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汉书·艺文志》）杂家这一流派，大概出于古代的议政之官。他们兼容儒家、墨家，综合了名家和法家，知道治理国家必须综合运用这些学派的主张，也认识到要实行王道政治必须百家贯通，这就是他们的长处。

杂家的鲜明特征，一是综合百家（学术上），二是以“王治”为指导思想的治道方略（政治上）。这一特征体现于杂家的主体思想，以契合稷下学风之意蕴。

1.“兼儒、墨，合名、法”，兼容并包的杂家精神特质。

《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曰：“治国之体，亦当有此杂家之说。”“王者之治，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隋书·经籍志》论杂家曰：“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这是对杂家思想与精神特质的典型概括。杂家博采各家之所长，糅合了儒家和墨家的思想，也集合了法家、道家的精髓。可见，杂家之学，是博采诸子的会通之学，是吸纳众流的取优之学，是一以贯之的通鉴之学。它以通贯“王治”为思想主线，不仅穷究天地变化的规律，而且还阐明祸福存亡的道理。

2.“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王治”宗旨的杂家治道方略。

杂家学派除了融百家的特点外，另一个特点就是它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其大部分内容是谈及政治策略，为上层统治者出谋划策的，此亦可从《吕氏春秋》《淮南子》中得到证明。如《吕氏春秋·序意》：维秦八年，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所谓“纪治乱存亡”，就是要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10]徐复观评论说：“著《十二纪》之目的，乃以秦将统一天下，而预为其建立政治上之最高原则。”^[11]

《淮南子》叙述了“太公之谋”以下各家思想产生的原因，认为他们均是出于现实需要，为解决实际政治问题而产生的。《淮南子》之“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淮南子·要略》），其目的依然是为政治服务。“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总要举凡，而语不剖判纯朴，靡散大宗，惧为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又恐人之离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淮南子·要略》）

3.论道经邦，熔铸百家的国家治理学说。

《书·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孔传：“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论道，以经纬国事。”论道经邦，指研究治国之道，以经营、治理国家。杂家的根本宗旨是一个“治”字，即所谓“佐王论道，以经纬国事”。以《吕氏春秋》为例，其一是治理总纲，主张“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要治理者不纵欲、不妄作，顺应天地自然无为、公而无私之道，建立起稳定恒久的治理秩序。其二是“治人”和“治物”理论，主张“治人先于治物，治物本于治人”。“‘十二纪’本着天人合一、效法天地的总纲领，建立了一个阴阳五行的施政系统。这个系统依照阴阳五行变化的时空顺序，囊括天地人神和万物，将各种社会、政治和人的活动纳入一个教令模式。这个体系标示着中国宏观治理的高度。……没有天生的‘亡国之主’和‘贤主’，治理的好坏要看能否集合更多的智能和优长。”^[12]“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数，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吕氏春秋·序意》）

“《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根据于‘法天地’的自然主义，充分发展贵生的思想，侧重人的情欲，建立一种爱利主义的政治哲学。”^[13]《吕氏春秋》开篇第一句话便是：“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之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则失所为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备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则亦失所为修之矣。”（《吕氏春秋·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