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湖北汉阳的宋康复，取得乡试第四的优异成绩，答卷“管仲为政四民不使杂处论”^[7]对管仲“四民分业”的国策进行分析。宋康复把社会成员职业的区别与否分为“通功”与“分功”两类，其曰：“为通功之说者，曰万类纭纭，相资以生，是故一日无士则愚，一日无农则饥，一日无工则用不足，一日无商则货不迁。为分功之说者，曰用志不纷，乃凝于神。是故士而农，学必荒；农而工，田必芜；工而商，器必寙；商而士，术必拙。”宋康复指出，统治者治理天下的民众，主要有两种方式：“通功”与“分功”。哪种治理方法更胜一筹？可谓各有利弊，各有千秋，但有先后之别：“二说者孰是？曰皆是也。无其一，则无以为治，无以立国，民且不得安居暇食，而生理以穷。然而有本有末，有先有后。通功者，其末也，其后也；分功者，其本也，其先也。人群之既接，民智之既开，未有不知，互相交易，以求便于用者。”“分功”的做法被视为根本，且早先出现。

具体提到“分功”的优势，中西各有学者主张其说，在西方为英格兰的斯密亚丹，在中国则为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独至分功之益，微而难明，自非大智鸿哲，知者殆鲜，其在近，今有知之而能言之，言之而能详且尽者，于泰西得一人焉，曰斯密亚丹。其在上世有知之而能行之，行之而能利且便者，于齐得一人焉，曰管仲。管仲之《管子·小匡》有云：四民者不可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乌虖，斯言也，何其与斯密氏分功之言类也！”宋康复指出，斯密亚丹与管仲在治理国家之时，可谓不谋而合。

斯密亚丹与管仲在治理国家方面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且管仲有更胜斯密亚丹一筹的地方。宋康复具体分析曰：“夫斯密氏之论分功，其理精当，其言辨析，为世称诵。今读管氏书，乃与之不谋而同。其曰‘旦昔从事于此，少而习焉’，即斯密氏所称‘事简而人习’之谓也。其曰‘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即斯密氏所称‘业专而玩愒不生’之谓也。其曰‘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即斯密氏所称‘用意精而机巧出’之谓也。且斯密言计学，尚昧于通力合作之义；而管子独能拳拳于群萃州处，相语相示，以为分功之效之大原则，其识尤为四民所未及。”

宋康复竭力对管仲进行赞颂，并指出“分功”的两大优势：“伟哉，管子！举近日欧美国家所遵奉，学子所推崇之学说，乃于二千余年以上已能冥合之、实行之，此其所以为天下才，而齐之所以霸欤？顾吾尝因斯密旁见之言，以证管子之政，略更于三效之外，得二益焉：一曰业竞而良士之得，以武断于乡者，必其乡无士也，否则，势不及也。商之得以居奇以市也，必其市无商也，否则，财不及也。此斯密所以疾业联徒限也。类而聚之，群而分之，势与财退，处于无权，而后不得不以学相角矣。一曰地习而便，宋斤鲁削迁地而弗良，贩脂卖浆，辱处而巨富。此非有他术，取材精而趋利熟也。斯密辨邑野之业，亦此道也。处一哄之市，而讲学居偏瘠之壤而懋迁，其必无济矣。”

最后，宋康复得出结论，认为管仲的“四民分业”之法益处良多：“由是以观，分功则有大益于四民，不分功则有大损于四民。后之谋国是者，使能遵管子之法，而复各为建专门之学堂，俾相讲习；设绝大之公司，俾相维持，四民之进境，岂有涯乎？”宋康复呼吁统治者以此为借鉴，来治理民众，以防微杜渐：“嗟乎！四民皆吾民也。善为政者，犹为之分别而部勒之，而况乎非冠带之伦？《禹贡》所及，《春秋》所治，乃腥膻杂沓之未足骎骎。欲荐居于内地，其为吾民之患，益无穷矣，则防之岂可不豫哉？”

对于宋康复的这份答卷，同考试官同知衔议叙知县胡原推荐批：“首艺举西人斯密亚丹之说证管子作，用‘通功’‘分功’发出绝大议论。‘业竞而良，地习而便’二语，实为今日新学要领。笔意抑扬顿挫，委曲周密，纯乎古文。……详校五艺，不拾牙慧，空所依傍。举其平日所为史学、西学及一切时务之学，借题一一书之，独往独来，有胆有识，决为名宿。”^[8]胡原认为宋康复的这份答卷，兼通中西文化，以西方的理论来论证管仲的治国方略，这是彼时新学的核心内容，并且论述中有新意，而非随波逐流。从辞章文句方面看，宋康复的答卷逻辑周密，抑扬顿挫，不失为优秀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