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其他光绪癸卯科湖北士子的答卷，也围绕管仲“四民分业”策略进行分析。
1.湖北武昌人曹林，在答卷“管仲为政四民不使杂处论”[11]中，针对管仲的“四民分业”政策，从反、正两方面进行反复论述。曹林首先指出治理天下所遵循的原则，在于使民相安，民乱则天下乱，其曰：“民之为物也，有以处之，则身相安而天下治矣！天下之乱，皆无处之民以酿成之也。上无以处之，则民必自为处；民自为处，则猖狂浮荡，跳踉盗睢，身失其业，志无所趋，淆其品而百其心，因面朋党相击，异学相高，短长相炫，薄恶相胜，而百祸从此生矣。一有以处之，则群分类聚，祸熄而天下治矣。何以明其然也？各一其业而殊其务，士与士争道，农与农争力，工与工争巧，商与商争智，身家之争起，天下之争必熄。不然，趋士与农而农坏，驱农与工商而工商坏。泛令之，与众役而无成；严束之，于一役而不安，势必趋于游侠流荡群盗贩鬻之流，而天下之祸以始。”
而后，曹林提及管仲的“四民分业”治国思想是使民安的具体做法：“夫天下之民，何自归乎？归之士农工商而已。士农工商，何自归乎？归之于各有所处而已，故《管子》曰：四民不使杂处。杂处之祸，嚣张之习长，专一之业隳，暗智争鸣，无以辨上下而定民志，天下所由纷纷也。分而处之，庶不失先王分业以厚民生之意，而开后人立学以教民才之基，一为之别其趋向，辨其流品，则已不劳而听。天下之人各从其类，使之踊跃奔走，而成材，而丰粟，而足器，而通货，皆为我役而不自知。力尽乎其所习，而不暇乎其他，终身不见异物，而奚有外慕而生事以祸天下者哉？”
曹林指出，四民是国家百姓的主要组成部分，妥善管理民众，对于国家治理裨益很大，否则会带来社会混乱：“苟不谋其安集，而使贤愚灵蠢，萃之于一薮，成事则不足，而生事则有余。苏、张、景、芈之徒，神农野老之说，李悝、商鞅、吕不韦之类，无不累累然往返入国，乘便以制天下之命；田文、孟尝之门，张耳、陈余之客，莫不倍士农而半工商也。此其类不可一日无事，而听其聚首以交游者。故先王处士于庠序，处农于畎亩，处工于官府，处商于市肆，使各安其业而修其职。四者不失职，则天下靖矣。何者？士农工商外，天下固别无民矣。天下无无事之民，安有有事之天下哉？故不必牢笼收拾，而天下已无一人不循其分，不安其居。此舜之所以无为而治也。”
曹林对管仲的“四民分业”政策高度评价，也指出后世出于对管仲本人评价不高，对其治国方略不愿承袭，从而使百姓流离失所，不利于社会的治理：“管子知其然，故能挽破裂之齐，九合以霸诸侯，申四维之命，著《地员》之篇，通商惠工，以来天下之货，富强遂为五霸最，皆善于处民之效也。后世薄管子而不为，以为操民过激，于是听士自为学，农自为耕，工商自为运造。故天下之民，出士入农，出农入工商，久之非士非农，非工非商，四民遂因失其业。嗟乎！愚民百万，谓之无民，岂民智于古而愚于今，抑效顺先王而抗逆世主哉？亦无以区别其类，而鞭趣其后，而驱之使杂也。其不为流离失所之民者几何？”最后，曹林在答卷中大声呼吁后世统治者治国应借鉴管仲分业管理的方略：“后世有善为政者，吾愿因俗设法，各使之出于其途，而习所用，用所习则一民收一民之效，民自强而国遂不弱矣。”
2.湖北兴国人邓殷源，光绪癸卯举人，后任湖北谘议局议员，其在答卷“管仲为政四民不使杂处论”[12]中对管仲的治国思想进行评价。邓殷源先从总体上论述“四民分业”的优势，其曰：“居止不分，则执守不专；执守不专，则心志不一；心志不一，则技业不精，学术之贵崇实如此。是以古者聚士于学，以胶序党庠为定宇，督之以六德六行之精谊，涵之以五伦五教之至性，故士与士处而士学日昌。聚农于野，以主伯亚旅为定侣，循之以相友相助之嘉德，别之以上农、下农之等级，故农与农处而农学日精。百工居肆成其事焉，省试以课其功苦，既廪以责其效能，故工与工处而工学日明。日中为市，商人致焉，懋迁有无化居，可以佐农，牵车牛远服贾，可以优工，出有余补不足，可以养士，故商与商处而商学日盛。之四民者，必使各居其居，各守其守，各心其心，各业其业，然后四学并行而不相悖。”接着，邓殷源指出不施行“四民分业”治理方式的弊端：“必不使杂处一地，乱其起居，夺其持守，失其定心，弃其恒业，任吾人厌故喜新、爱博不专之情，用一时浅尝辄止、灭烈不精之功，以为四民之贼，实学之蠹焉。是以三代圣王为政，莫不重之。”
邓殷源评价管仲施行的“四民分业”制度曰：“管子天下才，实霸佐也，而治四民之政，则纯乎王道。盖治世无异法，而治民无异术，其假仁假义以兴搂伐，则霸业也。其教民养民以端国本，则王政也。防御外乱，霸业尚可为；精求内治，非王道不可行也。”只是后代统治者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抛却了管仲“四民分业”的做法，从而出现一些瑕疵和纰漏：“后世不知此言，合四民为一民，忘其有分类、分群之别，荒四学无一学，听其为自生自灭之身。乃矫其弊者，又复求才过急，责备过甚。几欲以一人之身，兼试士农工商之业，且思以一日之习，猝尽士农工商之长，究之用可士、可农、可工、可商之才，变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转且以似士、似农、似工、似商之言，惑乱天下为士、为农、为工、为商之心。学术至此，尚堪问耶？管子有知，未有不发九原之叹也。”
邓殷源指出，若施行管仲的“四民分业”制度，能给社会治理带来良好的效果，真正的人才也可发掘出来，这是统治者应该借鉴之处：“然则学术如何而可？曰崇实学而已，立四民之学以定其处，严四民之罚以防其杂，各其居，专其守，一其心，精其业，而后实学见，真才出焉。”最后，邓殷源引用《国语》的记载，对统治者提出建议，其强调：“记曰：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家学相承，渊源一脉，此物此志也。又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工之子必学为箕，工技相同，方可旁及。事非专门，无劳兼习，亦慎之至也。为政者曷鉴诸。”
3.湖北钟祥人刘克家，光绪癸卯举人，后任河南补用知县，民国初年被选为省议员。在答卷“管仲为政四民不使杂处论”[13]中，刘克家对管仲“四民分业”制度进行分析，曰：“责一人之身，时而诗书，时而耒耜，时而技艺，时而会计，其可以有成乎？曰事杂则不精，何如习一而终？尚可树专门名家之帜也。萃数十百人于一室，若者诗书，若者耒耜，若者技艺，若者会计，其可以有成乎？曰人杂则易淆，何如分类而教？犹足收同方合志之功也。知此意者，其惟管仲乎？”刘克家指出，个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全才皆备，管仲的“四民分业”之法，可收合力之功。
提及管仲本人，刘克家秉持儒家奉行的观念：“夫管仲之器，孔子小之；管仲之功，孟子卑之，非以专尚霸术，不足与以正道之大乎？”而对管仲的治国方略，刘克家比较欣赏和赞同：“然其立制行政，往往能存王道之遗意。吾盖读《管子》一书，而得其概矣。”刘克家具体分析管仲的治国策略，认为这是使齐国强盛的原因所在，曰：“然而管仲之为政也，则必士自为士，农自为农，工自为工，商自为商，区别之俾各尽其长，界限之使各守其业焉。于是处士于闲燕，而闲燕之间，无非士矣。处农于田野，而田野之中，无非农矣。处工于官府，而官府之中，无非士矣。处商于市井，而市井之地，无非商矣。其少而习者在此，其长而安焉者亦在此。此所以富号官山，雄称表海，而当时诸侯皆莫之敌也。”
随即刘克家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知名政治家在治理国家时与管仲有相近之处：“顾吾尝推而论之，《周礼》一书，士农工商，皆有专司。而考之周家一代政治，漫无所证。及读《左传》《国语》《国策》诸记载，如文公兴卫，范蠡治越，商鞅强秦，皆兢兢焉以士农工商为首务，其说大抵与管仲之法相近。意者《周礼》至周末犹存，有志经世之略者，类能师其意而变通之，以为富国强兵之基乎？”刘克家再次阐述管仲的“四民分业”政策，指出若不借鉴施行，会对社会治理带来灾难：“观仲之言曰：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又曰：是故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然则古先圣王之治世，不独民之杰出者，教而育之，化而裁之。即区区荷蓑笠供雕琢握筹算之伦，亦必兴学立校，以开扩其才思而专精其术业。自后世此制渐废，士有学，而三者无学，于是游手而好闲，逸居而无教，而胜、广、张、李之徒，遂屡见于史册。谓非处此民者之失其道哉？”
此中，刘克家还联系社会治理的现实进行辨析：“今夫人君之所以敷治者惟国，国之所与共治者惟民。顾民亦不一矣，有民而士者，陈诗说礼，国家栋梁之所储也。有民而农者，闾阎供赋之所出也。有民而工者，货物之所以制造也。有民而商者，财源之所以流通也。一市之中，一乡之内，彼弦歌而此耕种，人操作而我贸易，通功而易事，类居而同处，国亦可以不贫矣。”可见，刘克家对于管仲的“四民分业”制度予以肯定，认为若施行之，会使国家走向强盛。
要之，光绪癸卯科湖北乡试题目“管仲为政四民不使杂处论”，出自中国政治史事，可见当时统治者对管仲“四民分业”政策的关注和重视。由存世的六份答卷分析可知，管仲“四民分业”的社会管理制度，士人们耳熟能详，在答卷中都引述了《国语》或《管子》中对“四民分业”的相关记载，进行有理有据地评判。管仲“四民分业”的治国举措，受到清末士人的肯定和赞誉，他们热烈呼吁统治者借鉴并施行之，认为其可以更好地解决当时面临的社会矛盾，并促使国家走向强盛。当然，也有士人明确指出，时代发展的形势已与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变化很多，管仲“四民分业”制度推动了春秋时期齐国的发展，在当今社会已经不大适应。清朝末期，有些士人接触西学，尝试把管仲治国思想与西方经济学家斯密亚丹的理论进行对比，认为二者之间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并且管仲的思想理论要比斯密亚丹早提出两千多年。由此可知，清末士人一方面熟悉传统的文化典籍和政治史事，另一方面也注重中西文化的交流沟通，关注世界的变化，努力与世界发展接轨。他们秉持读书人的胸怀与担当，对清末时局的变化表示忧虑，竭力找寻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体现出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
与光绪癸卯科湖北乡试相类，同年作为国家级的科举考试会试第一场第一题为“管子内政寄军令论”[14]；陕西省癸卯乡试第一场第一题为“管仲霸齐以礼义廉耻为四维论”；广东省乡试第一场第一题为“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论”；癸卯科广西乡试第一场第三题为“晋王导自比管仲，魏崔浩自比张良论”、第四题为“《管子》言军先言政，《孙子》言兵先言将，《商君书》言战先言耕论”[15]，这些都与管仲的治国思想关系密切。管仲治国思想在光绪癸卯科的试题中频繁出现，体现出管仲治国思想的时代价值，也展示出当时寓兵制于学校的“国民教育”，或者说以尚武为宗旨的“国民教育”之现实。有学者研究指出，这些科举命题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可以称作是“王霸之辨”，侧重外交领域；另一方面可称作是“宽严之辨”，侧重内治领域。[16]考生如何认知和解答这些试题，朝廷对考生作答的接受程度，以及朝廷之所以命出此类题目所基于的考虑，都体现出管仲治国思想鲜明的时代性和经世致用性。
【注释】
[1]关于科考中管仲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灿贤：《殿试与〈管子〉》，载《管子学刊》2005年第3期；张艳丽：《科举考试中的管子“国之四维”思想探析》，载《教育与考试》2018年第6期。
[2]〔清〕法式善等撰，张伟点校：《清秘述闻三种（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98页。
[3]王志民主编：《齐文化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4]陈继红：《职业分层·伦理分殊·秩序构建——论先秦儒家“四民”说的政治伦理意蕴》，载《伦理学研究》2011年第5期。
[5]冻国栋：《唐宋历史变迁中的“四民分业”问题——兼述唐中后期城市居民的职业结构》，见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三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6]此份答卷被湖北收藏家彭伟收藏，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其答卷的一部分，详见http：／／bbs.cnha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137611&page＝1。
[7]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321册，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57～161页。
[8]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321册，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45～146页。
[9]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321册，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207～211页。
[10]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321册，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206页。
[11]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湖北省博物馆整理：《湖北文征》第十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2页。
[12]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湖北省博物馆整理：《湖北文征》第十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2页。
[13]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湖北省博物馆整理：《湖北文征》第十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页。
[14]〔清〕法式善等撰，张伟点校：《清秘述闻三种（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96页。
[15]〔清〕法式善等撰，张伟点校：《清秘述闻三种（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00～1001页。
[16]贾琳：《清季法家的“国族”转向及其内在困境——基于科场士子与留日学生话语认知的比较考察》，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