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此次湖北乡试第三十六名是左树玉，他在“管仲为政四民不使杂处论”^[9]答卷中，也对管仲“四民分业”方略进行了分析。左树玉先从“民欲”方面阐述，认为管仲“四民分业”是顺从民欲的做法：“有长民之任者，莫高于无欲之尚矣。其皇古乎？其次养民之欲而已，又其次与民同欲而已，又其次独欲而已，独欲者不能长任此民也。养欲者，三代是也；同欲者，顺民之欲，以遂己之欲也。若管仲之不使四民杂处，与民同欲之政也。”进而左树玉指出，这种做法符合人性的本初：“欲何自始？其始于人群相交通之时乎？盖民生而有群，群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分界度量，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古圣人知其然也，于是为之整齐焉，为之平均焉，为之完备焉，为之因人制宜焉，为之因时制宜焉，为之因地制宜焉。合一群之人，成一群之事，互制其欲，而永利其交通焉。”

接着，左树玉分析了民众职业发展的历史过程，指出“四民分业”的益处：“故古昔盛时，其所以使此四民者，罔不取前代之德功艺术，立一官以世处之。而四民者莫不有师，故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自誉髦俊秀以及杂家百技，下逮输舆、陶冶、星卜、医祝、仓庾、肆贾之属，各食其姓之业，业修其旧，使奉租税以给所求，而养其欲焉。夫是以登于其朝，闻其鼓钟，习其揖让，乐事趋功，尊君亲上，行于其野，经于其都邑，而肆其庠序，察其术业，下则为程度品式，上则为条教号令。士食旧德，农服先畴，工用矩矱，商习懋迁，养民欲，靖民心，锲而不舍，各呈其能，分劳协力，以善其群。是以四民者不相杂处，而国家亦甚赖有此四民以为之挹注，此固犁然有当而确乎？其不可诬者也。”当然，“四民分业”发展到后来，因为统治者的欲望太重而出现弊端：“及其衰也，君重于所欲，所以处民者不知也；民亦重于所欲，所以自处者不知也。士不习掌故，农不安畎亩，工不成器用，商不通财货，君不为四民处，四民亦不能自为处。杂然无以遂其生理之所欲，而志日以扰论，日以哤其究也，则且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睊然眮然，嚣嚣然，泯泯棼棼，散无友纪，而群治坏矣。群治坏，而民情大可见矣。”

左树玉围绕管仲的政策展开讨论，指出春秋时期管仲治理齐国，使用“四民分业”方略，取得良好的治国成效：“夫自春秋二百四十年，道术分裂，诸子繁兴，古先圣人手致太平之遗迹，已扫地无余。而管子独缘饰古义，与民同欲，叁国为二十一乡，制士农之乡十五，工商之乡六，处士就燕闲，处农就田野，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法制诚多，与古经相出入。”既而左树玉把管仲的治国方式与儒家荀子思想相类比：“概其学识在当时诸贤，惟荀卿氏差足与颃然。荀子长于礼，礼者，王者治定功成以后，德盛之事。管子长于政，政者所以救贫弱之敝事，有先后而实相成也。盖管子生当叔季，承百王教泽之遗，亟思自见于世。其用心标识，虽在遂己之欲，非三王之盛烈，而与民同欲，以富强其国，亦有足多者焉，抑又重有感矣。夫四民者，先圣所以定民居，成民事，合群以开天下之务者也。”

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管仲“四民分业”进行评论，左树玉引用了唐代文人韩愈、清代阳湖派创始人恽敬对“四民分业”的看法：“曩者韩昌黎氏，乃曰：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是杂四民之处者，有其二也。近人恽敬益广韩子之言曰：今之为民者十四，是杂四民之处者，有其十也。夫使此二人、十人者，坐而耗四民之生，在闭关之时，民犹不堪，而况值交通之世？并此四民之生，亦浸以沦耶？”左树玉发出感慨曰：“古制之不可复于今，其信然耶？抑变古以存今，亦会有其时耶？则益令人思。管子为政，诚救时之彦，而非他名法诸家所可及云。”在左树玉看来，管子是当之无愧的救世贤能之人，只是时代在发展变化，“四民分业”已无法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不应再原样照搬过来使用。

对于左树玉的这份答卷，分考本房推荐批语为：“首艺发端深警，收笔宕逸，以与民同欲为言，词旨醒豁。”衡鉴堂为评卷之地，其原批曰：“全史在胸，纵横洞达，精思健笔，相辅而行，是何意态雄且杰。”^[10]主考官对左树玉的这份答卷批语，属于试卷评判定式，以肯定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