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不治而议论”与“聚人徒，立师说”是稷下先生的两种存在状态，且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性。“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享受士大夫的待遇，但是又不必从事较为烦琐、教条的专职行政事务，主要起咨询、智囊的作用，这样稷下先生们就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从事“聚人徒”，进而“立师说”，以发扬其学术思想。同时，“聚人徒，立师说”也是有足够的人力和智力为齐国服务的保障，只是服务的方式不是直接冲到一线加官晋爵，而是“不治而议论”。

稷下学宫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稷下学宫为学术思想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理想条件。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在这里经历了最为昌盛的时代，也为后世的持续发展奠定了丰厚坚实的基础。作为战国时期列国的文化中心，稷下学宫汇聚了几乎当时所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在这里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争鸣，互相借鉴吸收，共同创造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最辉煌的时代。梁启超先生认为，战国百家争鸣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盛况，“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4]。没有稷下学宫，就没有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百家争鸣。

稷下学宫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稷下学宫形成的思想文化，与古希腊柏拉图学园思想文化发展同期，同处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是世界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奇葩。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

【注释】

[1]张达：《“不治而议论”——论稷下学宫的文化机制》，载《理论学刊》2010年第6期。

[2]刘捷：《传承与发展：简论稷下学宫与我国尊师重道传统》，载《管子学刊》2001年第3期。

[3]陈鼓应：《稷下黄老学的兴起与其作为秦汉主要思潮的时代特色》，见郑开主编《齐文化与稷下学论丛》，齐鲁书社2018年版，第3页。

[4]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