋只记周王的赏赐,不载战争结果和交战对象的原因,李学勤先生认为是由于“这一使命大约不曾执行”[16]。也就是说,师仅收到周王出征的指令,最终却因故并未参战。从引簋铭文得知,由于引及其率领的齐师提前结束了战斗,已确保齐胡公成功继位,而且协助胡公稳定了东土局势,故无须师再次出征。

最后,还需要交代的是,师的族属,应该是益公家族的支系小宗。师作器纪念的益仲,应该为益公的同族兄弟,益公为大宗,或即牧簋中的益伯,益仲则为其分支小宗。师为益仲的孙辈,无疑属于益公宗族旁支的后代。像益公、益仲这样同族兄弟各司王室且世代延续的宗族,金文中多见。如召公一子继承自己召公的职位,另一子继承其大保之职。[17]姜太公的两支郭公、郭季也同时职司王室,世代延续。[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