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光绪癸卯年，即光绪二十九年（1903），此时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侵，面临内忧外患的清政府已经走向衰亡，而统治者仍试图改革，以避免王朝终结。清政府在科举方面的努力和创新体现在废除钳固士人思想的八股文，1901年清政府下谕：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考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并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以上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序。朝廷科举谕令中明确规定，考核的内容重在中国政治的治理史事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治国方略，由此西学的内容被增加进来。

湖北省举办的癸卯科乡试，积极响应清政府的谕令，第一场第一题为“管仲为政四民不使杂处论”^[2]，这是春秋时期管仲治理齐国内政的重要措施，《国语》《管子》里有详细记载。《国语·齐语》记载：“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四民分业”是春秋时期管仲管理齐国百姓的方式。在管仲看来，把人的职业分工世袭化，能够保证兵源和军赋，且借助政治的力量按比例安置社会成员，便于生产技术、技能和知识的传授，从而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秩序。^[3]

管仲提出和推行的“四民分业”定居的治国策略，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各个朝代的评价和定位也有所不同。自管仲提出“四民分业”的理念之后，儒家学者沿袭使用，如《穀梁传·成公元年》记载：“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荀子·王制》也记载：“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只是管仲注重的是“四民”的经济分工，儒家看重的是“四民”的等级分层，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尽分守职”的伦理要求，这在先秦时期有引导人们树立正确价值观、维护社会秩序的积极意义。^[4]到了唐宋时期，社会的职业结构发生变化，“四民分业”的界限变得模糊乃至混杂，已无法涵盖城市居民职业的广泛性。^[5]由此可知，“四民分业”的存在方式随着时代发展，其形式和作用有所变化。

到了清代晚期，士人们如何看待管仲的“四民分业”策略呢？通过解读光绪癸卯科湖北乡试“管仲为政四民不使杂处论”答卷，可以大略知晓。这次乡试，湖北正榜取士60名，副榜9名。目前收集到的主要是张济川、左树玉、宋康复、曹林、邓殷源、刘克家等士子的答卷，其中张济川是乡试第一名，宋康复为第四名，左树玉为第三十六名。这些士子在答卷中对管仲“四民分业”的国策进行分析，得到主考官也即主流文化的认同，在清末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