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余论
战国时代诸子之间的话语竞争是自由的、开放的，每一学派都必须接受来自其他学派的质疑、诘难和挑战。从儒家的立场看，儒学每一阶段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作为对挑战的回应，是在与论敌的辩论中完成的，孟子如此，荀子亦然。在孟子的时代，杨墨是儒家的主要论敌，“至孟子身后，一方面由庄学之大行，道家之说取杨朱之地位而代之，其势甚张；另一面则墨家后学与名家者流会合激荡，新论滋多，辩议滋繁；亦颇有孟子所未及驳论者。在如此之思想界环境下，儒家亦不能不另有人出，重理旧说，益以新解，以抗诸子之言”[9]。劳思光着眼于哲学学理层面而立言，强调道家、墨家对儒家的理论挑战，此为有见地之论。另一方面，照《淮南子》的讲法，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淮南子·要略》），“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淮南子·氾论训》），都希望以学干世主，为本学派的理论和主张争取到政治实践层面上的表达机会。在这一方面，真正处于强势地位，对儒家构成严峻挑战的是法家学说。事实上，在战国时代长期兼并战争的历史条件下，务于“耕战”的法家也是唯一拥有充分政治实践机会的学派。[10]
在这种理论脉络下，荀子政治思想的意义就在于“重理旧说，益以新解”，以抗法家者言。关于荀子与法家在治道方面的分合纠结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的问题，远非本篇区区短文所能胜任。为简捷计，笔者愿意引一段文字以明荀子与法家的根本分际，其文曰：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荀子·君道》）
“有治人，无治法。”“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归根结底，在荀子看来，道德连同道德修养良好的精英阶层的存在才是一个社会良好的政治治理的逻辑基础，这也应该是荀子与法家政治思想之间的一个原则性的分疏。“君子者，法之原也”，以此为出发点和理论旨归，荀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无疑是孔子以来的儒家“修己”以“治人”的德治传统。《论语·宪问》载孔子答子路“君子”之问：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孔子与子路关于“君子”的问答透露出一种儒家价值关切：“依照传统的说法，儒学具有修己和治人的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又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但无论是修己还是治人，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其枢纽的观念：修己即所以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11]质言之，儒学之为儒学，就其基本精神而言，个体道德人格之完善（“修己”）与社会政治责任之担当（“治人”）是其价值关怀中彼此相连的两个层面。[12]就早期儒学而言，这一判断适合于孟子，也同样适合于荀子。准此观之，将荀子法家化的处理方式，亦可谓有见于其“治人”，无见于其“修己”；蔽于其“治人”，而不知其“修己”。
【注释】
[1]荀子有云：“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荀子·议兵》）“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
[2]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223页。
[3]赵鼎新著，夏江旗译：《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3页。
[4]赵鼎新著，夏江旗译：《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3页。
[5]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见《朱光潜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6]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见《朱光潜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107页。
[7]缪钺：《论荀学》，见《冰茧庵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8]此统计据引得编纂处编纂：《荀子引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本文中，凡此统计，皆据此书，不复出注。
[9]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329～330页。
[10]当然，这一时期，诸如纵横家、兵家等流派亦为一时人主所重。然而，这些学派所关注者主要在于外交、军事等特定领域的谋略和策略，不在于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形态与走向做出理论性的反思和解释，因而，还无法上升到一种在整体的、宏观的意义上指导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理论形态。整体而言，在经世治国的意识形态层面，这一时期思想学术舞台上的主角是彼此构成主要论敌的儒家和法家。在此意义上，诚如蒙文通所言：“儒家之传本于周，而法家之术大行于战国而极于秦，则儒法之争者为新旧两时代思想之争，将二家为一世新旧思想之主流，而百家乃其余波也。”蒙文通：《法家流变考》，见《诸子甄微》，巴蜀书社2015年版，第86页。
[11]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71页。
[12]只是在不同的儒学思想家那里，对此二者的理论表达和发挥会有不同的侧重而已，而这种不同的侧重也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