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文”到“仁术”：《管子》治国之道的人文精神

崔兰海

（安徽医科大学副教授）

《管子》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奇书，内容丰富而又多元。尽管学界对《管子》是否为管仲著述存在争议，但《管子》思想与管仲治国之道存在关联性，或者说《管子》思想保存了管仲的治国之道，这一点应该没有太大争议。清章学诚说：“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鬻子》《晏子》，后人所托。）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谓管仲之书，不当称桓公之谥，阎氏若璩又谓后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皆是后人缀辑，详《诸子》篇。）”^[1]章学诚所下断言比较中肯，既肯定了《管子》记载的春秋管仲治国的典章政教，也说明了《管子》乃管子后学编纂。近年来，《管子》思想研究成为学界热点，然相关研究多集中在管子的政治、经济、法学、军事等领域，很少有人从医学人文思想着眼来解读《管子》。李存山、乐爱国等人早年曾就《管子》的“精气说”展开哲学层面上的讨论，但这类讨论始终没有把“精气说”置于《管子》治国层面上阐释，更没有触及《管子》人文思想与治国之道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